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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已全面超過日本?重新深刻認識日本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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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近期中日關係回暖,中日對比的話題再度熱起來,不少聲音認為中國已經全面超過日本,走在了遙遙領先的位置上。而前不久5名中國留學生因為在東京購物排隊糾紛與保安群毆而被捕一事也讓不少人重新反思中日的差距問題。@人大重陽 微信公眾號本期將推薦一組討論文章,對中日差距有著不同的認識。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陽)高級研究員丁剛老師受邀特地為本期微信話題撰稿《中日之差,差在「軟體」》。丁剛老師認為,日本的優勢可以從人們對待傳統、工作、生活和環境的態度看出來,這種優勢難以精確計算,尤其值得重視。人大重陽執行院長王文在兩年前也發表文章《有雅量發現「對手」日本的優點嗎?》,他也認為「中日社會文明層面的差距仍是全方位的」。不過,也有旅居日本十多年的中國學者陳言的觀點正好相反,他認為「日本人難以再造輝煌,一蹶不振成為常態」。看完三篇文章後,還請讀者自行評判和思考。

1

中日之差,差在「軟體」

丁 剛

中日之間的差距有多大?這是個挺時髦的話題。隨著去日本的中國人增多,這個問題其實也不難回答。中國遊客的直觀感受大體上能反映出差距所在。

首先是中國遊客的消費能力。不用看具體的數據,只要看看大家大包小包從日本買回來的各類商品,就能體會到中國人的購買力。這樣的購買力放到10年前是不可想像的,它與中國的GDP總量和人均GDP的快速增長有直接聯繫。2010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其次要看的是中國人買了些什麼。中國人買的大多是各種小型家電、化妝品、保健品、日用品和風味特產等等,這些產品有一些是中國能製造的,但要麼是工藝、要麼是功效不如「日本製造」,也有一些是在中國裝配而成的。中國遊客對「日本製造」最直接的感受是「好用、精美、細緻」。

接下來的感受會和城市、景點的風貌相關。日本的中小城市沒有那麼多高樓大廈,少有豪車。有些街區看上去還很陳舊,全是傳統的小店小鋪,但無一例外地都非常乾淨整潔。最讓中國人讚歎的是優美的環境、潔凈的廁所和秩序井然的交通。

在札幌市中心,我看到不少中國遊客停下來拍攝行人在「步車分離」十字路口過街的情景。步車分離是指在幾分鐘的時間裡,四個路口所有車輛全部停下來,行人可在路口走向任意方向。

這些當然都是走馬觀花的感受,但只要我們多提幾個為什麼,比如,同樣級別的酒店客房,為什麼日本人會清掃得如此纖塵不染?就可以透過浮於表層的印象,看到或想到一些真正體現出差距的地方。

我們看日本,不能總是盯著GDP總量,也不能總看在創新和技術上的差距,或者是老生常談般地講「失去的」多少多少年。更重要的是一種對待傳統、工作、生活和環境的態度。

中國的馬桶蓋原來沒有日本人做得好,技術上的確有差距,但這並非是難以超越的「高精尖」,主要還是因為我們的廠家沒有一種「無論做什麼產品就一定要做到極致」的精神。再比如,日本酒店的清潔工為什麼能那麼敬業?恐怕也不能從高工資上找原因。

廁所衛生和環境保護還反映了國民的文明水平和生活理念,絕不是靠技術或設施的先進就能實現的。

我去過山西臨汾獲得過國際大獎的公共衛生間,從外觀與潔凈程度看,無可挑剔,但這不能保證如廁者就能夠文明使用這樣的廁所。在最近的日本之行中,我聽到一位日本婦女抱怨中國的廁所不幹凈,不是因為設施不好,而是因為前面使用的人不沖洗。這樣的情況還不止一次地出現。

日本的垃圾分類已經細緻到了10多種到40多種。這是一項十分繁瑣的「家務活」,普通民眾的「不厭其煩」,靠的是國民生活習慣的同步提升改進。它來自於日本人對待大自然的傳統觀念,也包含著對可以實現循環的現代生活的崇尚。如此得到國民高度認同的環保理念絕不是擺放一些分類垃圾桶,或者擁有一定的垃圾處理技術就能實現的。

兩個國家的差距既可以通過GDP等硬指標測算出來,也可以通過這樣一些對待傳統、工作、生活和環境的態度看出來。雖然後者難以精確計算,卻更值得我們重視。

(作者系人大重陽高級研究員,本文為首發。)

2

有雅量發現「對手」日本的優點嗎?

