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朴民：「貞觀之治」的三大特徵

在屈指可數的幾個封建社會「治世」中，唐代的「貞觀之治」最具有代表性的意義，幾乎成為古代社會治國實踐理想境界的代名詞，一座令人「仰之彌高」的巍峨豐碑。它的成就，它的表現，它的影響，古往今來的史學家多有總結，本文茲不贅述，筆者感興趣的問題是：「貞觀之治」作為典型意義上的「治世」，它的基本特徵究竟有哪些？它的歷史魅力到底是什麼？

我個人認為，「貞觀之治」的顯著特色可以用六個字來表述：「創新」、「和諧」、「有節」。它們突出體現了一代明主唐太宗李世民的傑出政治智慧與高明戰略思維，構成了「貞觀之治」的基本特徵。

01.「創新」：「貞觀之治」的活力之源

政治的活力淵源於銳意開拓，不斷創新。「貞觀之治」從本質上說是創新的過程，創新的成就。換言之，「創新」精神融入了「貞觀之治」的整個過程，是「貞觀」之所以能夠超越其他歷史時期，獨領風騷的根本標誌。

這包括制度的創新，文化的創新，思維的創新等多個層次、多個方面。如三省六部制度，並不首創於「貞觀」時期，然而，唐太宗對它的改革與發展，卻使得三省六部制的運作機製得到重大改善，效率得到明顯提高。即在封建政體的條件下，最大限度地貫徹了分權的原則，發揮了中央決策、審議、執行機構之間互為彌補、互為制約的功能：由中書省發布命令，由門下省審核命令，由尚書省執行命令。這種中央決策行政運作體制上的「創新」，結果顯然十分理想，它使得決策、審核、執行諸環節有機銜接，既極大地提高了行政效率，又把政治生活中可能出現的失誤降低到較低的程度，毫無疑義，這種制度創新，正是「貞觀」各項政策能夠得以全面推廣和普遍落實的重要保證。

又如，編纂《氏族志》，這雖不是「貞觀之治」中特別亮麗眩目的節目，但其實此舉本身同樣蘊含著深厚的「創新」魂魄，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是決定「貞觀之治」成敗得失的一個重要環節。道理很簡單，唐太宗組織編纂《氏族志》，中間儘管有趁機提高李姓皇族地位的私衷，但是，它在客觀上卻有力地抑制了士族地主勢力，為科舉制的健全發展掃清了道路，順應了庶族地主勢力迅速崛起的歷史演進大勢，從而確保了大批既有辦事能力，又願效忠朝廷的庶族地主政治家進入權力中樞，大大擴大了統治基礎。這種呼應時勢，強本固基的做法，當然屬於政治文化建設上的重大創新。

再如，貞觀時期進步民族政策的制定與推行，也植根於唐太宗在民族觀念上的「創新」。在民族關係上，長期以來，中原正統的觀念都是主張講「夷夏之辨」，嚴「夷夏之防」。孟子就認為「夷狄」是「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只有被「膺」被「懲」，受攘逐打擊的命運可待。《白虎通義》也強調：「夷狄者……非中和氣所生，非禮義所能化。」中原與「夷狄」之間，互相對立，不共戴天。這種思想意識深處的民族隔閡、民族撕裂情緒，對秦漢魏晉以來歷時數百載的民族仇殺實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要化解這種「兄弟鬩於牆」式的悲劇，就需要從根本上走出民族關係問題上「夷夏對立」的思維誤區，在超越民族畛域的基礎上，實現民族和解與融合。應該說「貞觀之治」實現了這種民族觀念上的「創新」與突破，這就是唐太宗所明確宣示的：「自古皆貴中華而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在這樣的理念引導下，唐太宗遂稟執「中國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針，極大地緩和了民族矛盾，消除了北方的邊患，為中華民族的大融合注入了強有力的活力，而派遣文成公主和親吐蕃，更為漢藏兩族間的友好往來開闢了先河。很顯然，沒有民族觀念上的「創新」，就不可能有唐太宗被北方各族尊奉為「天可汗」一幕的發生，更不會出現「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的盛大場景。

