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易代之際的方誌編纂與地方社會——以渾源州為例

提要：通過對明末清初渾源州地方志、碑刻資料的解讀，討論明清易代之際的方誌修纂與地方社會的互動關係。清政府通過對渾源州北嶽祭祀的認可，順應了民心，強化了士大夫對新政權的歸屬感和向心力。而地方官員和士大夫通過州志、山志的修纂以及御香亭等祭典設施的營建，表達重建地方秩序和重構清王朝的國家認同。而地方社會通過對清朝國家認同的表態，獲得了王朝給予的惠政，從而攫取了實際的地方利益。

關鍵詞：明清易代、地方志、地方社會、渾源州

來源：《中國地方志》2018年第2期

作者：曾偉

明清易代之際作為社會劇變的特殊歷史時期，對這一時代的研究有頗多學者的關注。陳春聲通過潮州的個案，將「倭亂」和「遷海」兩個時代問題聯繫起來進行考察，揭示地方社會變遷的內在邏輯和過程。岸本美緒通過「後十六世紀問題」的提出，將清代的歷史納入到整個東亞史乃至世界史的範圍內進行考察。趙世瑜主張從區域社會史角度整體的去看明清易代的問題。作為區域社會史研究的基本材料，地方志的修纂在討論明清易代問題上，無疑具有相當的代表性。

地方志是記錄一定區域內自然和社會各個方面的歷史與現狀的綜合性著述。現存明清兩代地方志的數量，在古方誌中佔據了絕對的優勢。廣義的地方志，包括了以行政區域為界的省、府、州、縣誌，也包括了記載山水景觀的山志。

近年來不少學者從區域社會文化史角度將地方志作為文本進行研究，關注地方志編纂中的話語表述、文本權力和族群關係。程美寶通過對清末廣東鄉土教材的研究，表明地方精英通過編寫鄉土教材，重新界定國家與地方的關係，並通過掌握話語權，來捍衛自身的利益。謝宏維通過晚清民國萬載地方志的分析，展示了地方士紳如何藉助地方志的纂修，表達其對地方歷史的話語權和解釋權，由此可見不應將地方志僅僅視為地方歷史的客觀記錄，更要看到地方文獻建構的過程，本身也是地方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李曉方通過對明清《瑞金縣誌》的考察，發現明清時期瑞金縣地方志的編纂掌握在數個具有密切姻親關係的大族手中，主導了地方社會的話語權，由此提出地方志「族譜化」的問題。

上述研究的基本預設是地方精英階層掌控了地方社會經濟文化的命脈，並藉助地方志的纂修，通過國家話語的表達，實現對於地方歷史的話語權的掌握和操控。其極端的情形甚至是將地方志由公器變成私屬，淪為私家譜牒之附屬。由此提醒我們不應將地方志視為客觀歷史的記錄，更要關注文本編纂背後的權力文化關係。然而，在宗族組織並不發達和地方精英稀少的北方邊塞地區，鮮少祠堂的營建和文集的編著，更毋論族譜的編修。那麼，在明清易代這一特殊歷史時期，北方邊塞地區的地方志修纂是如何進行？張繼瑩通過對《偏關志》版本源流的考察，指出該書經歷了清代以來私修手稿的形式保存與流傳，並最終在民國初年刊刻的過程。從而探討明清易代之際，地方士紳通過地方志的編纂，隱沒當地明清之際投降和反覆的歷史，保留地方歷史的線索，寓褒貶於隱秘的史筆。然而作者並未對明清易代之際地方志編纂的情形進行深入討論。本文從歷史文獻的解讀出發，以渾源州為個案，探討明清易代之際方誌編纂與地方社會的互動關係。

