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從黑暗的深淵走向光明的坦途，我整整走了十一年

文史 06-02

沈醉

湖南湘潭人，生於1914年，原為國民黨保密局雲南站少將站長。1949年12月，在我大軍南下的最後關頭參加了盧漢的雲南起義，1980年由戰犯改為起義將領。曾任全國政協委員、文史專員。

沈醉從十八歲即開始接受法西斯教育，曾是一個名副其實的特務頭子，在戰犯管理所只經過十來年的改造，思想上便發生了巨大的轉變。他曾說：從黑暗的深淵走向光明的坦途，既坎坷崎嶇，更迂迴曲折，我整整摸索著走了十一年……

從黑暗的深淵走向光明的坦途，既坎坷崎嶇，更迂迴曲折，陡坡處處。有時甚至是走一步退兩步，還有更多次是停步不前，徘徊觀望。我整整摸索著走了十一年，才算走完了這一段艱難曲折的道路，看到了光明。

青年沈醉

回頭看看，真有行年五十，方知四十九年之非的感覺。今天已過了七十歲了，再回頭總結一下，這對自己也是一種鼓勵和鞭策，它能使自己更加珍惜過去走完這段路付出的艱辛代價和灑下的大量汗水、熱淚，而更能珍惜自己的晚年，善保自己的晚節。一個人在政治上的失足會被人打垮，而生活上的不檢點，則更會被人搞臭。怎樣好好度過自己的晚年，在有限的時間裡，多做一點對祖國和人民有益的工作，這是每一個老年人的頭等重要的大事。今天再來寫這些回憶，既可提醒自己，時時事事注意，光明得來不容易，也可啟發別人如何互相勉勵、互相督促，很好地走完這最後一段人生的旅程。有經驗的旅行家都知道，平坦的路上往往比險峻的山路翻車的時候要多得多。

如果拿我過去的所作所為來看，真可說是百死不足以蔽其辜，而我居然能活下來，並且活得這樣好，這是多麼難能可貴的啊！

我是經過從恐懼到懷疑，從懷疑到等待，又從等待到疑信參半，好不容易才深信不疑的在漫長複雜的思想變化過程中走了過來。

記得剛解放，第一次落入共產黨的手中，我自信是必死無疑，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這是天經地義的，我只是等待如何死而不是考慮如何活。說老實話，人畢竟比螞蟻懂得活下去的滋味，說不怕死，要看在什麼場合。慷慨捐軀、冒險犯難，對死的考慮可以說往往來都來不及就完蛋了，這種死是不十分困難的，也沒有多少時間讓你去冥思苦想。而在漫長的時間中，隨時可能被叫出去綁赴刑場，又隨時說暫時還沒有輪到自己，甚至有人指出，「想死，沒有那麼容易！」言下之意，是將要有比死更痛苦的事加到自己的身上，這樣的日子就不好受了。說什麼都不怕，這是假的，也是事後吹吹牛皮，說說大話，表示自己對什麼都無所畏懼，真會這麼簡單嗎？至少我不是這樣的「英雄人物」！我有過一段怕死的過程，不過沒有用痛哭流淚和哀求活命來出醜，內心的恐懼、希望倖免的思想卻從沒有間斷過。我清楚地記得，1950年我在昆明陸軍監獄時，有天被叫出去照相，其實是為犯人辦登記用，我認為照完相不出一兩天就輪到自己了，當時又正是「鎮反」高潮中，照完相回來，我為了表示自己滿不在乎，故作鎮靜，以免死前讓人看自己的笑話，我照樣吃飯，而且把別人送我的一些平日捨不得一次吃完、準備慢慢享受的東西，全部吃掉。平日準時上床便能入睡的習慣也不靈了，躺在床上，真是思潮起伏，人前雖沒有流淚，而半夜跪在床上，憑窗向東南叩首，默念出與家人老母告別的凄慘聲音，自己也懷疑完全變成另一個人了。整晚坐卧不安，站不是，走也不是，一個人在房內折騰了整整一夜。快天亮了，含淚寫下：「終宵坐立待更殘，今日方知一死難……」的幾首絕命詩。此時此刻，才深深地體會到死前的難受心情，是無法用筆墨和言語來描述形容的。第二天沒有被叫出去綁赴刑場，自己也感到有點可笑，但笑不出來，心情還是沉重得很，直到離開昆明到重慶，整整一年都沒有輕鬆過。因為誰也沒有告訴我不會殺掉我，我當然更不會去問，究竟什麼時候殺我？在「鎮反」中，我親眼看到叫出去的人便再也沒有回來過，我不能相信我不會和他們一樣，頂多認為可多活幾天而已！

