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禮拜堂」：未建成的燕園聖殿
筆者按
如果從古典園林的角度看，未名湖上最著名的景點之一——島亭（圖1），恐怕並不能算得上是完美之作。比如，走在湖岸，並不能看到這座亭子；而當我們自亭子俯瞰，也很難看到多少湖景。又比如，此亭西側設有「半個環廊」，其東側砌磚設窗，讓環廊不復貫通，動線和視線均被阻礙。更關鍵的是，此亭以「島亭」為名，「半環廊」上的座位卻都是內向的。島亭的建築設計並不出彩，有何可看？大家要觀景，就只能很不舒服地側坐在座位上，扭頭看些島上的雜樹了。
湖心島來源於淑春園，到燕大入駐時，已漸荒蕪，因而湖心島上幾無古木巨樹。島亭位處湖心島上高台中央，體量頗大，四處卻甚為空曠，無遮擋，無依靠，體量與位置不相稱。概而言之，在選址、形態、樣式、體量等方面，島亭縱然難以算作敗筆，但放在燕園建築群中，也堪稱有失水準之作。與自乾隆末期保存至今，造型尺度至今看來都相當合宜的石舫遺址相比，更是如有天壤之別。（圖2）
島亭是燕大時期的建築，而燕園的設計者亨利·墨菲絕非平庸之輩，雖對中國建築有許多誤用，但空間感的把握卻堪稱敏銳，多有大手筆存世。何況，燕京大學校園已經是他較成熟階段的作品了。同時，島亭所處的位置是燕園早期建築東西軸線的中心，重要性不言而喻。這不免我們疑惑：為何在墨菲的宏圖巨作中，會遺留下這麼一個略失水準的作品呢？現存的歷史圖像資料似乎告訴我們：在一開始，這片區域並不僅僅打算建造一座亭子，而是意欲塑造一個神聖的精神殿堂。
圖1 湖心島魯斯亭，1930年
圖2 北京大學地圖中的湖心島與魯斯亭，1980年
誰設計了小禮拜堂？
在唐克揚先生的《從廢園到燕園》中 ，作者通過設計圖的對比，對燕大校園的設計方案進行了一番「版本學」的分析，討論了燕京大學的校園設計手法與理念。可惜的是，這一分析尚著眼於總體設計的層面，對於具體的建築細節，尤其是開始出現在方案中、後來卻因種種機緣而消失了的建築單體或景觀元素，涉及較有限。若要具體研究燕園建築形成及演化的歷程，則非佔據清晰、可靠的直接材料不可。這裡，我主要參考的是現藏於多倫多大學圖書館的一冊《Peking University》（實為燕京大學而非北京大學）（圖3）。是冊於紐約在1921年出版，正文共計10頁。
這個小冊子的主要發行目的是籌款。它的封面上畫著北京的城門和護城河；內文先是引用了一些知名人士的話來說明在中國辦教會學校的重要性，之後對中國的教育中心北京和新合併而成的燕京大學作了簡要介紹，公布了1921年12月版的校園鳥瞰圖和部分建築效果圖。最後，列出了新校址的建設預算（總計186萬美元）和校委的名單。
這裡公布的鳥瞰圖、效果圖，之後經歷過數次迭代，與今天燕園的實際情況有很大出入，不過其中有一個建築一直到很後來的版本（接近定稿時）才被去除，這個建築位處校園東西軸線和南北軸線的交匯處，為整張圖中規模最大、等級最高的建築。圖注中將其標註為「chapel」，此處，我把它酌譯為「燕京大學小禮拜堂」。這個建築的造型頗似廣州的中山紀念堂，其主體為高二層的方形平面之盝頂建築，四面皆出抱廈，為單檐廡殿頂，從而形成希臘十字平面；盝頂上承一層，平面為八角形，上為八角攢尖頂。（圖4）
圖3 Cover Page, Murphy et al, Peking University
圖4
此前的論者大多認為整個校園設計方案完全是出自亨利·墨菲的手筆，把從平面布局、景觀設計到所有的建築細節都歸功於墨菲氏。其實，從常識判斷，這也是基本不可能的。墨菲事務所當時有三位合伙人，即圖紙上標註出的 Murphy, McGill 和 Hamlin，事務所中又有大量實習生及員工。[1] 這個方案的規模之大，在墨菲的作品中幾可謂前所未有。同時，因其需要籌款、需要不斷相地而做改變，對時效性的要求極高。即使在今天，處理這麼一個面積近30 000平米（據圖測算），單體建築多達55幢之多的建築群，仍基本上是絕無可能僅由一人之手完成的。整個方案中的不少建築、景觀，以及概預算等工作，估計少不了其合伙人、員工和實習生的參與。