02.「和諧」：「貞觀之治」的理想境界

社會政治生活的理想態就是和諧。所謂「和諧」，其本質屬性體現為三個方面：即包容性，互補性，平衡性。傳統文化中的「和諧」理念與追求，是博大精深的思想體系，是傳統文化核心精神的高度凝鍊，是一筆彌足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考察「貞觀之治」的歷史，我們可以發現，貞觀一朝之所以達到封建社會「治世」的極致，就是因為它上下瀰漫著「和諧」的氣度，內外滲透著「和諧」的血液！

就包容性而言，唐太宗治國，能夠做到海涵一切，虛懷若谷，寬容包納。不以一人之智為智，而以眾人之智為智。所謂「江海所以能為百穀王者，以其善處下，故能為百穀王」。由於能包容，唐太宗因而勇於求諫，善於納諫，容忍和接受魏徵等臣下的犯言直諫，聞過則喜，虛心聽取各種意見，擇善而從，將決策建立在集思廣益的基礎之上；由於能包容，唐太宗因而在人才任用上，做到不別親疏，唯才是舉，甚至包容魏徵、王珪、薛萬徹等原先身為敵對營壘的賢能之士，讓其擁有廣闊的政治舞台發揮文韜武略，貢獻聰明才智。

總之，「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寬容包納，使得貞觀一朝的社會政治生活呈現出祥和安定的積極氛圍，造就了政通人和、人才輩出、上下同心的「和諧」局面。而廣大民眾即使在生活中仍遇到許多不盡如人意之處，也依然對朝廷抱有期待，充滿信心，所謂「百姓雖東西逐食，未嘗怨嗟，莫不自安」。（《貞觀政要》）

就互補性而言，「貞觀之治」充分體現了文武並用，寬猛相濟的治國安邦根本精神。和而不同，和而不流，是「和諧」的必有之義。「和諧」不是無原則的調和，更不等於泯滅差別的簡單同一，因此，構築社會的和諧，就必須以承認差異與控制差異為基本前提，就必須勇敢正視矛盾，有效解決矛盾。而要達到這一目標，則需要具備政治大智慧，在治國思維的選擇和管理藝術的運用上，做到剛柔相濟、恩威並施、雙管齊下、相反相成。這一點，在貞觀的治國實踐中可謂有淋漓盡致、駕輕就熟的表現。換言之，以互補的方式實現「和諧」，乃是「貞觀之治」的鮮明特色。

如在用人上，唐太宗深諳「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的道理，既能不拘一格，又不求全責備，而是根據屬僚群臣的不同特點，作出準確的定位，加以合適的任用，用其所長而避其所短，從而使不同類型的人才皆得其所，心情舒暢地履行自己應盡的職責。膾炙人口的「房謀杜斷」，正是這種人才任用上互補性成功的形象寫照。

又如，在學術文化上，既推崇和確立儒學在思想文化領域的統治地位，「儒學之盛，古者未之有也。」徹底改變了「隋季以來，喪亂滋甚，周孔之教，闕而不修」的儒學式微局面；但同時又承認和鼓勵佛教的傳播和道教的發展，李唐皇室奉老子為先祖和資助玄奘翻譯佛經就是這方面的明顯例子。總之，是讓儒、佛、道三家互為促進，互為彌補，從而強化對思想文化的統治。

再如，在對邊疆少數民族的政策上，唐太宗一方面用懷柔羈縻的方式進行安撫，爭取其歸附擁戴，保證邊疆地區的和平安寧；另一方面又補充以必要的軍事威懾甚至打擊手段，以戰止戰，先後擊滅東突厥、吐谷渾、高昌，同樣做到了文武之道，張弛互補。

就平衡性而言，「貞觀之治」也有值得我們予以高度重視之處，即唐太宗君臣在維護封建統治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實現了相對的社會公平與公正，達成動態的「和諧」平衡，將社會衝突的危險控制在最低的程度。

提倡包容，承認差異，強調互補，最終是為了實現平衡。對社會穩定和「和諧」構成最大威脅的，是社會生活中不公平、不公正現象的大量存在，愈演愈烈，導致貧富懸殊，民不聊生，嚴重激化社會矛盾，釀成社會動亂，「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所以，作為高明的政治家，一定會通過利益調整的機制，來抑制或改變這種社會失序狀況，實現相對合理的平衡。

