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文評與書話體
詩文評與書話體
一
「『文學批評』是一個譯名。」這是朱自清先生於上世紀四十年代為羅根澤著《中國文學批評史》與朱東潤著《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兩書撰寫的書評《詩文評的發展》開篇第一句話。第二句話就提到了中國文學傳統中與「文學批評」相當卻又未必完全一致的另一個術語：「詩文評」。只不過這詩文評雖也「獨成一類」，卻畢竟長期處在「附庸地位」，「在目錄里只是集部的尾巴」。故而朱自清認為，「文學批評」這個「新意念新名字」的「輸入」，自有其特定意義，一方面「這個名詞清楚些，確切些，尤其鄭重些」，另一方面也就「提高了中國的文學批評——詩文評——的地位」。短短二十年中竟能有「至少五種中國文學批評史」問世，即是明證。
朱自清先生此文，雖說重心在對兩部「中國文學批評史」給出他個人的評價，但其實又並不止於此，行文當中處處可見他本人對中國文學批評傳統的透徹理解和洞見。比如對於如何治中國文學批評史，就提出了「將文學批評還給文學批評」、「中國還給中國」、「一時代還給一時代」的觀點；再比如關於中國文學批評未能充分發展、「不能成為專業而與創作分途並進」原因的解釋；又比如談及作家作品批評時所說「大家都忽略了清代幾部書」。凡此種種，似乎都是對所評他人著作的重要補充，也不失為對讀者的重要提醒。
在涉及中國傳統詩文評的「系統的著作」和「零碎材料」時，朱自清補充例舉了不少他認為重要的批評著作和批評文類。系統的著作除為人所熟悉的鍾嶸《詩品》，劉勰《文心雕龍》，他補充了清代陳祚明的《古詩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集部各系，趙翼的《甌北詩話》；「零碎材料」他則例舉了宋末方回《瀛奎律髓》和明末鍾惺、譚元春《古唐詩歸》為代表的評點家的「選本」。除此而外，朱先生還有一段話：
別集里又論詩文等的書札和詩，其中也少批評到作家和作品；序跋常說到作家了，不過敷衍的，批評的少，批評到作品的更是罕見。詩話文話等，倒以論作家和作品為主，可是太零碎；摘句鑒賞，尤其瑣屑。史書文苑傳或文學傳里有些批評作家的話，往往根據墓誌等等。……從以上所說，可見所謂文學裁判，在中國雖然沒有得著充分的發展，卻也有著古久的淵源和廣遠的分布。（《朱自清序跋書評集》，246頁，三聯書店1983年版）
這說的是作家作品批評，卻也是對詩文評「體式」的順帶羅列。由此可見古人實施的「文學裁判」，敷衍也罷，瑣屑也罷，總還是有所「裁判」，只不過借了種種文體諸如書札體、詩體、序跋體、詩話文話體、墓誌體而出之罷了，加上前述系統著作和評點體，就構成朱先生所謂「廣遠的分布」了。
二
可是說到「書話體」這種稱謂，在傳統的詩文評里卻從不曾見到，雖說古人所評，也並不排除獨立成冊的「書」。比如明鄧雲霄之《重刻空同先生集敘》，明蔣大器之《三國志通俗演義序》，清幔亭過客之《西遊記題詞》，都算得上十分漂亮的「書話體」評論。但為何古時只有詩話、文話、曲話而不見「書話」這一稱謂呢？我的粗淺看法是，「書」在古漢語中，意義甚多，或指書信，或專指五經中的《書經》，或稱文字，或稱動詞「書寫」，雖然也可以指「書籍」，但若言「書話」，則含義相當不確定。這一點，「書」與同樣為多義字的「詩」略有不同，蓋「詩」之多義，對所指並無大礙也。到了民國時代，「書」仍然是多義字，然隨著社會文化的變遷，近代以來圖書印刷業的盛行，以及圖書、雜誌、報紙多種印刷品分類問題的顯現，「書」字的意義慢慢發生偏移，更多情況下開始側重於現代意義上的「圖書」，而此時出現「書話」這一稱謂，似乎也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如果要討論書話與文學批評的關係，則不能不提及去年新出《書話與現代中國文學》一書。該書是目前對「書話」研究最廣泛全面的一部專書，不僅追溯了書話的歷史淵源、辨析了書話的文體特徵，更在另外的六大章里詳盡闡釋了書話之於中國現代文學批評、文學文獻學、文學經典化、文學變革、文化譯介所發揮的強大功能以及這種文體選擇與現代文人身份心態的對應關係。其中第二章專論書話與文學批評，作者對書話承續傳統文學批評方式的闡述，對書話形式的文學批評之特點的分析合情合理，令人信服，尤其在論及書話批評的當代意義時更是表達了一種正確而堅定的意見，表現出對當代學術日益僵化、體制化、板結化的認真反思和嚴正批評態度。作者通過對夏志清等前輩學者有關言論的引述，提出自己的觀點：「在讓人眼花繚亂的批評方法中，不管你的方法多麼新銳、理念多麼誘人，真正有效的符合文學發展的批評，關鍵要看你的批評是否真的切近於文本本原，是否貼近創作實際，是否切近於文本作者本身。」（趙普光《書話與現代中國文學》，第96頁，人民出版社2014年）這才是問題的關鍵！一個只懂得烹調術而不辨五味甚至連舌頭都沒有的人，你能說他可以勝任菜肴評論師的職責嗎？錢鍾書早就說過：「文人慧悟逾於學士窮研」，其「慧悟」與「窮研」之不同處，也不過就是「用心」體悟和徒以「方法」眩人的不同罷了。
