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寓日本時期的宋教仁：《宋教仁日記》讀後
原標題：流寓日本時期的宋教仁：《宋教仁日記》讀後
吾道南來原是濂溪一脈
大江東去無非湘水餘波
——王闓運
宋教仁乃吾邑先賢，雖傾心已久，卻未嘗研究。在外數年，手邊無書。歸國後重訪萬聖書園，見有《宋教仁日記》，即購一冊來讀，以為研究宋公之始。
《日記》為宋教仁1904年4月30日至1907年4月9日（宋時年22歲至25歲）所寫，除首尾外絕大部分時間在日本。1904年，創建不久的華興會密謀在長沙等地起義，謀泄失敗，宋教仁等人逃亡日本。在日期間，宋求學交友，創辦雜誌，結識同道，為革命積蓄力量。然革命之初，事機不順，多所挫敗，加以身體欠佳，感情痛苦，對宋來說是一段苦悶時期。
從《日記》詳細記錄的宋教仁活動與心境，既可看出一個革命者堅韌不拔的革命精神與意志，也可窺見一個褪去革命外衣的常人的內心痛苦與掙扎。下面以九個主題分述之：
一、交遊
二、學業
三、思想
四、著述
五、革命
六、感情
七、身體
八、詩詞
九、身後
一、交遊
宋日記大部分系交遊內容。分為三類，一為湖南同鄉，二為革命同志，三為日本友人。其中第一第二類多所重疊。湖南同鄉中交往最多者為李和生，但兩人經常齟齬，甚至吵架、打架，分分合合，後來至於絕交，最為令人不解。同鄉兼革命同志者如黃興、陳天華、胡瑛、劉揆一、覃振、章士釗等。革命同志則有孫中山、章炳麟、胡漢民、秋瑾等。
黃興雖屬宋關係最緊密的同鄉兼革命同志，但二人日常交往並不多，遇大事乃相商。宋甚敬重黃，對其似乎言聽計從，共同進退。在日期間，宋首次結交孫中山，但對其頗有微詞。黃、宋與孫的關係一開始就不那麼緊密。在考慮華興會是否併入同盟會時，黃、宋是比較猶豫的。宋在1905年7月29日（即結識孫中山次日）的日記中寫道：
巳正，至陳星台（即陳天華，丹楓閣注，下同）寓，邀星台同至黃慶午（即黃興）寓，商議對於孫逸仙之問題。先是，孫逸仙已晤慶午，欲聯絡湖南團體中人；慶午已應之，而同人中有不欲者，故約於今日集議。既至，慶午先提議，星台則主以吾團體與之聯合之說；慶午則主形式上入孫逸仙會（即同盟會），而精神上仍存吾團體之說（國共第一次合作時，中共亦是此方針，或來源於此）；劉林生（即劉揆一）則主張不入孫會之說；余則言既有入會、不入會者之別，則當研究將來入會者與不入會者之關係如何；其餘亦各有所說，終莫能定誰是，遂以「個人自由」一言了結而罷。
由此可見內部分歧很大。只是黃較為顧全大局，重信守諾，孫黃方成革命同志。但畢竟內心分歧，矛盾爆發是遲早之事。1907年2月，孫黃矛盾公開爆發。宋在1907年2月28日日記中寫道：
慶午忽言欲退會（指同盟會）斷絕關係，其原因則以（孫中山）以己意制一新國旗，而慶午以為不善，請其改之。逸仙固執不改，並出不遜之言，故慶午怒而退會。時諸人均在，皆勸之。余則細思慶午不快之原因，其遠者當另有一種不可推測之惡感情漸積於心，以致借是而發，實則此猶小問題。蓋（孫中山）素日不能開誠布公，虛心坦懷以待人，作事近於專制跋扈，有令人難堪處故也。今既如是，則兩者感情萬難調和，且無益耳，遂不勸止之。又思（同盟）會自成立以來，會員多疑心疑德，余久厭之，今又如是，則將來之不能有所為，或亦意中事，不如另外早自為計，以免燒炭黨人之譏。遂決明日即向逸仙辭職，慶午事亦聽之。
事後不久，黃再次顧全大局，寫信給胡漢民，表示「為黨與大局」，願服從孫中山。孫黃宋的關係才得以維持。
宋結交的日本友人中，最重要的是宮崎寅藏（即宮崎滔天），宋經常到宮崎家中喝酒聊天，後一度寄寓於此。此外還有內田良平、平山周、北輝次郎等人。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宮崎寅藏背後的犬養毅（1931年任日本首相），還是內田良平、北輝次郎等人，均是日本的侵華派，其中不少是黑龍會成員。宮崎寅藏與孫中山相熟，是孫、黃的牽線人之一。同盟會的成立會是在黑龍會的場地開的。由此可見，當時的革命黨，藉助於日本侵華派和黑社會的勢力是不少的。反過來說，從整個近代歷史來看，日本的侵華野心及後來的侵華戰爭是迫使中國走向近現代化的重要外在原因。
二、學業
