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鑒賞的維度——讀袁行霈《好詩不厭百回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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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行霈先生
袁行霈先生的《好詩不厭百回讀》（以下簡稱《好詩》）初版於2017年7月，剛剛今年4月份又第二次印刷。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普及讀本，受到廣泛歡迎。但此書並非完全意義上的通俗，而是通俗性與學術性兼備的，是有值得探究的學術意義的。
選入作品計有四十九篇，上到《詩經》，下到清詞，主體部分還是唐詩和宋詞。《自序》說作品篇目是由北京出版社的高立志先生擇定，講評由袁先生撰寫。選入作品皆為經典，多是耳熟能詳之作，這沒問題。那麼本文探究的重點還是在袁先生的鑒賞文章上。
袁先生在北京大學中文系講授詩歌歷年甚久。他師承林庚先生，在文學史研究中堅持「文學本位」，注重藝術研究。現今文學專業里的文獻研究和歷史背景研究因為好入手，就成了一種流行的做法，但歸根結底它們對於文學來說也只是外部研究，文學藝術本身的演化才是文學研究的重心。就詩歌來講，詩歌鑒賞其實並非零碎的、不成格局的小裝飾，而應該是檢驗文學理論有效性的試金石，是映照文學研究水平的一面鏡子，就這一點而言，作品鑒賞對於文學研究來說具有本源意義。另一方面，當前因為「詩詞熱」，市面上有大量的鑒賞類書籍，許多網路名人涉足詩詞解讀，但到底質量如何，頗值得懷疑。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大多鑒賞性文章寫作隨意，拉雜拼湊，詩歌史意識和理論意識不足，學理性欠缺。詩歌鑒賞實際上自具維度。
本書里，袁先生在評賞《登幽州台歌》時說「詩之取勝，途徑非一。有以辭藻勝的，有以神韻勝的，有以意境勝的，有以氣勢勝的……取勝之途不同，欣賞的角度也就不一樣。」道出了詩歌鑒賞的基本法門。正如葛曉音先生《日月不息，師表長尊——賀袁行霈老師八十華誕》一文中所說：「（袁先生）最早從中國古典詩歌的多義性、意境、意象、詩歌的音樂美，以及人格美、自然美等多方面闡發了中國詩歌的藝術內涵」，可以看出，袁先生的詩歌理論正是針對「詩之取勝」而「非一」的「途徑」而切入的，也就是針對詩歌的藝術鑒賞的基本法門而發的。（袁先生年代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袁先生關於詩歌藝術的理論的深化運用，在繁多的文學史著作中，較充分的藝術分析也就成為這套文學史著作的特點。）
以自覺的理論指導的藝術鑒賞可以見出縱深度，而袁先生在具體的評賞文字中，又能深具靈性和感悟力，所以說《好詩》的鑒賞文章是理論自覺與靈性感悟相互融合著的。以下試作分析。
袁先生早先的論文《中國古典詩歌的多義性》中對詩歌語句的雙關義、情韻義、象徵義、深層義、言外義等多義形態進行了深入探討，其中論述深層義時曾舉杜牧的《秋夕》為例。《好詩》也選入了《秋夕》，在原來探討的基礎上更詳細地分析了各句的多義性特徵及其豐富的意味。《好詩》在分析周邦彥《蘭陵王·柳》「長亭路，年去歲來，應折柔條過千尺」一句時說「這幾句表面上看來是愛惜柳樹，而深層的涵義卻是感嘆人間離別的頻繁。情深意婉，耐人尋味。」背後也是有「深層義」這個多義理論為指導的。至於對「意境」的分析，如賞析陸遊《鷓鴣天》：「『蒼煙落照』四字，讓人聯想起陶淵明《歸園田居》其一『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的意境，一經諷誦便難忘懷」、分析張耒《夜坐》之後說「這首詩就有意境深遠的妙處」等，背後也是以早年的論文《古典詩歌的意境》為基礎的具體批評實踐。雖然這看似平常，但是有助於我們認識袁先生的研究工作的繼承性和脈絡。
