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近代潮汕佛教慈善的若干特徵
清末至民國，潮汕地區自然災害眾多，社會動蕩不安，政權變化明顯。而此複雜背景下，潮汕地區的慈善事業卻得到較大發展。近代潮汕地區的慈善事業，表現在民間慈善機構和事業十分活躍，龐大的近代潮汕民間慈善人員群體包括紳士、商人、華僑、僧人、傳教士和普通民眾等，與之相反，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慈善事業中的作用卻出現較大弱化，近代潮汕民間慈善活動的主體為教會和善堂，紅十字會和會館也發揮一定作用。潮汕善堂受到儒、釋、道文化很大影響，尤其是佛教高僧大峰的精神感召。本文列舉和近代潮汕佛教有關的慈善事業的若干特徵，以供參考。
存心善堂所屬之存心學校
一、高僧發揮表率作用
潮汕佛教慈善事業和一批高僧大德相聯繫，歷史上的大峰祖師就是影響本地的外來高僧，近代出現的本地高僧有釋運傑、釋蓮舟等。
運傑菩薩，實是神格化的僧人，饒平縣永福寺有運傑閣，閣中牆上有碑文《運傑菩薩聖史》，其文如下：
運傑菩薩，俗姓張，字守愚，號之勛，大清光緒七年（公元1881年）歲次辛巳，師誕生於中國廣東省潮州府普寧縣塗溝鄉殷商之家，幼茹素，具慧根，年弱冠夙道心，受戒於羅浮山皈依空門，為收埋潮州揭陽縣炮台鎮東嶺山麓之荒冢白骨，遂卜吉該山莊興建覺世善堂作為棲真之所，勵志宣化，宏願醒人，運心濟世，救苦救難，僕僕風塵，度人度己，慈悲德范，傳於萬世。
運傑這位高僧生活在清末至民國時期，以行善、積德為功業，受到地方人士高度尊敬，並被尊奉為菩薩。「玉皇上帝、太上老群承乩示」的說法，聽起來不倫不類，但這正體現潮汕地區佛教世俗化特徵明顯，以及佛道融合的特點。
運傑是被神格化的僧人，釋蓮舟是潮汕黃檗法脈高僧，該法系在潮汕傳自南澳島仁智大師，釋蓮舟也是民國時期影響大的慈善人物。
一九三七至一九三九年，潮州僧人釋蓮舟聯絡潮汕各地慈善機構，成立了潮汕佛教慈善救濟聯合總會，開展救濟工作釋蓮舟聯絡潮汕各地慈善總會捐款，資助創辦汕頭市的存心、誠敬、誠心、敬愛等四所小學，又在漳潮會館舊址，開辦覺世小學。一九四三年，潮汕發生大饑荒，蓮舟冒險到香港，向海外華僑募捐，共籌得六千多包「和尚米」，救濟潮汕地區。一九四五年，汕頭救濟院立下《汕頭市救濟院紀念釋蓮舟法師募米碑記》，記載其事：「大和尚蓮舟法師，具慈悲憫人之心，於三十二年六月，潮汕兵燹、旱魃、饑饉交侵之際，大發宏願，出國募捐，歷盡艱險，辛苦備至，蒙暹、越華僑救鄉熱情，千萬難之中，募得大批米食，翌年初夏返汕。法師體念本院艱困，拔助白米、飯干、米粉共五百包六萬斤，院中八百貧民之食糧，賴以維持者半載。」
再如根寬和尚，也是一位助善為樂的地方著名僧人。根寬（1883—1943），廣東省潮陽縣人。公元一九○一年（清光緒辛丑歲），削髮為僧，拜了信和尚為師，法名續量。一九三三年，根寬與太虛在潮州開元寺創立嶺東佛學院。一九三六年在汕頭崎碌創建小普陀，作為修持與掛東場所，後擴建為小叢林。翌年與釋根樂倡建普寧流沙鎮佛學會（今蓮花寺）。一九三九年任開元寺方丈。曾二次赴泰國募化，救濟潮汕災民。
對於近代潮汕佛教慈善，還要注意到外來高僧的影響。民國時期的第一流高僧中，和潮汕關係密切的有太虛、圓瑛和虛雲。這批高僧前來潮汕地區說法，不可避免地影響地方慈善事業。以太虛大師為例，他一生廣泛參加諸多佛教慈善實踐，並對孤兒教育、慈善醫院等佛教慈善有所建言。太虛一生做過的大型講演就有四百多場。在這些演說中，不乏與佛教慈善有關的內容。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四日，當太虛四十四歲，他就在潮州開元寺講演《十善業道經大意》。