宋在日本的一大主要活動是求學。先後學習過騎馬、日語、英語、法政等。本來打算學陸軍，後在李和生建議下學習法政，入東京法政大學。後又求學於早稻田大學。宋雖對學習極認真，經常訂立功課計劃，但因其主要精力並不在此，時學時輟的情形不少。宋在日留學的經費以及醫療、生活費，似為化名領取清政府留學生官費而來（待進一步考證）。
除在校求學外，宋雖然經濟窘迫，但仍經常購買各類書籍自學。曾仔細閱讀過哲學、心理學方面書籍，留心語言、民族、地理等著作，也讀古典詩詞以及《紅樓夢》、福爾摩斯、日本偵探小說等消遣。此外，宋非常關注報紙時事，藉以掌握國內國際大勢，這也不得不說是一種重要的學習。同時，為糊口計，宋還翻譯了多種書籍，如《英國制度要覽》《澳匈制度要覽》《美國制度概要》《普魯士王國官制》等。翻譯這些著作，應是宋了解各國政治制度的重要途徑。
三、思想
宋在日本雖主要學習新學，但其思想底色仍偏於中國傳統方面。這體現於他對中國傳統典籍的精心研讀。在日本期間，他讀過的傳統典籍包括王陽明《傳習錄》、呂坤《呻吟語》、黃宗羲《明儒學案》，在日記中曾引用曾國藩著作，可見甚為熟悉。由於宋從事反清革命，因此他特別關注書中反清復明的內容。
宋尤其欣賞王陽明（可能與當時日本人喜好王陽明有關），認真研讀《王陽明年譜》，講求心學，多所摘抄論列，服膺甚深（可參看1906年2月日記）。其為人處世與謀事之道，也以此為根基。如：
（1906年9月1日）寫致劉瑤臣、胡幻庵信，略云：不可倚賴人太重，希望事太急，須以謹慎鎮靜謀天下事。對於團體，則謀蓄養其潛勢力；對於個人，則謀預備其真本事。又：處人涉世之道，交人用人之方，亦須細心。學絕道喪，人心日壞，爭名奪利，無所不至。我既入世，則不得不俯就屈從，學寧人負我，毋我負人之法，尤不可以言貌及名譽取人，須觀其品行，察其心術。故知人之明識及待人之善法，均不可不留心也。總之，只以求其於我心之良知無愧，於我志之大事無損，則得矣云云。
純然一派心學家言。由陸王心學（陸九淵主張「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出發，宋的「為我」思想是極強的：
（1906年9月2日）……加藤弘之氏《無我愛即有有我愛》一篇，言利他心全由利己心而出，即世間無所謂利他，唯利己而已。……余向曾對李星次、吳紹先等言為我主義，謂人世無兼愛主義，只有為我主義。為我者，兼愛之原因也；兼愛者，為我中之一種方法也。所以有宇宙，所以有世界，所以有人類，所以有社會，所以有萬有，皆「為我」二字蔚成之也。若無為我，則道德、宗教、法律一切等等，皆失其所範圍之的而無所用之，而宇宙、世界、人類，皆因無秩序、無標準而擾亂而絕滅矣云云，即與加藤氏之說暗合。余觀畢此篇，不禁心動，擬將來必大發明之。余又曾言：為我者，與楊子之「為我」異，蓋為我者畢竟不過利害之關而已。余以為計利害之時，其範圍不可不放之極廣，其時間不可不推之極長，其關係不可不思之極真且大，而總以我為標準，以求真為我而已。推此義也，即使世界大同可也，何愛國保種之足雲。
（1906年10月12日）蓋古今宇宙間，除我之外，無所謂萬物，亦即無所謂古今。宇宙皆自我眼中、目中、心中以為有之，始乃有之者也。……余嘗思及「上天下地，唯我獨尊」二語，欲以「唯我」二字當之，不知何如？
當時湖南學人中與宋教仁一樣持「為我論」者不少。毛澤東的老師和岳父楊昌濟（與華興會過從甚密），也十分佩服王陽明，認為「天地萬物，以吾為主」，「人之力莫大於心」（楊昌濟：《達化齋日記》）。這對毛澤東產生了很大影響。毛澤東曾言：
橫盡虛空，山河大地，一無可恃，而可恃者惟我。
豎盡來劫，前古後今，一無可據，而可據者惟目前。
（毛澤東：《講堂錄》）
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細微至發梢，宏大至天地。世界、宇宙乃至萬物皆為思維心力所驅使。
（毛澤東：《心之力》）
宇宙間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從者惟我也。我以外無可尊，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無可畏，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無可服從，有之亦由我推之也。