筆者認為圖中的小禮拜堂有可能是時在墨菲事務所實習的呂彥直作品。首先，禮拜堂與呂彥直1927年的作品中山紀念堂相似度極高。除體量更大而更扁平，另外東西側和南北側呈現出差異外，紀念堂和禮拜堂的造型基本是完全一致的，就連屋面曲線都如出一轍。然而，1928年起，墨菲就受聘於南京政府，為建築顧問，主持制定1929年首度計劃，與1926年起監理自己所設計的南京中山陵的呂彥直均長期往來於南京，兩人曾為師徒關係，之後也並未中斷來往，在1929年師生二人還曾因對南京的規劃問題不合發生過筆墨官司。[2] 如此重要的建築，如果真的是如一些前輩學者判斷的、是墨菲的手筆，那麼呂彥直以個人名義，挪用墨菲的作品、稍加改動，去參加當時國內最重要的招標並且中標，而且當時墨菲還和呂彥直有爭鋒，墨菲怎麼可能不在公開文章中正面抨擊呂為「抄襲」？
圖5
左:亨利·墨菲[?],北平燕京大學小禮拜堂方案,1921;
右:呂彥直,廣州中山紀念堂,1926
呂自康奈爾大學畢業並加入墨菲事務所實習的時間，和這種建築形式首次出現在墨菲事務所的作品中的時間，完全吻合。賴德霖先生既已指出：墨菲事務所在1918年設計的福建協和大學小教堂是較早採用這一形式，即將希臘十字平面的穹頂改變為攢尖頂的例子。[3]（賴德霖先生指出的另一個例子，即濰坊廣文學堂禮堂[4]，1904—1906，因其與我們討論的禮拜堂、紀念堂和上述福建協和大學小教堂的形態都差異較大，故只能看作先驅之作。）案呂先生於1918年畢業於康奈爾大學建築系，又有雲，呂已於畢業前後入墨菲事務所實習，則呂之加入事務所當不晚於1918年 ，在時間上，和這個形式首次在墨菲事務所作品中出現完全吻合。從時間上計算，墨菲在1910年代每一個方案平均所花時間當不長於1年（據方雪的文章，1914—1921年，僅在中國，墨菲事務所就完成了11個項目，不計同時進行，則平均每個項目耗時七個半月[5]），因而在容差範圍內。（圖6）
況且，因為家庭出身背景和個人經歷，呂彥直非常熟悉清朝的皇家建築，而清代官式建築中若干設計精巧的亭閣，很有可能是這一建築形式的原型之一（後詳）。
圖6：呂彥直先生
儘管如此，我們目前還仍沒有能說明這一單體建築出自呂彥直或墨菲或其他任何一人之手的直接證據，因此，本文只是認為其疑為呂彥直的作品，而在分析中仍將盡量就建築作品本身而不是建築師來進行賞析和探討。
不過，如孔子所說，「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叟哉？」因為對建築設計者和設計背景的不明朗，我們的觀察一定是片面的。但我們大可以懸想，如果呂彥直真的在很大程度上參與到了燕園建築群的設計中，這會是怎樣一番光景？
園林與俗世
先從這張1921年12月版的鳥瞰圖上看小禮拜堂所在的環境。（圖7）
圖7 「小禮拜堂」方案細節
小禮拜堂位於西門—辦公樓（圖中標註為「行政樓兼圖書館」Library & Administration）—第一體育館（圖中標註為「青年會兼體育館」Y.M.C.A & Gymnasium）連成的東西中軸線中心，與現在島亭的位置基本一致。同時，小禮拜堂又位於今「德才均備齋」（當時設計為男生宿舍兼餐廳） — 女體育場（今二體體育場） — 女體育館（今二體）組成的南北中軸線中心。可見，在當時，小禮拜堂位處兩條軸線垂直交匯處，地位之重要可想而知。
小禮拜堂東、北、西三面環水，是建立在一個半島而不是湖心島上，島上也沒有山，與現狀不同。在當時，以司徒雷登為首的籌建方仍處在募資準備購地遷校的階段。從該冊前文中可以看出，委託方僅僅確定了校址選擇在西直門外至頤和園的路上，但還沒有收購淑春、朗潤、鳴鶴、鏡春諸園並定址於此。
