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三分又一個轉折之戰
合肥素有「三國故地」之稱，這裡是三國時期北方曹魏政權與江南孫吳政權對峙的前沿陣地。自赤壁之戰（208年）孫、曹兩家發生直接碰撞後，雙方在這裡先後展開五次會戰，統稱「合肥之戰」。曹操在赤壁被劉備和周瑜打敗後，孫權就趁機攻取合肥，即為第一次合肥之戰，而張遼「威震逍遙津」則發生在第二次合肥之戰中。
建安二十年八月，孫權趁曹操往漢中征討張魯之際親率大軍侵襲合肥。《三國志·張遼傳》記載，當時合肥守將乃是魏名將張遼、樂進、李典三人，他們手下只有七千守軍，而孫權大軍卻有十萬之眾。不難看出這種差距比官渡之戰和赤壁之戰還要大。另一方面，據《吳主傳》記載，曹操當初為了防備沿長江一帶的郡縣被孫權侵襲，於是「徵令內移」，卻導致「民轉相驚」，合肥周圍郡縣的十餘萬戶百姓反而「東渡江」依附東吳，使曹魏江淮空虛，合肥的南邊僅有皖城（今安徽潛山）一座城池，曹操為此十分懊惱。而後孫權攻取皖城，張遼援救才到夾石（今安徽桐城北）皖城就已經被攻破，自此合肥就完全成了一座孤城。所以不僅曹操在漢中鞭長莫及，連其他勢力也不可能及時援救合肥，使得情況比後來關羽圍困襄樊時還要嚴峻。
雖然守城的三人原先有過節，但此時誰也沒有計較這些個人恩怨。看到很多人猶豫不決，張遼說到：「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也表示贊同，張遼於是連夜募集敢跟從他偷襲吳營的勇士，一共得到八百人。為了激勵這些人，張遼讓他們大吃大喝了一頓，為明天的大戰做準備。第二天一大早，張遼就身先士卒，衝進了吳軍陣地，一方面是張遼太過剽悍，另一方面是吳軍還未做好準備，張遼首先殺敵數十人，斬吳軍偏將二員，又大喊自己的名字，與《三國演義》中趙雲長坂坡大呼「吾乃常山趙子龍」的場景很相似。張遼一路衝殺，來到了孫權所在的營帳，孫權受到很大的驚嚇，而吳軍一時嚇到都不知如何是好了。最後孫權等人登上了一處高地，以長戟自守，張遼又大聲呵斥孫權下來決戰，孫權一時不敢亂動，而等他冷靜下來發現張遼其實帶的人很少時，又下令將張遼團團圍住。張遼亦精神抖擻，一路向前擊殺，將吳軍的包圍圈沖開，緊緊跟在張遼後面的數十人也得以突圍，而剩下的人又高聲呼喊：「張將軍是要丟棄我們獨自逃生嗎？」張遼聽後，又再次衝進包圍圈，將剩下的人救出，結果吳軍戰馬和士卒都筋疲力盡，沒有人再敢阻擋張遼了。就這樣，張遼帶著八百壯士衝進十萬吳軍之中，從清晨戰到中午最後全身而退，讓吳軍銳氣盡失，而魏軍「眾心乃安，諸將咸服」（《張遼傳》）。
孫權遭此打擊，此後十餘日又未能攻下合肥城，只好引軍返還。《甘寧傳》記載，在撤軍途中，吳軍感染上了疾病，而大多數兵士又已經先行撤離合肥，剩下的數千虎衛兵和呂蒙、蔣欽、甘寧、凌統等人護衛孫權才剛剛撤到逍遙津渡口的北邊，張遼發現了這一情況就立馬率軍追擊。在激戰中孫權多次險遭生擒，但是因為張遼不認識他，沒有緊追，故而僥倖逃脫。而東吳虎將甘寧引弓射敵，厲聲責問吳軍為何不擊鼓壯威，吳軍因此奮力廝殺，凌統也拚死保護孫權，最後孫權騎駿馬越過渡口的橋才脫離險境。