以我立說，乃有起點，有本位。人我並稱，無起點，失卻本位。
（毛澤東：讀泡爾生《倫理學原理》批註）
從宋教仁、楊昌濟到毛澤東，湖南革命人士思想的傳承性由此可見一斑，其淵源可追溯至宋明理學的開山祖師周敦頤（濂溪先生）以及曾講學嶽麓書院的王陽明。從另一方面說，在極其艱苦的環境下，革命者只有樹立了「為我」甚至「惟我」的思想，才能練就克服一切外在困難的堅強自信和不屈意志，否則是很難堅持到底以求得革命成功的。
除深受中國傳統的宋明理學思想影響外，宋也十分傾慕華盛頓等西方政治領袖，曾讀過不少西方政治家傳記或著作，並幾次購買華盛頓肖像。
總的來說，從日記中宋自述其思想及其關注興趣可以看出，宋的世界觀價值觀仍在中國傳統之內，可以說是中國傳統中一有革命志向、有新學素養的讀書人。
四、著述
宋在日本時期著述不多，大都為時評類文章。宋主張中國應用黃帝紀年，曾花很大精力予以考證，並就此寫過幾篇文章。其日記年份也以黃帝紀年。宋在日本時期的最大著述，可能就是傳下來的這本《宋教仁日記》。宋曾將之命名為《我之歷史》，但生前並未出版。
宋寫過一本很有名的《間島問題》，可以說是他的主要著作之一。間島（此詞為日本等國的單方面稱呼，中國並不承認）乃中國與朝鮮半島邊境一地區，在今吉林省延邊州境內。清末日韓等國挑起間島爭議，妄圖吞併間島地區。1907年宋前往中國東北運動馬賊，發現日本窺伺間島的野心，遂寫下《間島問題》一書，其要旨在於以國際法規則論證間島地區屬於中國。後書稿為清駐日公使楊樞購去，為清政府在對日交涉中據理駁斥、保全該地為中國所有提供了有力證據。
《間島問題》一書雖不是宋在此次留日期間完成，但肇始於此時。宋的日記對其發現間島問題的過程有清晰的記述：
（1906年5月5日）八時，至同文堂，購得《商業界雜誌》一冊，歸而讀之。中有《鴨淥江源之獨立國》一篇，記滿、韓間鴨淥江、土門江、松花江發源之處，有形成之一獨立國，曰間島，地方與日本之九洲島等，其王曰韓登舉，山東人，十餘年間佔據此地，清兵時來攻之，不克，遂定約每年納款二十萬金於清盛京官吏；其地富於礦產、林產、人蔘雲。
（1906年9月4日）閱本日《讀賣新聞》……，又有記間島獨立國事，言夾皮溝一帶之地，東西約三百中里，南北約六百中里，四邊皆山，殆已成為獨立國之勢。其統領曰韓登舉也，祖為山東人，以開金礦聚眾為頭目。適當清、俄交兵，其祖率其眾與俄兵戰，敗之，清廷厚賞之，彼不受，而請以夾皮溝為己領地，清廷許之，於是此一帶地方之行政、租稅權皆握之。至登舉，勢益強。當日清戰爭時，登舉兵在海城附近與日軍戰數次，號曰正義軍。庚子歲，俄兵入滿洲，登舉拒之，不敵而敗，乃與俄和。刻下有兵六百余按此當作六萬，彼兵實不只此數。登舉善愛撫人民，厚待四方遊人旅客，治內頗有法，人民不納租稅，惟自產物納數分而已。以故境內寧靜，盜賊絕跡，馬賊亦不敢犯其境，四方來歸者日益多也。其地產金、銀、鐵、石炭、人蔘、大黃、藥草、獸皮，而木材為尤富，蓋其具有獨立國之資格已庶幾矣。登舉今年僅三十六歲雲。
（1906年9月15日）閱報，有記滿洲馬賊事，另錄之於別冊。其中有敘間島一節，雲間島兵其總員有五萬。草王韓登舉，今年四十有三歲。其軍隊皆操練精勇，有巨炮數門，糧粟山積。其都城在花樹林子，約當吉林府南三十里雲。
（1906年9月24日）閱《滿洲地誌》，涉獵一通。其內容甚詳細完備，而尤詳於韓登舉及間島之事。但以韓與間島分為二，若無甚關係者然，與余前所見諸說異，不知究以何為真也？余遂擬寫一書與其作者守田利遠，問其究竟何如？
（1906年9月25日）八時，乃至黃慶午（即黃興）寓，坐良久，慶午回，談敘良久。……余又告以吉林南方韓登舉事，謂此處勢力甚鞏固，若往運動之，或有效。其效視運動者之目的如何，而可分三：理想最高則握其大權，興教育、整實業、練陸軍、行招徠、講外交，以圖遠大，此須有大才而能持久者方可行之；其次則謀占其地之實業權，殖產興業，以得經濟上之富裕，此亦須有實業家才而稍能持久者方可行之；其下則直往遊說運動其多金而來，以資接濟，此則不須歲月，只一辯士足矣。言畢，慶午亦有動意，並屬余作一書紀其事。余言恐發表於世，人皆知之，則狡猾之徒或乘之而去，則無益也；不然吾早已有此心，且材料亦備有矣。
（1906年9月29日）下午，作致守田利遠書，問以間島與韓邊外之關係及韓登舉之勢力，又蒙江與東派子之關係，皆其書中所言與余所見有出入，或其書自相矛盾者也，約千餘言，胡亂以日本文書之。
