轟動中外的繁昌水稻畝產「四萬三」真相（下）：尋訪衛星的殘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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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訪衛星的殘骸
五十年代的直率與坦蕩，印證了泰戈爾老人的哲理
1989年深秋，當我踏著縣委辦公樓前的石板甬道上焦黃的水杉枯葉，從縣檔案館的庫房一隅抱回30年前出版的28冊《繁昌報》合訂本時，將轟轟烈烈的1958年，將那個灼熱的夏季的繁昌放到了案頭。
《繁昌報》作為一個信息載體，順理成章地成了我的第一個採訪對象。
我的採訪筆記本上粗略地記錄了這樣一組數字：《繁昌報》1958年6月創刊，1960年1月底停刊。共出版460期，其中刊載與放衛星有關的號外、消息、通訊、照片的報紙共有46期，佔1/10。也就是說，《繁昌報》記載了「四萬三」這個怪胎孕育、分娩乃至成長情況的全過程。記者同志，是他們的勤奮勞動為全縣的子孫後代留下了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和良好的思想政治工作教材，使我們獲益匪淺。
一張張《繁昌報》如一個個歷史的路標，引導我逐一叩響了當年熟知「四萬三」衛星情況的老同志們寓所的門環。
弋永坤（原繁昌縣委辦副主任，現蕪湖市人防辦調查員）：關於「四萬三」衛星的發射，可以用八個字來概括，叫做「事出有因，後有背景」。1958年初秋時，蕪湖地委組織各縣分管農業的書記去湖北孝感參觀，繁昌是許春波同志去的。他回來後，向縣委第一書記宋惠林、縣長耿田等同志彙報了孝感水稻將幾十畝稻子並棵移栽，創畝產10000多斤的情況，說這並不是什麼新的科學措施，而是打擊美英帝國主義需要。縣委根據上級指示，作為一項政治任務向基層作了口頭傳達。時隔不久，地委駐東方紅三社工作組長兼分支書記潘德品打電話通知縣委，說他們準備放衛星，並說是經過地委領導同意的。縣委領導們心中無底，顧慮頗大。幾經請示，得到的答覆仍是「政治需要」幾個字。宋惠林同志皺著眉頭向地委表態：1、由地委派人來監打監收；2、介紹情況由地委工作組負責；3、繁昌只負責接待參觀人員的生活安排。隨後，「四萬三」就被吹上了天。
潘儲真（原縣委辦秘書，現城關黨鎮委書記）：嚴格地說：「四萬三」不是繁昌縣委搞的。1958年初，縣委報告中提到為全縣糧食畝產800斤而奮鬥，這是比較切合實際的。但在大躍進的氣候下，全國都在喊「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各級層層壓指標，根據產量插紅旗、拔白旗，導致了「浮誇風」盛行。聽說地委工作組要放特大衛星，當時縣委領導都感到很突然，很擔憂。考慮到政治意義，後來只得硬著頭皮祝賀。現在反思起來，「四萬三」是一個建立在虛假基礎上的典型的幹部任期「政績」的「短期行為」。
向融前（原地委駐東方紅三社工作組成員，現繁昌鋼鐵廠調研員）：我們地委工作組是1957年春季進駐東方紅三社的。一共有3人。潘德品任組長，我和程行易為成員。他們二人都先後辭世。作為工作組唯一活著的人，我有責任將「四萬三」衛星的情況講出來，以告誡後人。……衛星上天后，參觀的人絡繹不絕，有的專家將柯沖田的土帶回去研究。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上將率領部隊指戰員在參觀了衛星田後，還在春谷飯店宴請了我們地委的工作組成員。這位馳騁疆場、戰功赫赫的將軍受到了矇騙，尤其令人不安。
徐發明（原東方紅三社社長，現煤炭公司調研員）：東方紅三社轄現在的環城鄉犯沖、鐵門、上馬3個村，當時的糧食產量在全縣是數的上的。由於交通方便，緊靠縣城，柯沖隊被選作衛星田，捲入了「浮誇風」。「四萬三」式的浮誇對經濟建設、政治決策以及人民生活的危害極大，教訓是深刻的。
范華新（原團縣委組織部長，現物委副主任）：放衛星時，我和縣委辦、婦聯等單位的同志參加了監打監收，由於忙不過來，稱稻時只好兩頭稱一頭。有的重複稱。大家都知道是假的，可剛剛經歷過反右，思想束縛得很緊，誰也不敢說。
劉禮展（原東方紅三社後對隊長，現鐵門村林場場長）：當年，我領著全隊的勞力參加了「四萬三」衛星的並棵、收割工作。收割那天夜裡非常熱鬧，幾十張禾桶打得嘭嘭響，到天亮時看看割了一夜，田裡的稻子好象還沒動。30多畝稻子被移過來並棵後，由於密不透風，稻子都芽了，損失可不小哇！「浮誇風」真是害死人。
黃曉龍（原東方紅三社分支監察委員，現新林鄉農民）：那時候，弄虛作假得寵，誰說真話挨批。我就因為說了句「你們這樣搞下去，看將來吃什麼」，被以「莫須有」的罪名送到三華山省銅礦工地勞動改造，關了一年零48天。全社共批鬥了80多人。
