在四個重要崗位上的楊尚昆（上）

原標題：在四個重要崗位上的楊尚昆（上）

1979年，習仲勛（右一）、楊尚昆（右三）等在廣東肇慶視察時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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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尚昆自1926年初加入中國共產黨，和黨一起走過70餘年的風雨歷程，經歷了黨的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領導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新時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長期擔負著黨、國家和軍隊的重要領導工作，貢獻了自己的全部智慧和畢生精力，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

在楊尚昆誕辰110周年之際，我想就他在新中國成立後至1993年初，在四個重要崗位上的工作作一回顧，以為紀念。

在中央辦公廳主任崗位上

新中國成立後，楊尚昆繼續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同時還繼續兼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中央軍委秘書長等職務，成為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所在地中南海的大總管，負責黨中央、中央軍委的日常事務工作，聯繫著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工作千頭萬緒、紛繁複雜。楊尚昆曾說：「中央辦公廳是中央的辦事機構，掌握黨的全部機密，把我放在這個位置上，體現了毛主席對我的信任。」

由此，楊尚昆深知身上的擔子千斤重，不敢有一絲一毫的懈怠。為了及時處理毛澤東等中央高層領導人交辦的各項事務，他不分分內分外事，不論晝夜節假日，總是兢兢業業、宵衣旰食地忘我工作。凡是黨中央的決定、毛澤東的指示，辦公廳立即運作、圓滿完成。

他高度重視上情下達、下情上達：一是，迅速將毛澤東的決策、指示、意見傳遞給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成員和中央委員，以便得到及時貫徹執行；同時，又及時將他們的反饋意見和請示、報告等上報毛澤東，以便毛澤東能夠在第一時間掌握全黨、全國的全面情況，及時準確地分析形勢，作出正確決策。二是，迅速將中央領導人在外地活動的重要情況，通報在京主持工作的中央領導人；同時，又及時將中央的重要信息通報給在外地活動的中央領導人，以此確保中央領導集體信息交流的通暢。

在中南海工作的人都知道，楊尚昆是中南海里睡得最晚的幾個領導人之一。他曾詼諧地說：「打麻將不是有張叫『聽用』的牌嗎？辦公廳的工作好比是『聽用』，有什麼需要就幹什麼。」

為了適應新中國成立後新形勢下的工作需要，楊尚昆絞盡腦汁領導調整和健全中央辦公廳工作機構，創立了行之有效的為黨中央服務的工作運轉機制，提高了機關辦事效率，保障了黨和國家路線、方針和政策的及時實施和各項任務的圓滿完成。

1956年9月，楊尚昆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在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

1959年7月至8月廬山會議從糾「左」一下逆轉到反右後，楊尚昆在當時會議氣氛的壓力之下，在小組會上也不得不違心地批判了彭德懷，說：「《意見書》的政治方向 ,是反對建設時期總路線和 1958年以來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後來他講，這是他一生所做過的兩件違心事情中的一件，而且對於這件事是「一直心懷內疚的」。這顯現出了楊尚昆襟懷坦白、不隱瞞自身之短的高尚品格。

1962年2月，在國民經濟處於嚴重困難的緊要關頭，楊尚昆臨危受命，由周恩來指定擔任中央精簡小組組長，協助劉少奇、周恩來、陳雲和鄧小平等全面貫徹調整國民經濟的「八字方針」。中央精簡小組的工作重點是動員安置2000萬城市人口離開城市返回農村的工作。這相當於一個中等國家舉國大搬遷，任務複雜而艱難。

在以鄧小平為總書記的中央書記處的具體領導下，楊尚昆為組長的中央精簡小組根據中央相關文件精神，居然只用了一年多一點的時間，即到1963年6月就圓滿完成任務，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創造了重要條件。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為此，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的彭真感慨道 ,即使最講服從命令的軍隊 ,把一兩千萬軍隊從這個戰線調到那個戰線 ,也是不容易的。歷史證明：精減職工和城市人口，對於圓滿實現調整國民經濟的「八字方針」、推動國民經濟形勢的較快好轉，起了重大作用。

1964年冬到1965年夏，楊尚昆帶領中央辦公廳的幹部到陝西省長安縣斗門公社牛角大隊（今西安市長安區斗門鎮牛角村）搞「四清」。他以一個普通工作隊員的身份，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親自拉犁翻地。他密切聯繫群眾，作風民主，平易近人，注意從調查入手，關心同志，愛護幹部，對大隊幹部中存在的問題作出了比較實事求是的處理。

在牛角大隊整個「四清」運動中，沒有發生過亂斗亂打和非正常死亡的情況，幹部沒有躺倒不幹，維持了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運動結束時，沒有搞幹部大換班，干群之間也達到了新的團結。在當時「左」傾錯誤嚴重發展的情況下，能夠做到這一點是難能可貴的。

1965年11月10日，楊尚昆突然被免去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同一天，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批判文章，拉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文革」剛一開始，楊尚昆首當其衝，被打成所謂「彭、羅、陸、楊」反黨集團成員，受到殘酷迫害，蒙受冤屈，失去自由達12年之久。儘管身處逆境，但他不改初心、信仰堅定，始終堅持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始終關注著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和國家的前途命運。

本文來自《新華月報》201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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