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贊華夏民族文化「造極於趙宋之世」，其中最悲壯功臣是誰？
《清明上河圖》局部
史家陳寅恪認為，「華夏民族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在這個經濟科技文化高度繁榮的時代，作為統治集團自上而下發起的最大規模的社會政治變革，王安石變法並沒有成功實現社會的轉型發展，反而直接導致了士大夫階層的分裂，北宋王朝也在激烈複雜的黨爭中走向滅亡。更為久遠的影響是，歷時十餘年之久的轟轟烈烈大變法的徹底失敗，擊碎了有識見有抱負的政治家欲通過變法革新達到富強目標的信心、勇氣與擔當精神。從那以後直至清末，「變法」儼然成了談之色變的忌諱，就連張居正推行萬曆新政也不得不打著維護祖宗成法的幌子，僅有的一點革新也只是對於制度的零星修補，全面而深刻的社會變革是一個也沒有了。
王安石變法雖帶來北宋國力的恢復，但變法最終被廢止，遂成為歷史的絕響，王安石也成為變法中最悲壯的功臣，實在令人扼腕嘆息！
不走尋常路
「拗相公」一詞，雖出自反對派之口，卻足以刻畫出安石的倔強性格。安石一生服膺孟子，而孟夫子給人的形象，不就是個「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如欲賓士天下，捨我其誰」「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倔老頭嗎？「時然而然，眾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年僅二十歲的安石提出這樣一個命題，敢於擔當的政治家，其使命絕非一味趨時附世、隨波逐流，而是對待社會潮流，應該有自己的分析判斷，某種程度上還要有一種逆潮流而動的精神。這正是改造社會、普濟蒼生的遠大志向。
為實現理想，安石選擇了一條與眾不同的路子。在那個時代，年輕官員多把爭取擔任史館、集賢院、秘書省等相對清閑的管閣職事，作為躋身高級官員的終南捷徑。安石獨不以為然。「宰相必起於州郡，猛將必發於卒伍」，他只願作地方官，「以少施其所學」。治鄞三年，政績卓著，而三年通判，卻干不得實事，讓他感到，必須保有一方天地，爭取一個平台，才可獨立施展拳腳，否則終將一事無成。因此，雖然他的大名早已為世人所知，朝廷更是屢屢徵召，但他就是不為所動。
長期在底層出任地方官，既可以為當地百姓實實在在做些事情，也能夠深入體察民間疾苦，積累處理政務的經驗。這是其相較於司馬光等保守派具有優勢的地方，司馬光幾乎沒有任何在地方任職的經歷，後來更是在書齋中呆了十幾年，對於百姓生活苦樂很難說有多少了解。
安石更明白，欲變更法度，施展生平抱負，非取得君主鼎力支持不可，慶曆新政實行僅一年有餘就宣告失敗，君主態度的反覆至為關鍵。仁宗年老，革新意志不復存在，英宗更是不思振作，都不是他心中理想的大有為之君。對於孟子「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的告誡，安石必定有著更加深刻的體會，他只是在等待時機。神宗登基，向安石提出「朕須以政事煩卿」，安石越次入對，答曰「固願助陛下有所為，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兩人心志得到契合。
孤立無援
整個變法過程都充斥著變法派與保守派的論爭。撇開紛繁蕪雜的細枝末節，歷史往往是越往後看得越清。千載以下，我們必須跳出兩派勢力意氣之爭的窠臼，更不宜再聚焦於哪項具體法令措施的利弊得失，而應當從宏觀和全局上來把握，就可以認識到，歷史彷彿給那個時代的士大夫們開了一個絕大的玩笑。
北宋中葉，內憂外患日益加劇，士大夫階層中的有識之士，不僅像范仲淹、王安石等高瞻遠矚胸懷天下的政治家，就是富弼、韓琦這些後期反對王安石變法的保守派，都無不意識到改變革新的緊迫性。慶曆新政中途夭折，並沒有對范仲淹等人的聲譽造成任何負面影響，反而使參與新政的人獲得了朝野的一致好評。但王安石變法不僅遭到了主流士大夫階層的激烈反對，所有參與變法的人幾乎都被潑了髒水，這其中的反差值得深思。
