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委員趙進東談「玩商」：「玩」出來的科學家

在北京大學，經常會看到一位中年男士，著一身休閑服，背一個大大的雙肩包出入校門，和來往的遊客別無兩樣。熟悉他的人都知道，這位性格率真、葆有童真的「遊客」，就是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趙進東。

趙進東說，在一個人的成長道路上，起決定性的因素有很多，但年少時愛玩、會玩的經歷，常常會在一個人的性格中注入活力因子，甚至為一生打上獨特的生命底色。

在玩中懂得規則意識

1956年，趙進東出生於山城重慶。和當時的很多同齡人一樣，他的童年是在無拘無束地玩耍中度過的。乒乓球、足球、游泳，樣樣都能玩出「花兒」來。

趙進東10歲時，文化大革命全面爆發。因父母都是知識分子，父親被關進了牛棚，母親去軍墾農場勞動改造，3個姐姐又不在身邊。於是，靠著每月十元的生活費，十歲的趙進東便開始了一個人的生活。

除了飢餓，那種生活對孩子而言並沒有顯得那麼苦難。調皮愛玩的趙進東，加上沒有父母的約束，竟然玩起來就顧不得上課了。所以，在上初中之前，幾乎沒有老師認為他是一個好學生。

當時，打玻璃球是同伴們最喜歡的遊戲，為了得到更多的「戰利品」，趙進東白天黑夜專註地苦練，於是練就了很精準的技法。「我到現在打彈珠，都玩得很好。」趙進東笑笑說，和同伴打玻璃球，看似是個遊戲，其實在玩的過程中，學會了規則，如何發現自己的長處、自己的弱點，如何與人相處等。

踢足球也是趙進東的最愛。有一次，在踢球時，趙進東的眼鏡被打碎了，他索性就不去上課了。由於沒有伴玩，他就自己琢磨一個人踢足球的方法———對著牆踢。為了提高技法，自己挑戰自己，他在空地上擺上幾個磚頭練習盤球，一個人竟玩得不亦樂乎，天黑了才回家。「後來才發現，我這種訓練方法在正規的訓練中也都有。」趙進東說。

由於熱愛，趙進東成了重慶三中（現在是「重慶南開中學」）足球隊的主力前鋒，他們的足球隊也玩出了專業級別。「我們那個18人的足球隊，有11個人進了專業隊，還有1個進了國家青年隊的。我們的隊友余東風后來當了四川全興隊教練，人稱『少帥』，當年他其實只是我們的『板凳隊員』。」趙進東笑著說，如果跑步速度還可以的話，那時的他可能就進專業球隊踢球去了。

「玩，看起來人人都會，卻非人人都能玩得好。每個人的興趣都不同，體育運動是我個人比較喜歡的，比如說競技性運動，它有集體榮譽感，也會有輸贏。而運動會教我們怎麼樣去輸掉一場比賽，而不輸掉尊嚴。一個輸得起的人，在工作中的承受能力強一些，也才能贏得起。」趙進東說，運動與科研也是相輔相成的，這也是一個科學家需要培養的品質。

在「玩」中激發探究慾望

如果說在高中之前，趙進東的「主業」是玩，而上了高中後，他的生活則是「在玩中學」。

1971年，全國已經掀起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熱潮。當時的趙進東不到15歲，達不到上山下鄉的歲數，但學校又不上課。為了治安考慮，學校就組織他們去翻新學校的操場跑道，工作時間從上午8點到12點。當時，負責人設置了收工的鬧鐘，調皮的趙進東就和夥伴們悄悄地調了鬧鐘，將收工時間提前了一個小時，多出來的時間揮灑在踢足球上。「現在想起來，當時的我們確實挺調皮的，但好多想法和創意，都是在玩的驅動下做出來的。」趙進東回憶說。

調皮、愛玩，加上不上課，初中都畢業了，趙進東連帶小數點的算數還都不會。有一次，母親從軍墾農場回來看他，帶他去買布料做褲子。4尺7寸的布料，一尺3毛錢，母親問他一共花多少錢。面對這個考題，趙進東傻眼了，他告訴母親自己不會算帶小數點的乘法。「當時，我母親沒有吭聲，她回到家後給父親寫了一封信說：『咱們家裡要出文盲了。』」