王 文

中日社會文明層面的差距仍是全方位的

在東京羽田機場直上三樓出發層的滾梯中段,我回頭驚然發現司機還站立在送機口,仍在向我鞠著躬道別。他是大連人,到日本快20年了。第一次受同胞長鞠禮,除了有點受不起外,還對日本優質服務與文明教化驚嘆不已。

5分鐘後,在換登機牌處,遇到一群「暴買日貨」的中國人,他們一句外語不會,詢問我在哪打包、如何過關。當他們從我這裡知道所有信息後,連聲「謝謝」都沒有,扭頭就走了。那一刻,我感受到的,不只是中日兩國個別人群間的教養差異,更是兩個社會群體在同樣經歷過多年快速發展後所呈現出來的文明水平差距。

在日本幾天,有數十個親歷事例證明,除了經濟總量的超越之外,中國對日本的社會發展差距仍然是全方位的。承認這一點,在中國輿論界一定會挨罵,甚至可能會「政治不正確」。但是,在中國GDP總量迅速超越日本的背景下,如何冷靜地察覺到中國本身的不足,發現「對手」日本的某些優點與長處,相當考驗智庫學者的智慧與責任。

我不願像遊記那樣贅述東京城市街頭多乾淨,街道設施多便民,商業服務多麼可親,廁所衛生多麼無味……只講一個例子就夠了:2014年中國赴日本旅行達220萬人次,比上一年增加82%;2015年更達到500萬,再翻一番。去年訪問日本的外國遊客,中國人佔25%,消費額卻占近一半,這其中將近1/3的中國人都去過日本兩次以上,俗稱「回頭客」。更重要的是,幾乎所有去了日本的中國遊客回國後,都在講同一個故事:日本挺好,印象不錯,東西也不貴……

中國遊客「用腳投票」,也能反映出中國發展的諸多不足。儘管從2007年以來,對日本厭惡的中國人(主要在政治方面)比例從不到4成增長到接近9成;儘管中國國內無數網路輿論在抨擊中國遊客的「沒有骨氣」或「賤」;儘管我們有無數理由相信未來中國會更好,但至少目前看來,中國急需一份研究報告,全面剖析中國遊客為何義無反顧地沖向日本,並消費了相比他國的最高平均額度?

中小國家的「命」,卻懷大國的「心」

真實地看日本,是讓近年來狂熱地痴迷於國力上漲的中國人冷靜、保持憂患意識與自我批判精神的重要途徑。

當我們發現,日本其實只有中小國家的「命」(如它的國土面積排在全球第62位,人口排在全球第11位),卻曾經干出過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事」,且仍長期保持全球經濟、技術靠前位置的能力,甚至還揚言要「領導亞洲」,中國人更應該擁有敬重日本人的雅量。這種敬重恐怕應與對日本扭曲歷史觀的憎惡、對其外交「兩面人」方式的批判並行不悖。

日本國土約37.8萬平方公里,是中國的1/25左右。日本只有1/5不到的土地適合農業和居住,但日本卻有1億多人口。類似人口密度恐怕只有讓現在的台灣、海南再增加4-5倍的人口才能體會。

奇怪的是,在東京、京都等城市街頭,並沒有像香港那樣的擁擠感。一位日本朋友告訴我:「日本城市的地下幾乎已被掏空了,有的地下還有好幾層,民眾只需要在地鐵、地下商場、各個樓宇間穿梭,就能完成日常生活與工作的衣食住行。」日本人細緻合理利用城市空間布局的高明之處顯露無疑。

此外,日本以小為美,小山,小花,小臉,小雀兒,還有小確幸。這些精緻到極點的狀態,甚至讓許多中國人產生憐愛感。

「這些『小』有時會讓中國人變得憐愛爆棚,自己似乎被日本無窮盡地吸引住了。」一位迷上東野圭吾的朋友告訴我。在日本城市與村落,我與同行師友們也不止一次感嘆,日本人是如此執迷於各個角落、每個空間的捯飭!

因此,我們恐怕要從另一個新角度去觀察日本,比如,看看是什麼讓日本民族心理形成,以及伴隨著扭曲而產生的國運延承等等。

兩個並未受中國重視的日本優點

日本這種專註細節、堅忍的民族性情,使其社會呈現出了超級穩定的結構。而這恰恰是除了技術創新、社會文明外,中國還應重點研究,卻很少在輿論中得到重視的地方。

首先是「保守服從」的日本大眾心理是如何塑造的?日本大眾普遍具有明顯的秩序意識和從眾傾向。一般人比較尊重權威,尤其是在這種大眾心理下形成較為均質的社會結構。19世紀70年代,日本認為自己屬於中流階層的家庭高達90%,這就是所謂「一億總中流」的說法。當然,20年後,這個比例變成了40%。但上世紀日本長期民權化的經濟政策與社會發展進程,對目前中國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轉型時期具有很強的借鑒意義。

