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篡位的結果是恢復朱元璋的暴政｜文史宴

文/行在陽秋

建文改制是朱元璋晚年推進政治正常化的延續，與朱元璋早年的暴政有天壤之別。朱棣篡位後為了給建文帝安上破壞祖制的罪名，也為了加強自己的私人權力，基本恢復了朱元璋時代的所有暴政，但不久又因為某些制度的不便，改為採用建文制度，然而他給建文帝安的罪名卻成功的誤導了明朝士人，又通過眾口相傳誤導了今人。

從靖難起兵到奪位成功，朱棣一直在攻擊建文朝的改制。然而，建文改制從朱允炆繼位便已開始，到靖難起兵時已經完成泰半。若謂建文削藩和朱棣的利益息息相關，沒有異議；建文改制和朱棣起兵，其實關係有限，可謂是削亦改，不削藩亦改。

朱棣的攻擊是否有理，關鍵在於：

一、建文帝是否如朱棣指責的那般，違背了朱元璋的家法《皇明祖訓》？

二、考察朱棣奪位成功後的「復舊制」行為，關注建文改制在永樂朝的命運。

建文改制是遵從而非違背祖訓

1

第一個問題，筆者的結論是，《皇明祖訓》作為明朝皇室家法，建文改制並未有何違背。實際上，《皇明祖訓》僅僅規定了一些抽象原則，於實際官制並未著筆。所謂「一字不可改易」，亦屬祖訓本身內容，於朝廷制度並無關聯。

《祖訓》分十三章：《祖訓首章》、《持守》、《嚴祭祀》、《謹出入》、《慎國政》、《禮儀》、《法律》、《內令》、《內官》、《職制》、《兵衛》、《營繕》、《供用》。細審《祖訓》的內容可知，前五章《祖訓首章》、《持守》、《嚴祭祀》、《謹出入》、《慎國政》均為後代子孫做皇帝者所守之訓；中間四章《禮儀》、《法律》、《內令》、《內官》則規定了皇室內部禮儀，以及宮廷內部制度；最後四章則是給藩王們定的規訓。

整部《祖訓》是一部家法，卻又確實關涉到了國計，是朱元璋以國為家、化家為國，欲使子孫世世守成的總則。許振興《論明太祖的家法——〈皇明祖訓〉》一文總結：

《皇明祖訓》的編定，毋庸置疑是明太祖以國為家的最佳證明。書的內容既直接涉及嗣位君主和藩封親王生活的各層面，也包括關係國家施政如嚴禁酷刑、永廢丞相、不征海外諸國等規令。

遍檢《祖訓》，僅僅涉及到國家制度，而非皇室規範的，集中於《法律》篇。朱元璋以嚴厲的口吻，禁止後代子孫設立丞相、使用酷刑、征伐別國。相較之下，朱棣在位，南征交趾、大興刑殺，還遷都北京、背棄太祖陵寢，著實已違背了《祖訓》。當然這是本文以外的問題。

建文改制於這三點上，恰恰是遵行無違，並未違反。靖難兵起，朱棣指斥朝廷不遵成法，言辭雖然激烈，但幾乎沒有實質內容。

建文帝比朱棣更遵守祖訓

一個堅強的證據是，即便是編造事實、不忍卒讀的《奉天靖難記》，也只能如是聲言：

今雖不設丞相，卻將六部官增至極品，是不設丞相，反有六丞相也。

以《奉天靖難記》之語言風格，這話已經說到極邊盡限了，卻仍然不能引建文入罪。巧作辭令，稱六部正官為「六丞相」，以坐實建文朝「違背祖訓」之罪。手法拙劣，使人一望而知其非。修《明太宗實錄》時史臣感到不妥，遂刪掉重寫。文字改動之痕迹，更足以從反面證實，《奉天靖難記》弄巧成拙，其對朱允炆違反祖訓的指控，絲毫不能成立。王崇武論之曰：

則是成祖起兵，藉口《祖訓》，景隆致書亦據此駁之。

反抗「奸臣」削藩、聲討建文「變亂祖制」——這兩大起兵理由曾經被同時提出，並完整貫穿於為期四年的靖難戰事之中。

不過，在奪位成功後，朱棣集團在陳說自身合法性時，迅速完成了一個話題轉換——即由削藩到《祖訓》的話題轉換。查閱《明太宗實錄》，時間越往後，就越難尋見對建文削藩的指責，而對朱允炆改制、「變亂祖制」的指控愈發凸顯，最終成為朱棣集團所公布的朱允炆君臣頭等罪名。