1972年，學校補招了一批學生，趙進東也因此讀上了高中。趙進東說，進入高中後，他才將「純玩」的頻道切換到「玩中學」上來。有一次考試，趙進東一位玩得很好的同學考了98分，而他僅考了60分。「說實話，當時我基本上就是不會。所以同學說我，這個題目這麼簡單，你怎麼才考60分？我才感覺受到了刺激。為什麼在同學看來簡單的題目，我卻覺得很難？」趙進東說，從那時起，他便拿出了玩時的認真勁兒去探索數學，後來發現，只要專註，很快就明白了那道題，並以此為突破點，並痴迷地喜歡上了數學。到後來，熬夜做數學題竟成為最吸引他的事情了。

「玩」出來的專業

1974年，不到18歲的趙進東下鄉到四川忠縣（今重慶市忠縣）當知青。「下鄉不像上學，因為不知道什麼時間會結束，對未來的一無所知會讓正值年輕的我們感到非常空虛。」趙進東說，因為平時習慣了琢磨玩，所以在那樣空虛苦悶的日子裡，他也會「苦中作樂」找事干來消磨時光。於是，在近3年的下鄉歲月中，趙進東自學了著名數學教育家樊映川編寫的《高等數學》，背熟了唐詩宋詞，練習書法，還讀完了整套的《魯迅全集》……「那時壓根兒就沒想過上大學的事情，只是按自己的喜好看書，一切隨遇而安。」面對困苦，趙進東的性格依舊是隨心隨性。痴迷地讀書，換來的是高度近視。「下鄉時，我的眼鏡是300度，插隊回來時卻變成了600度。」

1976年，趙進東頂替父親工作，結束了知青生活，回到重慶師範學院生物系當起了實驗員，每天和福爾馬林打交道，做各種標本，單調的實驗室也被他「玩」得不亦樂乎。

1977年，高考機會來臨。由於下鄉期間讀了大量的書，加上數學功底好，趙進東在高考中獲得了不錯的成績。但是，在那個「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時代，趙進東沒有選擇物理化學，而是聽從自己的內心，很自然地在專業欄里填了當時的冷門專業———生物系。從此，他的一生便與生物結緣。1982年，趙進東考入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攻讀碩士，後赴美國德克薩斯州州立大學攻讀植物學系博士學位。10年後，趙進東回國任職北大，繼續從事藍藻領域的科學研究。

以「玩」的專註做科研

作為較早的一批「海歸」，趙進東在國外的10年中，生活寬裕安穩。而談起回國的初心，趙進東的話語里沒有「愛國」「奉獻」等詞語，理由竟是兒童般的率真———「當時沒有太多的想法，就是想回來了，所以就回來了。」

回國初期，生命科學在國內還是新興學科，趙進東的工作幾乎是從頭開始。回憶當時的情形，趙進東輕描淡寫地說了兩個字：「很難」。但艱難的歲月並沒使他屈服。相反，在這段日子裡，他通過研究藍藻細胞分化中關鍵調控基因HetR、PatS和CcbP的功能，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發現。「在科學研究中，要敢於懷疑，提出自己獨到的見解，而不是一味地盲從。」這是趙進東在研究中堅持的信條，頗有兒時打玻璃球時專註的勁頭。

2007年，趙進東被遴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2008年，他又被推薦榮任全國政協委員。而面對科研工作者的最高榮譽，他卻是一如既往的平靜坦然。「人過了50歲，可以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而且能滿足基本生活需要，這就很幸福。即使我現在不是院士、不當所長，但我還是認為自己的人生是幸福的，是成功的，因為我在做著自己喜歡的事。」在趙進東看來，智商、情商對一個人的成長固然重要，但「玩商」也彌足珍貴。「『玩』是一種忘我的狀態。一個會玩的人，工作時往往更能全身心地投入，因為他會將興趣專業化，去培養『研究』的習慣。」談起童年、談起玩耍，62歲的趙進東眼睛放光，童心未泯。

如今，閑暇時間，趙進東依舊不忘玩的「初心」：燃上一支檀香，在小楷行走中磨鍊心性；抑或背上雙肩背包、帶上相機，在大自然中拍攝花鳥魚蟲；抑或穿梭在體育場，在網球的對戰中，體味大汗淋漓帶來的身心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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