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行草偃，責無旁貸！
中華文明五千年，經歷過無數個朝代。每個朝代持續的時間長短雖有不同，但社會發展周期是一樣的。如黃毛對話所云，「其興也勃焉, 其亡也忽焉」。
每個朝代在「勃與忽」之間都經歷了興起、發展、鼎盛、衰落、滅亡幾個階段。細究起來，引起朝代衰落消亡的導火線雖不盡相同，但改朝換代的根本原因，重要因素大致是一樣的；或者說，歷史總會重演，每個朝代末期的病症基本相同。這裡的癥狀，不是一個人得病的癥狀，而是當時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及社會問題。了解這些癥狀，有的放矢，防微杜漸，對症施藥，意義匪淺。
順著人性發展的規律分析，衰世現象的出現，再順理成章不過了，絲毫都不感到意外。
人，生來應該是平等的，出生以後應該有活著的權利，即人權，人的生存權，吃喝拉撒跑，喜怒哀樂叫的權利。大狗叫，小狗也想叫。只有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高度才在乎這個。
生存權滿足以後，一些人便知足常樂，停滯不前了。但大多數人還有追求。素質越高，層次越高，追求越多。追求什麼？轉過十七個彎，裹上十八層布，繞不開「名利」二字。名是指榮譽地位，概括為精神文明；利是指金錢財物，概括為物質文明。
這學問全在於取得名利的方式上。人人都想名與利，如何到手才算正確的，沒有非議的呢？古人信奉，君子愛財，取之以道。這個「道」指的是「義，簡化字義」，兩字連用就是道義。什麼是道，道就是義。
你瞧這「義」字，上面羊，下面我。羊代表祭牲，祭祀用的牲畜，意味著死亡，沒命了；我里有戈，本指兵器。也表示儀仗，軍隊舉行儀仗的時候，往往是旌旗招展，鑼鼓喧天，「我」即軍陣里的旗幟。合起來解釋：為了我信仰的旗幟而不惜犧牲一切，或者說，為了我崇拜的對象而不惜付出一切。
後來，把干錯的，不值得乾的，不道德的去掉，就演變成一種道德形式，意指，凡是公平公正的，合理合法的，才是我應該做的。
用今天的語言解釋，義是指合乎法律法規，遵紀守法，不義是指違法亂紀。
《管子·牧民》里有「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當前的中國，我看就是四維不張。
《孟子·離婁下》也說：「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孟子更看重義，認為通達的人，說話不一定句句守信，做事不一定非要成功，只要合乎義就行。
一言以蔽之，取得名利，要合乎「義」，要合乎法律法規。只要依法合規，大家都能接受，絕大多數人都不會有意見。
試想一下，領導幹部都義了，全民都義了，將是一個什麼社會局面：裁判員，運動員愛崗敬業，各司其職；弄權的，賺錢的，各行其是，瓜葛少有；蘿蔔白菜，各有所愛，信仰多樣化，百家齊爭鳴。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和諧穩定，國家繁榮昌盛。
一個人能不能成名，能不能進入體制內，混到決策層，全在於當朝的用人法規，人事制度。漢朝舉孝廉，人人比著孝順；唐代科舉制，進士科重詩賦，人人比著作詩；明清興八股，人人去考據；結果把整個民族引向絕路。顧炎武氣的罵：「八股之害，甚於焚書。」
在各朝各代的前期，公職錄用形式，考試內容雖不相同，但大原則，大前提無不是堅持五湖四海，公平擇優，約法三章，嚴格執行，令行禁止，朝發夕至。一切都通暢無阻，能吃，能拉，能睡，什麼病沒有。
年輕人，上升通道是開放的，實現夢想是可能的。所以，帝國大夏也是穩固的。看看唐初，明初，建國初的社會情形，就是這樣的。
到後來，太宗以後上來的決策層，尤其是頂層掌權者，逐漸發現問題：清水衙門，有名沒利啊。地位八千歲，存摺沒幾個，名利不對稱。廣州市市長萬慶良不是對著媒體哭窮：我工作了20多年，還沒買房，我現在住的是市政府的宿舍，在珠江帝景花園，面積130多平方米，每月交租600元。
於是乎，天下為公的理想，信仰動搖了。從此，不問釣魚島，老想金利來。其實，對高官大鱷而言，想賺錢，根本不用出力流汗，眼珠一轉，財源滾滾。你沒看到？如今實權在握的官員一個眼神，就能把數百萬乃至上億的金錢挪為家用。
不過，物不可兼得是至理名言。老虎獅子就不要再想翅膀了，鷹鷲猛禽就不要追求牙齒了。否則，還讓別的生物活不？對高官來說，釣名是本分，金錢與罪惡絕對相伴互生，並駕齊驅。第一桶金也是第一宗罪。第一宗罪也是第一個違法。商鞅看問題多准啊，法之不行，自上犯之。