渾源州即今之渾源縣，位於山西東北部，面積1966平方公里，東接廣靈，西毗應縣，東南以恆山與靈丘、繁峙縣分界，北面與大同、陽高相連。萬曆《渾源州志》（萬曆志）稱渾源是「居並代之間，俯雲朔之塞，恆岳表於《禹貢》，嘔夷述於職方，八山環拱而風氣聚藏，八水交流而金湯奠麗，號曰神川。」渾源州地方志的修纂，始於宋建炎、紹興年間朱弁纂《渾源州記》，凡九修，現存最早最完整的是順治十八年（1661）纂修的《渾源州志》（以下簡稱順治志）。與此同時，渾源州境內的恆山，即五嶽之中的北嶽。五嶽之中泰山、華山、衡山、嵩山各有專志，均為地方士紳或顯宦所編，唯獨明清以來的《恆山志》編纂，與渾源州地方志的纂修有密切的關係，構成了山志與州縣誌密切的互動關係。萬曆《渾源州志》（以下簡稱萬曆志）的編纂者，已經將境內的恆山視為五嶽之一，志中開篇就寫道「雲中四州，渾源獨稱勝也。以在恆山下也，恆山為五嶽之一，與泰、華、衡、嵩雄鎮宇內。」順治十七年（1660）清王朝確立了北嶽移祀渾源，次年《恆岳志》修纂完成。在時間上，順治《恆岳志》的修纂與順治志同步，自此山志與州志同修，成為渾源州的慣例，這在清代方誌編修案例中十分罕見。筆者希望藉由順治《恆岳志》和《渾源州志》的考察，配合其他地方文獻的解讀，對明清易代之際的渾源州地方社會進行初步的研究。

一、重建禮教秩序——順治《渾源州志》的纂修

明清易代之際，渾源州經歷了明軍、農民起義軍和清軍的反覆爭奪和拉鋸。順治五年（1648）大同總兵姜瓖起兵反清。渾源州守備唐虎附姜瓖為亂，軟禁知州榮爾奇，並於順治六年（1649）將其殺害。同年三月，清軍克複渾源城，州境歸附清朝版圖。經過「姜瓖之亂」後的渾源州「城中黎庶屠戮八九，婦女半為俘獲，房舍焚拆幾盡，鄉村搜掠一空，兵燹之慘，未有甚於此者。」加之明末清初，州境內頻繁的自然災害，更加劇了兵災之禍，人口急劇銳減。萬曆四十年（1612）渾源州人口有1379戶，12121口（含男子、婦女），至順治十六年（1659）僅剩154戶，3205口。對於民生凋敝，滿目瘡痍的地方社會而言，已經沒有更多的經費來支持地方志的修纂。因此，順治《渾源州志》的修纂是知州張崇德本人獨力出資完成，並沒有動用民間捐助。張崇德，字懋修，遼東籍永平府昌黎縣人（一說為北平人），順治十五年（1658）以渭南令陞任渾源州知州。遼東是清王朝的龍興之地，從這出來的官員，對清王朝更有認同感，也更容易被清朝統治者委以重任，派往各地擔任地方軍政首腦。在渾源州任職期間，張氏多有德政，地方志中記載如下：

公實心任事，明敏有為。自下車來，問民疾苦，培士風、振頹俗，清刑簡政，公賦平徭，捐資糴米，施饘賑濟饑民。禁革里馬里夫，蘇民力，剔積弊，設立義倉，捐俸糴谷貯備救荒。囹圄空虛，無疑獄、無冤民。因慮城關不屬，創立順成街市集，貿易者聚，流移者來，逃逋者復，荒蕪者墾，熙熙然大治焉。捐己資修恆廟，理衙舍，建玉閣，兵燹後煥然一新。本朝榮守因姜逆之變殉難死節，力請上台配入名宦。州志、恆志，城破無存，捐金修輯。凡興利除害，靡不留心，邑人德之，而願借寇者也，立石文廟以頌焉。

這段關於知州張崇德的記載是以王躳正為首的一批庠生撰寫的，而他們正是順治志的采輯人員，現整理如下：

表1：順治《渾源州志》纂修名單

資料來源：順治《渾源州志》卷上，第2頁。

庠生即州縣學的生員，是地方社會知識階層的代表，更被地方官員視為「讀書種子」。早在萬曆志的編纂中，就藉助了生員參與地方志的修纂，只是他們的工作不是采輯資料，而是對方誌的校正。萬曆志中參與校正的庠生有八名，其中翟玧、翟珫均為鄉賢翟廷楠之子。讓庠生參與地方志資料采輯，既體現了易代之際地方政府搜集地方文獻，體察民情的努力，也具有籠絡地方知識分子，振興文化的象徵意義。正如張崇德在《纂修州志行學詢采事迹帖文》所言：