原因不難推斷：朱棣以建文削藩為罪，然而自己奪位後亦要削藩（事實也這麼做了），若再以建文削藩為罪，則難免陷入「試看剃頭者，人亦剃其頭」的尷尬。為統治合法性計，朱棣需要突出第二個起兵理由，以坐實建文君臣所謂「罪名」。

朱棣奪位後，不止一次下令，銷毀建文檔案資料。此一事件，亦有詳加考辨的必要。

《明太宗實錄》記載，朱棣焚毀建文朝檔案，共有兩次。

第一次在六月篡位剛剛成功之時：

上得群臣建文時所上謀策，悉命焚之。有請上觀者，上曰：當時受其職，食其祿，亦所當言，何必觀。復有言建文所用之人宜屏斥者，上曰：今之人才，皆皇考數十年所作養者，豈建文二三年間便能成就。

第二次則在本年十月：

上於宮中得建文時群臣所上封事千餘通，披覽一二有干犯者，命翰林院侍讀解縉等遍閱。關係軍馬錢糧數目則留，余有干犯者，悉焚之。既而從容問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眾稽首未對。修撰李實進曰：『臣實無之。』上曰：『爾以獨無為賢耶？食其祿當思任其事。當國家危急之際，在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夫盡心於建文者，但惡導誘建文壞祖法亂政經耳。爾等前日事彼則忠於彼，今日事朕當忠於朕，不必曲自遮蔽也。』

綜觀這兩次焚毀檔案事件，疑點重重。朱棣為何要做這番舉動，其背後的動機值得研究。

朱棣焚毀檔案是在朝堂之上，這是一番政治表演。他首先有兩大動機，這是顯而易見的：1、收攏人心，以示既往不咎，贏得建文降臣擁戴；2、建文奏章、封事定載有不少朱棣劣跡，他必須要消滅造反的罪證。

但筆者推測，朱棣仍有第三大動機：坐實他對朱允炆「變亂祖法」的指控，以底定自身奪位的合法性，論證如下：

首先，朱棣集團需要定罪朱允炆君臣違背祖訓，而非所謂戕害親藩；其次，建文改制並未違背《皇明祖訓》；再次，如前所述，建文時群臣並未有上書反對改制者。

朱棣集團感到，罪證難以搜集，罪名也難以成立。於是便導演了這一出焚毀檔案的大戲。

「朕非惡夫盡心於建文者，但惡導誘建文壞祖法亂政經耳」，朱鴻評此語：「這句話是經過設計的，話中有話」，洵為的論。

朱棣於朝堂之上拋出這句話，顯系深思熟慮，決非一時興起之語。他如此聲言，便將所焚毀的建文奏章、封事，定罪為「壞祖法」的違礙文字，而非干犯朱棣一人的戕害親藩文字。

焚毀檔案，暗示「壞祖法」文字已經銷毀，正為造成「言有易，言無難」的效果，引人入罪。同時，又表示前罪不論，既往不咎。

眾臣雖然「稽首未對」，但無疑的，他們均立即會意——朱棣憑依「祖法」以示寬大，既往不咎。所不咎者，已經主要不在於「干犯」親藩的大逆文字，而落在「導誘」朱允炆變亂祖法的「盡職」之上。

案李實為建文庚戌進士，此時僅為一翰林低級官員，他敢於在眾人稽首噤聲之時，突然口出自矜之語，亦非能以簡單的「無知妄作」解釋之。李實必曾受朱棣之授意，否則朱棣所言，不會顯得如此順理成章。

如此，朱棣示好，諸臣就坡下驢。不經意間，朱棣無異於昭告天下，他所以取南京、奪皇位，並非叔侄之間的個人矛盾，而實是為匡正朱元璋舊制、清除奸臣的正義之舉。

朱棣集團的良苦用心，收效顯著。明朝人談靖難史事，雖多抱「靖難是而革除非」、「成祖乃天授，少帝亦何尤」的態度，但在朱允炆「變亂祖法」上，卻較多地接受了朱棣的誤導。陳建《皇明通紀》、高岱《鴻猷錄》、何喬遠《名山藏》，甚至朱鷺《建文書法儗》，明末査繼佐的《罪惟錄》都默認、接受了朱棣集團精心製造的觀點，以朱允炆改製為破壞朱元璋祖制。