一九三五年二月，圓瑛大師到汕訪問。圓瑛妙辯縱橫，悲心懇切。一時各慈善團體，如存心善堂、誠敬善堂、慈愛善堂、貧民工藝院、密教重興會等團體，紛紛邀請講演開示，並求受皈依。計佛教會、存心善堂、誠敬善堂三處，皈依者達六百餘人。三月，圓瑛復應潮陽安棉善堂之請，講《八大人覺經》五天。法會圓滿，皈依者三百八十八人。五月，圓瑛應此前潮陽縣立師範學校來函邀請，在該校講演《佛教與世道人心之關係》，頗為青年學子所嘆服。圓瑛大師的佛教思想中，有一重大特色，就是強調大乘佛教的入世、救世精神。他認為，「佛教是最好的一種宗教，不獨是出世間法，也是世間法。」
再如一九四六年虛雲大師來潮汕傳法。林俊聰撰《新成法師傳》記載虛雲主持法會的盛況：「虛公德高望重，主持法會，號令莊嚴。內壇和外面大壇，華嚴壇、法華壇、凈土壇、楞嚴壇，所有各壇場儀規嚴肅。設齋誦經，禮懺施食，上堂說法，一切法事順利展開，超度在抗戰中為國捐軀及殉難者亡靈，普利人天，祈禱世界和平、國泰民安、風調雨順。」
大峰祖師像
二、地方大寺倡導慈善事業
潮汕庵寺甚多，僅潮州市（含潮安縣）已知廢棄和現存的庵寺就有一百八十多座。其中潮州開元寺、潮陽靈山寺、揭陽雙峰寺合稱潮汕三大叢林，現存名剎除三大叢林之外還有桑浦山甘露寺、潮安庵埠靈和寺、意溪別峰寺、澄海塔山寺、饒平雷音寺、南澳疊石岩、惠來百花禪寺，以及潮陽的東岩、北岩和西岩等。這些地方名剎在佛教慈善事業中發揮一定作用。
開元寺是粵東地方首剎，曾秋潼在《潮州開元寺的社會功能》一文中提到，民國期間，在農曆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後，潮城陸續有善社或個人在開元街分發救濟款給貧民。開元寺濟貧款物較為大宗，需彙集至大年三十那天才分發，所分的人數亦眾。那時，錢先用紙包好，每人一個。每歲十二月二十日起，就有零星貧民在開元街徘討論看到乞討和求施，人數逐日增多，還有的來自惠來、普寧、揭陽等鄰近縣，有的帶小孩同來，因小孩同樣亦可分得一份，故有的一家數口都來，甚至有到城內借小孩的。畢竟還是錢少貧民多，在寺里曾發生因擠搶款物而踏死小孩的慘事。天王殿內的彌勒龕及韋馱龕，因年關發生此事，翌年致被拆除。
上文將開元寺的社會功能分解為多個方面，其中的「祈祥植福、禳災解厄」，「慈悲濟物、贈學賑貧」，「發展經濟、服務社會」就和佛寺的慈善事業有關。民國期間，開元寺尚辦有金融機構，俗稱小錢莊，經營放貸的生意。寺院放貸生息，由來已久，隋唐時為「無盡藏」，宋代稱「長生庫」，元代稱「解典庫」。原先出於慈悲濟施之動機，為貧民謀福利，「不限道俗，皆以拯施」。這可以說是金融福利的一個創舉。寺院這種自辦金融福利的做法，落入世俗功利的後塵，實有違於始創者設此舉的初衷。但是，從社會發展看，寺院向實業界放款，既助長工商業的生產，又有賑恤貧窮的性質。
《潮州開元寺的社會功能》一文還提及，民國三十六年（1947）六月，韓江暴漲，南堤告急，「少壯寺僧二十餘人，自告奮勇攜麻袋數十，張開元寺燈籠，星夜赴南堤助堵，……至指曉，堤安僧眾方返。是役幸搶救及時，南堤終告無恙，而開元寺僧奮勇救堤之事亦騰載報章雲。另外，開元寺常作「村塾」或借為教學場的。開元寺在清末民國間就有清光緒三十年（1907）扶輪堂於方丈廳設「三育學堂」。民國初，「初祖堂為乙商學校」。民國十七年（1928）「住持智臻和尚呈准自辦覺小學」。民國三十四年（1945）「日本投降，省立金山中學回城，因校舍於淪陷時被毀，乃設於開元寺內開課」。