其次,更有借鑒意義的是,中國人需要準確琢磨出「一黨優位」的日本政治體制的秘密。二戰後,日本自民黨單獨執政和聯合執政算起來,已經有六七十年了,這也算得上當代世界各國的政治史上的一個傳奇。畢竟,這是在權力開放和競爭性選舉的條件下,通過一次次「選戰」,才得以蟬聯執政、一黨獨大的。

無論這種長期保持執政地位的背後,是多麼令人詬病的政、官和財「鐵三角」或金權政治、派系鬥爭。但這種特殊體制一度讓日本獲取國際資源和強大治國理政的能力。尤其是上世紀60年代,池田勇人推出《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開啟了日本戰後經濟發展的「黃金期」。當時日本連續創造了19年國民經濟超過兩位數增長的奇蹟,1960年更是創紀錄地實現了21.4%的增長奇效,還實現了社會政策的托底,維護了社會和諧與長期穩定。

無論從政治意義上的理論創新,還是從金融方法論上的資源配置,中國繼續學習與鑽研日本,與對日鬥爭博弈顯得一樣重要。

(作者系人大重陽執行院長,本文刊於2016年4月8日《環球時報》。)

3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日本難再造輝煌

陳 言

在天上飛了三個小時,筆者從北京到了東京。

路上,筆者用日本雅虎搜索「日本製造」(Made in Japan),「日本製造衰退」六個字立即出現在手機屏幕上。

在路邊買幾份報紙雜誌,經濟版的內容與眼下的日本大選幾乎沒有什麼關聯,各大媒體都在關注「日本製造」——神戶制鋼數據造假、日產汽車在產品安全檢查時的敷衍,加上不久以前的東芝公司、奧林巴斯公司賬務造假、高田生產的安全氣囊造成人身事故等舊聞。

這種氛圍給筆者一種強烈的感覺:日本製造已經進入到了一個非常嚴峻的時期。

逆轉:日本人難以再造輝煌

俗話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30年,似乎確實是一個發展與轉換的周期。

30年前,筆者帶著一個旅行箱來日本留學。

那時,日本很忙:民眾忙著買房子、買家電,企業忙著國內外的投資。

來日本留學前,筆者已經在河南農村做過三年農活,知道如何割麥子、搓玉米粒,還做過木工、車工等工作。

到了日本,筆者看到農村全自動化的生產、工廠里密集的機器和商場里五花八門的產品,驚得瞪大了眼睛——一台機器能頂河南農村一個生產隊的人力了。

那時,日本確實是個製造業大國,機械化程度之高,中國簡直沒得比!

30年後,再來到東京時,有些當年的老朋友已經不在世了,他們的子女卻沒能繼承父輩的輝煌:在過去的二十多年時間裡,這個國家處於相當失落的狀況。

國際國幣基金組織(IMF)的統計數據很能說明問題:

1987年,日本GDP為2.51萬億美元,中國只有0.33萬億美元;

2016年,日本GDP為4.93萬億美元,中國11.21萬億美元。

30年間,日本GDP增長了96.41%,而中國增加了3396.96%;

30年前,日本經濟規模是中國的7.6倍,而現在僅相當於中國的43.97%。

根源:革新停滯與經濟失落

30年前,筆者來日本時,箱子里裝著牙膏、榨菜、餅乾等,因為日本物價太貴、電子產品太好,要儘可能地節省生活費,多買一些電子產品帶回國。

現在,大多數中國人都帶著空箱子來日本,採購化妝品、時裝、日用品回國,因為便宜、好用。

近些年,日本產的家電、汽車、電子產品在中國賣得不是很順暢,從價格、外觀到性能,「日本製造」吸引力越來越低。並且,在過去30年里,日本製造業大量向國外轉移,很多企業只將新產品的研究開發、發展戰略部門放在國內。這個設想本身不錯,如果世界「日本化」了,日本企業的這種發展模式能夠維持下去。但是,人們很快發現,雖然日本企業很努力地開發新產品,但是這些產品並未如預想那般風靡全世界。

日本企業做出了隨身聽,將磁帶轉變為光碟(CD),又將CD進化為小型MD,還將大型計算機小型化,開發出了手提電腦。但是,當電子產品數碼化,手機集通話、音樂播放、攝像等功能為一體,成為人們手中最重要的電子產品時,日企沒有推出任何一款廣受世人青睞的產品。

為什麼會這樣?

