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聖崴：定格怪物
老電話、玻璃瓶、舊衣服、廢棄的包裹，還有兩三年里攢下的形狀不同、質感各異的快遞盒與醫藥盒，這些日常垃圾在周聖崴的重組再造中獲得了生命，並在接下來的幾年間孕育出一個光怪陸離的怪物世界——定格動畫長片《女他》。
周聖崴：定格怪物
記者｜牛璐瑤 王雅淇 王琨
編輯｜劉博涵
2016年夏天的早晨，相信「萬物有靈」的周聖崴在家裡燒起了三炷香，拜完了付喪神（日本妖怪傳說中，器物放置不理一百年而吸收靈力幻化成的妖怪），開始了對家中陳年舊物的狂掃。「拍了三年都沒有好好大掃除的屋子，這兩天就像河神吃了千尋的丸子一樣瘋狂嘔吐。」
老電話、玻璃瓶、舊衣服、廢棄的包裹，還有兩三年里攢下的形狀不同、質感各異的快遞盒與醫藥盒，這些日常垃圾在周聖崴的重組再造中獲得了生命，並在接下來的幾年間孕育出一個光怪陸離的怪物世界——定格動畫長片《女他》。
《女他》手繪海報
創造怪物的「怪物」
在小學時，周聖崴就有一項不太合群的愛好——在操場上撿冰棒棍。「別人都覺得，周聖崴你是不是瘋了，幹嘛撿別人吃剩的東西？」在那個同齡的女孩子踢毽子跳皮筋、男孩子打球打架的年齡，「整個校園裡面就你一個人在撿樹枝，你就會被排擠。」
「那個情況下你和怪物有什麼區別呢？你就是怪物。」自那時起，周聖崴便對怪物生髮出了一種莫名的親近感。
後來，周聖崴對生活垃圾與現成品的執迷愈演愈烈。他撿起檳榔渣並在上面作畫，又把家裡做飯剩的雞蛋殼做成不倒翁。他開始有意識地買一些手工教學啟蒙的書。起初是模仿，在熟悉了各種材質的質感後，便進行創造。他對材質似乎有種與生俱來的敏感，看一眼就能明白材質的「感覺」，知道該用什麼方式對不同材質的物品進行重組。
六年級時，周聖崴從爸爸那裡得到了一台老DV機。他偶然發現，如果快速按兩次REC鍵，DV機就會自動把拍攝的畫面連起來，靜止的物體也隨之動了起來。這一奇妙的發現給了周聖崴以靈感，他用過期食品與廢舊玩具搭建起千奇百怪的形象，講述了一個變質的雞蛋聯合垃圾和閑置用品從垃圾桶出逃的故事，這個故事被他命名為《臭雞蛋歷險記》。他感到一種莫大的成就感，彷彿自己成了魔術師，能夠賦予死物以生命。「可能小時候沒有特別多朋友吧，當在影像里創作這些東西時，覺得自己好像不那麼孤單。」
這是周聖崴第一次感受到定格動畫的魅力——它用現實的材質呈現出非現實的效果，像一座橋樑溝通了兩個世界。但比起影像，周聖崴當時的創作更多是在手工領域。這位自封的「手作天王」在初中時期用廢皮革、絲襪與人造皮草仿造了《哈利·波特》中的「妖怪們的妖怪書」。後來，他用軟陶捏萌系妖怪花盆，又用俄羅斯大蟹的蟹殼、鮑魚殼與孔雀羽毛做羽毛燈。
羽毛燈（左）、妖怪花盆（中）、妖怪們的妖怪書（右）
一個斑駁陸離的怪物世界，漸漸凝匯賦形。
餅乾、鞋子、花木蘭
2009年，周聖崴考入北京大學藝術學院。藝院採取偏重理論的培養方案，大一時老師講授的的各種編劇理論，周聖崴聽得雲里霧裡。直到後來，他在與身邊同學、老師、家人的交流中，才慢慢理解了這些理論的內容。周聖崴覺得「電影不是教出來的，是一種體驗」。
大一那年，周聖崴和定格動畫再次相遇，與兩個同學合作了概念短片《餅乾》。全片搭建了三個場景：兩個奧利奧的舞蹈，表現的是兩性間的空虛；餅乾蓋成的高樓，表現的是城市與自然的關係；還有兩個互相追逐卻永遠追不上對方的旺仔小饅頭。周聖崴的初衷只是為了交一門課的作業，然而拍著拍著，他卻發現，「哎，好玩！」創作成為了對庸常的一種反叛。