因此，整個規劃完全是以一片平原（農田）地塊為基礎設計的。鳥瞰圖中，校園地勢一平無陂，沒有山坡；景觀設計幾何性很強，安排的水池也呈矩形，僅添加了少數曲折、流水作為修飾，是明顯的十八世紀英式風景園式樣（這可能也有迎合美國投資人審美的意圖），園林的複雜度與美感均不及現狀遠甚。
小禮拜堂西側，沿中軸線，先經橋過河，之後首先為九開間附南北耳房的行政樓兼圖書館，與今日情況同。唯其基座上開拱券門，故自西門來往於禮拜堂不必穿過行政樓，只需過拱門東入即可。行政樓前為帶中央休息平台、東南北三面以拱橋貫通的方池，即今天華表位置。池前為南北並列的會議廳（Assembly Hall）和博物館（Museum），為今日所無。再前即西門。西門外明確為頤和園路，唯具體路段不確定。
小禮拜堂東側，隔湖與一湖心島相望，島上有亭，形制及規模均與今日島亭大相徑庭。湖心島東望為一親水平台，登岸，為體育場，體育場以東為教會兼體育館。
小禮拜堂南側為小樹林，圖中所見，以針葉常青樹為主，略有起伏、曲折；稍置假山、石塊而水平低劣。中有小路沿南北軸線貫穿小樹林。
小禮拜堂北側，經橋過河，進入今「德才均備齋」的男生宿舍區。
小禮拜堂西北側，經橋過河，進入「誦經廳」院落（未建成。Recitation Hall，今民主樓、賽克勒博物館等）。
小禮拜堂西南側，經橋過河，進入理化樓（Chemistry & Physics）、農林樓（Argriculture & Forestry）、生地樓（Biology & Geology）。與現狀除學科設置不同外基本一致。
上述兩條通道並無意義，恐怕是歐美放射狀道路傳統的遺風，與傳統建築式樣及園林環境並不協調。
小禮拜堂有亞字曲尺形台基，東、西、南、北各設七級台階，估其高，約在1.5米上下。唯東面接近行政樓（今辦公樓）階上平台特為寬闊，圖上繪製了不少配景人，當為禮拜堂主入口。相應推斷該禮拜堂坐西朝東，祭台在西側。
小禮拜堂不僅為圖中全校最高建築，亦是佔地面積最大之建築。不寧唯是，也是等級最高者，因其設有台基，而其他建築均無。與燕園現狀相較：現辦公樓為燕園等級最高，有須彌座，而其他建築多無此制。
神殿與彼岸
墨菲事務所繪製的這張鳥瞰圖十分規範細緻，雖然仍是選址未敲定的「前前前期」方案設計，但對尺度和意圖的表達都很明確。圖中小禮拜堂在校園內的區位清晰體現出如下特點：
其一，三面環水；
其二，高樹遮掩；
其三，軸線交匯。
三面環水顯然是有意為之——水在這裡拐了幾道彎才形成這種折線，而本不必如此。我個人非常喜愛其三面環水的設計。甚至，如果可以使其四面環水，情況更好。
在墨菲事務所的這個方案中，小禮拜堂是唯一被水環抱的主要建築，整個教會學校的師生在需要禮拜時幾乎都需要通過橋才能到達。這不太與典型的禮拜堂相似，而頗讓我們聯想到一些傳統的神聖場所，例如福州的金山寺、齋普爾的水之宮（Jal Mahal）、拉薩的措吉頗章，或者廣島的嚴島神社。當然，也包括不純是宗教功能卻同樣具有神聖屬性的建築，如國子監的辟雍大殿。
圖8 左上：福州金山寺；右上：齋普爾水之宮；左下：廣島嚴島神社；左下：拉薩措吉頗章
水把一片區域劃為兩界，從而割成此岸與彼岸。教會學校即使是教會的學校，也仍然要以世俗的學術與學業為主。拱橋的高低起伏創造了一種儀式性的路徑：在上登再下沉，終於升堂入室，從一個世俗而連綿的此岸，進入一個內聚的、唯一的、至高無上的彼岸。
這種水陸兩界、此岸彼岸的神聖空間並不限於東方，其實，其與基督教的原典暗契
創世紀1:2「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
創世紀2:10「有河從伊甸流出來滋潤那園子，從那裡分為四道。」