矧今山河雖故，玉步已更，時勢相懸，風景不一，興廢存亡之昇輸，因革損益之殊途，因闕而闕，胡以佐代將之觀風；由訛傳訛，奚以副循良之古鏡，則修舉為今日之要務。……該學才雄綉虎，窮金匱之秘藏；崇擅雕龍，儲木天之偉抱。著作草玄，堂紹揚雄之美跡；校書天祿，閣繼劉向之芳蹤。展大有為之才，建三不朽之業。

這些州學生員，在參與編纂地方志的過程中，通過整理地方文獻、挖掘本地歷史文化，使他們日後逐漸成為地方文化的代表和中堅力量。如庠生中的劉國盛當時就進入到地方志的人物誌中，順治志的記載如下：

國朝劉國盛，州學生，好善樂施，周貧濟困，有古義士之風。……予甚嘉之，以為積德施仁，必昌其後，贈以匾曰「邁種高門」，聿彰其義。

可以說，張氏纂修地方志的行為本身，就起到了宣揚風化的表率作用，培養了一代士風。庠生中的李亨、宋運鴻、張亮熙成為貢生，其中宋運鴻授盂縣訓導。這些人顯然都成了地方精英。當然，未載入地方志者，未必都是籍籍無名之輩。如常啟明出身書香門第，精通制義，家學淵源深厚，他的曾孫常康侯就是渾源籍名宦栗毓美的恩師。誠如萬曆志所言：「州不乏甲榜，而最顯者不盡甲榜中人也。」通過方誌的修纂，為地方社會發現和培養了一批優秀人才。

同時，方誌的修纂保存了地方歷史，也讓我們看到了張氏重建社會秩序的良苦用心，如振興文教、復興禮樂、公平賦役和穩定秩序等等，這些舉措及其影響，在順治志中得到了體現。順治志修纂之時，舊志因兵燹蹂躪「鍥梓遺失」，因此不得不重新刻版印刷。方誌雕版的遺失，並不等於地方志的亡佚，只是「篇簡斷殘」未得完璧而已。因此，在編纂過程中知州張崇德在動員生員搜集地方志資料時，要求儘可能做到「雖寸長而並錄，即一得以兼收。」並通過征訪故老賢士「積而成帙」。同時在修纂原則上張崇德堅持「古昔之所已載者不敢益而亦不敢損，今日之所宜載者，不敢諱而亦不敢遺。」其言外之意也表明不宜載的內容，統統不予收錄。僅以藝文的採錄為例，「藝文惟志紀實事、詠古迹者，如褒綸、愍冊、堂記、墓銘宜在家藏，無關邑乘，削而不錄。」可以說順治志的成書過程中，對搜集的文獻進行了有意的篩選和刪削。相較於前朝舊志，尤其是萬曆志，順治志則多有沿革和新創。

首先是輿圖，順治志的輿圖包括疆域圖、城池圖、州治圖和學宮圖，與萬曆志如出一輒。所不同者，僅在於州治圖中州衙的「牧愛堂」更名為「豈弟堂」，「望雲樓」改名為「耀德樓」。「豈弟」語出《詩經·小雅》「豈弟君子，無信讒言」；「耀德」語出《國語·周語》「先王耀德不觀兵。」表明張氏上任之後，意在致力於修養德行和宣揚德化。

其次是體例的新增，萬曆志總共有九志，計兩卷。而順志治則計有十志，分上下兩卷。現將萬曆志與順治志的體例比較，列表如下：

表2：萬曆志與順治志體例比較

通過兩志的比較可以看出，順治志在體例上也多沿襲了萬曆志，所不同者在於將原附於建置志內的學宮，單獨析出，與鄉飲共同構成了獨立的學校志，至此由九志變成十志。之所以特地增加學校志，意在「右人文」。同時將久已失載的諸多禮制搜集起來，以達到「明典禮教化」的目的。順治初年，知州郎永清將學宮修葺一新，「牌主飾以金朱，牖壁堊以丹粉，池橋環以雕牆。」而張氏任內，則「修飾其之門，易以朱雀凌霄之樣。」學宮因此燦（燦）然改觀。學宮的重修，尚屬外貌的改觀，更嚴重的問題是「州縣學校久為曠廢，竟無稽古禮而復舊制者。」甚至在禮樂中「用優伶夫侏儒，乃匪人笳篥，非華樂。」因此，比重建學宮更緊迫的任務，是重新恢復學宮的祭儀和樂章，重建禮樂制度。誠如志中所言：「俾頖（泮）宮禮樂、儀器展卷瞭（了）然，名氏位序晰如指掌，言雖謰謱，意非誕妄，或於崇儒正禮有小補雲。」

