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拉金究竟是個怎樣的詩人？內含預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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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1922-1985）

『本文為《菲利普·拉金詩全集》譯序』

菲利普·亞瑟·拉金（Philip Arthur Larkin, 1922—1985），20世紀英國詩壇最重要的聲音之一，被英語詩歌大師沃爾科特稱為「寫平凡的大師」。

國內對拉金的譯介始於1980年代，早期以周珏良和王佐良為代表。近十幾年來，對拉金的翻譯和研究開始擴大。然而，支撐研究的幾個基本要素，包括客觀展示拉金詩歌和其他文體寫作的綜合文本、拉金研究著作和涉及其個人生活的參考材料都不夠充分。因此，直到最近幾年，國內對拉金研究還遠非全面深入。翻譯拉金的嚴肅努力主要來自英語文學研究專業和詩歌界，而這兩部分人的專業背景和個人興趣都相去甚遠。因此，三十餘年來雖然出現了不少精彩的單首詩的中譯，但總體而言，這些翻譯的範圍、取捨和譯文本身都曾受到一些質疑。這些問題必然影響著讀者對其詩歌的認知。

拉金究竟是個怎樣的詩人？沃爾科特認為他是一個大師，但謝默斯·希尼批評他過於陰鬱。批評家史蒂芬·庫柏認為，拉金是一位顛覆性的作家。他顛覆了1910年中後期開始的現代主義，而回歸以哈代為代表的英國詩歌傳統。他日常而精確的語言使他與歐美現代派都劃清界限。作為拉金的兩位主要編輯者和研究者，安東尼·斯威特和詹姆斯·布斯則強調拉金詩歌的後現代主義和解構主義特徵。可以說，拉金重新解釋了英國氣質（Englishness），而這種評價在他死後三十多年被更廣泛地接受，也許是因為拉金、休斯和希尼之後，英國詩歌顯在的平庸和碎片化。

生長在一個父權家庭，拉金的童年灰暗無趣。他從小就結巴，但這個語言發育障礙卻使他對文字表達特別敏感，並在16歲時開始嚴肅地寫詩。拉金生前共出版了四部詩集，分別是《北行船》（1945）、《受騙較少者》（1955）、《降靈節婚禮》（1964）和《高窗》（1974）。《受騙較少者》的出版使他迅速成為英國戰後詩壇的新銳力量，而《降靈節婚禮》則奠定了他在20世紀英語詩壇的地位。

過去二十多年裡，拉金詩歌的主要底本是1988年由斯威特編的《菲利普·拉金詩選》。該書在2003年有一個修訂版，更正了1988年版中散見的錯誤。2012年，亞齊·伯內特編著的《菲利普·拉金詩全集》的出版標誌著一個全新底本的出現。《全集》收入了拉金一生寫作的全部詩歌文本，共計553首，其中生前發表的只有156首。大量生前未發表的作品則在1988年版的《詩選》中首次發表，一些少時的塗鴉之作和拉金本人無意發表的私密作品也在《全集》里悉數收入。《全集》分為作品和評註兩個部分。儘管伯內特的編選原則值得商榷，《全集》因其作品的完備性，為理解和研究拉金的詩歌提供了一個終極平台。因此，與此前的中譯本不同，《全集》中譯本也在中文世界首次呈現了拉金詩歌的全貌。除了資料的完備與權威性，書的評註部分提供的寫作線索和注釋也具有獨特的研究價值。

拉金對中國詩人的意義將是多重的。這不僅會體現在他直接的文學影響上，也體現在寫作方法論的啟發上。拉金在戰後寫作里擺脫了兩次大戰期間英語詩歌的現代主義潮流，發出了一種強烈個人化的新的聲音。但這種反叛並非與英國文學傳統徹底決裂，而恰恰帶有回歸的性質。這種思路對百年彷徨的漢語新詩或許具有參照意義。他吃力地告別了年輕時著迷的葉芝，從未被奧登和艾略特的強大引力所收編，而回到了以哈代為代表的兼具批判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氣質的「英國性」。在「要麼讓生命完美，要麼讓作品完美」的兩難中，他以自身對婚姻、家庭和宗教的懷疑與反叛而更像是哈代某個小說里的人物。這固然有家庭和個人氣質原因，但也是一個自覺的選擇。

拉金是如何寫作的？帶著這個問題研讀《全集》會受益良多。拉金從一開始就是一個思考型的作者，尤其警惕揮霍天才的自發性寫作。他的八本詩歌筆記完整清晰地記錄了一個詩人的墨史。由於對爵士樂的終身痴迷，他的許多作品帶有爵士樂的品質：強烈的節奏感，詩行內部的和聲與不諧音的自然張力，貝徹式的「從低聲部到高聲部無礙地上升」，還有布魯斯的傷感。而這種特色並非即興所為，而是他的詩歌從葉芝式音樂性轉向爵士音樂性的一種自覺的實現手段。

拉金的早期文學影響主要來自葉芝，這在《北行船》中對葉芝詩歌音樂性的模仿可以看出。然而，他對詩歌的音樂性保持著警惕。他在1971年甚至稱音樂性為「那種無聊的東西」，尤其是那種顯在的韻律。他認為「所有好的韻律都不會具有干擾性」。拉金在1946年的晨讀里開始對哈代著迷。他特別提到哈代的《得知菲娜死了而想起她》令他一改對哈代陰鬱風格的刻板看法。在某種意義上，詩人維農·瓦特金斯是青年拉金的詩歌導師，他不僅讓拉金在早期迷上了葉芝，甚至也在成熟前期讓他皈依了哈代。瓦特金斯曾提到「狄蘭·托馬斯推崇哈代甚於20世紀的任何詩人」，而艾略特、奧登、愛德華·托馬斯、狄蘭·托馬斯和貝傑曼是大學時代的拉金最喜歡的幾位英語詩人。狄蘭·托馬斯的推崇無疑將哈代在拉金的心中抬到了偶像的高度。

