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至上主義真的是原子化嗎？

導讀

自由至上主義真的主張「原子化」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事實上，哲學上的自由至上主義和文化上的保守主義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正如霍普所指出的：保守主義是自由至上主義在經驗層面的具體化，而自由至上論則為保守主義在邏輯層面上提供了一個一貫的理論。不過，也有一些自由至上論者，可以被歸為持有著「原子化」社會觀（所謂放縱自由至上論者），比如我們當中主張「父母皆禍害」、「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之類意圖破壞傳統社會底層結構的人。從另一角度看，也有不少保守主義者不能很好把握這一點，他們堅信經驗、直覺、本能甚至神秘，反對邏輯、推理和理性，他們的觀點往往自相矛盾、前後不一，難免走向主張強化對內對外干涉的「新保守主義」。（禪心雲起）

文|本·劉易斯

譯|禪心雲起

在最近一期《魯賓報道》【註：「魯賓報道」是由戴夫·魯賓主持的一款政治新聞訪談「脫口秀」】的亮相中，經濟學家、社會理論家和涉獵甚廣的主角托馬斯·索維爾告訴主持人戴夫·魯賓，他對「自由至上主義」這個標籤唯一的批評，就在於：

「『自由至上論者』似乎用一種原子化眼光來看待這個世界，我認為這完全不講究實際。無論在我本人的生活中，還是在我周圍人的生活中，周邊的（社會）環境都會有很大差異。」

在使用「原子化」這個詞時，索維爾老調重彈了對自由至上論的保守派反對意見，亦即他們不僅要廢除政治等級制度，還要去掉所有社會等級制度包括家庭。這種反對意見認為，對自由至上論者而言，擺脫形形色色權威的個人自由高於一切。他們也就或顯或隱地相信：社會應由原子化（亦即完全自足式的）個人組成。索維爾對他們的這個想法不以為然。他關於社會結構對個人而言有其重要性的斷言是正確的。如果自由至上論者真持有這種社會觀，那麼索維爾對這個標籤的批評就無疑是對的。

索威爾是從哪裡得知自由至上論者有這種摧毀一切形態權威的信仰呢？可悲的是，正是從自由至上論者當中：他們中有太多人認為，自由至上主義的使命不僅要將人類從政治強制中解放出來，還要將他們從一切社會影響和權威中解脫出來。這樣的人，比如說，堅持「自由至上風格的育兒方式」（父母的管教被認為是侵犯兒童的行徑），並認為所有社會壓力都有如政治脅迫那樣構成了對個人自由的侵犯。這些所謂「過了頭的」自由至上論者，不限於把自由至上主義看作是種事關正確使用武力的理論，還把它看作包羅萬象、指導一切的社會哲學。

社會學家羅伯特·尼斯貝特指出，這類觀點與某些自由至上或古典自由思想學派有力聯繫在一起，他寫道：「幾乎所有19世紀英國[古典]自由主義者都認為，不僅要把自由構想為從政治權力中解放出來，更關鍵要把它構想為從習俗、傳統和各種本地性群體中擺脫出來的必要性。」尼斯貝特像索維爾一樣批評了這些觀點，儘管沒把它們歸因於純粹的虛無主義。尼斯貝特寫道，顯然這些思想家根據其真誠願望來得出促進個人自由的結論，但他們「對個性發展必要條件的心理學和社會學見解」是貧乏的。

頗為諷刺的是，這些社會機製為古典自由主義者所最終追求的個性提供了框架：破壞了它們，也就等同最終摧殘了個性，結果等於摧毀了自由本身。尼斯貝特說：「當各人社會和文化身份原子化時，當社會小範圍內的自由與秩序由實入虛時，即便憲法的保障和有機的法律，在大眾眼中也會黯然失色。」

儘管尼斯貝特是對的，自由至上主義傳統中某些思想家持有過這種社會觀，正如索維爾也是正確的，他指出今天依然有某些自由至上論者持這種社會觀，但並不能下結論說：原子化個人主義是自由至上主義的必要組成部分。弗雷德里克·巴斯夏，來自社會議題上（令人意外）更保守的法國古典自由派學派，一再指出政治自由與社會自由不同。巴斯夏質問：「[如果我們自由了]，難道隨之我們就會停止結成社團，停止互相幫助，停止關愛和救濟我們不幸的同胞，停止研究自然的奧秘，停止盡最大可能地完善自我？」對巴斯夏而言，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否定的。他再清楚不過地表明：政治角度的自由並不意味著絕對「社會角度的自由」。