啟示錄22:1「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內街道當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
《聖經》描繪鴻蒙之初上帝運行在水面之上，這種說法恐怕多多少少啟發了那些建立在海島或半島上的修道院（愛爾蘭邁克爾島修道院、希臘聖山修道院（圖9）），而小禮拜堂恰恰也類似於「浮於水上」。四河環抱伊甸園也是很著名的描寫，但基督教建築對其表現似乎不多，反而伊斯蘭教世界的花園（Jannat）非常明確地加以表現，例如格拉納達的建築師之園（Generalife）中四水環抱交匯的平面布局。不知墨菲事務所的設計是否也隱喻了聖經中環抱伊甸的河流。（圖10）
圖9：愛爾蘭邁克爾修道院
圖10：格拉納達建築師之園（Generalife）
水在現代建築中最常見的作用恐怕就是營造倒影了。 但這裡就發生了矛盾：整個禮拜堂最精緻繁複的其實是下半部分，正方形盝頂四面各出廡殿頂抱廈，而因為有高樹遮擋，這一最精緻的部分無法在水中產生和禮拜堂主體相呼應的倒影。
筆者的看法是：首先，四面樹的環抱是為了遮擋住繁複厚重的下半部分，僅僅顯露上層八面攢尖頂。這樣，從外面看來，建築輕盈地漂浮在樹端，體量感也就被削弱了。這種手法後來被墨菲實際運用到了燕園的設計定稿中，他在一體西側靠湖處布置了一排近兩米高的假山，擋在一體的台基位置。這樣，從湖對岸看，一體就顯得比實際體量輕盈得多。
其次，筆者會在後文中討論到，攢尖頂比其他任何一種中式屋頂更具有明確的方向性，而這是設計者希望首先突出的。我們可以想像，一個來禮拜的學生先在河對岸隔著樹叢看到禮拜堂的攢尖頂；之後，登上拱橋的頂端，稍稍看見盝頂和抱廈的廡殿頂構成的繁複屋頂；最後，穿過彼岸的樹林，整個禮拜堂建築的全貌顯現在眼前。眼前的景象由天上的廳堂伸展為地上的大廈；這種視野由上而下擴大的隱喻會讓我們想到摩西走下西奈山，步向會幕的場景。
亭閣與殿堂
我們前面還提到，在總平尺度下這個小禮拜堂還有第三個特點，就是它處在東西軸線和南北軸線的垂直交匯處。這直接導致小禮拜堂需要採用中心對稱的希臘十字平面及攢尖頂：因為這兩條軸線雖然有輕重之分，但仍是並列的關係。
燕大校園的雙軸線格局至今仍能明顯看出。以靜園六院、二體為中心，構成女生生活區，延展成南北軸線；以今德才均備齋及紅五樓、紅六樓為中心，構成男生生活區，延展為東西軸線。這是因為燕大本身合併自匯文大學、通州協和大學這兩所男校以及華北協和女子大學。直到燕大建校之後，男生部分和女生部分之間的聯繫仍然並不密切。正因如此，在墨菲事務所的這份方案里，把南北軸線上的主要建築劃入「女子學院」（Women"s College），並設有明確的女子學院行政樓（駐今北閣）。
正因如此，雖然東西軸線為主，南北軸線副之，但是面向兩邊的立面仍不宜有偏廢。正如密斯的轉角設計所體現的思考：在處理一個垂直交叉節點時，一個中心對稱的方案總是更合宜的。
實用功能應也是作此平面的一個因素。按傳統，一個教堂是以容納該街區所有人為目的來估計可容納人數的。此建築雖曰小禮拜堂（chapel），但仍是校園內最大的集會場地，必將會是在全校師生範圍內舉行嚴肅宗教活動（可能也有世俗活動或慶典等）的場所。正多邊形的平面可以容納盡量多的觀眾（不少於全校師生總人數），另外，可以取得更好的音響效果（當然，清華禮堂是失敗案例）。相反，如採用拉丁十字平面，再需要容納同樣數目的觀眾，通進深之大必將翻倍，佔地過大、音響效果也難以控制。
另外，攢尖頂暗示著小禮拜堂在整個建築群中的重要性。這麼說聽上去不合邏輯，因為在明清之後，一個攢尖頂建築已經很少會成為一個建築群組的中心了（有限幾處：天壇—祈年殿；景山—萬春亭；覺生寺—大鐘樓；國子監—辟雍；瀋陽故宮—大政殿等等。另有承德普寧寺、普樂寺、須彌福壽之廟之類，然帶有藏式風格，當屬特例。）但是，在西方現代大學建築中，校園的中心往往正是一個中心對稱平面的大禮堂。[6]