禮樂制度重建的另一項工作，即為鄉飲酒禮的恢復和鄉約的強調，意在突出耆老和鄉約的社會教化和道德感昭之功，地方志中對飲儀和鄉約儀式的記載，其用意正在於此。順治九年（1652）清政府仿效明太祖朱元璋「聖諭六言」，頒布「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勿作非為」的教民六諭。順治十六年（1659），設立鄉約制度，講解六諭原文，設約正、約副為講解人員。每月朔望令約正約講在所振鐸講訓，官吏士民，咸集拱聽。然而，在渾源州鄉約制度並沒有得到很好的執行。至張崇德到任時，鄉約已久廢不行，只有約正、約副六名，宣講鄉約的地點也由旌善亭、申明亭改在了永安寺和城隍廟內。對於鄉飲和鄉約的存在的意義，張氏的理解是「義雖近庸行庸言，然孝友姻睦恤任之道備焉，三物六禮七教八政之法存焉，移風易俗，治國平天下，道莫要乎是。」當然，鄉約和耆老的作用不僅僅是儀式上的宣示，還負有具體的地方事務，如恆山每年朝山的香稅就是由鄉約和耆老共同監收。

最後，忠孝觀念的強調。順治志的人物誌增加了「忠孝」條，在前言中編者強調「忠孝本於天性，故仗節弗辱朝廷之令，□孤不憚鞠瘁之勞，力盡而身隕，危城國敗則義明絕域。」忠孝人物中，明人王誠、石鼐和孫震原載於萬曆志中的「孝行」，張汝舟原本見諸萬曆志「鄉賢」，此處則單獨抽出附入忠孝傳中。他的事迹是任順天大城縣令時，孤力守城，城破後仍堅持巷戰，與其子同時遇害。死後得贈光祿寺丞，賜祭葬。意在強調民眾對王朝的忠誠。

與忠孝對立者是叛逆，附入「樷（叢）紀志」中。在順治志中，「樷（叢）紀」的創立意在收錄「諸志之所不收，又不可不收者，紀其變，而記其餘」亂賊叛逆者屬於「心性之變」。列入叛逆的人物，明代有朱克灼，代藩宗人，嘉靖二十四年（1545）勾結北狄入寇內地。清代則有唐虎和方應祥兩人。唐虎，陝西人，順治四年（1647）任渾源州守備。追隨姜瓖作亂。方應祥，為寶峰寨人，系明樂府宗室，姜瓖之亂中，受副將偽札，協守渾源。勸降知州榮爾奇歸順，榮氏不從，被唐虎砍殺重傷，並囚於玄帝廟，在多次勸降未果的情形下，被賊眾殺害。清軍圍剿渾源城，方應祥力戰被殺，唐虎自焚而死。雖同為叛逆，作為官員的唐虎與作為前朝宗室的方應祥卻有不同的表述，對於亂賊的方應祥，志書不惜用最露骨的語言表達極端的仇恨「方應祥等以幺□數子謀為不軌，弒殺州刺，抗拒王師，造禍黎庶，辜惡通天，神人憤怒，即身膏斧鑕，殄絕□類猶未蔽辜。……若輩之白骨而齏粉之，猶未足釋恨也。」而對於前守備唐虎則用的是「其罪當誅，其心更可磔也。」以此書於志乘，「俾遺臭於後世，兼以儆天下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便知為口誅筆伐之所不宥也。」志書既有「叛逆」的設立，對於明清易代之際的戰亂中「百姓屠戮殆盡」的責任，便歸咎到這些人身上。同時，在「姜瓖之亂」中被殺害的渾源州知州榮爾奇得到了褒揚。榮氏在渾源州任時，「剛毅明達，字民豈弟慈祥，法簡刑清，愛人造士」在百姓中有很好的聲望，因此在他被叛軍殺害後，由本州的生員恭請，知州張崇德上奏旌表入祀名宦祠。

