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殖民管治與華人社會——讀《越南海寧省傳記》

《越南海寧省傳記》2013年印刷於美國，共255頁，該書既有中國傳統地方志書的體例，亦多彙集回憶性文章，包含海寧省的歷史、地理、經濟、風土民情、華僑活動和名人事迹等內容。編著者廖源先生為美籍華人，出生於廣寧省先安市，曾先後出任海寧省和南越的職務，人生軌跡與許多曾在法屬時期任職於政府的華僑相似，因1954年《日內瓦條約》規定南北越分治而舉家南遷，繼而1975年越南統一之後移居美國。

自稱為「儂人」或「艾人」的群體遍布欽廉等地，他們一般被認為是講粵語和客家話混合的漢族客家人。儂族曾被越南民主共和國劃定為少數民族之一，因聚居地和族源不同，儂人又可分為「高諒儂」和「海寧儂」兩類。[1]由於逃避戰亂和海上貿易，十七世紀以來，大批生活在北部灣沿海的華人遷居中越邊界模糊的地帶，與京族、山瑤、土族等雜居。由於1887年《中法續議界務專條》規定以北侖江（明侖江）為界，海寧省明確歸屬越南境內，因此憑藉法國殖民當局的人口調查和民族認定政策，更進一步塑造其「儂族」的身份標籤（越南華人主流群體被認定為「華族」）。[2]近年來，亦有學者從「跨國主義」的角度研究艾人群體，認為他們通過敘述遷徙歷史（族譜和口述），從而建構地方社會和文化認同。[3]

圖1 法屬時期海寧省地圖

來源：法國國家圖書館

筆者長期關注法國租借地廣州灣的研究。僅僅兩百多公里的距離，法國殖民管治之下的「他處」華人地方社會和日常生活，令人深感興趣。通過親歷者廖源先生的憶述，筆者發現不少共通之處。比如身稅（人頭稅）問題是廣州灣歷史上的大事件，曾數次牽涉中法政府的交涉和輿論關注。1936年廣州灣法當局試圖開徵身稅，遭到坡頭民眾抵制，鎮壓造成多人傷亡。若要追溯身稅在法屬印度支那的起源，越南史研究者已有若干研究，我們可著眼海寧省的具體情況：

領社紙（即身稅紙），由里長發給越南籍人民，每年納身稅約數十元。如身稅紙職業欄內書明是耕農者，身上只能攜帶二百元，不得超過。倘若書明是經商者，則不受限制，凡身稅紙職業欄內書明營商者，一定要有門牌稅及營業執照。凡到越南內地去經商或探親，都要申請通行證，買貨則要有購貨許可證。

是時另有一些不肯取社紙，不願入越籍的人，堅決要保持中國籍。法國當局，便在地方中遴選一位有聲望的人委為幫長，管理那些中國籍的人，稱為漢族中國領館外，也受省級的公使堂及州級的代理官直接管理。他們所領的身份證稱為幫紙（華僑證），每年要納居留稅約百多元。華僑和農人，實時同出一源無分彼此，相處融洽，守望相助。[4]

由此可見，在海寧省，身稅不僅是一種稅收，也是一種戶籍管理制度，聯繫殖民當局對不同社會群體的不同政策。而華人繳納身稅與否，往往形成不同的國籍和身份。雖然一部分華人不納身稅不入越籍，受法當局委任的幫長管理，但也須受法當局的省級和次一級（州級）官員管理。相對應地，我們也能在廣州灣的歷史中找到類似現象：

赤坎自租與法國之後，最初分設四個公局，由廣州、雷陽、高州、潮州四大會館分別負責。凡屬該州之民事，即由各該會館所轄之公局處理。倘若當事人為兩州者，則由各該兩州公局會同處理，調處不下時然後將案移審判廳。至於地方治安，另由綠衣（即警察）與商團負責。[5]

上文提及的赤坎各所會館中，潮州會館最早創建於乾隆年間，外地客商匯聚，貿易活動興盛，19世紀中後期已形成五大會館（廣府會館、潮州會館、閩浙會館、雷陽會館、高州會館）並存共治的「會館社會」局面。法國殖民管治的四十多年間，赤坎依然是廣州灣租借地最主要的商業中心，面對華商的顯著經濟優勢地位，初期法當局採取某種因循態度，沿用和稍加改造原有的社會秩序。但另一方面，我們也應注意法當局「分而治之」政策對地方社會的影響。例如在西貢堤岸地區，法當局根據籍貫將華人劃分為不同的幫派，定居的華人必須加入某個會館，經曆數次調整，起到分散華人整體力量、監控華人活動的效果。

在廣州灣租借地，警備軍（即藍帶兵，garde indigène）分駐在約七處主要墟市和港埠，營官為法國軍官，兼理當地的行政和司法事務。法當局與華人的接觸中，越南人扮演重要的中介角色。而在海寧省，法國駐軍有著相似的職責：