「四萬三」作為專用名詞，在繁昌縣已成為浮誇、虛報的代用語。鐵門村的黨支部書記劉思能告訴我，鐵門小學的教師在給同學們上課的時候，「四萬三」這個生動的事例已成為教育下一代健康成長的反面教材，這倒是十分令人欣慰的。
為了采寫這篇報告文學，我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接觸數十名老領導、老同志。我深深地感到，他們的言談是那樣的隨和，目光是那樣的坦誠，自責是那樣的真摯。我採訪前的種種顧慮亦隨之冰釋。
印度詩人泰戈爾說：「如果把所有的錯誤都關在門外時，那麼，真理也就被關在外面了。」當我準備寫下採訪老同志的心得時，頓時覺得，五十年代的直率與坦蕩，不時閃耀出真理的火花，這正好印證了泰戈爾老人真理般的箴言。
當年坐在稻穗上的姑娘和衛星田都從淺薄的斑斕走向本色的深沉
從報紙上了解「四萬三」衛星消息的人，一定都不會忘記這張照片一位端莊秀麗的少女盤腿抱臂坐在密密匝匝的稻穗上，坦然而又純真地向每一位讀者微笑著。我敢說，凡是看過這張照片的人都會和我一樣認為，這笑容，絕對不會比達·芬奇筆下的蒙娜麗莎的微笑遜色。
坐在稻穗上的姑娘——彭可秀
這張照片，30多年前曾發表在《繁昌報》、《安徽日報》和《人民畫報》上，轟動一時。30多年後的1988年夏天，電視片《河殤》的編導們又從故紙堆里將這張照片搬上熒屏，使它在一個暈暈月夜驀然出現在億萬電視觀眾的面前，成為他們用於佐證「黃土地文化」的愚昧落後的口實，借而宣揚所謂的「蔚藍色文明」。這也許是令當時照片的拍攝者所始料而未及的。
為了找到這張照片，我曾兩去蕪湖市圖書館資料室而未能如願，只好寫信去南京陸軍指揮學院學報室，請我的戰友趙克幫助在南京圖書館查找。時隔不久，這位熱心的少校編輯將照片翻拍沖印寄來，使它得以再一次與讀者見面。我想，明眼人不難看出，這和「精英」們的別有用心，畢竟有著本質的區別。
幾經周折，我終於見到了這位昔日的少女、而今已年近半百的農婦——彭可秀。
想起那次會面，我的內心一直有股負疚之感。
那天午飯後，彭可秀接到村幹部託人帶的口信，步行了三、四華里，冒著霏霏細雨向村部走來。灰濛濛天空下的田野上，她踽踽而行。蕭瑟的秋風不時地撩起她那過早花白的鬢髮，讓人感到歲月風霜的無情。見面後稍事寒暄，我歉疚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她眼角密密的皺紋上，一絲不安湧上心頭：歷史的犁尖在她心田上留下的痕迹撫平了么？沐風櫛雨而來的母親會諱及當年做姑娘的天真么？
「四萬三」的話題，勾起了她的回憶。
「放衛星的那天夜裡，我參加了割稻，田裡人挨人，腳擠腳，割得吃力得很。我那時年輕，活潑愛動。第二天上午九點多鐘，我實在太累了，就放下鐮刀，一邊按住小姐妹的肩膀，順勢躍上了稻穗。因田裡並棵的稻子太密，就象坐在厚厚的草堆上一樣。這時有人喊記者照像，我高興的笑了起來。沒想到後來上了報紙。什麼，上了電視？噢，我沒看到，第二天我親家告訴了我。」
彭可秀以那種中年人特有的成熟口吻娓娓地給我講述著，臉上泛起了一層紅暈，彷彿回到了那跳蕩著青春節奏的18歲。
作者當年採訪彭可秀
這是一塊普普通通的土地，普通得就象密林叢中的一片樹葉。或許是今天的土地承包者不願想起那荒唐的往事，這塊田裡栽種的是蓮藕。荷田裡枯黃的梗葉告訴人們，這裡雖然有過蛙鼓陣陣、芙蓉飄香的日子，但也曾經飽受過風雨的摧折。莫非從耕耘到收穫都必然要經歷這一番痛苦的洗禮么？是的，我們的共和國在經歷了幾度風雨之後，正在向新的里程走去。柯沖的「衛星」田啊，也終於從浪漫而荒謬的神話中走出，終於擺脫了天真與瘋狂，終於迎來了豐收和成熟！
尾 聲
寫完了1958年發生於在中國安徽、發生在江南繁昌的一則童話，正欲擱筆，我又想起了古羅馬神話中的門神堅紐斯。堅紐斯頭顱的前後各有一副面孔，可以同時看著兩個不同的方面。一面明察過去，以記取歷史的教訓；一面展望未來，給人以美好的憧憬。惟獨無暇顧及最有意義的現在。結果，堅紐斯未能庇護住一度繁榮強盛的羅馬帝國，留下一片斷壁殘垣。是的，人們如果無視腳下踏踏實實的現在，縱然對過去瞭若指掌，對未來明察秋毫，可這種貌似高明的求索又於社會和個人何益？（有刪節）
作者簡介：
陳東吉，網名野駱駝，安徽省作家協會會員，安徽省散文家協會理事，安徽省蕪湖市詩人協會顧問。曾任安徽省蕪湖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市政府辦公室副主任。早年在核試驗部隊服役，從連隊辦黑板報開始寫詩。曾在政府機關和大型民營企業供職。先後在《清明》《安徽文學》《詩歌月刊》《解放日報》《新民晚報》《安徽日報》《安徽青年報》《蕪湖日報》《大江晚報》等出版物發表詩歌、散文、小小說、報告文學、寓言和楹聯等作品。組詩《彼岸情緒》獲全國魯藜詩歌獎。詩集《在大地上》（安徽師範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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