可以說，通過順治志的解讀，我們可以看到易代之際地方官振興文教、恢復禮制、繁榮經濟、改善民生以及重建社會秩序的種種努力，甚至被地方士紳視為再造渾城之功。地方志的編纂者，也希望後來者能夠「披卷而指者曰：渾之土地如是，渾之人民如是，渾之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以迄乎時勢殊異，事物變遷又如是，是亦眉列而展卷而可以瞭然者。」

二、重構國家認同——恆岳祭祀問題的考察

早在明代，渾源州地方官員在纂修州志時，便有意收集與恆山相關的藝文，其篇幅幾乎達到了州志的一半。這些詩文的收集，為山志與州志的分離，實現山志的獨立編修，提供了基本的資料。至萬曆年間，知州趙之韓與王濬初終於同時完成了萬曆年間的《恆岳志》和《渾源州志》的修纂。為此萬曆志的修志凡例寫道：

恆山為五嶽之一，與泰、華、衡、嵩雄鎮宇內。泰、華、衡、嵩皆有志，恆獨無，靈跡高文雜見州志幾半帙。夫核故實、稽善敗，宜專志州；紀神異、考秩祀，宜專志岳。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也。

這段修志凡例中，透露了兩條信息即：第一，至萬曆時期，在渾源人的觀念中，境內的恆山已經是與泰山、華山、衡山和嵩山齊名的五嶽中之北嶽。第二，從方誌的編纂來看，由於與恆山相關的藝文大量存在，已經到了佔據地方志大半篇幅，勢必在體例上打破原有方誌的格局，獨立成帙，此所謂「離之雙美、合之雙傷」的原因所在。當然由於明代仍遵循曲陽為北嶽正祀所在，始終未承認渾源的恆山為北嶽，因此萬曆恆山志中仍收錄《曲陽岳廟詩》附於卷末。趙之韓後因「以非辠（罪）罷」，恆山志最終在張述齡知州任內刊刻完成。張述齡，字九鶴，生卒年不詳，衡陽縣舉人。在渾源州任內，栽種官道樹木，創建恆岳行宮、泰山廟、文昌閣、魁星樓等，後郡人塑像文昌閣中祭祀。這位來自南嶽的地方官，明白恆山志刊刻，對於渾源州的巨大意義，玉成此事，在山志編纂歷史上可稱佳話。

順治十七年（1660）清政府確立渾源為北嶽正祀所在，次年知州張崇德捐資纂修《恆岳志》完成。順治《恆岳志》在體例上仍參照了前代志書，分為三卷十五目，各卷分別為上卷《星紀》、《山紀》、《廟紀》、《祀紀》、《事紀》、《岳紀》；中卷《物紀》、《游紀》、《仙紀》、《文紀》、《碑記》、《祭文》、《考辨》，下卷《疏紀》、《詩紀》。相較於萬曆《恆岳志》二卷十一目，順治版在沿革萬曆版的前提下，增加了一卷四目，即《碑記》、《祭文》、《考辨》、《疏紀》四目為新增內容，也構成了文本分析的基礎。雖然清王朝承認了北嶽祭祀從曲陽移祀渾源的事實，但是順治《恆岳志》對於在曲陽的碑記也「間有采入」。

順治《恆岳志》中的《疏紀》部分，記載了清初北嶽移祀渾源的來龍去脈，對於我們梳理山志修纂和國家認同有參考價值。關於北嶽移祀渾源的過程，有學者做了詳細的研究，認為明代山西北部的軍事形勢，是山西境內北嶽祭祀興盛的重要原因，加之以帝都為中心的五嶽觀念，使得北京以南的曲陽祀岳失卻優勢，渾源之祀由此在清初得以定議。可以說，北嶽移祀的渾源的過程，對於地方社會而言，是一件具有十分重要意義的大事。然而，在確定了渾源的北嶽祭祀後，圍繞北嶽祭祀的問題便開始全面討論，討論的重點是由渾源知州提出的六條：