「當正兒八經的去學習、兼職、工作，不在創造的狀態的時候，對我來說挺難受的，覺得自己被束縛著，沒有發泄口。突然那一次找到發泄口之後，覺得無論創作什麼，只要保持創作的狀態，整個人都不會那麼壓抑。」
幾乎同時，一個充滿鞋子怪物的世界，正在周聖崴腦中逐漸成型。
一次飯局上，周聖崴發現，人們在飯桌上的表現與飯桌下的腿部動作有很大出入。他觀察到一對男女「飯桌上聊一些有的沒的，但飯桌下腳一直不安分，各種勾搭，又磨蹭，突然覺得鞋是很重要的能夠直接表達情感的東西」。一個簡單的想法萌芽了：他想拍兩隻鞋子說話的故事。
同年，周聖崴在課上接觸到了「當代花木蘭困境」的概念。在傳統敘事中，被歌頌的木蘭是穿上男人戰袍的木蘭，而千年後的現在，女權運動也曾流行過「像男人一樣工作」的口號——女性仍舊依附於男性的價值評判體系中。這個有關性別身份的困境給了周聖崴新的靈感。他決定講述一個鞋怪版的男扮女裝的故事，但代父從軍變成了為女復仇：在鞋怪的世界裡，代表鋼鐵元素的男鞋居於統治地位，代表自然元素的女鞋是被囚禁在監獄中的生育工具。一隻紅色高跟鞋為了自己的女兒而披上男鞋的偽裝，進入男權社會展開復仇行動，最終又回到女人身份。這個故事，被他命名為「花木蘭」。
「鞋怪媽媽」角色海報
花木蘭一樣的鞋媽媽之所以能夠誕生，根源在於周聖崴對母親的感情。長期以來，他一直想為媽媽拍點兒什麼，講述一個「男人一樣的媽媽」的故事。在周聖崴小學的記憶里，他的母親常常早出晚歸，他半夜醒來後能夠聞到刺鼻的酒氣，聽到衛生間傳來的嘔吐聲。這一經歷直接被投射到了《女他》的情節中：女主角起初拒絕參與男鞋為討好工廠老闆而進行的喝酒遊戲，卻發現為了掙得生活資料，養活女兒，自己別無選擇。
除去性別身份的撕扯外，在《女他》中還有另一層身份困境：在復仇成功、撕下男鞋身份的偽裝後，女鞋媽媽發現，儘管擺脫了男鞋的束縛，她卻沒有逃離母親身份的牢籠——而她又是否要逃離這一牢籠？她該心甘情願地為女兒犧牲自己，還是應該為自己活一次？在對母親的觀察與聽女性朋友的講述中，周聖崴感受到了女人與母親這兩種身份間存在的距離。他在電影的結尾拋出了問題，卻無法給出答案。
永遠在顛覆
《餅乾》之後，周聖崴的心裡埋下了《女他》的種子，他也正式踏上了影片創作的道路。基本每學年，都會有新的短片作品從他手上誕生；同時，他的作品總在實驗新的可能性。一如《女他》的配音女主呂伏陽所說，「他永遠不滿足，永遠在顛覆」。
呂伏陽認識周聖崴時，他已作為北大藝院少有的專註地做創作實踐的導演而出了名。彼時，《女他》的故事大綱已經成型，為了「拍些什麼練練手」，周聖崴拍攝了定格動畫和真人表演相結合的《變形記》，這部九分鐘長的短片在2012年斬獲第九屆全球華語大學生最佳實驗片獎。
《變形記》的劇本創作用了兩天，拍攝用了三天；設備只有一台相機、一個800瓦的紅頭燈；場景是一個封閉空間，演員只有一個人。如此有限的元素是周聖崴給自己設下的限制條件，在這種限制下探索形式與敘事的突破，則是他要完成的挑戰。在只有一盞燈的情況下，無法拍攝出燈光層次豐富的圖像，因此他大量採用特寫鏡頭。當整個影片全部以特寫方式呈現時，電話、橡皮擦等物件的特寫與人體部位的特寫並置，人便成了物化的形象。耳朵不再表達情感，僅僅成了客觀的存在。此時，小成本影片常面臨的資金與硬體方面的局限不再是阻礙，反而為他提供了更加廣闊的創作空間。