墨菲早些時候為清華學校設計校園時，就仿效哥倫比亞大學的婁氏圖書館（Low Library of Columbia University, McKim, Mead & White, 1897）設計了作為清華園中心的羅馬式大禮堂，特徵是擬希臘十字平面的正方形平面（上層為正八邊形）、萬神廟式穹頂，前出帶愛奧尼柱及簡化山花的入口門廳，後相應位置為舞台。（圖11）
墨菲與呂彥直當時在紐約工作，事務所瀕近哥大，呂的住處「距離哥大只有五個街區」[7]，如賴德霖先生所說，應當頗受哥大羅馬式建築影響。次之，墨菲本人就是設計傳統樣式的西方校園起家，早年作品包括新羅歇爾學院（The College of New Rochelle，哥特風格）和盧密斯學院（Loomis Chaffee，殖民地復興風格），均為美國本土校園，典型西方傳統樣式。以此觀之，墨菲試圖安排一個中心對稱的建築，作為校園公共活動的中心及「精神家園」也就不足為奇了。（圖12）
如前所述，校園內已經擁有了一個「世俗的」廳堂，即會議廳（Assembly Hall）。那麼，在這個教會學校的校園內，標識禮拜堂之於會議廳的突出地位顯然是合乎情理的。
圖11：哥倫比亞大學婁氏圖書館與清華大學大禮堂
圖12：清華大學大禮堂平面圖。左：一層。右：二層
方向與焦點
要而言之，燕京大學小禮拜堂需要解決兩個中軸線垂直相交的結點問題；需要解決容納全校師生的需求，滿足聲學條件；需要能夠體現其為校園中心的地位。上述討論能夠解釋為何希臘十字平面加攢尖頂符合功用。但——呂彥直或墨菲都不是現代主義的狂熱擁躉，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更賴特一些，而不那麼柯布西耶。
顯然，這個小禮拜堂如要建成，尺度大小且先不論（後詳），起碼也要製造一個大跨無柱空間。在六年後的中山紀念堂項目中，呂彥直和他的繼任者李錦沛採用了八邊形聯繫桿件上搭四榀芬克式屋架、並鑲以十六個三角形小鋼架的結構，才解決大跨度八角攢尖屋頂的承重和舉折，施工難度和成本都是相當大的。呂或墨菲當時既然考慮採用此種方案，一定不會對其難度沒有估計，做此選擇，當有非此不可的理由。
讓我們從此項目的委託人入手。甲方代表當然是司徒雷登，眾所周知，他是長老會（Presbyterian Church）的成員 。（圖13）不過，在燕京大學的組建中，具有特別影響力的其實是創立了燕京大學三個前身的教會，即創辦通州協和大學（原潞河書院）和華北協和女子大學的公理會（Congregational Church）以及創辦匯文大學的美以美會（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以潞河書院為代表的公理會教會學校是最早把基督教青年會（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組織介紹入中國的機構[8]，而後者在燕京大學中得到了很好的繼承，以至於在這一初期方案中，已經專為基督教青年會設置了專門辦公地點（今一體，估計為一體地下）。在公理會的影響下，特別是在基督教青年會的組織下，這所教會學校從創立前就預設了重視平等性、重視世俗化的宗教作風。（圖14）
我們會由此注意到，攢尖頂建築下的正多邊形或圓形平面，是所有傳統建築形制所能提供的建築式樣中，唯一沒有突出的「前」與「後」的一類。在一個攢尖頂下的空間中，例如說，在皇穹宇或祈年殿內，所有的位置都相對於天是同等卑微的，因而都是平等的。這恰與基督教的平等觀相類。《約翰一書》2:2「他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不是單為我們的罪，也是為普天下人的罪」，被解釋為人人都有罪，而上帝將其救贖之恩平等地降給每一個人。