1975年3月29日，沈醉（右二）與最後一批被特赦釋放的老友暢談。

到了重慶白公館監獄，我和徐遠舉、周養浩對白公館監獄都有過很不尋常的關係，所以我們三人關在這裡，與宋希濂、王陵基等的感想完全不同。軍統抗戰初期遷逃重慶後，便將這座房子強佔為監獄，因為四川軍閥白駒建造這座「香山別墅」時，為了防範偷盜，在窗子上都加上鐵柵欄。用不著改，便可當監獄使用。我在軍統局任總務處長時，白駒的侄兒託人向我說情，白駒的後人希望給點錢把這座房子賣給軍統，我問了一聲戴笠，他同意買下來。我就付了三十兩金子，將房契等買了過戶，作為軍統局的財產。它長期囚禁著幾十名政治犯，我常常到這裡檢查犯人的生活，也陪戴笠到這裡看過葉挺將軍。我清楚地記得，那時這座監獄是那麼陰森可怖，關在裡面的人都是怒氣沖沖，聽到的是犯人受刑後痛苦的呻吟和憤怒的斥責聲與看守特務的叫罵聲，牢房裡散發出一股股熏人的臭味。犯人則大多蓬頭垢面，臉色很難看。而今天我們住在這裡，卻是另一番景象，房內不但沒有臭味而且每個人都穿得很乾凈，每天從早到晚所聽到的是讀報聲、笑聲，當然也有爭吵聲，那是宋希濂和兵團司令鍾彬下棋的時候常常發出的。鍾彬和宋希濂都是黃埔一期畢業，兩人私交很深，宋希濂原來是川湘鄂綏靖公署主任兼兵團司令，後來把兵團司令讓給鍾彬，可是在下棋時，卻不肯讓一步。同房的國民黨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常笑他們，說老宋可以把統率幾萬大軍的兵團司令讓給鍾彬，下棋時連一個卒子都不肯讓了。

我們吃的是中灶伙食，日用品用完了便可以再去領取，這和過去軍統局管理這座監獄時的情況真有天淵之別。我常常在想，用不著別人告訴我們，什麼叫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革命人道主義，說實在的，我們可能比告訴我們這一陌生名詞的人還有更加深刻的親身體會。這一顯明的新舊對比，誰還會比我們更加清楚呢！