2018年年初，陳可辛全程用iPhone X拍攝的短片《三分鐘》引起轟動。然而早在《三分鐘》上映五年前，周聖崴已經用iPhone5全程拍攝了《夜森林》。一個冬天的夜晚，他走過北大小西門外的暢春園食街。透過影影綽綽的枯枝看寒樹背後光彩流動的霓虹，他嘆於流光的絢麗，又感到落寞，他覺得那景象粗硬生猛，又不乏一種細膩的質地。他想用鏡頭記錄下那一刻難以言說的情感。在用手機拍夜景時，周聖崴發現了他想要的表達方式——手機拍攝夜景會產生大量噪點，「噪點一直在閃，有焦躁的感覺。霓虹燈又讓人覺得很流動、舒緩。當這兩個東西重疊在一起，就能表達我那一刻的情緒體驗。」相反，「如果是打的特別好的燈光，拍出來的東西特別細膩唯美，反而可能會消磨隱藏在影像之下的焦慮感。」技術故障在周聖崴的眼中變成了一種風格，他再次將絆腳石變成了墊腳石。
《夜森林》劇照
周聖崴信奉「短片玩概念，長片玩情感」。在他眼中，短片創作像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旅者捕捉到靈感的火花即可啟程，不長的旅途不必非要用故事填滿，而只需表現一個瞬間、一種概念、一種迸發的感性體驗。不過，周聖崴漸漸發現，「花木蘭」的故事已經在幾年的構想中不斷膨脹，遠遠超出了短片所能承載的容量。他決定根據這個故事製作自己的第一部長片《女他》。
從裡到外的執拗
為了製作《女他》的道具，周聖崴開始大量收集廢棄用品。他回收了開完會後遺留的杯子碟子，從賣廢品的老大爺處收垃圾，在批發市場低價買下因為賣不出去而要被丟棄的鞋子。趕到畢業季時，他收起同學聚會後剩下的酒瓶，又在朋友圈發起了垃圾募集活動，兩三天就能收幾麻袋。那些各種各樣的快遞盒，則是他日積月累攢了兩三年的「積蓄」。這位從小就熱衷於廢物再創造的導演，好像在不知不覺中把收集垃圾變成了一種強迫症，他避免買新材料，盡量全用舊物件。《女他》的創作行為本身，成了一次回收利用生活廢品的當代藝術創作過程。
廢棄的郵政紙箱和一次性杯碟做成的煙廠
電影中的煙廠
拍攝之初，周聖崴採用傳統的攝影機思維，但他漸漸發現了相機拍攝的獨特性。相機與攝影機最大的不同是，攝影機必須一口氣拍完，而相機可以隨時停下，在停下時甚至可以換鏡頭，從大特寫換成大魚眼，換成長焦。把用不同鏡頭拍攝的照片連起來，就可以形成豐富的鏡頭運動與場面調度。
《女他》的視覺風格受史雲梅耶、奎式兄弟等老一輩定格動畫大師的影響，充斥著詭狀殊形的怪物，講著有關權力、壓迫與復仇的故事，卻包裹著一層浪漫幽默的糖衣。片中的生育監獄沒有吱嘎作響的鐵柵，只有厚重綿軟的羽絨服；沒有鐵鏽的褐紅，只有明亮的糖果色。然而鮮艷色彩的背後卻是壓抑的音效，這種反差暗示著，監獄被故意布置成舒適的休養所，使女鞋在其中安於生育，不會反抗。而這種用衣服搭建監獄的獨特想法，其實也始於資金與物料的限制——用鐵來搭建監獄的成本太高。
生育監獄
在呂伏陽眼裡，《女他》是「一個從裡到外滲透某種執拗的作品」。在道具製作階段，周聖崴需要探索與材質對話的方式，將塑料、乳膠、貝殼、石頭重構成獨特的怪物；拍攝運動鏡頭時，相機、光線與道具都要以毫米為單位移動，拍一張只佔1/12秒時長的照片要五六分鐘；一個鏡頭從早八點拍到晚十二點，他的腰垮了，卧床休息的兩個月間，他躺在床上對著天花板剪火焰模型；找不到合適的後期製作人就自己上，「從一個技術小白被逼得學會了Pr，Final，Ae，達芬奇和Avid Pro Tools」。