朱棣恢復的祖制是朱元璋的暴政

2

第二個問題，筆者的結論是，朱棣所謂「復舊制」，並非如他所言的那般乾淨徹底。事實上，建文改制的部分成果仍然保留。

朱棣奪位後，屢屢下令「復舊制」。吏部二疏之後，伴隨著兩道旨令：

凡中外大小衙門有創革升降，官員額數有增減者，及所更改文武散官，並令遵復舊制。

今悉宜復舊，從之。

朱棣即位後，凡有言建文舊制者，皆下令恢復舊制。乃至於頒發給廟宇的諭令、給屬國朝鮮的詔令，也都言及此事：

朕自即位以來，一應事務，悉遵舊制，不敢有違。為何？蓋因國初創業艱難，民間利病，無不周知，但凡發號施令，不肯輕易，必思慮周密，然後行將出去，皆是為君為民的好勾當。所以三十一年，天下太平，人受其福。允炆不守成憲，多有更改，使諸司將洪武年間榜文不行張掛遵守。恁衙門查將出來，但是申明教化、禁革奸弊、勸善懲惡、興利除害、有益於軍民的，都依洪武年間聖旨，聲明出去，教天下官吏軍民人等遵守，保全身命，共享太平。

建文嗣位，權歸奸慝，變亂憲章，戕害骨肉。

朱棣以朱元璋合法繼承人自居，制度上，盡非建文之所是。朱棣作出這種政治姿態，是要圓他靖難起兵之理由：朱允炆不遵祖憲。反攻倒算的浪潮，瀰漫於永樂初年。

建文改制的大部成果，完全喪失。六部仍正二品，御史府仍為都察院，翰林院洗牌成為內閣濫觴。朱棣即位甫兩月，建文制度便如秋風掃落葉一般，剔除殆盡。

朱棣打出恢復洪武舊制的旗號，實則回復的是洪武初年制度，而非洪武末年制度。「復舊制」，是將洪武初年的暴政和不合理的制度也一併恢復。錦衣衛詔獄、僧道占田、榜文峻令均屬此類。朱棣自己也感覺到，建文改制乃是以期行政之合理化。全盤迴復所謂「舊制」，除了展示政治姿態，以及加強君權、偵緝臣民之外，必要性不大。

朱棣比他老子更陰毒

筆者之所以作出這個判斷，以下事件可證：

大理寺少卿虞謙自陳，建文時，臣為杭州知府，嘗建言天下僧道，每人止令畜田五畝，無田者官給之。余有常住田，悉歸官以給無田之民。僧道悉免其賦役。當時從臣所言行之，臣當坐改舊制之罪。上笑曰：「此秀才辟老佛也，已在赦前。」命以奏牘付科，復之。初，有旨，凡在建文中上言改舊制者，悉令面陳，至是視謙有戰懼之色，遂命自今不須面陳，悉以奏牘送科復之。

這一幕，真是一番絕佳的政治表演。

筆者推測，虞謙瞅准了朱棣的這番心理：復舊制僅為追求擁戴之姿態政治，深知僧道限田亦非秕政，況且「赦」已進行，並無入罪危險。面陳時故示戰慄之色，正可襄贊朱棣「復舊制」的正確性，樹君上之威。同時這番表演下來，又恰恰給了朱棣口出恩典、不再追究建文改制諸臣的機會。

朱棣維持「復舊制」姿態不變；樹立君上權威；開釋恩典贏得臣下擁戴，真可謂一箭三雕。筆者感覺，鑒於此事之圓滿和蹊蹺，甚至可能虞謙事先已經有過朱棣的授意，君臣合力在朝廷上完成了這一場表演。當然，證據不足，聊備一說。

繼虞謙之後，又有蹇義進言，反對盡革建文舊制：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轉左侍郎，數月，升吏部尚書，授資善大夫。時政令制度有非洪武之舊者，詔悉復之。公從容為上言「損益貴時相宜」，間舉數事陳說本末，文皇帝以公忠實，悉從其言。

蹇義正直從容，朱棣亦展現了知人容人用人之雅量。不過雅量之前提在於：朱棣號稱復舊制只是政治口號；建文制度確有相宜於時者。蹇義陳說諸事，今已不可考，疑筆者下列之所考，即在蹇義陳說之中。憾史料原件不存，難得其詳。