如何「重建中國化的批評」？如何「糾正和改變當前的批評過於僵化、技術化的偏向」？作者由此提出了「呼喚書話這種批評方式」的建議（趙著第95頁），作者認為：「書話批評在當代中國文學批評中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它啟發文學批評家和研究者應該注意到，在習以為常司空見慣的學院批評和學理性批評外，還存在著一種具有印象式感悟式批評傳統的路向。書話在很大程度上彌補學院批評的不足，實現著中國文學批評傳統延續，乃至保留著重建傳統文學批評的可能。」（趙著第93頁）
三
我以為，作者對當代文學批評的批評切中肯綮，提出的「學理性批評」與「印象式感悟式批評」相互補充的改革意見也是對的。不過，似乎也還有幾點需要延伸開來進一步討論的。其一，理論方法與批評文體是什麼關係？其二，書話體批評的有效性；其三，學術評價制度問題。
夏志清1976年所寫《勸學篇》，雖是對顏元叔的反批評，卻也有不少關於文學批評的正面建設性意見。譬如圍繞「文學批評不可能是真正科學化的」這一論點，夏公作了相當細緻的申述。他指出「物理學」與「文學研究」之不同，「有些統計式的研究（如唐詩的意象歸類）當然可用科學法進行，但對某首詩、某詩人的鑒賞評斷，還得憑個別批評家自己的看法，是無法科學化的。歷代真正有見解的文學批評，雖是詩話體的，也還有人去讀的。那些自命科學而顯已過時的文學理論、文學批評倒沒有人讀了。」（夏志清《談文藝憶師友》，第88頁，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按照『方法』寫些刻板論文的批評小匠和廣讀群書、自有見解的大批評家之分，在明眼人看來，一目了然。」（夏著第92頁）這兩段話，涉及到批評方法、批評家和批評文體三方面的問題，夏志清強調的是批評家的「看法」與「見解」，這是文學批評的核心，是絕對的，而「方法」與「體式」則是相對性因素。「真正有見解的文學批評」不管用什麼方法、什麼體式，都自有意義。「詩話體」作為一種批評體式，當然也可以如論文體、專著體、報告體一樣承載「真正有見解的文學批評」了。
「書話體」又何嘗不是如此呢？故理論方法與批評文體只能是文學批評諸要素中兩個相對次要而又各自獨立的因素，一種批評方法可以根據需要藉助不同的批評文體實施，一種批評文體也同樣可以運用不同的批評方法。任何一種具體的批評體式，都不意味著理論方法的封閉性。即如書話體，除了印象式、感悟式的傳統方法，當然也可以藉助現代心理學批評或生態學批評的方法。從這個意義上，我倒是覺得關於「書話批評」的瞻望還可以進一步打開視野。
要復興「書話批評」，就不免要考察一下這種批評的有效性。在此不能、也無須面面俱到論證出書話是最有效批評文體的結論，而只能以一二例證為書話體批評找到能夠屬於它的一席之地。那些專以書話見長的作者就先放下，不妨看一篇批評家的書話體評論。李健吾的兩本《咀華集》是印象式、隨筆體批評的範本，然也有個別篇什更近於書話，如評論葉聖陶的《西川集》，又如評論沈從文的《湘西》，都不過幾百字的短制，以「隨筆」、「書話」視之均無不可，卻也照樣恪盡了批評家的一份職守。「風景不枯燥，人在裡面活著，他不隱瞞，好壞全有份，湘西像一個人。」這是說《湘西》；「葉聖陶先生的平庸，如他所謂，是他的血，是他的肉，所以透過文字，很快就和我們的心靈融成一片，成為我們的經驗，好像一個親人，不用繁文縟節，就把溫暖親切的感覺給了我們。」這是說《西川集》，都只用了寥寥幾句話就把一本書的長處說出來了。書話體，形式上也該是不拘一格的，可以通過書信、序跋、日記、隨筆、札記等等任何形式出之。孫福熙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郁達夫的《後記》，錢鍾書的《序》，在我看來也都是精美、有力的書話體批評。
李健吾的批評一向被認為是印象式的，那麼，印象式的批評如果出之以「書話體」，如何保證其批評的有效性呢？在此，我願意將夏志清先生另外一段話作為補充附在這裡，我以為這段話對於以文學批評為職事的人是一個懇切的提醒：「真正的批評家，應致力於建立印象為法則。他的印象當然是主觀的與其個人的——難道還是他人的印象不成——但是，由於他嘗試以原理原則為參證，他會脫離純粹的印象，走向客觀的肯定。」（夏著第86頁）
果能做到「建立印象為法則」，則即使在當代，包括書話體在內的批評方式都是需要且有效的，不管學術評價制度認可還是不認可。不過話說回來，需要且有效，也並非要重新洗牌。竊以為，就批評文體而言，論文體、著作體依舊有它們不可動搖的存在理由，書話體與論文體，不存在誰取代誰的問題。
最後，說到學術評價的制度問題，也許一句話就夠了，那就是：事在人為，戮力改革。至於書話與書話體批評，該怎樣寫還是怎樣寫，不管制度認不認。2015/2/8，杭州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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