評估拉金所受文學影響的最佳途徑也許是閱讀他1973年主編的《牛津20世紀英語詩選》，該書收錄了他最喜歡的詩人的作品，其中收入最多的是哈代，有27首，其他人則不超過10首。更有趣的是，一些研究者發現，拉金本人作品中的很多語句都能在這本詩選中找到語源。而這是否有損拉金詩歌的原創性，則見仁見智。

拉金在詩歌中發現自己的聲音大約是在1948年，之後是長達二十多年的創作高峰期。就具體寫作過程而言，拉金認為「詩人寫詩是因為突發奇想——就那麼一兩秒鐘——試圖把所有的話都寫出來」。寫作行為經常是偶發的，但這並不排斥構思。他曾提到，「我通常會把詩的最後一行先想好。」這樣做的理由是「一首詩的成敗取決於最後兩行能不能飛起來」。他的許多作品可以斷斷續續寫好幾年，中間放下去寫別的作品。而他的八本詩歌筆記為這樣做提供了可能性，使他可以隨時回到某個未完成的作品上。拉金髮現，「最難寫的詩是寫一種很清晰、毫不複雜的經歷，那種生動的情感你無法慢慢切入，而必須一槍中的，要麼就脫靶」。

比起天才的一揮而就，拉金更注重不斷的修訂。他寫完初稿之後，「一向喜歡給詩留一段隔離期，在那段時間我會把它們帶出去多讀幾遍，並試圖發現最初興奮的時候不易察覺的疏失」。另一個原因是他的大多數作品是有韻律的，這就要求詩的內在和諧，包括聲音、節奏、文法和意義的連貫、遞進和鋪墊，最後才能讓作品在結尾處突然飛起來。除了痴迷爵士樂外，拉金還喜愛攝影。他的大量作品中體現了極佳的鏡頭感，並在宏大的場景和近距離特寫之間無礙地跳躍。

拉金曾把自己的詩分為「真」和「美」兩類，但承認寫出來的往往只有他認為美的東西。這樣，「美」在很多詩中成了「真」的代言人或面具。和大多數詩人的早期一樣，拉金說：「當你沒什麼可寫的時候，寫作很容易。」不幸的是，這句話同樣適用於寫作的停滯期和晚期。很多詩人在創造力衰退之後，不是如里爾克追問的那樣因內心的迫切需要而寫，而是出於慣性甚至存在感的焦慮而寫。拉金也無法超然。

拉金的詩貼近日常生活，貼近平凡。1981年，拉金在接受採訪時說：「我不想超越平凡，我就喜歡平凡，我過著非常平凡的生活。日常小事對我而言都是可愛的。」但在最根本的意義上，拉金認為完美的作品和完美的生命不可兼得。他是戴著一個人格面具（persona）寫作的，尤其是在中晚期。愛情詩是拉金詩歌的重要組成部分。他曾同時和三位女性保持親密關係，他的詩中也不止一次將幾個情人的影像糅合在一起，讓每個人都覺得裡面寫的是自己。可以說，詩中的這個人格面具是一個疏離的、陌生化的自我，與他本人的生活和寫作互為「別處」和「異鄉人」。

應該如何閱讀拉金？這個問題乍看起來也許像拉金的詩《怎樣睡覺》一樣荒唐，但讓讀者儘快適應中譯本對原作的節奏重構卻是有益的。譯者找到的音像資料中可以發現，拉金是一個很好的朗讀者。他的朗讀語速中等，既有日常語言的流暢，又有精確的語速與節奏控制，與想像中的那個口吃者判若兩人，但平淡中又處處預備著意外。因此，讀他的詩，尤其是出聲朗讀，就構成了一種雙向的智性交流，其中不僅有自我中心的獨白、真實可感的常識、機智，也不乏自我反詰和自嘲。唯一被刻意淡化的是個人情感。讀者不妨在必要時放慢語速，細細感受拉金詩歌精確的細節之美。

與任何一個單本詩集或選集不同，《全集》的必然特點在於它記錄了作者一生寫作理念和風格的演變。《全集》評註部分提供的背景資料對提高中文版譯文的準確性無疑有很大幫助，但風格的歷時變化與作者的語言、宗教、文化、地方性、教育程度和個人生活等因素疊加在一起，依然構成了翻譯的主要挑戰。譯者力求在理解的基礎上進行文本和風格重構，從而大致復現那個既才華橫溢又略帶青澀酸性的早期拉金，豐滿的成熟期拉金，也許還有愈加悲觀和懷疑論的晚期拉金。而要達成這一點，了解拉金個人生活的梗概是必不可少的。拉金雖無宗教信仰，他的詩中卻有大量的基督教文化辭彙。譯者主要採用漢譯聖經和合本里的對應詞，但同時也會避免過強的亞文化色彩，力求譯文適應各種讀者群體，尤其是詩歌讀者的語感。因此在少數場合，局部的語言銳化或許是必要的。

本書在翻譯過程中，遇到英語方言和辭源疑問時，有幸得到加拿大詩人帕特里克·雷恩（Patrick Lane）和洛爾娜·克羅澤（Lorna Crozier）的熱情幫助，在此深表感謝！

譯者深知，在漢語里重現作者的個性聲音既是譯者的最高追求，又永遠是一個具有悲劇性的使命。為讀者提供一個可信的譯本是我唯一的心愿，但限於本人的學識水平，譯文里必有不少錯疏之處，懇請專家和讀者不吝賜教。

阿九

2016年冬於溫哥華遠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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