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到底給北京大學帶來了什麼讓人一提北大就那麼自然地想起他

在北京大學的時候，很少聽見蔡元培的講話。也沒有看見他和哪個學生有私人接觸。但是他依然受到學生的愛戴，是什麼原因呢？完全是人格的感召。道學家們講究氣象，譬如說周敦頤的氣象如「光風霽月」。又如程頤為程浩寫的《行狀》，說程顥「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志，和而不流......是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這幾句話，對於蔡元培完全適用，這絕不是誇張。走進北大校長室，就會覺得滿屋子都是這種氣象。

在蔡元培到北大以前，各學門的功課表，都定得很死。既然有一個死的功課表，就得拉著老師講沒有準備的課，甚至他不願講的課。蔡元培到北大後，選修課加多了，功課表兒就活了，學生個人有個人的功課表，說是選修課也不很恰當，因為這些課並不是有一個預定的表，然後拉著老師們去講，而是讓教師們說出他們的研究課題，就把這個課題作為一門課，對於教師來說功課表真是活了。他所教的課就是他研究的題目，他可以隨時把研究的新成就，充實到課程的內容里去。也可以用在講課時所發現的問題，發展他的研究。講課就是發表他的研究的機會，研究就是充實他的教學的內容。他講起來就覺得心情舒暢，不以講課為負擔，學生聽起來也覺得生動活潑，不以聽課為負擔。這樣就把研究和教學統一起來了。

有一位講公羊春秋的老先生崔氏。他寫了一部書叫《春秋復始》，並且已經課程木板，印成書了，蔡元培把他請來，給學生開這門課。他不能有系統的講今文經學，也不能有系統的講公羊春秋，只能照著他的書講他的研究成果。他上課就抱著他的書，一個字，一個字地念，學生當時的水平也提不出什麼問題，他就是那麼誠誠懇懇地念，學生也恭恭敬敬的聽，開什麼課，這是教師的自由，至於這個課怎麼講，那更是他的自由了。

學生可以上本系的課，也可以上別系的課，你上什麼課不上什麼課，沒人管你，上不上課也沒人管。只要到考試的時候去參加考試就行，如果你不打算畢業證書，就不去參加考試，也沒人管。學校對於校外群眾也是公開的。學校四門大開上課鈴一響，誰願意來聽課都可以到教室門口要一份講義，進去坐下就聽。發講義的人，也不管你是誰，只要向他要，他就發，發完為止。當時有一種說法，說北大有三種學生，一種是正式學生，是經過入學考試進來的。一種是旁聽生，雖然沒有經過入學考試，可是辦了旁聽手續得到許可的。還有一種是偷聽生，既沒有經過入學考試，也不辦旁聽手續。不要許可，自由來校聽講的，有些人在北大附近租了房子長期住下，當偷聽生。

北大當時的情況似乎是亂七八糟，學生的思想好像是一片混亂，派別分歧，莫衷一是。其實並不是那個樣子，其實，這是一所大學應該有的自由的氛圍，一所大學，給它多少自由，它就還你多少奇蹟。為新事物開闢的道路，越來越寬闊，積極的影響越來越大。陳獨秀當上文科學長以後，除了引進了許多教授之外，還把他的上海辦的《新青年》雜誌搬到北京，成為北大進步教授發表言論的園地，學生們也寫作了各種各樣的文章，在校外報刊上發表。學生們還辦了三個大型刊物，代表左中右三派，左派的刊物叫《新潮》，中派的刊物叫《國民》，右派的刊物叫《國故》。這些刊物都是學生自己寫稿，自己編輯，自己籌款印刷，自己發行，面向全國影響影響全國。派別是有的，但是只有「文斗」沒有「武鬥」。

就是這些大學人，提出了「民主」與「科學」的口號。就是這些人採取了外抗強敵，內除國賊的行動。在中國歷史中，類似的行動在太學生中是不乏先例，這是中國古代太學的傳統。五四運動繼承並發揚了這個傳統。蔡元培帶給中國的不僅僅是「辦好大學」先進思想理念，而且推動中國文化的大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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