徐遠舉和周養浩兩人與我的情況更不相同，抗戰勝利後，軍統局設在貴州息烽縣的大監獄奉令結束，剩下未處理的七十二名重要政治犯如共產黨員羅世文、車耀先、許曉軒、韓子棟、黃顯聲等均由周養浩解送到重慶，囚於白公館。1949年11月27日，在徐遠舉、周養浩等主持下，將囚禁在白公館和附近渣滓洞的三百多人殺害後並縱火焚燒，製造了舉世震驚的中美合作所大屠殺案，所以1950年他們兩人從昆明解往重慶時，我以為一定會把他倆在這裡鎮壓掉，不過他倆的心情比我更沉重。1952年清明節那天，重慶有幾千人到白公館旁邊的烈士墓掃墓時，大呼「堅決鎮壓反革命，為烈士報仇」等口號，真是悲壯萬分，聲震山谷。我們都蜷縮著身子坐在地鋪上，誰也不說一句話，好像只要我們一開口，憤怒的群眾就會聽到我們這些殺害烈士們的元兇首惡都在這裡，馬上會衝進來把我們抓出去。口號聲剛落，可能是烈士的親人在大會上控訴特務們的罪行，徐遠舉一向是有名的急性子，他在床上蹲了很久，便想到窗前去看看。他一邊躡手躡腳地輕輕移動腳步，一面用衣袖去擦拭因恐懼而流下的鼻涕，當他走近窗前一看，便連忙用手不停地招喚我和周養浩快過去看。周養浩還在慢騰騰地站起身伸懶腰時，我已走近了窗邊，我一看也忙招手要周養浩來看。這時，白公館的大門、旁門，不但都緊緊閉住，從白公館通往下邊公路上更是一步一崗；更出人意外的，是有大約一排解放軍，正坐在樓下，從他們頭上冒出熱氣騰騰的汗珠和有些人正在用手帕擦汗水等情形，一看就知道是剛剛從別處趕來，增加這裡的警衛工作，防止憤怒的群眾知道我們囚禁在這裡而衝進來抓我們。看到這一切，我們這三個過去只看慣別人流眼淚的人，也都禁不住感動得熱淚奪眶而出。

完全用不著別人給我們講大課，我們都在低頭懺悔了！因為人的心，包括我們這幾個特務頭頭兒的心，畢竟都不是鐵鑄的。我們在白公館一年多中，這些使我們感動得熱淚盈眶的事卻不止一件啊！

沈醉與溥傑、黃偉、劉亞哲的合影（1980年代）

令人感到安慰的，是四川省公安廳一位首長來講話，除了說明集中我們這些人是加速改造，要我們認真學習，不要再胡思亂想外，還著重指出，對我們這些人，黨中央的政策是不審、不判、不殺、不辱。這回總算是吃了一顆定心丸，活下去是不成問題的了。

當時每個人都表示了對共產黨的這種寬大政策無比感激，但一提到我們過去對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時，別人我不知道，至少我是口裡承認而心裡並不承認的。我認為我有罪是因為打敗仗當了俘虜；如果說我過去殺害共產黨有罪，那共產黨也殺國民黨，怎麼只說我有罪呢？這種思想可以說長期在我腦子裡作祟，隨便什麼人說出一大堆理由，我還是堅持這一想法，只是不說出，我知道一說出來，一大堆帽子便會扣到我的頭上。直到學習一段時間後進行參觀，我才打心眼兒里承認過去自己乾的那一套是不容否定的罪行。

在重慶參觀中，我們聽到紗廠幾位女工控訴舊社會飽受工頭與工廠稽查的壓榨與凌辱，都是聲淚俱下，那些工頭和工廠中的什麼稽查不都是特務使用的爪牙嗎。還有1945年春天，一個軍統特務的外圍分子，重慶市財政局稽徵所調查員田凱，因包庇一家餐廳不付電費，任意槍殺電燈公司工人胡世合，曾引起過重慶工人大規模的罷工鬥爭等許許多多的往事，都在這次參觀後，使我重新有了認識，口服心服地承認過去自己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再也不認為「彼此、彼此」。我在此以前，甚至連中美合作所大屠殺都認為這是兩個政黨在爭奪天下、鞏固政權必須如此。現在一想到在那次大屠殺中，連小孩也殺掉，特別是楊虎城將軍一家老小一齊被殺。為了要求蔣介石抗日，當時這也是全國人民的一致願望，楊將軍只是順民意與張學良一同對蔣實行「兵諫」，便落到全家被誅的下場，這難道也是爭奪天下、鞏固政權而不是滔天罪行嗎？