（1906年10月18日）接守田利遠復書，拆視之，乃其部下岡野增次郎自旅順都督府發者，謂：……。閱畢，其所答尚有未盡余質疑書中之意者也。餘思欲盡知其詳細，惟有自身旅行親歷其境調查之之為妙耳。
（1906年11月1日）午餐後，偕前田氏至《革命評論》社，晤得萱野長知、平山周、池亨吉諸氏，與萱野談最久。言及滿洲馬賊，萱野言奉天之馬賊現惟楊二虎為最，其原名雲國棟，因強盛，人皆畏之，故名二虎也。吉林之韓登舉，其人不足稱，膽力甚小，不過徒有多金而已云云。
（1906年12月4日）下午，至四谷區一牛乳店閱報良久，見有關於間島問題之記事，抄錄之而回。
（1907年2月24日）末永節、古河來，古河為日本一軍曹，如滿洲馬賊中為其頭目多年者也。余與談良久，言及韓登舉及各馬賊事甚悉。夜，黃慶午邀末永、古河、張溥泉及余同至鳳樂園食晚餐，遂談商運動馬賊事，良久，決議古河前去，而吾黨一人隨之同去，因古河以聯絡各處而試其活動云云。慶午復向余言，欲余去，余答以且待稍思索再決。
（1907年3月6日）與黃慶午商往滿洲事，議定余與古河氏同往。余遂擬預備一切，趁月內登程也。
（1907年3月23日）五時，遂清檢行李，至《民報》社作辭，起行就道。
由上述日記可知，從宋首次發現間島資料，到宋啟程前往東北運動馬賊，前後不到一年時間。由此過程也生出幾點感想：
（一）宋是有心人。平時漫閱書報，即能敏銳發現一些重要信息，而且注意積累，持續關注。
（二）宋是實行家。從發現線索，到四處收集資料，研究問題十分勤奮。從收集資料，到提議運動馬賊，時時注意將所見所聞與革命活動聯繫起來思考。從運動馬賊之議，到決定親自前往，並找聯絡人同往，可以說是徹徹底底的行動派。這三個層次，大部分人連第一個層次都做不到。宋25歲即有如此膽量與魄力，可見其過人之處。
（三）凡事「不問收穫，只問耕耘」（曾國藩語），常有意想不到之收穫。宋研究間島問題的本意是為運動馬賊，為革命，並非為著書（1906年9月25日日記言之甚明）。雖然後來運動馬賊失敗，但他積累的對間島問題的認識卻日漸深厚，同時也通過實地考察發現了日本的侵奪之心。其退而著《間島問題》，可以說是他在東北革命活動失敗的一個副產品，不意此書卻成為後來清政府對日交涉的重要參考材料，宋因此為保全國土盡了一份很大的責任。豈不是意想不到的收穫？
五、革命
如前所言，宋在日本期間，主要是為革命積蓄力量，直接的革命活動並不多。概括言之，大致只有四件事：聯絡同志，使精神不散；創辦報刊，作革命宣傳；入同盟會，建革命組織；運動馬賊，尋革命支援。其中第一件無需贅言，第四件已如前述，僅就中間兩件略述之：
（一）創辦報刊，即《二十世紀之支那》，為《民報》前身。宋到日不久即倡議辦雜誌，但過程甚為艱難。
（1905年1月2日）未正，至勝光館訪張步青。談及組織雜誌事，步青亦贊成之，郭瑤皆、魯文卿亦願與聞。
（1905年1月3日）酉初，余復至越州館，開組織雜誌發起會。時到者十餘人。
（1905年3月17日）時《二十世紀之支那》文稿仍甚少，餘思索再三，竟無良法，乃擬開會集各社員提議維持方法。
（1905年3月19日）辰初，至會館開會。時到者三十餘人。余乃演說雜誌所以不能出版原因：一由於各社員股金未交，經濟不足；一由於文稿不能收齊，不能付印，所以遲遲至今尚未出版。且即能出第一期，而下期不能出，亦甚無謂，必須全體社員設法維持方好。說畢，陳星台（即陳天華）乃起辭編輯之任，眾人皆短氣焉。直至午正，迄不得一良法而散。噫，亦可嘆矣！
（1905年3月21日）接振武學校戴君渭卿等來片，謂《二十世紀之支那》社既總編輯皆辭職，宜從此解散云云。
（1905年3月22日）接戴渭卿、江峪岷等八人來函，稱《二十世紀之支那》社皆不願入股，請余於下禮拜開會解散之云云。下午，郭瑤皆、白楚香、田梓卿皆來，與余議雜誌之辦法，皆不主張解散。余遂擬於下次開會時，待眾公決焉。
（1905年3月26日）未正，至會館開《二十世紀之支那》會，至者二十餘人。先由余報告戴渭卿等欲解散之意見，及田梓琴（即田梓卿）等欲維持一定不解散之意見，以待社員公決。卒之，贊成不解散占多數，於是戴渭卿等皆退會。各社員乃推舉總編輯，舉得程潤生。嗣余辭總庶務之任，眾乃舉得黃益庵當之。至申正散會。