相較之下，其他傳統建築形式幾乎都是長寬不等的矩形平面。它的「前」「後」軸線是相當明確的，即接近正門者為卑而遠離正門者為尊——這在宋元以來禮拜方式發生變化，繞行被跪拜代替後更加明顯。雖然傳統上，「左」和「右」的尊卑差別雖存在卻沒有「前」「後」之別那麼突出，但是自從墨菲自作主張地開始在建築山面開門後，「前」與「後」反而更加懸殊了。如果運用於拉丁十字平面上，毋庸置疑，將會是接近門（從而遠離祭台）者為卑，而反之為尊。兩者之間的距離會比中式的用法中體現的還要大。
圖13：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先生
圖14：潞河書院匾額
但在削弱尊卑差異而體現平等性的同時，正如萬神廟和祈年殿所暗示的，中心對稱平面或攢尖頂的方向性又是最強的。
長寬不等的矩形平面有軸線，即正脊的垂直線（與山面平行），但這一軸線的方向是人為規定的、是有限的而有終點的，其終點又是無法從建築中直接望見的。
而攢尖頂可以被想像為廡殿頂的正脊無限縮小而至於零。這時，平面內的軸線失去了意義，最核心、最明確的軸線變成了由下而上直線，方向不言而明：自地至天。這時，地平面上的軸線和等級差別都失去了意義，整個空間只有一個焦點，那就是屋頂的中心（對應寶頂/塔剎）。
我們知道，每一個包含宣講功能的廳堂空間都需要一個功能上的焦點，也即宣講者所在的講台。這個焦點和所有觀眾在功能上是不平等的，然而在教義上又是平等的。這是希臘十字平面從帕拉蒙特至米開朗琪羅的聖彼得大教堂開始試圖解決的神學問題，而加上了中式攢尖頂的構思後，這一解決方案更加成熟了。[9]（圖15）
圖15：聖彼得大教堂平面方案，帕拉蒙特，1506年
此外，我還想從另兩個易被忽略的角度對這一造型得以生成的可能原因稍作討論。
其一是故宮建築對呂彥直的影響。故宮御花園千秋亭、萬春亭的造型同樣是上半部分攢尖，下半部分為四面出抱廈的曲尺形平面，其造型母題似與小禮拜堂略似。[10] 呂彥直的父親呂增祥先生是清廷官員，系李鴻章麾下「三循吏」之一，也是嚴復的好友。[11] 另外，據載，在墨菲事務所實習期間，呂彥直曾受命整理故宮建築資料（或許是為墨菲設計傳統樣式的中國校園建築作為參考）[12]。因此，這一小禮拜堂的造型是否可能受到了千秋亭等亭閣建築的啟發？（圖16）
其二，兩個世紀以來，外國人對中國的塔與亭的符號特別感興趣。十八世紀的佚名法國傳教士的《論中國建築》（Essai sur l"Architecture chinoise）[13]畫的最多的就是塔和亭子，其中甚至不乏出於臆想、相當荒唐的作品。同期來華的威廉·錢伯斯著《論東方園林》（ Dissertation on Oriental Gardening，見 Designs of Chinese buildings, furniture, dresses, machines, and utensils : to which is annexed a description of their temples, houses, gardens, et cetera），同樣集中描繪了中國的塔[14]，他回國後還在英國以不那麼準確的比例在邱園（The 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重現了中國塔，後被慕尼黑的英國花園（Englischen Garten）仿效。進入二十世紀，外國人對中國塔與亭的興趣不減，例如曾任燕京大學教授的西德尼·甘博在影集里記錄了大量京郊的塔的影像資料[15]，而村田治郎對居庸關過街塔首作科學研究。很多外國人把攢尖頂的建築即亭和塔作為中國建築的標誌性符號（例如在中山陵的投標中，戈登士達以五重八角塔作為方案），這會不會左右了墨菲事務所對建築造型的選擇？（圖17）
圖16：故宮御花園萬春亭分解軸側
圖17：倫敦邱園，威廉·錢伯斯，1761 — 1762