「貞觀之治」在這方面也為後世樹立了一個典範，這首先是唐太宗踐行「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從」的為君之道，帶頭提倡節儉，釋放宮女，讓利於民，「去奢省費，輕徭薄賦」，休養生息，獎勵農耕，將儒家一貫倡導的「取於民有制」原則變成行動的綱領，使廣大民眾擁有了基本生存的條件，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類悲劇的上演。其次是對皇親國戚多有約束，防止他們為非作歹，平添社會的對立。同時，根據「明主治吏不治民」的原則，慎重選擇地方官吏，整肅貪黷腐敗，確保朝廷的安民方針與措施能夠落到實處。其三是健全完善科舉取士制度，讓有才能的寒素之士能夠憑藉自己的努力，改變身份，進入官吏隊伍，這樣便擴大了統治基礎，使得社會關係處於不斷整合之中，在此基礎上，調整社會階層的利益，化解社會動亂的戾氣，達成相對的動態平衡。

孔子說：「不患貧而患不安，不患寡而患不均」，既然社會上不公平、不公正的現象相對較少，那麼鋌而走險、犯上作亂的情況也自然隨之遞減，貞觀四年，全國判處死刑的囚犯僅寥寥二十九人，這個數據本身，就有力說明了在貞觀時期，社會相對動態平衡已基本達到，封建統治條件下的「和諧」理想大致成為了現實。

03.「有節」：「貞觀之治」的成功環節

「有利，有理，有節」，是政治運作上的大智慧。政治的高明，在某種程度上就體現為對「度」的巧妙掌控，既不能做得太「過」，又要注意避免「不及」。因此，真正傑出的政治家，對戰略目標的設定總是非常理智的，既不會在困難面前躊躇猶豫，自暴自棄；也不會在勝利面前頭腦發熱，忘乎所以，而是能做到注意掌握分寸，留有餘地，適可而止，見好就收。

這種遇事「有節」，運作「有度」的特色，在「貞觀」的政治實踐中同樣不乏具體表現。唐太宗作為一代明主，他在治國經武方面反映出的沉穩與節制，正是其政治智慧超人一等，政治運作爐火純青的本色寫照。

對武德舊臣的安排處置，就非常典型地體現了唐太宗遇事「有節」，運作「有度」的政治大智慧。玄武門之變後，唐太宗完全掌控了整個國家機器，生殺予奪，專一於己。然而，他在用人上，並沒有讓感情蒙蔽自己的理智，一逞自己的血性，來一個徹底的大換班，將武德舊臣一腳統統踢出朝廷。恰恰相反，他基於士族勢力依然強大的現實，考慮到平穩政局的客觀需要，對充當既得利益代表的主要武德舊臣，諸如裴寂、宇文士及，封德彝、蕭瑀等人依舊予以任用，然而，又通過賦予自己親信和新銳之士真正實權的方式，不顯山不露水地架空這些武德舊臣，使之在政治生活中漸漸邊緣化。這樣，既保證了貞觀一朝的正確政治路線得到切實的貫徹，又避免了因官吏隊伍變動過於急劇而可能導致的政局動蕩，在平穩中巧妙地完成了權力格局的調整。這種高明駕馭政治運作的藝術，稱得上是「釜底抽薪」，它遠遠勝過了表面光鮮，實質笨拙的「揚湯止沸」。

其他象生擒頡利可汗後未加誅戮；在新占邊陲之地設置羈縻府州而不推行郡縣制；鍾愛魏王李泰而最終放棄傳位於其的念頭，等等等等，也都反映了唐太宗大局意識的高度清醒，分寸度把握上的恰到好處！

紀寶成同志在其主編的《中國古代治國要論·序言》中指出：「對於現代的國家和國民來說，知識的來源原本有三個方面：一是縱向借鑒，從歷史中學；二是橫向借鑒，從他國學；三是自己摸索，從實踐中學。這三個支點，缺一不可。」「貞觀之治」所體現的「創新」、「和諧」、「有節」等重大特色，既具備歷史經驗的昭示性質，更不無戰略思維的方法論價值，從這個意義上說，它無疑應該成為我們在今天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偉大征程中「縱向借鑒」、「從歷史中學」的最佳對象。

本文轉載自「黃朴民讀史」（作者黃朴民，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圖源網路，版權歸原作者所有，轉載請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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