慶曆新政雖以整頓吏治為中心，卻歷時較短，只是在表面上觸及了貴族官僚的利益，加上仁宗軟弱，稍遇到反對就廢止了所有新政措施，並沒有在實質層面觸犯到官僚階級的核心利益。王安石變法則以理財、稅賦整治為起點，逐步深入到水利、軍隊、官制等各個層面，最後更延伸到思想文化教育，是全方位的深刻變革，真正觸及到大貴族大官僚大資產者的根本利益。他們反對的聲音是響亮的，主流士大夫們自始至終採取了不合作甚至破壞新法實施的態度。
史載，神宗和文彥博討論變法之事，神宗說：「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與百姓何所不便？」文彥博說：「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由此可知，王安石變法，著眼點乃在於維護統治階級長遠利益，必須暫時犧牲或讓渡部分既得利益，而保守派的意思則非常明確，絕不後退半步。這一矛盾不可調和。
安石推行新法，比較讓人非議的，是說他剛愎自用、一意孤行，任用一幫急於名利仕途的小人，沒有聽取司馬光、富弼、文彥博等所謂正人君子們的意見，致使主流士大夫不能參與其中，最終導致一些良法美政因不得其人而成了壓榨百姓的惡法。不得不承認，安石總體上仍是一個文人氣息濃厚的政治家，骨子裡是一個文人，御人用材能力明顯不足，尤其無法籠絡一幫務實幹練的人為國家辦事，僅憑一己之力，欲大變天下風俗，焉能不敗？
安石所使用的雖然並不都是小人，但也確實存在不少瑕疵和問題，對於個別存在小問題的官員，安石無法避其所短而用其所長，更沒有精力與權術將他們的缺陷控制在合理範圍內。但是，此類非議仍然存在本末倒置、混淆視聽的問題，如果主流士大夫們不是在一開始就採取排斥的態度，造成無人可用的局面，安石又怎會落得一個孤家寡人的境地呢？
司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10月11日），字君實，號迂叟
貌合神離
在所有宋代君主中，神宗趙頊是比較有志向、有魄力、有作為的皇帝。真正要變法圖強的是神宗，這一點保守派在開始時並不清楚，他們以為只要打壓變法派，把安石排擠出中樞，新法自然就會停止。但安石兩次辭去相位後，神宗仍然不遺餘力推行新法，令保守派感覺不可想像。當時另一名宰相曾公亮就說：「上與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
從安石去位之後的歷史發展看，神宗自己事實上成為推行新法的首腦人物。因此，王安石變法亦被稱為熙寧、元豐變法。可以說，安石始終把神宗當作變法改革事業的堅定後台，而神宗也是支持和協助安石變法為期最長久的一人，但他身上不可避免地殘留著祖宗成法的烙印。
北宋王朝在其建立之初就先天不足，對於文臣武將防備心理過重，神宗秉持「異論相攪」的家法，有意把保守派部分領袖人物或骨幹力量保留在政府之中，不肯真正對保守派給以沉重打擊，使保守派得以隨時跳出來反對新法。我們看歷史，有兩宮太后向神宗哭訴新法危害的記載，但哪些人的利益受到了觸動，才可能驚動深宮大院內的太后呢？又是哪些人充當了傳達媒介呢？北宋一朝，女主垂簾聽政者較多，地位十分顯赫，政治傾向足以左右朝局。「元祐更化」，盡廢新法，就是在神宗之母高太后的主導下進行的。
關於變法改革，有一段話說得很是到位，「改革者就是綁著炸藥向前沖，只要有人扔過來一點兒火星，必然是粉身碎骨。想要跑到終點，就必須消除站在路上準備向自己身上扔火星的人。」王安石變法，包括宗室在內的官僚顯貴，得罪的人不計其數，明裡暗裡隨時準備扔火星的人太多了，甚至還有人架起火堆拿著火把等著呢！
王安石塑像
深思細想就會明白，所謂的「物議沸騰、民怨載道」，究竟是誰在「議」，又是誰在「怨」！如果身居中樞的反對派領袖人物搖旗吶喊，遍布各地州郡的官吏又百般阻撓，新法取得的成效又怎能不大打折扣？但就是這樣一種艱難處境，遍查史書，我們查不到在這個時期發生過什麼農民起義、「民愁盜起」的記載，就可以間接推知，說什麼賦稅加重、欺壓更甚等，或許實情並沒有像反對派說得那麼嚴重。