建文改制之合理，朱棣亦無法盡廢

3

朱棣維持的建文舊制，可考者有：保留大理寺；保留監生歷事制度；保留雲南普安安撫司。

大理寺。如前所述，大理寺已於洪武二十九年罷不設，移其案於後湖。《明太祖實錄》失載大理寺罷去之事。通讀洪武、永樂兩朝《實錄》，彷彿大理寺一直未廢。官書記載，意在說理完滿、不留痕迹，於此可窺一斑。

《明太宗實錄》曲折記載，永樂時延續了建文朝大理寺制度：

大理寺言：本寺原設左右二寺，其左寺評事四員，審錄在京軍民衙門及直隸衛所府州縣刑名；右寺評事八員，審錄在外十二布政司都司衛所府州縣刑名。後因二寺所設評事多寡不等，所治事煩簡不均，將二寺評事均分六員，依刑部都察院十二司道各帶管直隸地方審錄，令吏部仍照舊制銓注，於事勞逸不均。命會同曹國公李景隆、兵部尚書茹瑺等議之，景隆等奏以為均設評事，繁簡適宜，上從之。

這段文字，可謂極盡曲諱之能事。把它放到洪武末年大理寺撤銷、建文復設並改制的知識語境下考量，才能得出朱棣繼承建文遺制的結論。

如前所述，建文改制一大目的，便是謀求制度之合理化運行，大理寺的改革亦屬此類。朱棣即位，盡革建文之所是，大理寺回復到洪武不甚合理之舊制，造成「煩簡不均」的尷尬局面。前文提到的虞謙正是服官大理寺。他親眼目睹了，本寺奏請回復建文朝制度，並得到許可。筆者推測，正是這番試探獲得批准，才有他前文的那番表演。

監生歷事制度。建文朝改革監生歷事制度，永樂初年沿用不改。《國朝典匯》記載：

洪武十八年，命禮部選用國子生為六品以下官。二年十月，更定歷事監生選用法。凡歷事一年為滿，考分三等。上者即授官，次下者再歷一年復考。考上者，亦即授〔官〕；考次，量材選授；下，還國子監讀書。永樂二十二年九月，中軍都督府奏本府歷事監生七人，今考所治吏事，皆勤慎，請如例送吏部，循次授官。

徐氏的記載，文字上使用「二年」，顯系建文朝。「永樂二十二年」與建文二年之間，並無變化。可知建文朝所更定的監生歷事制度，終永樂朝沒有更改。不過，明初所謂「三途並用」、監生登進的情勢並未持續太久。「永樂以至洪熙，隨著科舉向重，舉貢優除之勢受到限制」，監生地位急劇下降，監生錄事逐漸成為虛文。因此，監生歷事制度僅僅能作為細節，足證朱棣保留了建文制度之隱而微者，實際意義有限。

保留雲南普安安撫司。永樂元年正月雲南普安安撫司上言：

（正月）甲辰，設普安安撫司，以土酋慈長為安撫。時慈長來朝，言建文時於其地置貢寧安撫司，以故父者昌為安撫。近吏部遵舊制，奏罷安撫司。然本境地闊民稠，歲於普安軍民府輸糧三千餘石，且路當要衝，舊有湘滿等驛，乞仍設安撫司，督治為便。上曰：「祖宗大經大法，萬世不可改。其他若時有不同，後世當因時損益以便民，豈可執一而不知變通之道。天下人既以為便，則當從之。」命吏部仍置安撫司，改貢寧為普安，賜以掌印，置流官吏目一員，隸四川布政司。

「吏部遵舊制」的浪潮波及全國，遂使普安安撫司被罷除。地方酋長出於行政便利的需要，懇請恢復建文制度。朱棣批准，並派去流官。筆者推測這與沐氏鎮雲南，土酋仰仗沐氏而敢於為請。同時，開設流官也有利於中央控制雲南。朱棣出於多重考慮，遂批准。

綜上，朱棣對建文制度，本著行政合理化、展示政治姿態之雙重目的，革廢並用，恩威兼施，既攻伐倒算，又有張有弛，展現了帝王政治家的精巧手腕。

朱棣帶來的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

朱棣奪位，以朱元璋祖訓為政治符號，復舊制並未盡復，革建文並非盡革。本文的結論是：經過朱棣一番手腕後，永樂制度呈現出既告別建文、又迥異於洪武末期，而相近於洪武前期惡劣制度的特質。

歡迎關注文史宴

專業之中最通俗，通俗之中最專業

熟悉歷史陌生化，陌生歷史普及化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