尺度與跨度
如同所有西方的現代建築師事務所一樣，墨菲事務所所製作的方案圖是很符合畫法幾何的。這給予我們以通過他的圖紙試圖復原建築尺度，進而推斷其跨度的條件。
現在建成的德、才、均、備齋，正脊長約為 47.5 米。在圖中，為小禮拜堂同方向上上層通面闊（等於通深及通徑）之 2.2 倍，則上層通面闊約為21.6米；同理推算知，下層通面闊（等於通深）約為 43.3 米，台基通面闊約52.9米，通深約51.2米。廣州中山紀念堂未設置傳統台基，而前兩個數據分別為40米和81米，各為兩倍左右。[16]
中山紀念堂室內會堂直徑71米，據此估算，如燕園小禮拜堂建成，室內禮拜堂直徑大約在38米左右，桁架跨度則更大，在鋼材很難自產且價格昂貴的民國時代，其造價無疑將會是驚人的。以紀念堂造價928085兩銀子的 1/8 計，數目也在11萬以上。另外，中山紀念堂可容納5000人左右，據此推算，禮拜堂若建成可容納一千餘人，作為對照，王府井教堂僅可容納八百餘人。（圖18）
圖18：廣州中山紀念堂剖面圖，呂彥直，1926
胎死腹中的殿堂
事與願違，這座本擬作為燕園建築群中心建築的禮拜堂最後並未建成。今日，燕園的「禮儀中心」乃是辦公樓，而視覺焦點則無疑是未名湖畔仿通州燃燈塔而建的博雅塔。一個視覺和功能的雙重核心從未被建立起來。
但是這座建築卻並未像一些學者推論的那樣，從燕園中徹底遁形——這種推論大抵來源於一種地圖層面的判斷，因為那片地塊最終被小山坡和綠化取代了，而武斷地認為這個建築就從圖紙中被刪除了——這座建築不僅在燕園中能找到遺留，也長久地影響了此後中國的宣講空間形態。
島亭是小禮拜堂最直接的哲嗣。這座半封閉的八角亭閣與環境不成比例的體量、與柱高不成比例的屋頂高度，都能從小禮拜堂中找到依據。毋寧說，島亭是只剩上半部分的微縮版小禮拜堂。在空間組織和實際用途的方面，小禮拜堂都得到了部分繼承。島亭在燕大時期成為公共生活的核心空間之一——師生休憩時會前往的茶室，而北大時期在經過修繕後成為了會議室 。島亭的圍廊之所以被圍擋了一半，是因為它會被用作準備區或後台：這種分割即使不合理，也仍是小禮拜堂重視焦點、方向而忽視前後、尊卑這一思路的延續。
更深遠的影響，待六年後呂彥直攜將其改進而得出的中山紀念堂一舉奪標之後，才得以漸漸顯現。這種用平等的形態隱秘包裝的宗教化空間，不僅在全國範圍內產生影響，而且至今還被我們切身感受到。紀念堂空間使集會的組織者獲得了一種如同傳教士在教堂中所有的雙重身份：當他面對孫中山的遺像時，他以聽眾為依託並扮演他們的領導者；當他面對觀眾時，他以孫中山的像和遺囑為背景而充當孫中山遺願的代表。[17]
在一種平等的語調中，這種空間氛圍把中山先生和他的徒子徒孫們在事實上神化了。如果小禮拜堂的設計真的出自青年呂彥直之手，我們就不得不承認：高高懸掛的主席像與總理像，他們與懸掛受難像的傳統之間，聯繫比我們所能想像的還要密切。
引用
[1] Tatum, Laura. Guide to the Henry Killam Murphy Papers.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Manuscripts and Archives. Retrieved 18 December 2014.
[2] 德文：《淺議呂彥直與墨菲就當年南京政府中心選址和構思之辯》，《北京規劃建設》， 2008 年第 4 期，第 106-108 頁
[3] 賴德霖：《民國禮制建築與中山紀念》，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71 頁
[4] 佚名建築師設計。ref. The Chinese Recorder （教務雜誌）37, No. 10 (Oct. 1906) 封二
[5] 方雪：《墨菲在近代中國的建築活動》，清華大學 2010 年