卑職職掌攸關，難為緘默，謹將建置之缺者，宜修器物之少者，宜備儀文之略者，宜隆參考舊典斟酌時宜，臚列六款恭呈憲鑒：

一、修建宜舉也。查得曲陽岳廟有御香亭，為供奉帝制而設，有東西朝房為使臣及陪祀官齋沐而設，神廚、牲房為烹飪、省牲而設。目今秩典新復，諸制未備，脫或舉行，龍章鳳藻奉於何所？皇華天使駐於何地？坎壇升血瘞於何處？此皆不可缺者。然更有急焉。我皇上更正祀典，乃千載之盛舉，可無貞珉頌功德以垂不朽？則碑與碑樓猶宜亟為修置，第工力浩繁，所費無算，若求給於國值，司農仰屋之秋，職不敢請；若取資乎民，則牂羊羵（墳）首之眾，苦實難支，再四思籌，惟有權變之策。方今城學橋關之捐輸，咸荷恩綸紀錄，矧岳事有關巨典，且利澤更不侔於橋關，仰懇憲台轉申兩院，求為援例題請，俾眾捐修。……

一、祭器宜詳也。……

一、祭器宜備也。夫祭必須籩豆有楚，而後黍稷惟馨。……

一、祭官宜辦也。……

一、祭期宜定也。……

一、祭費宜增也。卑州額編春秋祭祀銀八十兩，諸祀所費悉取給於此，每歲不敷則設處那藉以益之。今祭品用鹿一隻，渾邑素不產鹿，鹿必於他方覓買，值多十四五兩，少亦不下十金，雖常秩可以羊代，而特典乃禮之必不可缺者。夫以有限之銀，供多項之費，力窮勢必累民，累民神有餘恫焉。欲取足於香賦，而香賦無多。欲求增於正供，而正供有項。銀在必加，策無所展。惟祈憲台酌議轉請，如遇其年於解司商稅銀內撥加銀十兩，以濟其費，此亦裒多益寡之策也。

張氏所列六款中，最核心最棘手的問題是經費的籌措，包括修建經費和祭祀費用，當公文上至大同知府時，認為「當茲錢糧缺乏之時，凡事難以瘁辦，本府不揣管窺，斟酌時宜，略為刪減，以不失崇禮創祀之意。」具體的方案是：

御香亭費廉可以創立，至朝房、神廚等木機磚瓦，置備既艱，而灰石、水土運轉倍艱，即有天使儀曹，席棚布帳可以臨時供用，待三年內豐稔寬裕，半為設處，半為募化，次第修舉未晚。即雲援學宮、橋樑，聽樂輸者自捐，記簿貯收，申兩院給匾獎勵。……三年特祭，撥加商稅，未敢遽為定議。……

經過一段漫長公文討論後，最後商議的結果是：

御香亭先宜創立，朝房、神廚、碑樓次第營構，均為遵崇規制首務。當此曠典肇興，即須整設弘敞，以成鉅麗。一面估費，一面料理，計雲中捐輸若干，省會捐輸若干，祀費之大小，合捐輸之多寡，竣或行題，或請憲獎，此在臨時酌定者也。若雲二、三年後舉行，恐口久懈弛，終成築舍，募化更屬空談耳。……合無查仿曲陽祭器幾何，設鑄造幾何費，一併入捐助之數，眾擎易舉，庶彼此不失矩規，而體法不致偏廢矣。……如祭費一款，常祭議以羊代鹿，祭費需用一鹿，竊謂每年額編八十斤，三年遇一特祭，不過在二百四十金之中撙節濟用，不必另議加添，以滋煩瑣者也。

至此，經過反覆討論，御香亭、朝房、神廚、碑樓等官方重要的祀典設施，成為創製的首要急務。知州張崇德便傳集鄉約及各行匠役、隨從至恆山親自察看形勢，估算費用。根據考察發現：