（1905年6月24日）酉正，至張步青寓，知《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已出版，已發郵約明日開會發行矣。
《二十世紀之支那》僅發行兩期，即因第二期上刊有《日本政客之經營中國談》被東京警視廳沒收並勒令停刊。同盟會成立後，《二十世紀之支那》轉為同盟會機關刊物，改名《民報》，繼續發行。關於《二十世紀之支那》與《民報》之關係，宋在日記中言之甚悉：
（1906年12月2日）九時，偕宮崎氏往赴《民報》紀念大會。至則已開會良久，來著已滿，門口立者約有千餘人。……有一人提議捐助《民報》經費，則皆贊成，一時投錢者，書名於冊者，不知若干人。良久迄，始散會。散會時發《民報》臨時增刊贈書券，人一枚，合計發出五千餘枚，合其外未及發券及未得入場者計之，蓋將近萬人矣！亦未有之盛會也。亦足見人心之趨向矣。既散會，余忽遇得魯文卿……。文卿言：今日之會，令人愉快，可見中國日有進步，且現今表同情之報，如《雲南》雜誌、《復報》、《豫報》、《洞庭波》等，亦日益多，實為可賀。然回首一年前，學界蕭條，寂然無聲，無一人有唱為此等動作者。自《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出現後，雖無大結果，然繼之以《民報》，鼓吹開發，遂有今日之現象。則溯其源，亦未始非《二十世紀之支那》之影響也，天下事固不必自我收效力耳云云。余聞之，亦深有感。蓋《民報》力固大，然未辦之前，無一人贊成辦報者。余於去年邀黃慶午等辦報，皆不贊成，孫逸仙至東京，亦向余言，君等辦報，可邀宮崎氏同辦之，亦無辦報之意。《民報》之發生，實由《二十世紀之支那》之改名而來者也。回思余初至東京，唱辦《二十世紀之支那》時，所共事者，僅田梓琴、李和卿、郭瑤皆、張步青等，贊成者甚寥寥，反對者到處皆是。以陳星台（即陳天華）之熱心，而亦畏避之。經幾次之波折，幾多之變換，始克出報。其艱難之境，及余當時之苦心孤詣，實不堪感慨系之矣。
（二）華興會併入同盟會，一開始即有分歧，已如前述。黃興作為華興會靈魂人物，其主張為「形式上入孫逸仙會（即同盟會），而精神上仍存吾團體」。這決定了同盟會不可能是一個緊密團結的革命組織。不僅談不上緊密團結，甚至可以說慘淡經營。宋在日記中寫道：
（1906年6月12日）夜，康保忠、董修武來，與余商及（同盟）會事，言現今狀態甚危，人才與財政尤為困難，欲邀集會中有常識者開一特別會議，研究善後方法，可辦則辦之，否則亦宜有以善其終云云。余贊成其說，並言余現在不欲任事之故。良久始出。
（1906年6月14日）接康興甫（即康保忠）來信，約余今日下三時至新宿十二神社議事。……來者董修武、楊篤生、黃樹中、孫少甫及余共六人。興甫乃提議欲維持（同盟）會事，余言須先研究維持之方法及條件，否則所謂維持者亦無效也。諸人又討論良久，乃決議以後有事須此數人商之，商定乃以孫少甫施行之，使外人仍不知，以此舉須帶秘密性質也。余見所議均無大影響之事，欲再發言，而食物已具，諸人均若討議已畢無餘事者然，遂就飲，余亦止焉。然余心始終恐此舉仍歸無益，但勢亦惟聽之而已。
（1907年2月28日）思（同盟）會自成立以來，會員多疑心疑德，余久厭之，今又如是，則將來之不能有所為，或亦意中事，不如另外早自為計，以免燒炭黨人之譏。
關於同盟會此時狀況，《日記》腳註中引《吳玉章回憶錄》，對此亦有說明：
1906年至1908年，同盟會在國內組織的多次武裝起義都遭到失敗，有些不堅定的分子因此表現消極……這時日本的同盟會組織也很渙散，孫中山、黃興等領導人都不常在日本，宋教仁又沒有威信，真是群龍無首，一盤散沙。
由上述可見，無論是創辦報刊，還是在同盟會開展革命活動，這兩件事都是備極艱難。但歷史證明，這兩件事還是堅持下來了，並且取得了相當的成功。
由此我也想到另一些故事。魯迅在《吶喊》自序中曾談到在日本辦文藝雜誌《新生》的計劃，但是失敗了。毛澤東在井岡山時期曾遭遇遂川失敗，只剩下幾十個人，仍然堅持下來了。馬雲曾談到創業艱難，說一般初創企業挺到明天就能活下去，但絕大部分企業今天晚上就死了。
總結來說，任何事業，尤其初創時期，都極其艱難。能不能挺過這段艱苦時期，往往是成敗的分野。革命家、創業者精神與意志的真偽，就在此時得到檢驗。不過最根本一條是，大方向必須找對，才可能獲得成績。奔向錯的方向，即便經歷再多艱難，也成功不了。因此做任何事，需先看清大勢，才能謀得小局。