《汕頭市志》第四冊載，民國二十六年（1937）蘆溝橋事變後，潮州開元寺曾組織「僧尼救護隊」，準備效力沙場。抗日戰爭時期，成立潮汕佛教慈善救濟聯合會。一些寺院僧人行施食、葯、衣及贈葬等善舉。資助創辦汕頭存心、誠敬、誠心、慈愛四所善堂小學，在汕頭漳潮會館和潮州開元寺各開辦覺世學校，供窮人小孩讀書。
除了開元寺，其他寺院也對地方慈善事業發揮作用。林福治主編《潮汕佛寺》記載饒平永福寺情況，特別提及該寺對辛亥革命時期的丁未黃岡起義的慈善行為：
寺創自宋，從對岸海山島隆福寺分香火而建。原處於瀛洲島（今汫洲鎮）西南，為一廳二房，僅約四百平方米。清乾隆年間（1736—1795）由鄉民集資擴增至約一千五百平方米，分前座、大殿、後花園、兩側通廊，前座供協天上帝，大殿供釋迦牟尼佛、兩旁阿難、迦葉尊者，十八羅漢像分列兩排。又有地藏閣、觀音閣、僧舍。「永福寺」三字系當時文華殿大學士（相當宰相）福建人蔡新所書，已佚。光緒年間（1875—1908）重修。清末，抗戰時兩次舉辦水陸道場，分為丁未（1907）黃岡革命汫洲戰役陣亡三十多人、抗戰殉難者，超度亡靈。
三、華僑和商人積極加入
潮汕地區有不少海外華僑，歸國華僑同樣不少。近代不少潮汕僑商喜歡佛教，以居士身份參與慈善事業。中山大學吳帆的碩士論文《淪陷時期汕頭慈善救濟事業研究》一文中指出，在汕頭慈善事業的發展過程中，海外華僑和外資商行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他們所提供的資金，是大部分善堂創辦以及經營的重要支撐。
潮汕慈善文化，自宋末在高僧釋大峰傳入潮汕以來，逐步興盛，雖一度衰落，但卻以其對社會人類的功德價值而再度興起，成為人們崇尚的美好道德標誌之一，且在近代以來，成為了一種信仰，在潮汕海外華僑中廣為傳播，促進了他們愛國愛鄉的善舉。如旅越華僑郭琰先生，祖籍潮安縣庵埠龍坑人。郭琰一向樂善好施，他對旅越華僑身故亡後遺骸未能回鄉安土一事常引起為憾。其時，葬于越南義安公墓的潮僑遺骸尚餘一百餘穴，郭琰於二十年代初，將公墓石碑影相編號，遺骸起出化為骨灰，按編號封妥交由自己輪船公司的「元利輪」運回汕頭，並委託汕頭存心善堂登報招認，愈期而無人認領的，概由善堂代為安葬。
方養秋是潮汕著名僑商，張志哲主編《中華佛教人物大辭典》載其條目：
方養秋（1883—1941）近代佛教居士，廣東潮安人。曾在家鄉經商，因正直明練，而為鄉人表率。為人樂善好施，凡救災息難，育才興學及鄉里河床疏壅暢流，修復堤壩，擬定護堤路計劃，無不樂於參加。一九二四年疏浚韓江，即集設計、董工、籌款於一身，總司其事。後移居香港，仍熱心公益事業。中年皈依佛法，泛遊密乘宗門。曾拜謁虛雲、圓瑛、太虛、宏願諸大師，多方請教，深有獲益。又資助創立香港佛學會、佛教居士林、慈航學院等機構，出資修建南華佛寺。後皈依蘇州靈岩山印光大師，為虔誠弟子，專心凈土。一九四一年冬，日軍侵襲九龍，遂令家人避難，自己與子業光留下未走，最後為流彈所傷至死。著有《學佛津梁》。
《中華佛教人物大辭典》所載潮汕居士極少，方養秋是其中一位。從上述介紹看，方養秋是集商人、僑民、居士和慈善家於一體的人物。
近代潮汕有德教，受到佛教較大影響，而德教自創教之始，就帶有強烈的慈善特色，很多商人加入，德教在海外也有一定影響。薛汕、蔡俊舉主編《潮汕百科辭典》敘述德教情況：
德教是一九三九年在潮陽開創的新教派。參加者必須虔誠育讀潮州話的《德教心典》，然後由主事在沙盤上用「扶枝」寫字，一一記錄，作為頒發的聖諭。用扶乩占卦的道教儀式，說明德教與道教有密切的關係。德教除拜老子為教主外，還拜孔子、釋迦牟尼、耶穌和穆罕默德為教主，共有五主，即把儒、道、佛、基督、伊斯蘭的教義綜合起來，作為美德，加以遵守力行，而不作為迷信。入德教的以潮汕商人為多，且做了不少施濟的慈善事業，使在社會上不論個人和團體都有崇高的威望。教徒們彼此之間能團結保障生活，又提高了社會地位。參加者要有敬拜菩薩的心思，略知教義一二，該做好事、善事，不一定通曉五教主的精神。