最大的煎熬發生在將圖片轉化為視頻的階段：周聖崴試遍了各種軟體也無法實現想要的效果，而如果這一步驟無法解決，《女他》就將當場夭折。那天，他哭了一整晚，第二天醒來，他決定做最後的嘗試——或許執拗的人容易被命運眷顧，又或許執拗本身就是一種眷顧——他成功了。那一刻，他形容自己「整個人就是新生」。
「其實要說困難，真的從頭到尾都是困難，沒有哪一步不是困難。」周聖崴嚴肅地說完這句話，口氣卻突然變得不太在乎，「但我不是特別願意說這個，當你一旦說了很多困難時，就會有一種特別苦氣的感覺，『哇你怎麼這麼努力』，什麼十二年磨一劍……我更願意去分享一些有趣的東西。」
回聲
呂伏陽還記得，五年前當《女他》還只有短片雛形時，周聖崴就在泊星地門口找她配音。時隔五年，2018年的1月11號他們再次相見，呂伏陽覺得，「崴崴一直都是崴崴，完全是同一個人，所有說話的語氣，帶著湖南口音的普通話，還是一樣的。」
兩人的重逢是在周聖崴的家裡，那是個一居室，卧室的床推上去，搭了拍攝用的暗棚，小客廳由於堆滿了拍攝用的材料，已經看不出原本的空間。一進屋他們倆就開始看片講戲，直到看完，周聖崴才想起來跟這位五年沒見的老友寒暄一句，唉小巧，我是不是好幾年沒看見你了？ 「認識崴崴導演其實是個需要心理強大的事，因為他做事情實在太專註了。」呂伏陽感慨道。
他們本來約好2月22日到青島的錄音棚一起錄音，可得知呂伏陽定了21日的火車票後，周聖崴馬上也改了簽。他們恰好上了同一趟火車。途中，二人聊起青島的美食，周聖崴說，青島什麼好吃的都沒有，青島的東西太難吃了。呂伏陽出了一身汗，提醒他，我們坐在開往青島的列車上，不要這麼大聲地說這個。「可是這是真的呀！」周聖崴辯解。
「他特別的毒舌，或者說直接，」呂伏陽笑道，「他從來都是這樣，不好的東西就說不好，管你在不在這兒。」
不過，這對他的配音演員例外。進錄音棚前，呂伏陽心裡很忐忑，怕周聖崴會很兇，「但合作之後覺得他真的特別溫柔。他那種溫柔是不放鬆對你的要求，但不會莫名其妙地凶你。他會盡量地對你溫柔，用一切辦法引導你。我跟挺多導演都合作過，在引導這方面，我覺得周導做的很好。」
在自己的配音戲份完成後，呂伏陽又在22號晚上幫忙配了三個多小時的群雜工作。「多人漱口共振配環境音的感覺太詭異了，唾沫星子滿天飛，」周聖崴調侃道，《女他》的配音團隊是「日常發瘋」。周聖崴對《女他》的聲音充滿執念，他極少使用音效庫，片中所有的聲音幾乎都是他與音效師在棚中一點點創造出來的。他們摩擦塑料箱來模擬人體內髒的蠕動，用漁輪上魚線轉動的聲音配齒輪，把氣球放氣的嘶嘶聲變成小怪物的叫聲。用到最多的道具是他們自己：他們用人聲口技擬音出大部分環境音和角色動效。
在周聖崴看來，聲音從來不是畫面的輔助。聲音可以單獨表意，一個角色甚至可以單靠聲音來塑造。《女他》全片沒有台詞，角色的表現純靠情緒與語氣。片中有一個重要角色，單看畫面，它便只是葉子，然而它聲音中所蘊藏的情緒與年齡的變化，讓它從一片葉子變成了一個有慾望、有情感的生命。電影中充滿了自然的聲音——鳥鳴、振翅、花開、海浪、清風，但結尾處，「自然」這一象徵自由與釋放的元素也被裹入了權力機器中，此時所有的聲音都變得機械化，流水的嘩嘩聲也變成了嘀嘀叮叮的機械重複。
3月，周聖崴第四次到青島做最後的聲音衝刺，他在朋友圈裡寫道：「忙完一天終於來到心心念念的海邊，緩緩滑過海面的平流霧裹著濕潤的紫光流向遠處的燈塔。」
