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光迪與胡適，敵乎，友乎？

原標題：梅光迪與胡適，敵乎，友乎？

夏建圩

《宣城歷史文化研究》微信版第060期

其人小傳

梅光迪（1890—1945），字迪生，一字覲庄，安徽宣城人。梅氏是宣城望族，在文學、數學、繪畫、天文學等領域人才輩出，清代桐城人張廷玉說「上江人文之盛首宣城，宣之舊族首梅氏」，梅氏人文昌盛可見一斑。梅光迪是宣城梅氏第33代孫，他12歲應童子試，18歲肄業於安徽高等學堂（安慶），1909年秋天，經績溪人胡紹庭的介紹，梅光迪與胡適（1891—1962）在上海相識，從此兩人結為朋友，書信往來不斷。1910年夏，與胡適同舟北上京城應考時落榜（胡適考中官費赴美留學）。1911年，梅光迪再次應考，考取清華教會學校官費留學生，入美國西北大學，1915年梅光迪轉入哈佛大學研究院，專攻文學。開始與胡適探討「文學革命」話題，並逐漸走向保守，最終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反對者之一。

1920年，梅光迪學成歸國，任天津南開大學英文系主任、教授。次年，任南京東南大學英文系教授，1922年擔任西洋文學系主任。同年，聘請在美國留學時的好友吳宓到東南大學任教，共同發起創辦《學衡》雜誌，使之成為反對新文化運動的陣地，遭到魯迅、茅盾、鄭振鐸等人的猛烈攻擊，不久該雜誌銷聲匿跡。1924年，梅光迪趕赴美國，執教於哈佛大學。1927年再度回國，短期代理南京中央大學文學院院長，旋即又往哈佛大學。1936年應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與胡適同期留美）的遨請，出任浙大文理學院副院長，兼國文系主任。在當時，鑒於梅光迪的名氣，在1938年「國民參政會」成立時，他被聘為參政員。1939年浙大文學院獨立後，梅光迪任院長。在抗日的艱苦年代，浙江大學轉徙至貴州北部偏僻的山區。等到抗戰勝利後不久，梅光迪卻一病不起，1945年12月27日，因心腎衰竭在貴陽去世。

梅光迪滿腹經綸，具有遠大的學術抱負，對中國傳統文化懷有摯愛之情，尚未來得及有所建樹就已逝去，令後人遺憾。「就他（梅光迪）對西方之了解而論，中國人能勝過他的，似乎寥若晨星。他的英文寫作，既達而雅，比之西方名著，也毫無遜色」。他學貫中西，但他留下的文化遺產僅一本論文集——《梅光迪文錄》。對於梅光迪，知之者不多，且都認為他是新文化的反對力量，對他採取簡單的否定態度，本文以梅光迪與胡適從朋友到對立為主線，力圖解讀出這位在中國新舊文學史上扮演特殊角色的人物，以此豐富宣城市地方史志人物的發掘與研究。

將胡適「逼上梁山」

1912年，胡適在康乃爾大學由農學院轉入文學院，對此梅光迪致信，表示支持。他說：「足下之才本非老農，實稼軒、同甫之流也」，「將來在我國文學上開一新局面，則一代作者非足下而誰」，「足下之改科，乃我國學術史上一大關鍵，不可不竭力贊成」，「深望足下者為吾國復興古學之偉人，並使祖國學術傳播異域，為吾先民吐氣」。梅光迪是胡適轉學的極力支持者，對他寄予了希望，自己也要「執鞭以從其後」。1915年夏天，在美留學生梅光迪與胡適、任叔永、趙元任等朋友討論文學革命。改變中國文學史進程的新文學運動由此啟動。同年9月，梅光迪轉入哈佛大學專攻文學，胡適作詩送之，「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學久枯餒，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來之不可止，文學革命其時矣！」「且復號召二三子，革命軍前杖馬箠。」兩人在學問上相互切磋，思想上相互激勵，在許多問題上推心置腹，成為交好的朋友。

1916年7月，胡適與朋友們去美國綺色佳凱約湖泛舟，詩興大發。事後任叔永將自己作的《泛湖即事》四言長詩寄給胡適。胡適看後否定了該詩，認為詩中用了早已死去的文字，提出了要在詩歌創作中棄死求生，詩國革命的主張。梅光迪不同意胡適的意見，主動站出來為任叔永打抱不平。於是二人之間開始了新一輪的爭論。梅光迪在信中寫道，「吾輩言文學革命，須謹慎以出之，尤須先精究吾國文字，始敢言改革」，「非僅以俗語白話代之即可了事」，「足下言文學革命，本所贊成，惟言之過激，將吾國文學之本體與其流弊混雜言之，故不敢贊同」。可以看出，一開始梅光迪與胡適在文學革命議題上，基本能取得一致，只是方法、形式上的差異。梅光迪已經感覺到文學革命的大潮流，但他又不能同舊文學中蛹化出來。梅光迪一方面承認小說、詞曲可以用白話，但同時又主張詩文不可用白話。他與胡適爭論的關鍵點也在這裡。胡適把文學革命的突破口放在詩歌上，而梅光迪卻固守此文化堡壘。梅光迪與胡適在文學思想和觀念上的分歧，也在討論中越來越明顯。梅光迪保守的文學觀念基本上是建立在與胡適的討論、辯難中的。他的對立和對胡適靈感的激發，都是處在朋友間相互批評、幫助的基礎上的，態度、語氣也是平和、友好的。