恆岳峰巒嶙峮，坡阪?敧，殊乏平敞，即有坦境，而狹隘齷齪，不堪創建亭房。爰乃陟降崎嶇，周回詳□，惟有甘苦泉隙地百武。審其形勢，雖屬陡峭巨阪，後高前下，周市若用盤石甃砌，可成塏?堯台。即於其上建御香亭三楹，負坎向離，覆以琉璃，飾以金朱，左右各建朝房三楹，前建正門甬道，誠巍然巨構也。朝殿之東微□坦地，可建碑樓、神廚，此皆因地施力，易險為夷，以興構造。此外皆峻峭仄□，雖人力亦無所施焉。其木植、磚瓦、灰石、工匠為項甚繁，其價不一，悉皆斟酌商，較合乎時宜，不敢奢以糜財，亦不致簡而缺用，約銀一千八百餘金。內有馱運驢價，去銀四分之一，蓋緣物料非出所產，往返載運雖艱，勢所必需者。鑄造祭器，期合□簋、籩豆之制，不敢過為宏鉅，以失其度。故用銅斤無幾，至於爐瓶燭檠，式已盈天，足堪陳列矣。此皆於奉批估計而擬議之，若將朝殿、寢宮並加彩飾，原詳未曾言及，不敢贅陳，或於修造之際，財力饒勝，再議修舉可也。銀兩出於捐輸，屢詳已悉，更無餘議，若舍此而他謀，終將付之紙上空言耳。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御香亭、朝房、神廚、碑樓代表了國家祀典所在，正是國家認同的標誌，在恆山的興修工程中，成為重中之重。由於「恆山崔巍峻峭，地鮮平敞，故正殿、寢宮不相聯屬，且皆狹隘區淺，殊乏穆沕深邃，不稱神棲。」由於地方政府經費有限，渾源州每年的大小祭祀銀僅有九十五兩。這與工程建設的巨額費用，相差懸殊。地方政府所掌握的香賦收入也十分有限。根據《恆岳志》記載：

本山住持道士五名，贍廟地八十一畝，糧七斗二合零，羽流藉以糊口。香賦歲入不等，每歲孟夏，士女朝岳所獻，或雞兩翼，或羊二角，或牛四蹄，求其貢金一緡者無之。歲將所獻之物鬻得十金便稱贏，內給道士衣缽銀七兩二錢，余為修廟之資。

恆山香賦每年收入只有十兩不到，能夠用於修廟的資金不足三兩。這與清初泰山香稅三萬多兩的收入不可相提並論。恆山香賦收入主要來源於每年四月初八的朝岳活動，這是恆山一年中最盛大的節日，除此之外，其他時間恆山「杳無遊覽蠟屐之跡」，自然就鮮有收入可言。因此，開放捐輸實屬無奈，同時也勢在必行。為此地方政府必然在公共事務領域內做出必要的妥協，放棄香稅就是其中很重要的內容。地方政府鑒於香稅收入有限，長期把持必定開罪於民，對於民心的向化和民眾的國家認同十分不利。由此到了康熙六年（1667）知州鄧源瀳革除了恆山香稅上納渾源州的陋規，其碑文如下：

寰區之山不可勝紀，而五嶽之名崢崢焉。以其為天樞地軸所由，關社稷禋祀所並重也。恆山北嶽，屬在渾邑，向因曲陽飛石之說，望秩大典，成具文久矣。自我皇清御宇中外，悉入版圖，爰從廷議，改歲祀於恆山，甚盛典也。余刺是州，斯土斯民，岳實庇之，且歲廟孟夏恭慶，恆岳一大勝會。四方之紳衿善信，朝山進香者，或施錢帛，或舍牛畜，舊例令鄉約監收，交州支用。余詢及陋規，不禁為之太息曰：人將以物獻神，而蒞茲土者詎可返私神物乎？矧恆累經劫烽火，廡宇傾毀，修舉尚屬缺典，而本山住持衣缽無資，茶果莫供，亦神物不能為神享，是豈敬神之至意哉！余自順治十八年冬蒞任來，以迄於今，凡香稅等物，皆令鄉耆兼收，仍發住持度量工物，留為修葺神廟之助，而衣食不致寠之，香客可以少款，則是以民之敬神者應為神用，而神人欣悅，陋例永除不武，神靈之赫赫，鑒此在上也哉！歷年以來，行之既久，日後相沿者，當以此為定則，無得藉口往轍，仍蹈私匿。神物之愆將見，神庥普遍，香火永新，翊皇圖而福黎庶，垂之奕無疆矣，爰用伐石刻銘以志悠久也。時康熙六年歲次丁未八月之望奉直大夫知渾源州事鄧源瀳立