曹操後來來到合肥，看到當年交戰留下的痕迹，嘆息了很久。而孫權也因此十分畏懼張遼，多年後再次與張遼對陣時竟發出「張遼雖病，不可當也，慎之」的感嘆，因為對於孫權來說簡直是死裡逃生。
故事講到這裡似乎應該完了，不過正如文章開頭說的那樣，本文的重點是想分析曹操，因為這次合肥之戰能取得勝利與曹操也分不開。《張遼傳》告訴我們，曹操似乎早就預料到孫權會來攻打合肥，所以他特地叫護軍（掌管武職選用及中央軍隊）薛悌捎給張遼等人一封密函，還囑咐他等敵軍來到時才能拆開，這就好比《三國演義》中諸葛亮善用的「錦囊妙計」。果然不久孫權即引大軍入寇合肥，張遼等人拆開密函後，發現上面寫道：「如果孫權來犯，由張遼、李典二將軍出戰，樂進將軍守城，護軍（即薛悌）一定不能出戰。」現在我們看來這封信反映出了曹操的知人善任，因為面對如此險境只能出奇制勝，對此張遼也說「魏公這是叫我們在敵軍還未來得及休整先挫其銳氣，以此安定軍心才有可能守住城池」，這才有八百壯士破強吳的事。那何為知人善任呢？曹操如此安排又有何依據呢？
對此有人說：「守合肥之戰，孤立無援，十分艱險。專任驍勇者出戰會惹事被動，專任持重者將士氣不足。讓勇猛的張、李二將軍奮兵突擊，然後憑樂進的剛毅固守。這樣的安排真是絕妙之極！」誠然，張遼此前「單刀赴會」去三公山去見昌豨，確實顯得有勇有謀，但樂進的「剛毅固守」又是如何體現的呢？我們不排除樂進可能確實有守城的才華，然而通過樂進本傳我們只能發現「膽烈」和「驍果」這樣的評價，事迹也大多凸顯他的勇猛。在史書對第二次合肥之戰的記載中我們也只能看到張遼的勇猛，並沒有看到樂進是如何發揮他的守城優勢的。不過史書只記載是三人同時守衛合肥，並未提及誰是主將，如果我們假設樂進是主將，張遼、李典為輔，那麼主將坐鎮守城，大將衝鋒就解釋通了，而後來樂進的官職調動高於張遼似乎可以佐證。至於薛悌，曹操為何囑咐讓他「勿與出戰」，可能是因為他是個文官，《三國志·梁習傳》注引《魏略》中曹丕評價他是「駁吏」，意為邪惡不正的官吏。
然而對比極為強烈的是，曹操一封密函幫助張遼以少勝多大敗了孫權，而他後來卻在漢中節節失利，最後只好放棄漢中引軍回到長安。其實，早就有人指出自從郭嘉在北征烏丸途中病逝後曹操就在走下坡路，而曹操自己在赤壁之戰後也發出「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的感嘆。但本文主題不在此，而意在藉此分析逍遙津之戰對維持三足鼎立之勢的作用。
曹操善寫四言詩，其中寄託著他對統一天下的渴望和信心，然而赤壁之戰（建安十三年，208年）的失敗不僅遏制住了他統一天下的巨大慣性，似乎也讓他變得畏手畏腳了。此前，曹操在北方以弱勝強擊敗了最強勁的對手袁紹後又北征烏丸，基本剿滅了袁氏餘黨，標誌著造成東漢末年天下分裂的幾個重要軍閥如呂布、袁術、公孫瓚、袁紹等勢力全部覆亡。當時除曹操外的割據勢力主要還有遼東的公孫淵、西涼的馬超、益州的劉璋、漢中的張魯和江東的孫氏政權以及荊州的劉表和寄居於此的劉備。