英國古典自由主義者阿克頓勛爵把自由和責任（含社會責任）緊密聯繫起來，他寫道：「自由不是我們去為所欲為的權力，而是能為所應為的權利。」阿克頓相信「自由（…）本身是至高的政治目的」，但不一定是至高的社會目標。更確切的，正如哲學家傑拉德·凱西最近所說的那樣，「對於自由至上論者而言，自由是社會價值中『最底層的』，這個『最底層的』意指『最基本的』，是無論如何都易於受到道德評價影響的人類行為的條件。」這樣，個人自由對於社會就是基礎性的，而不構成和社會的競爭關係。阿克頓寫道，我們需要自由，「是為了在追求世俗社會和私人生活至高目標時有所保障」，發展傳播道德規範的社會，在阿克頓看來，對於自由至關重要，因為「（…）並不是隨隨便便一套倫理體系就能帶來自由，必須是非常發達的一套倫理體系才會帶來自由。」

因此，與索威爾識別出的「原子化」自由至上論者大相徑庭，還有另一批自由至上論者，並沒有犯下巴斯夏所說的「社會觀」之誤，亦即混淆了「政府與社會之間的區別」。事實上，正確的自由至上論者領悟到：自由至上主義對侵犯之排斥僅僅適用於最狹義之「侵犯」，其定義不含社會壓力和社會等級。那麼，自由至上主義就不會不可避免地導致個體原子化。它本身關注的不是對社會機制和社團的破壞，而是其恰當的組織形態。正如凱西所說，

「自由至上論者有時被描繪成的樣子，就好像他們必然認為社會無序是可欲的。沒有什麼比這個看法更離譜的了。儘管也許有極個別自由至上論者，希奇古怪地斷定，霍布斯式自然狀態是他們虔誠希望的完滿結局，絕大多數自由至上論者都希望生活在一個有序社會中。問題不在於秩序是否可欲；而在於什麼秩序是可欲的，以及秩序是從哪裡來以及如何維護。對自由至上論者來說（…）真正的秩序，內生於各個及各群個人之間的自由互動，而非外源性地自頂層輸入。」

索維爾（那些「過了頭的」自由至上論者對自由的功勞全加起來也不如他）對一個常常與破壞社會根基的人和觀念聯繫在一起的標籤雖有些遲疑不定，但不是不可原諒。還有太多的自由至上論者仍未意識到，文化保守論及伴之而來的對自願性的、非國家的團體的關注，在維護自由方面是至關緊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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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傑伊·恩格爾點評：

自由至上主義作為與正當使用武力相關的一套純粹主張，和範圍廣泛得多的社會關注之間的關係，是近年來越來越深入討論的話題。在20世紀80-90年代，隨著自由至上主義滲透到更廣泛的大眾，放縱論者也悄悄潛入這場運動。之後，羅克韋爾-羅斯巴德的學術圈子開始深入研究文化的重要性。對放縱論者來說，自由至上主義不僅僅事關法律問題本身，也是關於一種尋求破壞規範和傳統的社會革命。因此，「復古自由至上主義」這個詞作為澄清政治理論主題的逆向運動就這樣誕生了。

「復古運動」在20世紀90年代末和21世紀和緩下來，但隨著文化關注再次興起，這些話題如今又復活了：自由至上主義與文化之間的關係到底是什麼呢？

考慮社會保守主義或至少是布爾喬亞重視財富和重視社會規範的觀念之間關係的最具體方法之一如下：

漢斯·赫爾曼·霍普在他論民主的作品中認為，保守主義（往往是「經驗主義的、社會學的和描述性的」）側重於「家庭、權威、社區和社會等級，而自由至上主義（亦即「理性主義、哲學化的、邏輯學的、建構性的」）側重於「財產、生產、交換和契約的概念」。因此前者是後者的「具體化」。保守主義需要一種理論，而自由至上主義具備切合實際的表達：那也就是自然的和物理的秩序[譯者註：在普遍物理稀缺性之人類條件下的社會秩序]。如果保守主義希望回到「道德和文化的正常狀態」，它就需要自由至上主義一貫而雄辯的反國家統制論。

傳統保守主義者（尼斯貝特、柯克等）將其世界觀的反意識形態成分作為自身定義的一部分。也就是說，任何理性的、規範的和建構的思想體系都不可稱為正確的政治理論。這是他們分歧於自由至上和古典自由主義之處。可這並不意味著傳統保守主義者（Trad-con）不能成為我們反進步主義和聯邦國家統制論的盟友。事實上他們十分有益，原因在於他們：1）捍衛反「自由派-新保守主義者」（Neo-con）的傳統文化保守論；2）反對戰爭和支持權力下放；3）抨擊進步主義和公有制計劃觀念。

但是，保守派-自由至上論者需要謹記什麼是理性主義（政治理論）與什麼是經驗主義（社會學）之間的涇渭分野。理解和區分這兩個研究領域：它們各自都可以在正確理解自由至上主義與文化關注之間的關係上取得長足進步。

至於索維爾，他是偉大的，除了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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