六、感情
《日記》寫於宋22歲至25歲時期，此時宋十足還是個年輕人，感情自然也是豐富甚至敏感的。宋的感情大概有三類：一是壯志未酬之情。二是愧對家人之情。三是男女關係之情。皆在日記中有所體現。
（一）宋胸懷大志，變賣家中田產以求革命，然不旋踵而敗，無奈逃往日本，隱忍待機，其心情可想。因此日記中多有借酒澆愁之舉和哭泣自傷之語：
（1905年9月17日）……偕張步青及文卿往宮崎滔天君家。既至，坐良久，滔天出酒肴共啖之。余舉杯連飲，少焉稍有醉意，乃放聲唱湖南之新劇；滔天亦擊節而歌，步青亦作鄂調，舉座殆若狂。良久，滔天之夫人內田者亦出而舉酒屬客，餘一飲而盡者數杯。又移時，余乃醉矣，嘔吐滿地，頹然橫卧。迨至戌初，步青乃呼醒余，乃共辭歸。
（1906年1月4日）……至熊岳卿寓，坐良久。岳卿置酒飲之。余尋醉，良久，倒卧於席上，仰天歌陳星台《猛回頭》曲，一時百感交集，歌已，不覺凄然淚下，幾失聲；又良久，酒醒乃已。
（二）宋拋妻棄子、破家為國以圖革命，旅日期間窮困窘迫，無資接濟家中亟需，對家人時常抱愧。其日記中對此亦有記述：
（1906年9月26日）忽接得家信一封，中有五月、八月兩信，石卿兄言家計困難，衣物具已當盡，又因饑荒預備積穀，將青苗田出售始了事。又言老母甚思念余，又甚望余之歸家，又甚望余寄金回家或自己攜回家，以紓家困云云。余視畢，更加憂愁叢生，安得振翼一飛，以歸省吾老母耶！又安得一獲多金寄家，以慰吾母之懷，以供吾母之甘旨耶！噫，余之處境真難堪矣！愁思良久，遂急就寢。
（1906年9月27日）下午，讀杜詩，令我百感交集，至「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不解憶長安」處，不覺使余憶及余壬寅歲在武昌作七夕詩，末有「遙憶故園小兒女，應隨阿母望河橋」之句。噫，不勝今昔之感矣！
（1906年9月30日）早飯後，獨自無聊，乃再翻前日家信閱之，擬作復書，……。遂提筆作上母親書，未及數行，心中悲感交集，已淚下矣。乃忍耐寫之，至下午三時，猶未寫完，乃休息焉。夜間，一人冥坐，時窗間明月當空，因思家之情，偶吟得詩二句曰：「去國已三載，思家又一秋。」欲續成而不果。
《日記》附錄中有馮為鎣撰《宋教仁傳》，其中對宋家人情況有所記述：
方教仁之走日本也，兒生才三歲，母萬氏猶健。及歸，兒長十二齡矣，不相識；母以貧故老；妻方氏亦憔悴。於是教仁相持泣，泣數行下。左右俱泣。兒侍側。母摩教仁，泣謂曰：「汝幸得生回，毋去矣。」於是諸父老昆仲故人爭為母壽，日飲酒道故舊，為笑樂月余，教仁以母命不復去。
（三）宋去日本時家中雖有妻室，並有幼子，但感情寂寞之餘，在日本也交了兩任女朋友，即永井德子和西村千代子，但日記中所記甚略。永井德子是宋到日本不久交的女朋友，後永井生病，兩人分手。後來兩人又在山上偶遇：
（1906年9月19日）晚餐後，出院後山上晚眺良久。將歸時，忽遇見去歲余所識之永井德子。問其何來，則雲遊玩而來此者，且雲將往米國去云云。余見其衣服容貌均與前較華美，想或已走壞路亦未可知也。
宋交女朋友一事，尤其是與西村千代子的交往，也招來友人李和生的批評，宋本人也時感愧疚矛盾。以當時的時代背景，宋的年齡，寄居外國寂寞苦悶的事實言之，宋交女朋友一事並非不可理解。且宋因內心矛盾，似也較為克制。與孫中山等人比，宋在男女之事上即便有可指摘之處，相較而言程度也較輕，似不必過分苛責。
除此以外，身在日本，宋也有入鄉隨俗、放浪形骸之舉，且實與諸革命同志共為之。如：
（1907年2月25日）三時，至孫逸仙寓。四時，同逸仙、章枚叔（即章炳麟）、劉申叔（即劉師培）、魯文卿、胡展堂（即胡漢民）等至赤坂三河屋。時內田偕宮崎、清藤、和田諸氏等已至。坐良久，遂各一席，有藝妓七八人輪流奉酒。又良久，歌舞並作，約三四齣訖。諸人不覺皆醉，余亦帶醉意矣。夜九時始罷，十時回。
七、身體
在日本期間，宋的身體一直不太好，大約是神經衰弱之類的疾病，除服藥外還幾次入院治療、休養。1906年8月，宋「飲食減少、精神疲倦」，入東京病院治療「神經病」，採用了「電氣浴」療法，可見較為嚴重。日記中有若干病痛中語：