知音難覓
在安石第二次出任宰相期間，長子王雱病逝，年僅三十三歲。這無疑是擊垮安石本已脆弱神經的最後一根稻草，倒不在於這個兒子的天資聰慧，也不在於對他的前程寄予厚望，而是在於他對整個變法事業宏圖偉略的深切理解，更在於他能夠始終站在自己這邊，在內心深處無怨無悔地支持自己。自變法實施以來，王雱不僅參與了許多重大決策的研究制定，而且用新的眼光和觀點重新注釋儒家經典，為新法尋找理論上的依據，試圖以此來影響當時的思想界。對於內心感到孤獨的安石來說，這無疑是一種心靈上精神上的共鳴。
想一想主流士大夫的反對浪潮此起彼伏，想一想一直以來尊敬的良師益友也不為自己分辨，想一想連自己的親兄弟都站到了對方陣營之中，這個兒子的理解與支持該是多麼大的安慰！但恰恰是這個給自己最大慰藉的人過早離開了人世，是否意味著自己傾盡心血的變法事業也會中途夭折呢？一向自負倔強的安石沒有了往日的底氣，不得不在命運面前低下高貴的頭顱。
張居正能夠打破一切得失毀譽關頭，以佛祖「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出世精神，作儒家積極入世的事情，父親死了也不「丁憂」守制，縱然是背負千古罵名，也在所不惜。安石則是在新法實行期間多次堅決辭去相位，晚年更是解去一切職務，徜徉于山水間，吟詩作賦，「永憶江湖歸白髮，欲回天地入扁舟」（李商隱詩句），追求物我兩忘的境界，由儒轉向佛。這固然是其自身有較高的文學修養所致，但恐怕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的無奈之舉。新法屢遭阻撓，新派人物屢遭構陷，眼看要施行不下去，只好以自己的悄然隱去，希望換來神宗繼續變法時，可以少遇到一些阻力，在實務中無法取得預期效果，只能退而求其次，逃避現世。
蓋棺難定論
在中國歷史上，安石是個謎一樣的人物。在主流士大夫群體看來，他簡直是個異類。
且不說他成天把變更祖宗法制掛在嘴邊，就是在日常生活方面也格格不入，沒有一點士大夫的模樣。他終生信奉一夫一妻制，不蓄妾；終生不坐轎，或騎馬或騎驢；不為名、不圖利，不貪財、不好色，當權有勢者的不良嗜好與他毫不相干；不建豪華府邸莊園，晚年棲身破敗寺廟；道德上幾乎沒有任何污點。
做官方面，位極人臣，得君主尊重信任之篤，為歷史所罕見；但在變法實施過程中卻處處受到掣肘，致使主觀願望與客觀效果發生嚴重背離，神宗死後新法被全部廢止，抑鬱而終。身後更是凄涼，遍查史冊，連一篇行狀墓誌或神道碑之類的文字也找不到；時至今日，關於他的爭議依然沒有間斷。
即便如此，卻絲毫無法掩蓋安石在文學詩詞上的耀眼光芒。整個宋代，讀書人對「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都推崇備至，但唯有安石最了解韓愈的內心，並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韓愈以降直至歐陽修，這些所謂大文豪們沒能實現的抱負，即通過某種方式矯正天下風俗。只不過，韓愈、歐陽修不得已只能選擇了文章，而安石的人生目標始終定在兼濟天下，而非文章學問，在他看來，只有首先在政治上「得其位」，才有能力改變天下風俗。安石主政中樞後，荊公「新學」儼然成為最有勢力的學派，一時間社會呈現出一股新風尚。
雖然安石對於文章作用的評價始終不高，認為文化風俗不過「禮樂政刑」而已，但其文章不在歐陽修、蘇軾之下，呂思勉說：「荊公古文，於有宋諸家中，實當為第一。」這是頗具史識而存公道的論斷。想安石因變法革新而遭受無盡的污衊，眾群小徑斥為大奸，但他在文學上的地位終無法動搖。政治人格與文學聲名有如此分裂者，揚子云以來，一人而已。「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這兩句詩出自安石最喜歡讀的杜甫，用來形容他自己大概也是十分貼切吧。