四、文人居士廣泛參與
近代潮汕地區十分動蕩，促使官吏士紳多數信佛。揭陽縣誌編纂委員會編《揭陽縣誌》載：縣境中下層群眾，特別是婦女，多把「祈佛求福」作為精神支柱；當時，凈土法門也在揭陽形成一個固定派別。他們宣揚「西方極樂世界」、「修行方法簡單」、「成佛容易」、因此尼庵、精舍、齋堂、佛宮等念佛場所遍布全縣城鄉。佛教影響廣大民眾，也吸引一批精英人物成為信眾。近代潮汕地方出現多個居士佛教組織，這些組織扮演了重要的民間慈善組織角色，並與其他民間慈善組織一起承擔官方救助之外的重要社會慈善救助。筆者檢閱史乘，找出一些樂於行善積德的近代著名潮汕居士，以供參考：
吳子壽（1869—1941），又名觀葆，潮陽縣竹山都華陽人。父燮堯，福建漳州知府，清同治十一年（1872）卒於任所。子壽三歲隨母和程氏遷居潮州城。幼年在外祖父程學台家讀書。子壽雖受封建文化教育，但深受民主主義思想的影響，目睹清廷的腐敗無能，恥以科舉求官。袁世凱竊國稱帝前後，大肆殺害革命人士，指名捕子壽。子壽全家避走澳門，積極聯絡革命黨人，計劃武裝倒袁。民國五年（1916）六月袁世凱死後，子壽回汕頭。當時各級官員中，很多是子壽昔日的學生或好友的子弟，有的要禮聘其出任要職，均被婉辭。吳子壽既精於國學，又深諳佛學及印度梵學，「平居論學，兼采儒釋」，行事為人，扶危急難。一九二一年，汕頭成立念佛社（佛教會的前身），吳子壽以學者身份受聘為副社長，後為嶺東佛教會名譽會長。
以上吳子壽介紹出自吳游撰《肝膽三尺劍，肺腑一本書：吳子壽生平事略》和潮陽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潮陽縣誌》，范家駒也是熱心慈善事業的著名文人，潮陽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潮陽縣誌》載其事：
范家駒（1882—1943），別名芝生，號蹶翁，潮陽縣峽山都和平人。清光緒二十七年登進士。家駒成進士後，曾任法部郎中，後憤於清廷腐敗，絕意仕途，回歸故里。時值科舉已廢，縣城有識之士已著手創辦學堂，家駒見縣境遼闊，廣大農村學子向學無門，乃於光緒三十三年與鄭邦任等將六都書院改辦為六都高等小學堂。六都高等小學堂的創辦，帶動了廣大鄉村各等小學堂的建立，對當時潮陽的教育事業起推動作用。
孫淑彥著、江經略選編《玩賞手札》（嶺東文庫第三輯）中還有一文《喜讀范家駒》：
范家駒，捐官法部郎中，以病歸家。後於滬上、潮汕經商和創辦電力公司，雖有以實業振興思想，此道畢竟非其所長，晚年倦遊而蟄居家園。自署名蹶翁，崇尚我佛如來，但於家鄉教育事業尤為專註而身體力行。晚年於書法藝術更悉心探索，所作更為平淡嫻熟。昔年列樸學家俞曲園門牆，終其一生，實為洵洵儒者，晚年參佛，不過是自我平衡心靈，從儒家的觀點出發，努力使自己成為一個較完整的學者。
陳旭明居士的經歷也具有代表性，他是由道入釋的信士，王弘願著述、於瑞華主編《密教講習錄》第五冊有《陳旭明居士傳》：
陳旭明居士，潮陽大長隴鄉人。幼弱多病，慕沖舉，入所謂大道門者，持齋，守五戒，不娶。創立善堂於鄉，顏曰報德。施茶於喝，施藥於病，施棺於死，施善書於可讀人也。尤力於橋樑道路，修鹽嶺道，亭風雨息行人者三，費金萬。葬古柩惠來，費金萬。建士敏士橋陳店，費金數千。居士事躬親，銀錢出入無苛，人多信之。故每事必舉，頌聲作矣。已而聞凈土義，發意修持。會日本權田大僧正來潮，開兩部壇於開元寺，居士得胎藏界受明灌頂，時民國十三年也。其年，與同志創汕頭佛經流通處，設嶺東佛教分會，多翻印古德書贈人也。