法國駐先安沿海邊區司令，通常只有一位少校或上尉任之，負責區內的安寧及監視中越邊境的一切事務外，還充當州官的政治顧問，地方人稱為代理官，駐紮於高屯，即三劃屯。設有一辦事處專司華僑事務，如發給華僑身份證（即邦紙）及一切有關稅項。另外發一種稱為邊防證（carte fontiter），不論任何人要離境或入境必需持有此證才能通行。越南朝廷派一位通判稱三劃師爺，任翻譯及與民間接觸，並執行上述公務。[6]

海寧省華人人口在1946年高峰時期達15萬人，但也只佔海寧省人口的5%。[7]但由於華人較強的組織能力（在先安建立會館和多座廟宇），以及一些僑領積極與法國人合作，例如芒街首任華人邦長鍾金富開設商行供應法軍物資，又如先安華人支持法當局開辦教授法文和越南文的學校，華人享受較好的發展環境。在廖源先生筆下，法屬時期以及二戰後法國重返越南時期，海寧省的華人社會呈現欣欣向榮的景象。廖源先生強調海寧省華人的中華文化身份：「雖然在法國統治了八十餘年，越共統治了數十餘年期間，只有很少的被越南同化，大部分仍保持著中華民族優良文化傳統，直到現在還有很多人不通曉越南語文。他們天性和諧刻苦耐勞，易於相處……信仰是供奉觀音、關聖帝及拜祭祖先。」

為求謀生，加上儂人群體善於戰鬥，海寧省有大批華人加入殖民地軍隊，更有佼佼者前往法國本土受訓，屢屢升遷。二戰期間，中國官方成立的西南運輸公司派員進入海寧和芒街等地活動，當地華人與中國當局加強聯繫。1945年3月9日，駐紮印度支那的日本軍隊發起事變，解除法當局的政權和武裝，法國殖民管治趨於瓦解。二戰後，法國在同盟國的默許下重返越南，由於國際形勢的變化，地方軍事力量相爭，以及對華人戰功和合作的回報，1946年法國駐印度支那最高專員波拉埃（Beaulere）委任黃亞生少校成立「農人自治區」（Union Fran?aise Terrtoire Autonom Nung de Hai-Ninh）。自治區政府建立行政、司法和民事機構，注重中文教育，可謂儂人群體最感驕傲的歷史時期。

圖2 海寧農人自治區徽號

來源：網路

但好景不長，隨著法國在越南戰爭中失利，1954年《日內瓦條約》簽訂後，法國在越南的殖民管治宣告終結，北緯17度以北歸胡志明領導的越南共產黨管理，南越則由吳廷琰組織政府。由於擔憂局勢不穩和政治報復，海寧省近三成儂人南遷，其中黃亞生率五千人前往藩切僮茅墾荒定居。1975年越南共產黨統一全國以後，大批儂人再經香港等地遷往美國和法國定居，如今在美法等國的儂人團體和退役軍人協會等組織仍然活躍。

需要指出，由於筆者對「儂人」的了解十分淺顯，未有尋找相應法文資料對照，因此廖源先生所提及的制度和史事，有待進一步考證。帶著關於廣州灣租借地的疑問閱讀《越南海寧省傳記》，啟發之處在於，法國殖民當局的管治制度並非「憑空而來」，可能正是他們在越南積累與華人社會打交道的經驗，使得若干似曾相識的做法應用於廣州灣租借地。另一方面，海寧儂人群體也是頗有研究意義的個案，在「異國他鄉」與故土之間跨境往來，他們的生存之道和身份認同，亦發人深思。雖然書中並未直接提及廣州灣，但駐守廣州灣的警備軍有相當部分從芒街等地招募，研究視野拓展至粵西南和北部灣，我們當能發現更多有趣聯繫。

圖3 《越南海寧省傳記》封面

來源：張淦侑藏書

注釋

[1] 清風：《「儂族」考》，《八桂僑史》，1996年第3期，第1-6頁。

[2] 許文堂：《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北越華人社會之變貌》，《亞太研究論壇》，2016年第6期，第21-22頁。

[3] 何良俊，喬艷艷：《遷徙和認同：中越跨國「艾人」初探》，《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5期，第123-128頁。

[4] 廖源編著：《越南海寧省傳記》，內部資料，2013年，第12頁。

[5] 韋健：《大廣州灣》，東南出版社，1942年，第77頁。

[6] 廖源編著：《越南海寧省傳記》，第13頁。

[7] 同上，第24頁。

福利

作者：吳子祺

校對：錢源初

編輯：大牛

未經允許，請勿轉載

「廣州灣歷史研究資訊」第2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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