在整個變法實施過程中，蘇軾態度的轉變是頗為值得留意的。安石主政時，蘇軾是反對派陣營中的得力幹將，並因此被貶到地方任職。但他還能認清作為地方官的本職，雖然嘴上反對，接到朝廷政令後，大體上還能夠執行。事實證明，恰恰是這個極力反對變法的人，執行新法效果比較好，蘇軾可稱得上循吏的典範。在安石辭去相位歸隱江寧後，蘇軾曾專程看望，二人相談甚歡，仰慕之情可見一斑。司馬光上台後，盡廢新法，純屬意氣用事，連大家都公認是良法的「免役法」，他也不顧實際予以廢除，本屬同一陣營的蘇軾又起來反對，喊他「司馬牛」，終於又被自己人給流放到了更偏遠的地方。
偉人已矣，功過得失，任人評說；唯有英名，與世長存，千古流芳。在給人以無限感慨嘆息的同時，也給人以無窮的精神動力，催人奮進！
最後，讓我們再次領略一下時任中書舍人的蘇軾，於安石死後所寫的《王安石贈太傅》誥命，真切感受一下那個時代那場變法帶來的磅礴氣勢：
「將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異人。使其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用能於期歲之間，靡然變天下之俗。」
北宋版圖
王安石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詩詞繼承了杜甫、韓愈的現實主義傳統，或抒發自己的政治抱負，或反映民間的疾苦，具有廣泛的社會內容。王安石一生著作很多，可惜所著《字說》、《鐘山目錄》等已佚，流傳下來的有《臨川先生文集》、《周官新義》、《詩義鉤沉》等。作為一個出色的政治家和改革家，能夠在有限的時間裡取得如此矚目的成就，這跟他的讀書心法是分不開的，歸結起來，王安石讀書大致有以下三個特點：
一、博學強記
據說有次蘇東坡進王安石書房，見書櫥中有的書落滿了灰塵，便打趣說：「看來有些書老相公是從來不看的。」王安石正色道：「你以為我是好藏書而不好讀書的人嗎?我這24櫥書，你可以從中任取一冊考我。」蘇東坡便抽出積滿灰塵的一本書，從書中任意念了一句，不料王安石竟隨口背誦出下一句，還對這兩句話進行解釋。反覆考了幾次，都沒難倒他，蘇東坡對王安石的博學強記讚嘆不已。
王安石在《答曾子固書》中曾介紹自己的讀書體會：「讀經而已，則不足以知經。故某至百家諸子之書，至於《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農夫女工，無所不問。然後於經為能知其大體而無疑。」在這段話中，他談到自己讀書不局限於讀經，還廣泛涉獵醫、農等書，且聯繫實際，勤問農夫女工。王安石不僅鑽研了大量經史典籍和政治、經濟、軍事、文學等著作，同時還研究了佛學和道學，因而成為一位視野開闊、學問淵博的學者型政治家。
二、博專結合
在博覽基礎上，王安石致力於發展新學，針對守舊派對他「盡變更祖宗舊法」的攻擊，提出了「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名言。為統一思想，推行新政，1071年，他奉命與學生陸佃等人合編了《三經新義》，用新的觀點解釋《詩》、《書》、《周禮》三經。1075年，這部書作為統一教材，在全國發行使用。王安石強調讀書治學要專精，如果不能專精，那就只能停留在表面，讀過不久就忘得差不多了，談不上深入和鞏固。
王安石曾寫下一篇著名的《游褒禪山記》。在這篇遊記中，他提出「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他以游山為比喻，說明讀書治學同游山一樣，必須「有志與力」，「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由於古書不存，「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王安石正是一位在治學上不畏險遠的「有志者」。
三、經世致用