我在香港和在北京遇到一些老友和外國記者時，他們都愛問我這樣一句：「你們這些人是怎樣誠心誠意跟共產黨走的？共產黨人用的是什麼方法使你們這些人這麼快、這麼徹底轉變的？」說實在的，我自己有時也在問自己，像我這樣一個從十八歲就接受法西斯教育的人，過去那麼堅決反共，為什麼只有十來年就使我思想上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而杜聿明、宋希濂等比我在國民黨中更直接受蔣介石教育那麼多年，怎麼只用不到一半的時間也能如此徹底轉變？後來我從香港方面得到了一些外國人總結中國共產黨改造戰爭罪犯的材料。他們認為共產黨最成功的一個「高招」，是讓這些人去參觀新中國在共產黨領導下各方面的成就，用新舊對比來促進這些人從思想深處進行變化。他們的根據是這樣：

共產黨對這些被俘的國民黨高級軍政人員，如果僅僅是生活上給予優待，這些人並不稀罕，因為他們過去過的生活比這好幾倍到幾十倍，這一點點在他們看來只是微不足道的小恩小惠。

如果從不打不罵不侮辱來看，那也只能使他們能安靜地生活下去，與思想轉變不但不大，有時還容易使之停滯不前或滿不在乎，依舊我行我素。

如果專門從勞動鍛煉來改造這些人，那隻會引起這些人的反感甚至反抗，因為這些人一半以上是在被俘前後自殺過的，他們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如強迫他們去勞動，肯定觸動不了他們的那種「不成功便成仁」的傳統頑固思想。這些人是長期充當上層統治者，多年來養尊處優慣了，怎麼會甘心成天去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

如果只靠啃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讀報紙，即使這些都是真理，但要這些人真心實意接受，那就不是十年二十年，可能最後也聯繫不到內心深處，來一個對過去的全盤否定的大轉彎。

1991年，沈醉在北京的家庭照

我看到外國的專家們做出的這一總結，說我們是通過參觀而使我們思想起了重大變化，雖然我一向認為外國的月亮肯定不會比中國的月亮圓，但對他們這一結論還是持肯定態度的。不過他們太強調了參觀的作用，究竟他們不是接受改造的戰犯，他們的研究也只是根據一些材料來分析研究。我認為他們提出的生活照顧，不打罵侮辱，以及不強迫勞動和學習文件，都與我們思想轉變有關，當然最重要的一招還是他們總結的參觀這一課，因為我們這些人對舊社會的一切都十分熟悉，有一點新的變化我們感受最敏感。我們去東北、華北等許多地方參觀時，很少人不為新中國許多成就而感動得熱淚盈眶，因為我們畢竟還是中國人，眼看自己的祖國在共產黨領導下蒸蒸日上的種種新氣象，誰會不高興萬分？杜聿明過去是東北最高軍事負責人，他在勝利後去接收東北時，看到許多工廠都不冒煙，工人失業，老百姓流離失所，而於1957年去參觀時，只有短短的幾年，東北便成為祖國的重工業基地，舊工廠擴大了，新工廠如雨後春筍，處處呈現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他感動得不止一次地痛哭流淚。如果僅僅從報紙上看到一些報道的話，我們是不會相信的，因為我們過去都利用報紙做過欺騙宣傳，要我們相信報紙上的話那是起不了作用的，只有實地讓我們去看，眼見為實，這是什麼力量也駁不倒的東西。中國共產黨的改造政策中，把參觀學習作為一項教育改造我們的課程，我認為是十分英明的。

我經受了十來年的改造教育，思想上走過不少彎路，在這條道路上，我流過不少的汗水、淚水，終於在1960年11月28日才順利走過來了。在光明的大路上，我還只是剛剛踏上來，這是一條十億人正在走著的路，我還得用我有生之年的一切力量跟著大家一同前進，決不掉隊或停頓，我決心一直走到我呼吸停止的時候，到那時，我才會含著幸福的熱淚而離去。

文｜公眾號中國文史出版社原文節選自《從戰犯到公民》

圖｜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