對此，胡適在7月22日寫了一首打油詩答梅光迪，全詩一千多字都是白話文。寫道：

「人閑天又涼，老梅上戰場。

老梅牢騷發了，老胡呵呵笑。

且請平心靜氣，這是什麼論調！

文字沒有古今，卻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

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

梅光迪讀後與胡適繼續討論，但態度與過去發生了變化，談了自己不輕易依附「新潮流」的文學態度，主張中庸，反對偏執激進的思想觀念，顯示出他的文化保守主義立場。

梅光迪的來信引起了胡適的進一步思考，刺激和激發了他的思想。此時，胡適進行文學革命的主張是從自己的專業——哲學角度來論述的；梅光迪的專業是文學，所以多從文學的角度出發，與胡適辯論並向其發難。二人的爭論，極大地幫助了胡適對文學革命的認識。胡適自己也認為是被逼上梁山的。沒有梅光迪的反對意見，胡適對文學革命的許多問題還無法認識清楚，也就下不了要求文學革命，尤其是詩歌革命的決心。胡適文學革命主張的孕育與爆發，實是梅光迪催逼的結果。有這麼一個反對派的朋友，也是胡適的大幸。

「決不作入京之想」

隨著胡適1917年在《新青年》上刊出《文學改良芻議》，以及陳獨秀隨其後推波助瀾的《文學革命論》，新文學運動空前高漲，胡適本人也藉助革命，走到輿論與思想界的前沿，成為公眾關注的人物，在青年中盛行一句，「我的朋友胡適之」。此時，胡適在蔡元培執掌的北京大學任哲學教授，立定腳跟後（任北大教務長），便致信梅光迪，要他回北京教書，梅光迪拒絕了朋友的好意，表示自己「決不作入京之想」，並對胡適以及《新青年》的激進行為表示不滿。他說：「足下所主張無弟贊一辭之餘地，故年來已未敢再事嘵嘵。蓋知無益也……足下向稱頭腦清楚之人，何至隨波逐瀾……吾料十年廿年以後，經有力有識之評論家痛加鑒別，另倡新文學。」

在梅光迪回國任教於南開大學、東南大學時，與胡適有過接觸，並時常通信。但梅光迪感到「彼此之根本主張無所更變」，面隊胡適在文學革命中的成功，梅光迪認為，「（胡適）趨於極端之功利主義，非但於真正學術有妨，亦與學術家之人格有妨也……弟意言學術者，須不計一時之成敗。」在這種心態下，梅光迪聯合吳宓、胡先驌二人創辦《學衡》雜誌，發表他們對新文化運動的見解。

在中西文化間尋找交點

1922年，《學衡》雜誌在南京創辦（1934年停刊），梅光迪等人以此為陣地，發表了一篇又一篇攻擊新文化運動的文章，並逐漸形成「學衡派」。他們都是留學生，學問「中西合璧」，企圖在中西文化背景下尋找批判新文學的交點，來論證他們的復古理論。所以，「學衡派」的反對，就帶有更大的迷惑性和欺騙性。在《學衡》第一期上，梅光迪就對新文化運動主要人物開火，鑒於他與胡適的特殊關係，文章中沒提胡適的名字，只是含沙射影地攻擊。梅光迪認為新文化運動的核心人物「非思想家，乃詭辯家」；「非創造家，乃模仿家」；「非學問家，乃功名之士」；「非教育家，乃政客也」。原有的寬容的精神消失殆盡，論辭變得尖刻無情，甚至近於謾罵、詆毀。梅光迪痛恨胡適等人身居學界的要津，蠱惑青年學生，成為政客，「為其功利名譽之代價，是可忍，孰不可忍？」這是梅光迪回國後向胡適開的第一炮。難怪胡適看了第一期《學衡》後，說這只是一本「學罵」。梅光迪與胡適的朋友關係也由此出現了轉折。以前那種平心靜氣的學術氛圍不存在了，代之是相互的嘲罵和詆毀。梅光迪在文章中把胡適當作為政客、娼優，矛頭直指胡適，的確讓他不快。