（1906年10月5日）未及半夜忽醒，覺左腋甚痛，余不甚以為慮；良久，忽身體發抖，如瘧疾然，而腋痛更甚。乃起呼看護婦告之，遂有醫生來診視，又良久，以葯與余服之，始不發抖，而痛如故。未幾，看護婦、醫生皆去，吾目不能交睫。時萬籟俱寂，惟一燈慘然立余前，窗外雨聲時滴，余不覺萬感交集。思及吾罹病於異國之不幸，又思及吾前歲在武昌病時亦舉目無親，較此更愁困數倍，又思考吾一身究竟結果如何，吾一身結果與吾祖國時勢之關係何如，又思及一身飄泊海外，所謂朋友雖甚多，而真正志同道合者甚少，自顧此身，仍是孤懷獨行，俯仰天地，恐終側身無所耳！心中軸轆上下，悲感不堪，一時淚下如雨，幾致失聲，約二時間乃稍已，則衾枕皆有濕痕矣。
（1906年10月8日）三時頃，憊甚矣，乃睡焉。更覺獨自無聊，心中悲感又起，以為若我終身患此病，則我將來必為無用之人；若因此病而殀，則更不能儘力於祖國，平生所立之志皆成夢想。……想及此，涕泗橫流，心如刀割。
（1906年10月24日）霖雨瀟瀟，令人愁悶。入夜，雨猶未止，愁悶愈甚。……不覺偶觸余愁更甚，遂至淚下。
治療期間也有趣事：
（1906年9月21日）看護婦長對余言：「君之病因得毋色慾亦佔一分子乎？」余云：「否，余已二三年間未曾染此也。」彼曰：「然則色情思想亦當有之，此亦或能成病因。」余曰：「誠如所言也，人亦孰能免此哉！但能把持之耳。」彼曰：「與其勉強把持或成病因，則不如偶一為之，猶能使心內淡泊也。」余姑應之，然餘思究竟果如所言耶，固尚未定之問題也。
八、詩詞
宋是一中國傳統讀書人，這也體現在他對詩詞的愛好上。閱覽之餘，亦有所作，時有佳者。特將其日記中所存自作詩詞印象較深者（並非全部）輯錄於此，以供觀覽。
午正，過螺山，舟中無聊，乃口占長歌一篇，其辭曰：
噫吁嘻！朕沅水流域之一漢人兮，愧手腕之不靈。謀自由獨立於湖湘之一隅兮，事竟敗於垂成。虜騎遍於道路兮，購吾頭以千金。效古人慾殺身以成仁兮，恐徒死之無益，且慮繼起之乏人。負衣徒步而走兮，遂去此生斯長斯歌斯哭斯之國門。嗟神州之久淪兮，盡天荊與地棘。展支那圖以大索兮，無一寸完全乾凈漢族自由之土地。披髮長嘯而四顧兮，悵悵乎如何逝？則欲完我神聖之主義兮，亦惟有重振夫天戈。（1904年11月10日）
（取《警世鐘》一冊）題數語於背，曰：
起崑崙之頂兮，繁殖於黃河之滸。借大刀與闊斧兮，以奠定乎九有。使吾世世子孫有啖飯之所兮，皆賴帝之櫛風而沐雨。嗟四萬萬之同胞兮，尚無數典而忘其祖！（1905年1月26日）
其一
月來窗紙薄，露下客衣單。
其二
晚煙綠隱臨江樹，早稻黃催負郭田。
樓閣參差余落日，關河蕭索咽寒蟬。
（1906年9月21日）
晚游與樂寺
他邦無復樂，老剎有何游？
霜葉豐林晚，鐘聲一寺秋。
殘碑留漢隸，古屋置遼俘。
去國誰堪此？能無涕淚流！
（1906年9月28日）
孤枕蟲聲急，一窗秋月明。
（1906年9月29日）
思家
去國已三載，思家又一秋。
親憂知白髮，閨怨定蓬頭。
禹域腥膻滿，天涯道路悠。
有家歸未得，期待滅匈奴。
（1906年10月1日）
他鄉久流落，獨夜更蕭颼。
孤枕梧桐雨，殘燈蟋蟀秋。
此生愁里過，故國夢中游。
天下滔滔是，孤懷何日酬。
（1906年10月6日）
將曉
更殘猶不寐，起坐獨彷徨。
月落千山曉，雞鳴萬瓦霜。
客中憂病累，海外傷國亡。
誰繼枕戈志，中原逐犬羊。
（1906年10月27日）
其一
霜林殘柿剩兩三，薄暮飢鴉爭剝啄。
其二
夜靜疏鍾沉遠寺，秋高孤雁渡寒雲。
（1906年10月30日譯日文詩《中和歌》）
另，宋少時畢業於漳江書院，期間曾撰兩則聯語，甚值注意：
辦天下事，自歐亞始；讀古人書，在秦漢前。
莫使真心墮塵霧，要將熱血洗乾坤。
九、身後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宋教仁對創建民國特別是民國制度設計有篳路藍縷之功。後宋參與創建國民黨，並出任代理理事長，致力於在中國推行政黨政治。1913年3月20日，正當國民黨在民國國會大選中大獲全勝，宋準備北上以黨魁身份組閣時，忽於上海被刺殺。在醫院救治時，宋留有遺囑兩則：
今以三事奉告：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及東京寄存之書籍，悉捐入南京圖書館；二、我本寒家，老母尚在，如我死後，請克強與公及諸故人為我照料；三、諸公皆當勉力進行，勿以我為念，而放棄責任心。我為調和南北事費盡心力，造謠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誤解，我受痛苦也是應當，死亦何悔？