地方政府放棄了無足輕重的香稅，博得民眾的好感。康熙二十年（1681）官府還革除了道府陪祀祭禮的勞儀。官府在恆山祭祀中革除陋規的種種惠政，對於地方社會而言能夠起到對新王朝的好感，以此獲得民眾對國家的認同感。當然，將香稅發交民間管理，未必就比官方經營的更好。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時，原本五名道士住持的恆山，此時「常住黃冠僅三人，瘦同飢鶴，術乏折驢。……雨雪蝕亭台而湍瀉，風濤震而飄零，環山廟貌如鱗空虛一任摧析。」經營之不善可以概見，當然這是另外要討論的問題，此不贅論。地方政府在公共事務的妥協，求得地方紳民對於國家的認同，可以稱得上清代政府統治地方策略之一。

余 論

通過對順治《渾源州志》和《恆岳志》的考察，可以發現明清易代之際新附清朝的北方邊塞地區通過地方志和山志的編修，表達了官方重建社會秩序和重構國家認同的願望，其文化的象徵意義，大於實際起到的效果。地方志綜合性的特點，決定其文獻來源的多元性，很難用某一類文獻的特點，概括地方志的本質屬性。即使方誌編纂者是有姻親關係的家族聯盟，在地方志中收錄家譜的記載，就據此認定地方志族譜化取向，這樣的解釋或許並不全面。明清時期的渾源州，鮮有族譜修纂，方誌編纂幾乎無譜可征。但這並不意味著世家大族對地方社會沒有影響力，尤其是明代以來「右族聯姻朱邸」，富家與權貴的結合，掌握了地方事務主導權。在碑刻資料中，也不乏世家大族主導地方公共設施建設的例子。然而在明清易代之際的方誌中，卻很少聽到他們的聲音。這種文本記載與社會實際情形脫節的原因，既有官方有意忽視的因素，也與北方邊塞地區孱弱的士大夫傳統有關。尤其是入清以來，士大夫更未能成為社會變化的主導力量。士大夫無法熟練的掌握官方文化權力的話語，以主導地方社會文化的方向。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與邊塞地區文化傳承的封閉性和文化傳播的落後有關。其封閉性的直接表現是，學問學術的私相授受和傳承，即渾源名宦栗毓美所謂的「士子家各為塾，塾各為教，不獲群萃州□，相觀而善之益，又無名師友提撕樂育其間，見聞日就弇陋。是以登春秋榜者，落落如晨星焉。」可謂一語中的。文化傳播滯後性的直接表現是書籍傳播的落後，通常而言，書籍的生產、流通和消費是一個地方文化發達的重要指標。交通的不便是制約書籍傳播的直接因素，作為北方邊省的山西，尤其明顯。誠如乾隆《渾源州志》所言：「古人讀書以為明道之具，今人讀書以為進身之階，是古今讀書不侔矣。然必讀書而有書可讀，然後論其是非得失未晚也。其奈欲讀書而並無書可讀，何哉！山西邊省，舟楫不通，賈販鮮至，而渾源又邊省僻邑，載籍尤眇。」讀書這一士子的基本權利，在邊塞地區，竟是難以企及的奢求。這一局面即使在西學東漸的晚清仍未有根本的改變。民國時期渾源知名士紳麻席珍在回憶幼年讀書情形寫道：「家乏藏書，先母時以粟易某姓古籍多種，給曰：『吾家無力擇師，汝師自在書中，努力求之』。」即使是口頭宣講的聖諭，依據禮制當在旌善亭、申明亭舉行，卻因城內永安寺是民眾祈禱豐穰的所在，官方也不得不移講於此。甚至不惜違制蓋用黃瓦，以從士民之請求。因此，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原封不動的向一個地方推行，靈活的變通是不得不做的妥協。乾隆年間的知州桂敬順，在面對佛寺前虔誠禱告的民眾，不無感慨道「使禱而不應，彼固無損，使禱而或應，彼且謂佛信有法也。余又何必以知者所不信而阻愚者之必信哉！」作為官方正統的儒學，在北方邊塞地區的立足和發展的艱辛歷程，不僅是文化傳承的封閉和文化傳播的落後，民眾根深蒂固的佛道觀，乃至異端信仰同樣不應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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