此後，當胡適在上海商務印書館考察時，遇到了東南大學的校長郭秉文，郭希望胡適留在商務印書館當編譯，同時兼任東南大學的教授。胡適當面拒絕說：「東南大學是不容我的。我在北京，反對我的人是舊學者和古文家，這是很在意中的事；但在南京反對我的人都是留學生，未免使人失望」。昔日一對好朋友，由於思想觀念的差異，最終分庭於激進、保守兩大陣營。1926年9月1日，梅光迪與胡適在法國巴黎相遇，胡適的印象是「別後兩年，（梅）迪生還是那樣一個頑固」。梅光迪請胡適吃飯，胡適負約，說自己臨時忘記。1927年胡適訪問美國，梅光迪也在，因上一年胡適的負約，惹惱了梅光迪，使得他們連再一次坐到一起吃飯的機會也沒有了。梅光迪致信胡適說：「若你始終拿此俗眼光看我，脫不了勢力觀念，我只有和你斷絕關係而已」。

時耶！命耶！

面對梅光迪的不幸與留下的遺憾，他的學生、朋友兼同事郭斌龢這樣說：「（梅光迪）少游美國，為當時留學生中之翹楚，年壯氣盛，抱負甚偉……又值大難，先生不惟不能展其抱負，即平時議論，也鮮為人所了解」。吳宓在自編年譜中對老朋友梅光迪的看法是：「梅君好為高論，而完全缺乏實行工作之能力與習慣，其一生著作極少，殊可惜」。

是哪些因素造成了梅光迪這種種局面呢。梅光迪出身於世代書香門第，有過12歲應童子試的榮光，確實讀了許多古書。而到美國留學初期，因英文不佳，處處遭到歧視和嘲弄，他的朋友胡適能運用英語撰述和發表精彩的演講，對他有一定的刺激，嫉恨心理增強。梅光迪眼睜睜看著胡適功成名就，成為學界、思想界的領袖，而自己不名一文，並淪為保守的反對派，處處遭到輿論的戲弄。更加上包辦婚姻的不幸，導致他與自己的學生李今英相愛。婚外師生之戀情，又遭到非議，雖幾次奔赴美國，也不順利。他自己也承認，「迪一生大病，全在氣盛。氣盛則不能下人……一生吃虧，全在於此」。抗戰時期，他流落西南邊陲，一直到魂斷貴州。一方面梅光迪極度的悲觀自卑，另一方面有著自視甚高的傲慢，在這種強烈的衝突性格中，梅光迪的心態開始失衡。當胡適集哲學家、文學家於一身時，他不但沒有從旁樂觀其成，反到成了真正的反對派。

梅光迪的專業是文學，而胡適以哲學為專業。因此梅光迪認為在文學上比胡適更有發言權。梅光迪對胡適的學問十分蔑視。他認為作為一個學問家要「為真理而求真理，重在自信而不在世俗之知；重在自得，而不在生前之報酬。故其畢生辛勤，守而有待，不輕出所學以問世，必審慮至當，然後發一言；必研索至精，而後成一書」。美國學者顧立雅說：「他（梅光迪）是一個忠實的孔子信徒」，「但因他富於理想主義，不肯隨眾附和，所以無緣施展他的抱負」。梅光迪是只讀不寫，述而不作的。胡適恰恰相反，在各個領域都是著作等身，其中《嘗試集》、《終身大事》分別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部白話詩集和第一部話劇劇本。這與梅光迪對待學問的態度相去甚遠，因此遭到他的痛恨。

在當時的留學生中，像梅光迪這樣的中國本位文化感強烈的人，是很少見的。梅光迪希望胡適振興孔教，不料胡適成為最激進的反孔教分子。梅光迪確立的是儒家文化精神作為自己的思想體系和行為指導。其後梅光迪在哈佛大學師從白璧德（法國文學教授），深受他的影響，文化思想與觀念趨向於新人文主義，從中找到了反對新文學革命的理論依據和知識上的支援。梅光迪強調並重視傳統的繼承，反對主情，反對一切激進的思想與文學革命，尤其不能接受文學的新潮和新文學的試驗。胡適是杜威的門徒，信奉實用主義哲學，一生堅信不棄，並由此激發出文學革命的思想。兩人思想觀念格格不入，勢同冰炭。他們之間的分歧和對立，實際上是保守與激進的鬥爭，新人文主義與實用主義在中國文學上的較量。胡適與梅光迪分別代表了新文化時期對待中西文化的兩種極端態度，猶如是硬幣的兩面，始終相反相背。個人的榮辱得失，與時代連結在一起。

雖然以梅光迪為代表的「學衡派」，受到新文學作家們的反擊，噤若寒蟬，以致垮台，但其倡導以「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為宗旨，用「改造固有文化，吸取他人文化」的學術眼光，在中西文化之間尋求交點的學術態度，在今天仍然具有很大的現實意義。

（作者系博士，合肥工業大學副教授，宣城市歷史文化研究會理事）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