最初對於曹操來說，公孫淵、馬超、劉璋和張魯等人就好比楚漢之爭期間的南越王趙佗一樣，這些勢力大多偏安一隅，對謀取天下沒有太大的雄心。劉邦在建立漢朝後才把目光投到南越的趙佗那裡，在此之前一直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如何對付項羽上，而項羽也一樣無暇顧及南越的這個割據勢力。而在曹操眼裡，統一天下最大的障礙應該是南方的荊州和江東勢力，所以一般把官渡之戰的結束作為曹操基本統一北方的標誌，因為之後他就將目標投到南方了。但令他沒有想到的是卻在此遭遇慘敗，我們再看此後他的表現：
建安十七年十月，曹操再次征討孫權，於次年正月進軍東吳的防禦地濡須口，在這裡攻破了東吳的江西營，吳都督公孫陽被俘。然而這場南徵實在沒有什麼精彩的地方，裴注版《吳主傳》記載：曹操與孫權相持了數月之後，看到孫權大軍陣容整肅，驚嘆道「生子當如孫仲謀」，之後就主動撤軍了。甚至曹操為防孫權侵犯將沿江百姓遷徙到江北，致使合肥以南空虛。
建安二十年三月，曹操征討張魯。據《劉曄傳》記載，曹操剛到漢中，看到山路崎嶇難行，又擔心糧草不濟，說道：「漢中是妖人據守的地方（張魯為道士），我們能有什麼辦法呢？還不如早點撤軍。」然後就引軍返還，最後在劉曄的勸諫下才再次進軍，然而張魯外強中乾，早有投降的打算，曹操沒有遇到太強烈的抵抗，所以當八月張遼在合肥大敗孫權時，曹操也在十二月順利取下了漢中。取下漢中後，劉曄勸他繼續平定益州，但他沒有聽從。或許他始終認為阻撓天下統一的是江東，如果急攻益州還可能損傷元氣，不如等到江東平定後再做打算，但結果卻是益州被劉備攻佔。
建安二十一年十月當他再次征討孫權，已經將前線從居巢（今安徽巢湖）推進到濡須口（在今江蘇南京，此前合肥以南已被孫權所佔），致使孫權節節敗退時，孫權派遣使者徐詳求和，而他也沒有再繼續攻打，反而與孫權聯姻示好，於次年三月退兵。
總之，自赤壁之戰後曹操統一天下的信心似乎下降了許多。他多次征討孫權似乎是出於不甘心，但又多次中途打退堂鼓，再也沒有發生過激烈的交戰；他征討漢中，又像是在以攻為守；取得漢中後益州已被劉備佔據，劉備也從與孫權的荊州之爭中抽身回到成都準備迎戰他，他卻轉身離開漢中，沒有繼續進取益州的行動，對此法正說道：「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偪故耳。」而後來漢中又被劉備襲取，他親率大軍前來卻無能為力；再後來，襄樊又被所領兵不算多的關羽圍困，曹操的第一想法卻是遷都以避其鋒芒。
反觀逍遙津之戰，算是赤壁之戰後曹魏的一次重大勝利了。按實力強弱算，赤壁之戰本應是曹操勝，此後天下統一，但偏偏勝的是孫劉聯軍，意味著天下在短時間不可能統一，為三分天下的形成緩和了時間；按實力強弱算，漢中爭奪戰本應也是曹操勝，此後劉備雖據益州但很難自守，三足鼎立之勢很難維持，但偏偏勝的卻是劉備，三分天下的局勢就這樣形成了；再看逍遙津之戰，按實力強弱算本應是孫權勝，此後合肥被孫吳佔據，依照前文分析曹操的狀態，再結合後來諸葛亮北伐和吳多次伐魏的舉動來看，曹魏逐漸被吳蜀侵蝕也是有可能的，然而事實偏偏是曹魏取得逍遙津之戰的勝利。如此看來，說逍遙津之戰是天下維持三分局面的一次轉折之戰也就毫不為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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