[6] 陳濤：《高校禮堂建築發展研究》武漢理工大學，2015
[7] 賴德霖：《民國禮制建築與中山紀念》，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70 頁
[8] 賈永梅：《基督教青年會傳入中國史實考略》，《史學月刊》，2008(02)，第131-133頁
[9] 劉丹楓 等：《中山紀念堂:一座中國固有式建築的重讀與解析》，《南方建築》 , 2016 年 第 5 期，第 102-109頁
[10] 李 靜：《故宮御花園萬春亭的結構和構造》，中國風景園林學會：《中國風景園林學會2011年會論文集（上冊）》，中國風景園林學會，2011 年 7 月
[11] 盧潔峰：《中國近代傑出建築師呂彥直生平揭秘》， 《 環球人物 》2008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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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佚名著，范冬陽譯：《藏在木頭裡的靈魂》，北京時代華文書局 2017 年版
[14] Summerson, John (1970). Architecture in Britain, 1530 to 1830. Pelican History of Art.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5] 邢文軍 陳樹君 編著：《風雨如磐:西德尼·D·甘博的中國影像》，長江文藝出版社 201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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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賴德霖：《民國禮制建築與中山紀念》，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74 頁
參考文獻
[1] Murphy, McGill & Hamlin, Peking University, The Abbott Press, New York, 1921
[2] 侯仁之：《燕園史話》，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8 年版
[3] 方 擁：《藏山蘊海》，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3 年版
[4] 唐克揚：《從廢園到燕園》，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9 年版
[5] 加斯東·巴什拉 著，顧嘉琛 譯：《水與夢》， 河南大學出版社 2017 年版
[6] 賴德霖：《民國禮制建築與中山紀念》，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 2012 年版
[7] 郝平：《無奈的結局：司徒雷登與中國》，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1 年版
作者：王可達
排版：趙宗璇
201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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