他憂國憂民，以天下為己任，主張學以致用，為學為文要有補於世，注意研究政治和社會問題，致力於改革。他學問淵博，又敢於突破前人藩籬，獨抒己見，探索新儒學，他的學術思想世稱「荊公新學」。他反對僅以「講說章句」取士的科舉考試製度，主張廣設學校，教以有用的實學，「尚實學」，「求專門」，「兼文武」，培養學用一致的人才，以實行新法，富國強兵。在王安石執政期間，先後興辦了三所專科性質的學校，武學、律學、醫學，以造就專門人才。
王安石畫像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漢族，臨川（今江西撫州市臨川區）人，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
慶曆二年（1042年），王安石進士及第。歷任揚州簽判、鄞縣知縣、舒州通判等職，政績顯著。熙寧二年（1069年），任參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變法。因守舊派反對，熙寧七年（1074年）罷相。一年後，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罷相，退居江寧。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勢，新法皆廢，郁然病逝於鐘山，追贈太傅。紹聖元年（1094年），獲謚「文」，故世稱王文公。
王安石潛心研究經學，著書立說，被譽為「通儒」，創「荊公新學」，促進宋代疑經變古學風的形成。哲學上，用「五行說」闡述宇宙生成，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思想；其哲學命題「新故相除」，把中國古代辯證法推到一個新的高度。
王安石在文學中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論點鮮明、邏輯嚴密，有很強的說服力，充分發揮了古文的實際功用；短文簡潔峻切、短小精悍，名列「唐宋八大家」。其詩「學杜得其瘦硬」，擅長於說理與修辭，晚年詩風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遠韻的風格在北宋詩壇自成一家，世稱 「王荊公體」。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等存世。
王安石詩詞賞析
元日
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
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
賞析：這首詩描寫新年元日熱鬧、歡樂和萬象更新的動人景象，抒發了作者革新政治的思想感情。
首句「爆竹聲中一歲除」，在陣陣鞭炮聲中送走舊歲，迎來新年。起句緊扣題目，渲染春節熱鬧歡樂的氣氛。次句「春風送暖入屠蘇」，描寫人們迎著和煦的春風，開懷暢飲屠蘇酒。第三句「千門萬戶曈曈日」，寫旭日的光輝普照千家萬戶。用「曈曈」表現日出時光輝燦爛的景象，象徵無限光明美好的前景。結句「總把新桃換舊符」，既是寫當時的民間習俗，又寓含除舊布新的意思。「桃符」是一種繪有神像、掛在門上避邪的桃木板。每年元旦取下舊桃符，換上新桃符。「新桃換舊符」與首句爆竹送舊歲緊密呼應，形象地表現了萬象更新的景象。
王安石不僅是政治家，還是詩人。他的不少描景繪物詩都寓有強烈的政治內容。本詩就是通過新年元旦新氣象的描寫，抒寫自己執政變法，除舊布新，強國富民的抱負和樂觀自信的情緒。
梅花
牆角數枝梅，凌寒獨自開。
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
賞析：「牆角數枝梅」，「牆角」不引人注目，不易為人所知，更未被人賞識，卻又毫不在乎。「牆角"這個環境突出了數枝梅身居簡陋，孤芳自開的形態。體現出詩人所處環境惡劣，卻依舊堅持自己的主張的態度。「凌寒獨自開」，「獨自」，語意剛強，無懼旁人的眼光，在惡劣的環境中，依舊屹立不倒。體現出詩人堅持自我的信念。「遙知不是雪」，「遙知」說明香從老遠飄來，淡淡的，不明顯。詩人嗅覺靈敏，獨具慧眼，善於發現。「不是雪」，不說梅花，而梅花的潔白可見。意謂遠遠望去十分純凈潔白，但知道不是雪而是梅花。詩意曲折含蓄，耐人尋味。暗香清幽的香氣。「為有暗香來」，「暗香」指的是梅花的香氣，以梅擬人，凌寒獨開，喻典品格高貴；暗香沁人，象徵其才氣譙溢。
