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革命風尚的「支那」，為何會變成對中國的蔑稱

提起「支那」一詞，大家都會認為這是日本對中國帶有侮辱性的蔑稱，所以對這個詞語的第一反應就是反感。但事實上，「支那」的感情色彩在不同歷史階段是不同的，尤其是在清朝末年，它甚至還曾經是革命者的風尚。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支那」是日本對中國人尤其是漢人的稱謂，也有除了東北、蒙古以外關內漢族人聚居區的地域概念。史學界一般認為，「支那」一詞最早起源於印度。

古代印度稱中國為「chini」，據說這是來自「秦」或者「晉」、「荊」的音譯。在《摩訶婆羅多》、《摩奴法典》、《羅摩耶那》等印度古籍里都出現了「支那」一詞。在中文古籍里，《大唐西域記》有：「王曰：『大唐國在何方？經途所宣，去斯遠近？』對曰：『當此東北數萬餘里，印度所謂摩訶至那國是也。』」——「至那」即是「支那」的諧音。後來葡萄牙語、荷蘭語、德語、法語和英語中的「China」都是出自古代梵語的「chini」。所以，「支那」並不是從英語的「China」音譯而來的，正相反，「China」其實是從「支那」發展而來。

唐朝以後，很多日本僧人和學者來中國學習，從漢譯典籍里學到了「支那」一詞。到了宋元時代，用「支那」來稱呼中國的日本人還不常見，只有少數大學問家和高僧為了顯示自己的博學，才會用「支那」來稱呼中國。在這個時期，「支那」一詞不但沒有侮辱性質，反而帶有幾分尊崇之意。

到了清朝末年，不少立志推翻清朝統治的革命者在日本進行革命活動時，絲毫沒有覺得「支那」是帶有侮辱性的詞語，反而認為「支那」帶有革命性。當時很多反清人士到了日本之後要做的兩件標誌性的事情就是剪辮子和自稱「支那人」，將「支那」和「清朝」對立起來，以此表示與清朝的決裂。

1902年，章太炎等人在日本東京發起「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在會上宣誓「光復漢族，還我河山，以身許國，功成身退」。「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是從南明永曆政權覆滅的公元1661年算起的，換言之，他把明朝看作了「支那」。1904年，宋教仁在東京創辦了一本雜誌，取名為《二十世紀之支那》，後來發展成同盟會的黨報《民報》，雜誌名稱上都用了「支那」，充分說明當時「支那」並沒有蔑視意味。就連立憲派的梁啟超也曾在文章中寫下過：「我支那四萬萬餘人大夢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中國台灣，償二百兆以後始。」並且還用「支那少年」作為筆名。

章太炎

在明治維新前，日本很少用「支那」來稱呼中國，更多的是用「漢」、「漢土」、「唐土」、「中土」，或者相應的朝代名稱如「隋」、「明」、「清」等。有種說法是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後，中國的國號從「大清帝國」變成了「中華民國」，但日本政府1913年根據駐華公使的提議決定今後均以「支那」呼稱中國，甚至還有「支那共和國」的稱呼，由此引起了很多中國人的憤怒。

但是直到民國初年，中國人對「支那」的說法還沒有今天那樣反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孫中山在1914年與時任日本首相大隈伯爵的來往信件中，仍然多次使用了「支那」、「對支政策」、「支那革命」、「支那國民」以及「支那人」等詞語。

也許有人會問，日本為什麼不用「中國」來稱呼中國？因為古代日本效仿唐代的行政區劃，將全日本分為68個國，其中一個國就叫「中國」，位於今天本州島的西部，包括鳥取縣、島根縣、岡山縣、廣島縣、山口縣等五個縣，面積大約有3萬平方公里，人口約700萬。

日本古代行政區劃

「支那」一詞的褒貶變化是從清末民初開始的。隨著日本受西方影響越來越大，原來對中華文化的敬仰也就逐漸淡薄，尤其是隨著日本軍國主義的興起，一些軍國主義書籍著作中開始稱中國為「支那」，並且還把中國與「懦弱卑下」之類的貶義詞聯繫在一起，表現出對中國的輕蔑和瘋狂的征服野心。到了甲午戰爭之後，日本打敗中國，對中國的敬畏之心更是蕩然無存。明治維新之後，「支那」一詞在日本開始普遍使用，其中所帶有的勝者對於敗者的輕侮情感也逐漸濃厚起來。

1915年，留日學生彭文祖在《盲人瞎馬之新名詞》一書中首先提議抵制和廢棄用「支那」來稱呼中國。此後，郁達夫也在小說《沉淪》中提到：「日本人都叫中國人作『支那人』，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們罵人的『賤賊』還更難聽。」

日本企業的股票，也用「中支那」來指代華中地區

中國民間也逐漸開始意識到「支那」一詞中的輕蔑，因此對這個詞語的反感也日趨強烈。1930年，國民政府專門照會日本政府：如果日方公文使用「支那」之類的文字，中國外交部將斷然予以拒絕。在中國如此強烈的要求下，日本政府開始在官方的正式文件上使用「中華民國」稱呼中國，但民間仍是盛行使用「支那」，口語中的輕侮意味不言而喻。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軍揭開了侵華的序幕。隨著對中國侵略的深入和日軍的節節勝利，日本政府愈發不把中國政府的要求放在心上，無論是官方文件還是民間報紙都用「支那」來稱呼中國，這樣的說法也蘊含著作為勝利者的得意。1912年清朝被推翻後，日本軍方將原來的「清國駐屯軍」改稱「支那主駐屯軍」；日軍對1937年的盧溝橋事變也是叫作「支那事變」；戰爭期間關於中國戰場最著名的畫報叫做《支那事變畫報》；再如全面抗戰爆發後組建的「北支那方面軍」、「中支那方面軍」、「南支那方面軍」、「支那派遣軍」以及海軍的「支那方面艦隊」，清一色都是用「支那」來稱呼中國。

對於這些部隊的番號，我們更習慣使用「華北方面軍」、「華中方面軍」、「華南方面軍」、「中國派遣軍」和「中國方面艦隊」，但是不應該忘記這些部隊的真正番號，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法了日軍對中國的輕蔑，在這一時期「支那」一詞的侮辱性也是達到了最頂峰。

抗戰時期日軍出版的《支那事變畫報》，今天是研究抗戰歷史的重要參考資料

1945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根據中國政府的要求，盟國最高司令部經過調查後確認「支那」的稱謂含有蔑意，因此於1946年責令日本政府不得再使用「支那」稱呼中國，日本政府隨即向全國發出《關於迴避使用支那稱呼之事宜》的通告，從此以後，「支那」一詞才完全從日本政府的公文、教科書、報刊雜誌中消失。

但是近年來，一些日本右翼人士又開始採用「支那」的稱謂，自然會激起中國人對這個詞語的歷史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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