五、善堂慈善十分突出
潮汕善堂作為民間力量，極大穩定了潮汕地區的和諧，促進潮汕地區經濟發展。潮汕地區民間善堂的最早起源，追溯到為紀念高僧大峰之報德堂，如明隆慶《潮陽縣誌》卷十載：「報德堂，在和平橋頭，宋紹興鄉人作之，以報僧大峰造橋之德者。」潮汕即以大峰榜樣為號召，使慈善事業走上自覺階段。各地紛紛建立善堂、善社，團結信眾，開展慈善活動。清末民初，汕頭建立的善堂就有存心、善心、慈愛、誠敬、延壽等善堂，還有愛蓮、養蓮、同濟等善社。
潮汕善堂的定義有多種。隗芾在《潮汕歷史上的慈善事業》一文中指出，「善堂本身並非佛教機構，也不一定有僧人主持，只能說是一個泛佛教組織。主要是以大峰祖師為號召，行慈善事業。至民國時期已經多至五百多家。而且遍布潮人所到的海內外。從此，潮汕的慈善事業就進入了自覺階段。當然也有許多善堂與寺院合為一體，或在寺院中專辟大峰祖師殿，弘揚慈善精神。」每個善堂都自動擔負起施捨米面、衣物，施藥贈棺，收殮棄屍，葬埋無名骸骨，收養被遺棄的小動物，收埋動物屍體等善事。開辦育嬰堂，雇請乳婦為棄嬰餵奶；開辦養濟院，收治貧困病人；開辦癩民所，收治麻風病人。進而開辦教養院、孤兒院、養老院、小學等，成立民間義務消防隊，興辦力所能及的公益事業。隗芾列舉民國時期潮汕善堂的若干做法：
善堂對過境流落者施濟食宿和路費。大革命失敗後，許多革命者流落街頭，無法找到組織；南昌起義軍在流沙會議後分散，也有許多流落汕頭的革命者，急需轉移，都是汕頭善堂提供路費，使他們得以重歸革命隊伍。其中就有共產黨的徐特立、陳賡、周士第等，為他們買去上海船票的，也是汕頭的善堂。一九二二年潮汕發生罕見的「八二風災」，多所善堂積极參与救災。汕頭存心善堂，潮安的友德、永德、杏苑、福蓮等善堂，都在救災中發揮了巨大作用。一九四三年，潮汕大饑荒，延壽善堂日施粥二萬多人。直到日寇佔領潮汕後，才被迫停止。此舉拯救了一大批瀕臨餓死的兒童。
正是因為潮汕善堂作用巨大，要取締善堂並不容易。一九二八年國民政府內政部頒布廢除一切淫廟的命令，竟然把潮汕善堂也屬廢除之列，一時善友嘩然。時任潮陽棉安善堂總經理、汕頭存心善堂董事的詹天眼先生主持召開潮汕各地代表善堂大會，議決聯名上書請願，一九二九年，獲得國民政府內政部核准，並令廣東省民政廳負責保護，公安局批准，將批複文件石刻立於各善堂門口。
中山大學吳帆認為，從晚清到民國時期，以善堂為代表的民間慈善救濟事業有了巨大的發展，滲透到市政建設、消防、醫療等各個社會領域，其影響甚至遠及東南亞各地，成為當時社會生活裡面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元素。潮汕地區的善堂，有很大一部分都供奉大峰福師。伴隨著潮汕本地慈善組織的發展，其賑災和公益活動的範圍，也擴展到東南亞廣東華僑聚居的地方，大峰祖師信仰也隨之被帶到了東南亞各地，併產生了一批具有重要影響的慈善機構，如春泰國報德堂、新加坡南安善堂等。由於有著共同的信仰等因素，這些海外慈善機構與存心善堂等潮汕本土慈善機構之間的聯繫非常緊密，經常在資金方面給存心善堂等慈善機構提供支持，在其發展過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需要說明的是，善堂在中國出現很早，並且不是潮汕地方獨有的，只是潮汕地方的善堂和佛教文化聯繫十分緊密。梁其姿在《施善與教化：明清的慈善組織》中統計，廣州地區在晚清的時候綜合性質的善堂多達三十三家，其中最著名的有九大善堂。