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魔」白居易受到日本人的瘋狂推崇原因竟是這樣

我們都知道日本文化中，漢文化是佔了非常重要的一節，漢文化中又以盛唐時期為主，在這一個時期，白居易是重中之重，對於日文文學發展和詩歌影響最大的一個詩人，遠遠超過我們眼中的詩仙詩聖——李白杜甫。

1.為什麼知名度高？

歷史因素：白居易當時所處的中唐時期是唐朝由盛轉衰的轉折點，儘管是由盛到衰，但是長期的文化經濟積累，這個過渡期是非常久遠的。

當時的中央集權的天皇權利已經開始逐漸被各大武家政權分割，這就是我們熟知的藩鎮割據局面，東瀛的中央權利也被各家削弱，天皇與宮中那些空有名頭的大臣們不能反抗那些權臣家族，也只能泯酒吟詩徒具風雅罷了。

自身原因：白居易在當時的文壇已經是大家風範，有了不小的言語權和號召力。其次就是白居易的詩歌能力已經出神入化，老到80歲老奶奶，小到3歲小娃娃，上到朝野廟堂大臣皇帝，下到江湖市場貧民百姓，都能看得懂他的詩歌。陽春白雪，通俗易懂，雅俗共賞，這是白居易詩詞最大的特點。

於是那些從日本遠洋過來留學學習交流文化的文人墨客，對於他的詩詞讚不絕口。

其次當時中國邊疆處於戰亂，日本對於這方面的詩和文化不感興趣，反而是白居易貼近生活情趣的詩詞更能引起他們的共鳴。

所以引渡到日本的詩詞和漢文化中，白居易的作品佔了絕大多數。這有點類似我們中國人推崇泰戈爾的英文詩一樣。

2.那些作品受歡迎？

在平安文士大江維時編輯的《千載佳句》中，共收中日詩人詩歌1110首，白居易一人之作品即佔了535首，幾乎佔半數。在藤原公任編纂的詩集《和漢朗詠集》中，共收錄588首詩，其中白居易的詩就達139首之多。在這一時期問世的《源氏物語》、《枕草子》等作品中，處處可見對白詩的引用與活用。《源氏物語》中引用中國古典文學典籍185處，其中白詩達106處之多。《枕草子》中引用的漢文典籍共計39處，其中《白氏文集》以13處為最多。

當時在日本凡談及漢詩文者，言必稱《文選》和《白氏長慶集》。由此可見，白居易的詩詞影響力有多大。

據《江談抄》記述，當時和白居易同時代的日本五十二代嵯峨天皇對《白氏文集》最是鍾愛，相傳他在最先得到白氏文集時曾秘藏偷讀，視為珍寶。後來他要考驗臣子有沒有學問，就故意把白居易的詩念錯，考考這個臣子熟不熟白居易的詩句，若是熟，就代表這個臣子很強。一次嵯峨天皇在召見臣下小野篁時，賦漢詩曰：「閉閣惟聞朝鼓，登樓遙望往來船。」小野篁奏曰：「聖作甚佳，惟『遙』改『空』更妙也。」

天皇感慨道：「此乃白樂天句，『遙』本作『空』，僅使卿耳，卿之詩思已同樂天矣。」可見小野篁對白詩的熟記已達到背誦如流的程度，因此他也有「日本白樂天」之稱。日本《史館茗話》中也有類似的記載。

可以稍稍列舉一些白居易在日本廣為流傳的作品：

《長恨歌》《琵琶行》《賣炭翁》《賦得古原草送別》《錢塘湖春行》《暮江吟》《憶江南》《大林寺桃花》《同李十一醉憶元九》《直中書省》《長相思》《題岳陽樓》《觀刈麥》《宮詞》《問劉十九》《買花》《自河南經亂關內阻飢兄弟離散各在一處因望》等等

3.為什麼這些作品深得日本喜歡？

刻畫事物多採用白描手法，沒有太多象徵意義上的東西。不管你是什麼階層和年齡段，都能從白居易的詩歌中體會到不同的美感。白居易的詩歌大量吸收民間語言，具有很強的通俗性、現實性和平民性，號稱「老嫗能解」。據南宋初釋惠洪《冷齋夜話》記：「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解之否？曰解，則錄之；不解，則不復集。」白居易自稱：「稂莠秕稗，生於縠反害谷者也；淫辭麗藻，生於文反傷文者也。」白居易以其天才，作詩既意求通俗，不避俚語，天下俚俗語，遂幾盡在白詩中。王荊公因此嘆曰：天下好語被杜子美道盡，天下俚語又被白樂天道盡。」顧實在其《中國文學史綱》中指出：「蓋當時之詩，競擬魏漢，甚者至肖詩之雅頌，強自鳴高而自炫學博。白居易獨以耳為主宰；顯為一種反動。洵具有慧眼卓見也。今觀《長恨歌》《琵琶行》，皆無註腳即可明白。宜乎彼詩在當時大行於世，上自王公，下至野老村嫗，莫不玩誦之。故白居易者，純粹平民詩人也。」〔注二〕據元稹《白氏長慶集序》云：「巴蜀江楚間，洎長安中少年，遞相仿效，競作新詞，自號為元和詩。然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白居易自己給元稹的書信當中也說：「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誇日：『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哉。』由是增價。」白詩之流行，由此可見一斑。白詩中體現出的「閑適」「感傷」的審美情趣和佛道思想符合了平安時代的文化背景，容易引文人的共鳴。白居易的把自己的詩分為諷諭、閑適、感傷、雜律四類，其自敘言：「夫美刺者，謂之諷諭；詠性情者，謂之閑適；觸事而發，謂之感傷；其它為雜律。」白居易自己最看重，也是最為人稱道的是前期所作的那些諷諭詩，尤以《秦中吟》和《新樂府》出名。其中，如《歌舞》、《買花》、《賣炭翁》、《新豐折臂翁》等首首如劍，皆是被人們廣為傳誦的名篇。這是因為剛步入仕途的白居易，對政治有著極高的熱情，所以才會注意到租稅，進奉，宮女，宦官等方面的事物，才能寫出這些反映民生疾苦的諷喻詩，也才能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詩歌主張。白居易在《新樂府序》中明確宣布，這些詩是「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並稱這類詩旨在「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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