周聖崴在青島拍攝的海
對在內陸長大的周聖崴來說，海有一種迷人的吸引力。《變形記》的結尾是大海，《女他》中海也是重要的抒情元素。大三暑假時，周聖崴到巴厘島旅遊，凌晨三點鐘他來到海邊，海水紋絲不動，夜空與海洋連成萬丈深淵。他感到一種龐然大物要朝他襲擊過來，好像瞬間有一種看不見的海要把他吞沒。然後——「你會被這種恐怖吸引過去，你不會害怕，你會被這個漩渦卷進去。」
他彷彿受到召喚一樣向前行走，當反應過來時，海水已經到了膝蓋。
創作的野獸
4月，隨著聲音與音樂終混的結束，《女他》長達六年的創作也終於告一段落。除去作為動畫電影的電影節與票房之路外，《女他》也將以當代藝術的形式展現在公眾面前。在《女他》監製、北京大學藝術學院副院長彭鋒的支持下，《女他》的藝術展將於六月中旬在上海萬和昊美藝術酒店ap吧、上海昊美術館和上海喜瑪拉雅美術館聯袂呈現。
周聖崴一邊為藝術展忙碌著，一邊一如既往地開著手作店，畫著畫，也會像過往幾年一樣，在春夏之交來到北大圖書館的文學閱覽室，一個人擠在鋪滿陽光的狹窄走道里，讀松本清張、渡邊、三島和雨夜物語。
不同於日常的是，他的心中又燃起了六年前那股「無法抑制的創作和表達慾望」：他要講一個關於微笑與眼淚的故事。「今天把這個想法先埋在這裡，」周聖崴在朋友圈寫道，「深感要做出來還需要繼續學習深造鑽研新技術，看這次要花多少年孕育出來吧。」
這個故事依然會與身份有關。小時候，不太合群的周聖崴一直不知道自己究竟該以怎樣的方式存在。「你明明不喜歡跟別人踢足球，但為了融入他們，你必須加給自己一個身份，就是我很陽剛，我踢足球很棒，但這個過程中你可能就壓抑自己了。」在成長中，他發現人需要以不同的身份與不同的人打交道，身份與身份間要麼達成合謀，要麼相互撕扯，這一具有張力的過程又容易成為情感與理智撕扯的由頭。在周聖崴看來，「這個時代說實話已經是個小時代了，可能更多的人面臨的是該以什麼面目和自己相處的問題」，身份這一主題也更能引起受眾的共鳴。
這個故事也依然會擁有幻想的世界觀，但又會是一種不同以往的幻想——周聖崴希望挑戰全新的軟科幻領域與跨媒介實驗。他喜歡幻想，而與基於神話傳統的奇幻作品不同的是，在面向未來的科幻中，他可以進行無限的想像。只要符合邏輯，他可以隨意搭建自己的世界，在世界運行的法則下展開故事。
「你怎麼知道這個世界真的是你看到的那樣呢？你看到這個杯子不動，但在12維的世界裡，可能這個杯子是個龐大的世界，有無數的人在裡面生活。你一動，這個世界就摧毀了，你再灌水，這個世界又有了新的生命。這都說不準啊，人的感知是有限的。」
周聖崴覺得自己的影像創作目前快到了瓶頸，他在人物對白方面尚顯薄弱，不太擅長設置故事的具體情節，也希望探索還未被前人敘述的嶄新主題。路還很長，而這位年輕的導演希望能一直走在創作的路上，他有一種無法抑制的表達欲，「它就像你內心的一個野獸也好，原力場也好，時不時就要蹦出來。只是說這種蹦出來的東西該以什麼形象呈現，有可能是影片，有可能是手工作品，也有可能是畫畫。」
他說：「我好像除了創作也不知道該幹嘛。」
新媒體編輯｜巴綏涵 牛璐瑤
責任編輯｜張煒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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