周秋光、徐美輝在論文《晚清時期中國近代慈善事業的興起》中提到，早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經元善就已出任上海同仁輔元堂等善堂董事。自七十年代末始，他長期主持上海協賑公所，辦理過大規模的義賑。該文還提到，清代善代善堂林立，但大多數善堂仍固守著消極救濟之法，不能隨著社會發展而有所變更。這些傳統的慈善機構雖在災荒之年對維護社會穩定有所裨益，但卻難以在激烈的近代社會變遷中對整個社會的進步發揮積極顯著的效應。如何改變這一尷尬的處境，實現慈善事業的近代化？這是戊戌時期慈善界處面臨的一個新問題。隨著維新運動的興起，廣仁善堂即著手在桂林、廣州、梧州等地購置書器、刊布報紙、設大義塾、開三業學，以通知時務。
對比國內其他地方的善堂事業，不難發現，潮汕善堂是與時俱進的，其慈善事業覆蓋面廣，既有傳統的救死扶傷，又致力於興學等，其進步性明顯。遺憾的是，對潮汕善堂事業的關注似乎局限於潮汕籍學者，潮汕善堂的文化內涵、學術價值仍需進一步發掘。
余論
陳星橋在《關於佛教慈善的若干思考》中認為，千百年來，中國有兩個最重要的社會形態，一是基於中央集權的官本位社會形態，一是基於血緣、親緣等關係的宗法社會形態。包括國家的制度、法律法規乃至文化教育等上層建築，基本都是圍繞著這兩大社會形態而建立，其它各種社會形態只能依附、服務或遊離於二者之間。雖然這兩大社會形態不乏正面的、重要的作用，但往往「人治大於法治」，現代意義上的公民社會無法建立，普通民眾的疾苦和權益訴求通常受到不應有的忽視、漠視，這與西方重視個體、人權、法治的傳統形成了很大的反差。雖然佛教對眾生的痛苦抱有最大的同情，以眾多佛教寺廟為中心的佛教社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準公民社會的性質，但包括慈善功能在內的種種作用，只能作為上述兩大社會形態的有益補充而已。
上述文章揭示一個深刻問題，放眼全國，佛教慈善事業不能成為慈善事業的主幹。然而，通過綜合本文所說的五個方面，近代潮汕地方佛教和泛佛教組織對於地方慈善事業起到支柱作用。
另一位研究者劉桂仙在碩士論文《晚清時期潮汕地區慈善救濟事業研究》中指出，晚清時期，潮汕慈善救濟事業最為主要的是兩個模塊（善會善堂的慈善活動、教會慈善活動）。從慈善事業的內容來看，全方位涵蓋慈善救濟、慈善教育、慈善醫療；從慈善機構來看，民間建立已逐漸成為主導，且本地慈善和外來慈善機構相互配合，重點突出。
在近代中國，教會慈善幾乎遍及全國，潮汕地區的教會慈善並沒有多少特殊性，如廣州地方的教會慈善就同樣引人注目。潮汕慈善的真正特色在於佛教慈善事業，即使著眼於狹義佛教層面的寺院和僧人，佛教慈善事業的積極貢獻仍然隨處可見。
「一個地區、一個時期慈善事業發不發達，取決於民辦慈善事業發展水平的高低」。綜合各種看法，佛教慈善可謂近代潮汕慈善事業的最大特點，佛教慈善事業作為民間重要慈善的組成部分發揮積極作用，從而使得近代潮汕慈善事業引人矚目。
附帶商榷，近代潮汕佛教慈善事業出現眾多慈善團體，說明近代潮汕佛教慈善事業的發展和僧俗人士投身慈善的熱情，但也說明慈善界在開展慈善事業時缺乏一個強有力的機構對潮汕佛教慈善資源進行優化整合，以致各寺院、各善堂和各善士在開展慈善事業時各自為政，分散和消耗了有限的慈善事業資源，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近代潮汕佛教慈善事業的有效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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