又如詩歌中的人格美，袁先生也有過多篇論文加以討論。這一點也符合《好詩》面向「大家」、寓「教」於美的需要，所以多有體現。如評賞張孝祥的《念奴嬌·過洞庭》的「表裡俱澄澈」一句時說「這不僅僅是寫景，還寄寓了深意。這五個字標示了一種極其高尚的思想境界，諸如光明磊落、胸懷坦蕩、言行一致、表裡如一，這些意思都包含在裡面了。杜甫有一句詩『心跡喜雙清』（《屏居》三首其一），『心』是內心，也就是里，『跡』是行跡，也就是表，『心跡雙清』也就是表裡澄澈。『表裡俱澄澈，心跡喜雙清』，恰好可以集成一聯，給我們樹立一個為人處世的準則，我們不妨拿來當作自己的座右銘。」「詞人的美學理想高尚，心地純潔，他的筆墨才能這樣乾淨。」這是給人以深刻啟迪的。（錢志熙先生早年寫給其師陳貽焮先生的詩里就有「人間心跡喜雙清」之句，可見杜甫此五字對北大中文人的影響。）分析李白《聽蜀僧濬彈琴》之後對李白人格的評論、評杜甫的《又呈吳郎》時現身說法談交友之道、分析白居易《賣炭翁》時討論其「認識價值和教育價值」等，都是例子。
此書不因其面向「大家」而失其深度。其中有一些獨到的學術觀點值得重視。如《蘭陵王·柳》自清代周濟以來就一直認為是送別詞，但袁先生認為應該是周邦彥寫自己離開京城時的心情。「此時他已倦遊京華，卻還留戀著那裡的情人，回想和他來往的舊事，戀戀不捨地乘船離去。」袁先生對這首詞的寫作角度和意脈進行了重新解讀，比舊說更合理。
又如辛棄疾《破陣子》「夢回吹角連營」以下的描寫多以為是夢中所見，即夢境，但袁先生引用李璟「細雨夢回雞塞遠」等句例證明「夢回」的意思是夢醒，那麼下面的點兵場面就並非夢中幻影，而是少年時代的親身經歷，直到最後一句「可憐白髮生」才落到今日。
再如李賀《李憑箜篌引》，袁先生將之與楊巨源《聽李憑談箜篌》、顧況《李供奉談箜篌》比較，並據顧詩與五代前蜀王建墓棺座浮雕的彈箜篌圖，以及《故事為焦仲卿作》的「十五談箜篌」的詩句，提出「是不是箜篌專由女人彈奏」的有意思的問題，覺得「有待進一步研究」。那麼顧況詩的李供奉是否就是李賀詩里的李憑呢？袁先生對比了顧況、李賀、楊巨源、在京師的時間表，發現顧況寫詩比楊巨源和李賀的詩要早二十多年，「如果顧況當時所寫的李供奉二十歲，這時已經四十多歲了，技藝固然有長進，姿色如何，還能否引起皇帝的興趣，就很難說了。」
所以不敢斷定李憑和李供奉是否是一人，也不敢斷定李憑是否是女性。雖然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但問題本身是很有意義的。又如說《錦瑟》「錦瑟無端五十弦」，認為該句意思是五十弦的記載只見於書中，是無端的，因為現實是二十五弦；於是想起二十五歲左右時的一段故事等等，是有新意的。這都是值得注意的觀點。
袁先生在以前的論文《中國古典詩歌的藝術鑒賞》（收入《中國詩歌藝術研究》一書中，又在《好詩》後面附錄全文）中強調「語感」對於鑒賞的重要性。《好詩》的鑒賞文章就善於從字、詞、句入手，在「字裡行間」（見《早發白帝城》評析）、文字之外體會詩人的特別之意，如《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輪秋」寫「從半輪山月上感覺到秋天的來臨」的體驗而不是對「已經到了秋天」的事實描寫；《次北固山下》「客路青山外，行舟綠水前」表現了「一個北方人來到江南時那種新鮮的感受」；「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里有「一種正在運動的感覺」；《春夜洛城聞笛》「此夜曲中聞折柳」這一句「修辭很講究」，「這『折柳』二字既指曲名，又不僅指曲名。折柳……幾乎是離別的同義語」；李賀「吳絲蜀桐張高秋」向來解作李憑在暮秋彈奏箜篌，袁先生據其把時間狀語放在賓語的位置上的語法特點，說：「是李憑的音樂張開了高秋的景象，或者說是李憑張開了一幅高秋的圖畫，或者說李憑的音樂高昂激越有金秋之聲。如果把後面詩中秋景的描寫，既解釋為彈奏的時間背景，又當成音樂所產生的效果，也未嘗不可，這就有很濃的詩意了。」都是精到的鑒賞意見。
本書中一些內容涵蓋了袁先生六十餘年來的詩歌研究成果，並進行了擴充和修訂，從這些「博採、精鑒、深味、妙悟」的評賞文字中我們既可以看到袁先生早期的理論探討的痕迹，更可以看到袁先生此後不同階段對詩歌藝術研究的深化。
所以，這本《好詩》雖然只有二百五十多頁，但對我們了解袁先生對文學本位的堅持和藝術研究的學術旨趣還是具有特別意義的。當然，由於作品少，不能全面地、詳盡地展現袁先生的學術見解。我們仍不妨把此書看做一個路標，它提供了詩歌鑒賞自身的維度，我們在欣賞這些美妙的鑒賞文字時，同時可以對文學研究界進行對比和參照，以思考何為詩歌研究的「歸趣」、目的，作品賞析在詩歌研究中應該處於什麼樣的位置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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