君不義開始了。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利。起初年年惡，後來月月惡，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怎麼才能二者兼顧，取得豁免權呢？提拔，重用自己人，身邊的人。穩定時，就資源共享，共同富裕；蒙難時，請多多包涵，至少可以建立攻守同盟啊。
在大廈奠基之初，大家都是別婦拋雛、單槍匹馬出來混，像焦裕祿；現在是扶老攜幼、沾親帶故往體制里擁，如各級被揪出的腐敗官員，家族不夠用秘書，秘書不夠用老鄉，老鄉不夠用同學，同學不夠用朋友，朋友不夠用賄賂者。上行下效，最終形成數不清的圈子。封建社會發展到後期，也就兩個圈，宦官圈，外戚圈。有識之士都在遠處旁觀，有的甚至遁跡岩泉。
從近些年高官貪腐案披露出的關係圈看出，現在的圈子遠遠超過奧運那面「五環」旗幟。圈子形成以後，為進一步，大面積謀利鋪平了道路。
君謀利一不義，劃圈子二不義。多行不義必自斃，怎麼辦呢？一不做二不休，開始第三個不義：化不義為義。把違法的轉化為合法的，把為人民幣服務說成為人民服務，這過程與洗錢無異。無論「化」的藝術如何，都離不開一個騙字。即欺騙，造假，隱瞞，包裝，其目的就一個，騙取人民的信任。
一個國家，雖芸芸眾生，分析起來，在經濟上，也就個人，企業，政府，三種力量博弈；在政治上，只有兩種力量博弈：即上面的，裁判員，決策者，領導幹部，古人叫君子，老爺，追求名的；下面的，運動員，執行者，人民大眾，古人稱小人，小的，追求利的。
這兩群人是如何互動的呢？劉向在《說苑君道》里說的好：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為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樹曲木者惡得直景，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
原文大意是，領導幹部對人民群眾起導向，感化作用，就像埃博拉病毒，具有極強的傳染性。領導幹部如風，人民群眾是草，風吹草動。風朝西邊吹，草向西邊倒，風朝東邊吹，草向東邊倒。草欲靜而風不止，只要風在，草就不得安寧。
所以，領導幹部的言行舉止一定要小心謹慎啊。你吃兩包子不打緊，跟風的人能把人家的鋪子擠爆。
歪脖子樹的影子，不可能是直的。上樑不正，卻要求下面的人遵紀守法是不可能的。領導幹部如果行為不端正，而又言方行圓，口正心邪，行與言謬，心與口違。那麼，發號施令就無人聽從。情況嚴重了，政令不出中南海，法律法規成擺設，想長治久安，大廈永固，名垂青史是不可能的。
《禮記·緇衣》里也說：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可以翻譯為，孔子說：群眾看幹部，不看文件，看行動。不關心決定如何，只看你開的什麼車，戴的什麼表。上面的人所愛的，下面的人一定更喜歡。如果上面的人干出一個義，下面跟著10個義，上面的人做出一個惡，下面跟著100個惡。因此緣故，上面的人行善，作惡與否，不可不慎重為之，因為你始終是民眾的表率呀。增廣賢文：門內有君子，門外君子至，門內是小人，門外小人至。就是很好的解釋。
上行下效數十年，醜惡現象說不完。全民言利是小過，不擇手段鑄大惡。理亂了，全民相對論；法弛了，根源在何處？看看王符怎麼說：國無常治，又無常亂，法令行則國治，法令弛則國亂；法無常行，亦無常弛，君敬法則法行，君慢法則法弛。君立法而下不行者，亂國也。
想當年，各項法律法規，都是自己欽定，現如今，為什麼敢於率先慢法呢？是不是身邊都是自己人以後，翅膀硬了，成氣候了。是不是以為「入局不死，入常無罪」就肆無忌憚了？
究竟誰之過，漢儒王符大膽包天，竟敢直言不諱，一針見血：「衰世群臣誠少賢，官益大者罪益重，位益高者罪益深爾。故曰：治世之德，衰世之惡，常與爵位自相副也。」
治世之德，衰世之惡，意思是說，在朝代的前期，人們都比著行善，崇拜雷鋒；到了朝代的後期，則相反，大家比著學壞，羨慕劉漢。為什麼羨慕劉漢？因為劉漢不過是一個小混混，依靠打打殺殺，坑蒙拐騙度日。但是他卻能攫取400億財富，榮獲千百個榮譽，成為最高決策層的上賓。這樣的性價比，怎不令人羨慕？好在歷史是公正的，惡人當道只是短暫的。
傾巢之下無完卵，和諧穩定要堅持。當務之急，不妨再溫習孔聖人的勸誡：風行草偃，責無旁貸。做實「風」字文，哪怕是腹飽而身斃，也值得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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