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直覺和道德理性
心理學家喬納森.海特（Jonathan Haidt）設計了這樣一個場景:一對親兄妹結伴旅行；有一天晚上，他們倆住在海邊的一處小木屋。突然他們想要試試做愛，體驗一下這種對他們而言全新的感受是否覺得會很有趣。他們準備了完善的安全措施，並且倆人都很快樂，但他們都同時決定以後再也不要這麼做了，這件事情作為秘密使得他們更覺得親近。好了，聽了這個故事你會有什麼感受？你是否會感到噁心？我們再來想像一下生活中可以見到的場景:在公共區域行走時，感到咽喉瘙癢，很自然的咳嗽一下，「呸」一口痰掉落在周圍的地上。你或許無感或許默默的鄙視這種行為而離去，不出五分鐘就會有新的感知將此事移除了。是什麼決定了我們對以上兩種情景有不同的道德反應呢？就是布滿在我們大腦神經元迴路中的道德直覺。亂倫禁忌是所有文化中都存在的現象，因為這樣能避免生下近親繁殖存在的隱性基因表達，造成人種的退化，因此進化自然將厭惡近親的性行為根植於我們大腦中，當我們看到第一個場景中的描述時，自然就會感到噁心。對第二種場景的反應取決於我們的成長和生存的環境。如果我們用理性去看待或分析這兩種場景，那會有什麼不同嗎？第一種場景下，他們兄妹倆既沒有相互存在傷害，又沒有影響到其他人的利益，同時他們也保證了以後不再會發生此類事情；顯然沒有什麼負面的影響。第二種場景中，表面只是人體的內分泌物外溢，可污染的卻是公共場地，是每一個人都具有權利和義務的公共場所，而分泌物中可能存在的細菌或病毒會帶給某些人更大的傷害；明顯有負面效應。這讓我很困惑，為什麼我們的道德直覺和道德理性在某些問題上會產生如此的差異？
我們現在回頭再來看看我們漢字道德的「德」的最初演變，從甲骨文
到金文
基本上已經和我們現在常用的德字的結構相一致了；那麼我們祖先是如何看待這個「德」呢？易中天先生在他的《易中天中華史》中作了清晰的解說:「『德』這個字，殷商就有了，是甲骨文，見於卜辭。它的字形，是路口或路上一隻眼睛。意思也有兩個。一個是『視線很直』，所以『德』通『直』。另一個是『看見了什麼』，所以『德』通『得』，也讀『得』。……西周青銅器上的『德』（金文），就在眼睛下面加了『心』，意思是『心中所見』，是內心世界的得失和曲直，即『心得』。這就已經非常接近今天所謂『道德』。」從象形文字「德」的早期演變中，我們可以感到隨著文明的進步，人會越來越注重通過內心審視自己的行為，以符合群體的風俗習慣禮儀，一是保證自己能在族群中生存下去，二是能讓族群有對自然和環境更好的適應力和控制力，並帶給社會秩序以安定與連續性；隨著時間的推延，這樣的外在形式沿用慢慢形成我們的第二天性。心理學家通過觀察和實驗歸納了人類的五大道德模塊（並不是所有人都同意這種分類）:互惠、受苦、等級、組內與組外邊界（聯盟）和純潔。這些存在於我們第二天性中的道德模塊會導致產生我們的道德直覺，道德直覺並不能讓我們成為我們想像中的好人，反而有時會給我們帶來殘忍和嗜殺，而且道德直覺很容易被環境和情緒操弄，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如上世紀六十年代時期，由於意識形態及思想觀點的分歧，而對一部分人施以肉體和精神上的迫害和摧殘，作為這些行為的實施人在當時是絲毫沒有愧疚感，更多的是認為站在了道德的制高點；直到如今這種類似的行為方式依然存在，用愛國主義的這桿大旗作裹脅，謾罵，侮辱甚至打砸守法民眾以及他們的私有財產。那麼處於大腦迴路中的道德直覺有多少是我們天生就有的，又有多少是根據我們生活經驗形成的呢？顯然家庭和社會價值觀會影響我們的道德感；宗教，法典，誡律以及宗祠傳承等等同樣在影響著我們的道德感。歐洲歷史上「義大利文藝復興」初期就是環境影響民眾道德感的典型案例，在歐洲中世紀時期宗教全方位控制了民眾的日常生活，而到了十四世紀初（義大利文藝復興初期），由於財富的積累，政治上的不穩定，以及義大利周邊的戰爭破壞了農業和貿易，使得民眾生活環境出現劇烈變化以致於在那時出現了社會道德的崩潰，我們可以從薄伽丘的《十日談》的描述中發現那時人們的生活狀態，馬基雅弗利的《君主論》就是那時期的產物。社會的動蕩促使了宗教的改革和理性的啟蒙，而我們的理性會讓我們真正去審視人這個物種應該具有何種秉性，儘管風俗，環境，慾望不斷的和理性相互糾纏爭奪個體的行為和社會的道德規範，可從幾百年的歷史進程來看，人類一直朝著理性的方向前進，整個人類文明也越來越顯現出了包容性，甚至在上世紀被絕大多數人嗤之以鼻的同性戀同樣得到了應有的尊重（至少在世界大部分地區），這就是人類理性的力量。
在甲骨文「德」字加「心」成為金文的一刻起，我們的祖先應該已經意識到了審視自己的重要性，它也從另一個角度告訴我們道德更多的，更重要的是審視自己而不是別人，而在經歷這漫長的兩千多年的過程中我們做到了嗎？我們在這過程中是否曾追問過自己，何以成為人嗎？或許我們更多的是將實用主義和實際利益糅合進我們的道德基本模塊中，並時時刻刻佔據我們的大腦迴路影響我們的道德直覺，阻礙著理性的覺醒，最典型的現象就是政治正確；在政治正確的實用主義邏輯演繹下，現實利益就成為一切行為準則判斷的基礎，當然從生物學角度來看似乎是自然選擇的結果，只不過到目前為止還不能確定那是否是正向的選擇。如果政治正確也拿來作為內心衡量和判斷道德的標準，那麼很容易讓我們陷入一種混亂不堪的場景，我們會忽視真正體現人類博愛的行為，只是因為他或她偶爾的「異端邪說」；反而由於缺失了人文精神造成了道德直覺的紊亂，以致於我們一直在是是非非中循環往複，從而形成不了相對恆定的價值觀和道德直覺，最終選擇了「看得見，摸得著」現實利益作為我們生活的指路明燈。
我們人類社會形成的共同生活形態是在遵守一定的規則或是按一定方式表達自己的基礎之上，我們幾千年的文明歷程已經告訴了我們這些規則和外在表達是否符合我們自身的現狀，或將要面對的未來。我不知道是否有可能有些人生來就比別人具有更強的道德感來為我們做出表率，只是有時冥冥中主宰著我們前進的力量還包含著人類的良知和理性，這種良知是我們無意識感知到這個世界是由我們所有人類的感知而組成，是為了讓我們人類能夠得到足夠長遠的生存和進化；而理性，就像在兩千多年前在「德」字上加「心」的象形文字，要在內心看清我們是怎樣的物種以及我們應該要走怎樣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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