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關於胡適的假新聞

關於胡適初見蔣介石的時間，目前有1931年、1932年、1933年3種不同說法。

第一種說法源於1931年10月14日《申報》刊登的「南京專電」：「丁文江、胡適來京謁蔣。此來系奉蔣召，對大局有所垂詢。國府以丁、胡卓識碩學，擬聘為立法委員，俾展其所長，效力黨國。將提14日中政會簡任。」魯迅以這則新聞為據，撰寫了一篇雜文《知難行難》，對胡適進行譏諷。因為1922年5月30日胡適到故宮拜見廢帝溥儀時，稱溥儀為「皇上」，溥儀稱他為「先生」，所以魯迅推斷如果有人問胡適謁蔣時將如何稱呼，胡的回答是：「我稱他主席……」（見魯迅：《二心集》）

第二種說法的依據是胡適日記。胡適1932年11月28日日記寫道：「下午7時，過江，在蔣介石先生寓內晚餐，此是我第一次和他相見。飯時，蔣夫人也出來相見。今晚客有陳佈雷、裴復恆。」

第三種說法的依據是胡適的一篇文章，題為《述艾森豪總統的兩個故事給蔣總統祝壽》，刊登於1956年10月30日台灣《中央日報》，又見《自由中國》雜誌15卷6期。文中說：「民國22年，我在武漢第一次見他（按：指蔣介石）時，就留下我的一冊《淮南王書》，託人送給他，盼望他能夠想想《淮南?主術訓》里的主要思想……」民國22年，即1933年。

在以上三種說法中，首先可以輕易排除的是「1933年說」。因為1933年胡適只去過保定、南京、美國、加拿大等地，唯獨沒有去過武漢。胡適到武漢的確切日期是1932年11月27日。胡適住在位於武昌的武漢大學，蔣介石當時正在漢口督師「剿共」，所以胡適兩次應邀拜訪過蔣介石。《述艾森豪總統的兩個故事給蔣總統祝壽》一文中寫的「民國22年」，應為「民國21年」，不知是胡適的筆誤，還是手民的誤排？

「1931年說」因以新聞報道為據，所以流傳頗廣，並寫入了權威的《胡適年譜》。現在看來可疑之處十分明顯。首先，胡適日記中無此記錄。胡適初見蔣介石，是他經歷中的一件大事，根據慣例，他的日記中沒有不記載的理由。其次，筆者諮詢多次查閱蔣介石日記原件的楊天石先生。他說，蔣當年日記中沒有見胡適的記錄。1931年10月21日至11月2日，胡適曾到上海參加第四次太平洋國際學會。會議討論的是太平洋地區的和平與經濟發展問題，有來自9個國家的131位代表參加。中國是東道國，胡適是主席，在開幕式上發表了主題演說。會後他在上海滯留了十幾天，然後乘坐火車經南京返回北平。他在南京只耽擱了半天，很難有跟蔣介石會見的可能，所以，「1931年說」亦應排除。

那麼，《申報》為什麼會刊出那樣一則「南京專電」呢？筆者以為是事出有因，而內容失實。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國民黨政府為了鞏固政權，企圖籠絡一些知識分子作為智囊，而胡適這批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雖自稱「幾枝無用筆」，但有「補天」的強烈願望。1931年9月下旬，國民政府決定成立一個財政委員會，負責監查國庫各項收支，實行財政公開——特別是想利用這一機構控制軍費的使用。委員會由27人組成，南京政府推薦22名，廣東政府推薦5人。9月25日，財政部部長宋子文給胡適來電：「鑒於財政委員會的成立與目前的危機，請速來南京。請答覆。宋子文。」26日晚胡適複電：「好意心領，恕我無法就任財政委員會。一有空即赴南京。胡適。」11月11日，宋子文、張公權又來電勸說，並明確胡適是作為教育界的代表參加財政委員會，胡適才勉強同意，但「希望在聯合政府組成後就任此職」。所謂「聯合政府」，是指南京與廣州兩方面和平統一之後的聯合政府——因為此前粵方堅持讓蔣介石下野，出現了寧、粵對峙局面，直到11月7日雙方才達成妥協。宋子文、張公權來電的當天，財委會名單即正式見報。可見，不論胡適本人是否同意，事情都已成定局。11月12日，蔣介石以委員長身份來電，通知胡適於15日上午赴南京參加財政委員會成立會，但胡適以生病為由複電婉辭：「真電敬悉。北歸後即病，刪日財委會不能出席，乞諒。」同年12月19日，胡適在致李石曾信中坦陳了自己的心態：「我所希望的，只是一點思想言論自由，使我們能夠公開的替國家想想，替人民說說話。我對於政治的興趣，不過如此而已。我從來不想參加實際的政治，這並非鄙薄實際政治，只是人各有能有不能，我自有我自己的工作，為己為人都比較有益，故不能拋棄了我自己的工作來干實際的政治。」

綜上所述，可見在1931年11月蔣介石確曾電召胡適，但為胡適謝絕。《申報》那則「南京專電」的失誤有三：一、國民政府擬聘胡適為財政委員會委員，而不是「立法委員」。二、財委會中的學者代表除胡適外，還有顧孟余、馬寅初、朱家驊、楊銓，並無丁文江。三、1931年10月14日，胡適尚在北平，根本不在南京。魯迅以一則失實的新聞為據，撰寫了《知難行難》一文，當然經不起事實的檢驗。不過，這篇雜文仍深刻總結出了一條「中國向來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時候，總要和文人學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時候是『偃武修文』，粉飾粉飾；做倒霉的時候又以為他們真有『治國平天下的大道』，再問問看，要說得直白一點，就是見於《紅樓夢》上所謂『病篤亂投醫了』。」這條「老例」，總體上來說也適合於說明蔣介石跟胡適的關係。

人們常說，真實是新聞的全部；或者說，真實是新聞工作者的最高追求。但新聞失實的情況卻屢見不鮮。這就給讀者和研究者提供了一個教訓：對新聞報道也要進行辨析。比如，胡適在致李石曾的同一封信中還提到，「連日報紙宣傳將有華北政務委員會的組織，並且有入選名單的擬議，其中有我的名單。此事不知確否？如果這消息是確的，千萬請先生代為向政府方面聲明我不願加入此項政務委員會」。如果輕信了上述「報紙宣傳」，胡適豈不是又多蒙了一層冤屈？再如，瞿秋白以魯迅筆名發表的《王道詩話》一文（現收入《偽自由書》），說胡適1932年12月初到湖南講學時，接受了軍閥何鍵饋贈的5000元講演費，並諷刺道：「能言鸚鵡（作者注——暗喻胡適）毒於蛇，滴水微功漫自誇，好向侯門賣廉恥，五千一擲未為奢。」瞿秋白的消息也是來自於「報紙宣傳」——而事實上，何鍵贈送胡適的是他自己的一些著作，一塊菊花硯，兩幅湘繡，兩支湖南毛筆，外加400元旅費。除了開銷，胡適所賺只有200多元。

【來源：《同舟共進》2009年第4期 文/陳漱渝（系第十屆全國政協委員、魯迅博物館原副館長、魯迅研究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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