首二句寫牆角梅花不懼嚴寒，傲然獨放，末二句寫梅花潔白鮮艷，香氣遠布，讚頌了梅花的風度和品格，這正是詩人幽冷倔強性格的寫照。詩人通過對梅花不畏嚴寒的高潔品性的讚賞，用雪喻梅的冰清玉潔，又用「暗香」點出梅勝於雪，說明堅強高潔的人格所具有的偉大的魅力。作者在北宋極端複雜和艱難的局勢下，積極改革，而得不到支持，其孤獨心態和艱難處境，與梅花自然有共通的地方。這首小詩意味深遠，而語句又十分樸素自然，沒有絲毫雕琢的痕迹。
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間，鐘山只隔數重山。
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賞析：詩以「泊船瓜洲」為題，點明詩人的立足點。首句「京口瓜洲一水間」寫瞭望中之景。詩人站在長江北岸瓜洲渡口放眼南望，看到了南岸的「京口」與這邊的「瓜洲」這麼近，就一條江水的距離，不由地聯想到家園所在的鐘山也只隔幾座山了，也不遠了。次句「鐘山只隔數重山」暗示詩人歸心似箭的心情。第三句為千古名句，再次寫景，點出了時令已經是春天，描繪了長江南岸的景色。「綠」字是吹綠的意思，是使動靜結合，用得絕妙。傳說王安石為用好這個字改動了十多次，從「到」「過」「入」「滿」等十多個動詞中最後選定了「綠」字。因為其它文字只表達春風的到來，卻沒表現春天到來後千里江岸一片新綠的景物變化。結句「明月何時照我還」，詩人眺望已久，不覺皓月初上，詩人用疑問的句式，想像出一幅「明月照我還」的畫面，進一步表現詩人思念家鄉的心情，表達了詩人的思鄉之情!
登飛來峰
飛來山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
不畏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
賞析：詩的第一句，詩人用「千尋」這一誇張的詞語，借寫峰上古塔之高，寫出自己的立足點之高。詩的第二句，巧妙地虛寫出在高塔上看到的旭日東升的輝煌景象，表現了詩人朝氣蓬勃、胸懷改革大志、對前途充滿信心，成為全詩感情色彩的基調。詩的後兩句承接前兩句寫景議論抒情，使詩歌既有生動的形象又有深刻的哲理。古人常有浮雲蔽日、邪臣蔽賢的憂慮，而詩人卻加上「不畏」二字。表現了詩人在政治上高瞻遠矚，不畏姦邪的勇氣和決心。
前兩句是全詩的精華，蘊含著深刻的哲理：人不能只為眼前的利益，應該放眼大局和長遠。在寫作手法上，起句寫飛來峰的地勢，有寫峰上有千尋之塔，足見其高。此句極寫登臨之高險。承句寫目極之遼遠。承句用典，《玄中記》云：「桃都山有大樹，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天下雞皆隨之。」以此驗之，則「聞說雞鳴見日升」七字，不僅言其目極萬里，亦且言其聲聞遐邇，頗具氣勢。雖是鋪墊之筆，亦不可等閑視之，實景語中的高唱。且作者用事，深具匠心。如典故中「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本是「先日出，後天雞鳴」，但王安石不說「聞說日升聽雞鳴」，而說「聞說雞鳴見日升」，則是「先雞鳴，後日升」。詩人用事，常有點化，此固不能以強求平仄，或用事失誤目之，恐意有另指。
第三句「不畏」二字作峻語，氣勢奪人。」浮雲遮望眼」，用典。據吳小如教授考證，西漢人常把浮雲比喻姦邪小人，如《新語·慎微篇》：「故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障日也。」王句即用此意。他還有一首《讀史有感》的七律，頷聯云：「當時黯暗猶承誤，末俗紛紜更亂真。」欲成就大事業，最可怕者莫甚於「浮雲遮目」、「末俗亂真」，而王安石以後推行新法，恰敗於此。詩人良苦用心，於此詩已見端倪。第四句用「身在最高層」拔高詩境，有高瞻遠矚的氣概。作者點睛之筆，正在結語。若就情境說，語序應是「因為身在最高層，所以不畏浮雲遮目」，但作者卻倒過來，先說果，後說因；一因一果的倒置，說明詩眼的轉換。這雖是作詩的常法，亦見出作者構思的精深。