在製造方面,國外的日資工廠沿用本國生產模式,並未出現製造管理革新。並且,筆者發現,現在的日本工廠和20年前有很大的不同:一個工廠內,正式員工、合同工、臨時工穿不同的服裝;正式員工在不斷「白領化」,他們成了管理者、監督者,其中很多人已經脫離了一線生產崗位,把精力投入到應對企業內部的各種文件、填寫相關項目表單上;一線上發生了什麼?該如何改進產品?對這些人而言,只是一紙空文。

企業依舊需要有靚麗的財務報表,定期向股票市場報告最新經營情況——報表不夠靚麗,股價就會立即下滑。在生產成本下壓空間有限的時候,也只有讓更多的人從正式工變合同工、合同工變更為廉價的臨時工,這樣才能縮減人力成本,使企業利潤「好看」一些。

可以說,技術革新的停滯使新產品與日企無緣,生產一線的臨時工化,讓勞動者與消費市場脫節——這些因素限制著日本經濟的增長,留下的只有持續的失落。

醜聞:只是一次集中爆發

眾所周知,日企員工對企業很忠誠,對上司下達的命令執行起來一絲不苟。不過,這得有個前提:經濟形勢大好、企業利潤豐厚。一旦經濟下行,日企潛藏的各種矛盾就會爆發。

比如日產汽車,在日本國內外口碑相當好。讓人難以想像的是,日產的汽車在出廠前進行最後的安全檢查時,負責檢查的員工並不具備相關資格。媒體揭露出日產的問題之後,企業似乎對巨大的經濟損失、品牌損失無動於衷,依然讓不具備從業資格的人員從事相關工作。

神戶制鋼公司的產品在日本很多企業是免檢的,然而,百餘年積攢下來的口碑毀於一旦。產品出廠前並未經過檢查程序,負責人隨手寫上一個數字應付用戶,這種現象在過去十餘年時間裡一直存在。一位曾在神戶制鋼工作過四十多年的朋友對筆者說到這些時,自己都難以置信:為什麼這樣的現象能在企業里維持如此之久?「絕對服從上司的命令,是我們每個在神鋼工作過的人的特點。一旦領導決定這麼做,大多數人會聽之任之。」

很多時候,日本企業的問題一旦暴露出來,就會像挖山芋似的,不斷發現更新、更大的問題。

至於東芝的賬務造假,該和日本國家的核電政策有關。

2005年,東芝斥資53億美元併購幾年前英國企業只花了十幾億美元就買下的美國西屋核電公司,始作俑者是日本政府——日本政府把大力發展核電的消息透露給東芝,讓東芝不計成本買下西屋公司。

很快,日本出台相關政策,核電要成為日本的主要電力來源之一。東芝似乎得了大便宜。然而,2011年3月,東京電力公司福島核電站發生了核泄漏事故,日本所有核電站都停了下來,建新核電站幾乎沒有可能,東芝出現巨額虧損。

此時,日本政府積極推進核電出口政策,東芝需要「表面上的風光」,能走的也只有造假賬一條路了。那一萬億日元的假賬,大概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造出來的。

未來:一蹶不振成為常態

從羽田機場乘輕軌,很快就能到達品川;接著,換車經過濱松町、一路向西駛去,便是神田地區,三菱汽車總部、東芝總部、神戶制鋼的東京分公司就在沿線。在秋日蒙蒙的細雨中,懸掛在最顯眼地方的這些企業廣告、公司標識看上去有些昏暗。

如今,總部設在濱松町的東芝實際上已經四分五裂:將家電部分賣給了美的集團、最賺錢的醫療部分賣給了佳能公司、最有前途的半導體部分則賣給了美日韓聯合體。

日產汽車經濟損失巨大、品牌嚴重毀損,將召回上百萬輛汽車,重新檢查安全性能。神鋼公司大量產品召回、訂單損失使企業在今後數年乃至十幾年裡面臨經營困難。管理層將被追究責任,引咎辭職大約是他們最好的結局。

在經濟上升期,企業醜聞往往會被總體大好的形勢漸漸淡化,再尋找其他機遇重新獲得發展。但是,在經濟下行的背景下,企業就很難東山再起,東芝等日企的一蹶不振已成為一種常態。

「我們是真正的保守派。」這裡傳來參加競選的候選者的呼聲。

現在,政黨、企業的訴求已經不是革新、改革,保守在成為一種社會心理。如果沒有媒體的曝光,很多企業也許還會繼續造假賬、偷工減料。

日企的深刻教訓值得所有國家的企業深思:發現問題後,應該及時公開所有相關信息,避免醜聞長期發酵;及時「動手術」處理相關問題,才能儘可能地減少企業損失;疏於對生產一線的管理是問題的最根本原因,管理者必須了解生產一線的實際情況;賬務造假遲早會露陷,這條路在哪都行不通。

(作者系日本企業(中國)研究院執行院長,本文刊於2017年10月21日瞭望智庫微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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