（宋教仁在上海滬寧鐵路醫院向于右任等所留遺囑）
北京袁大總統鑒：仁本夜乘滬寧車赴京，敬謁鈞座。十時四十五分在車站突被奸人自背後施槍彈，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勢必至死。竊思仁自受教以來，即束身自愛，雖寡過之未獲，從未結怨於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絲毫權利之見存。今國基未固，民福不增，遽爾撒手，死有餘恨。伏冀大總統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俾國家得確定不拔之憲法，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臨死哀言，尚祈見納。宋教仁。哿。
（宋教仁請黃興代擬致袁世凱電）
宋公去世後，黃興等儘力照顧宋的家庭。但黃興三年後亦病逝，宋之家庭及後代頗為寥落。
宋教仁與方快姐結婚，生育有兒子宋振呂。宋振呂，1900年出生，宋教仁先生逝世的時候他才十來歲，宋教仁先生遇刺之後，孫中山和黃興準備接宋教仁先生的家人來上海，由於宋教仁先生的老母親年老體弱，經不起長途跋涉之苦，只得作罷。等到老夫人仙逝之後，宋振呂和母親才得以移居上海。
在孫中山和黃興的安排之下，宋振呂東渡日本求學。學成之後便在南京國民政府審計部任幹事，娶妻葉惠英。幾年後又被派往歐洲和美國考察司法制度，但宋振呂回國沒多久就因心臟病發作去世，年僅36歲，留下了唯一的女兒宋奇璋。
宋振呂的遺孀葉惠英再次遭遇了與婆婆同樣的命運，她帶著9歲的女兒宋奇璋回到宋教仁的故鄉桃源。抗戰爆發後，有報紙報道說：「宋先生遺屬寡媳一人在桃源轉徙流離，孤苦伶仃。」
新中國成立後，葉惠英作為烈士遺屬受到照顧，政府在長沙給她租了間房子，每月發她30元撫恤金。宋奇璋從桃源女子師範學校畢業後，在當地一所小學教書，並結識了後來的丈夫吳建坤，生育了兩子三女。
宋奇璋的子女生活條件都不太好。大兒子吳林1969年下放到耒陽市肥田鄉，文革後在鄉供銷社當營業員，後來下崗靠種地為生。三個女兒返城後，一個接父親班，在桃源縣水電局，另外兩個在桃源縣瓷器廠，後來也都下崗了。
而次子宋克家，1995年從湖南省桃源縣一家五金廠下崗後，拉了3年黃包車，每天起早貪黑，也就掙幾十塊錢。摩的興起後，他又轉開摩的。直到2009年實在干不動了，才把摩的賣掉，和妻子開了間雜貨鋪。鋪子開在桃源縣陬市鎮上，樓下是十多平米的門面，賣床單、棉被、衣帽、鞋襪、童裝，樓上是老兩口和小女兒的住處。鎮上人少，生意冷清，賺錢也是非常有限，日子過得也緊巴。
（謝流石：《宋教仁的子孫後代》，來源於網路：https://item.btime.com/m_918b0a4a96998b570 ）
今年是宋公逝世105周年。百餘年後，讀畢《日記》，感慨系之。近代以來，志士仁人前赴後繼以求革命，其目的在於謀中國之獨立富強與自由民主，宋公乃其中的第一代傑出革命家。然革命之任甚重，一人之力甚薄，以一人之力而當革命之任，其艱難困苦固有不可勝言者也。通過《日記》，我們既看到了一個志存高遠的革命者，又看到了一個現實中歷經艱苦的完整的人。
而《日記》的現實意義則在於，當我們今天面對生活中的一切困難、失意與痛苦，可以確信此種困難並非當下時代或一己之身所獨有，而實為任何時代任何人所不能免之必修課程。這一課程雖永遠不能畢業，卻並不妨礙我們去追求更有意義的目標。惟其如此，方可求個人價值之實現與社會總體之進步。
嗚呼，宋公！公出身寒素，矢志革命，百折不回，辛亥有成，大功未竟，而以身殞，可謂善謀國不善謀身者也。後之君子，當有繼公之志而起者乎！
2018年6月3日
謹以此文紀念宋教仁逝世105周年
註：所讀《宋教仁日記》為中華書局2014年4月版。宋教仁曾兩次流寓日本，後又待過一個時期。簡潔起見，本文標題及文內所言「日本時期」均專指宋第一次也即《日記》中所記的這一段在日本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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