這首詩與一般的登高詩不同。這首詩沒有過多的寫眼前之景，只寫了塔高，重點是寫自己登臨高處的感受，寄寓「站得高才能望得遠」的哲理。這與王之渙詩「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相似。前者表現一個政治變革家撥雲見日、高瞻遠矚的思想境界和豪邁氣概，後者表現要想取得更好的成績，需要更加的努力的互勉或自勵之意。
「不畏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與蘇軾「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一脈相承，表現技法極為相似，王詩就肯定方面而言，比喻「掌握了正確的觀點的方法，認識達到了一定的高度，就能透過現象看到本質，就不會被事物的假象迷惑。」而蘇軾是就否定方面而言的，比喻「人們之所以被事物的假象所迷惑，是因為沒有全面、客觀、正確地觀察事物，認識事物。」兩者都極具哲理性，常被用作座右銘
清平樂·春晚
留春不住，費盡鶯兒語。滿地殘紅宮錦污，昨夜南園風雨。
小憐初上琵琶，曉來思繞天涯。不肯畫堂朱戶，春風自在楊花。
賞析：古來傷春愁秋的詩詞多得不可勝數。這類被人嚼爛了的題材，卻是歷代不乏佳篇，非但不使人感到老一套，相反，永遠有新鮮之感。王安國這首《清平樂》就是這樣的好詞。
詞題為「春晚」，顧名思義是寫殘春景象。「留春不住，費盡鶯兒語。滿地殘紅宮錦污，昨夜南園風雨。」作者一起筆就寫由於「昨夜雨疏風驟」，南園已滿地殘紅了。詞人面對這萬花凋謝的景象，自然不勝傷感。此時耳邊傳來了黃鶯兒不停的啼唱，於是，他彷彿感覺到多情的鶯兒也正為落花發愁，苦勸春天不要歸去呢。「留春不住，費盡鶯兒語」，好像詞人嘆息。寫鶯語的「費盡」，實是襯托出詞人的失落感，因為花開花謝，春去秋來，是自然規律與鶯兒無關。妙詞人賦予禽鳥以人的感情，不直說自己無計留春之苦，而是借鶯兒之口吐露此情，手法新巧而又饒有韻味。
此詞交叉地寫聽覺與視覺的感受，從音響與色彩兩個方面勾勒出一幅殘敗的暮春圖畫。開頭從聽鶯聲寫起，轉而便訴諸視覺。一夜風雨過後，園花凋謝，殘紅敗蕊，滿地飄零，狼藉不堪。百花盛開時，燦爛本如宮錦，可惜此時給糟塌得不成樣子了。「滿地殘紅」自是殘春時節的典型景色，比之美好宮錦之被污損，詞人痛惜之情可見。
王安石的散文《傷仲永》《游褒禪山記》都是名篇，其他的有：《登飛來峰》《上仁皇帝言事書》《本朝百年無事札子》《答司馬諫議書》《材論》《讀孟嘗君傳》《慈溪縣學記》《揚州新園亭記》《上人書》《祭歐陽文忠公文》
王安石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學創作和政治活動密切地聯王安石立像系起來，強調文學的作用首先在於為社會服務，強調文章的現實功能和社會效果，主張文道合一。他的散文大致貫徹了他的文學主張，揭露時弊、反映社會矛盾，具有較濃厚的政治色彩。
褒禪山華陽洞
梁啟超高度評價王安石：若乃於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悠悠千年，間生偉人，此國史之光，而國民所當買絲以綉，鑄金以祀也。距公之後，垂千年矣，此千年中，國民之視公何如，吾每讀宋史，未嘗不廢書而慟也。以不世出之傑，而蒙天下之詬，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則有克林威爾，而在吾國則荊公。
王安石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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