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東南區域民間文書的寶庫——中國契約文書博物館藏品巡禮

文史 06-06

原標題：中國東南區域民間文書的寶庫——中國契約文書博物館藏品巡禮

宋元以來的民間文書是中國歷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古籍刊本不同，民間文書多為手寫本，往往僅限於內部流通，大都為傳世的「孤本」，是逝去時代的文化化石和時代印記，具有獨特性與不可複製性，它們最真切地反映了普通百姓的生活面貌，富有較高的學術價值、文化價值、文物價值。近年來，以民間文書為基礎的學術研究，一直是中國史學研究最活躍的分支之一。因此，民間文書的搜集與整理既構成學術基礎，又構成了學術前沿，具有文化保存與學術研究的雙重價值。

浙江素稱文獻名邦，民間文化遺存極為豐厚，尤其是契約文書、魚鱗圖冊、家譜存量甚巨。21世紀初，國內高校科研機構、各地檔案館、博物館以及私人機構開始從事浙江民間文書的搜集與整理工作，先後出版了《黃岩訴訟檔案及調查報告》（80宗）、《石倉契約》（近萬件）、《紹興縣館藏契約檔案選集》（230件）、《清代寧波契約文書輯校》（415件）、《長興契約圖鑑·清代民國》（100餘件）、《清代浙東契約文書輯選》（340件）、《文成畲族文書集萃》（300件）等文獻整理類圖書，浙江民間文書的學術價值逐漸引起學界的關注。然而，其搜集與整理的範圍多限於一隅，收集的數量相對較少，仍有很大的開拓空間。近年來，隨著國家城鎮化和新農村改造的大力推進，與古村落、古民居相生相伴的民間文書也面臨著湮散的危險。這些「不可再生」的文書亟待搶救性搜集、保護、整理和研究。

一、浙江師範大學民間文書的搜集與整理

自2013年7月始，以浙江師範大學浙學研究院院長、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張湧泉、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胡鐵球教授為首的學術團隊，多次到浙江中部、南部開展田野調查，廣泛搜集各類民間文書。迄今為止，共購藏元明以來民間文書近10萬件，在此基礎上成立的中國契約文書博物館，成為國內外收藏浙江契約文書最多的機構。

圖1 中國契約文書博物館內景（局部）

中國契約文書博物館館藏民間文書地域上以今浙江中部、南部地區為主，另有部分涉及福建、安徽、江西、雲南等省；時間始自元代延祐六年（1319），一直延續至20世紀80年代，時間跨度近七個世紀；形式上以土地契約、魚鱗圖冊、訴訟文書、歸戶冊、實征冊、繼承分書、私家賬簿、信函書札等為主，另有少部分功牌、告示、門牌、信票、護照、科儀、婚書、蒙書、山歌、族譜、會簿、鄉規民約等；內容極為廣泛，內涵十分豐富，涉及土地關係、經濟人口、賦役徵調、民間借貸、農村市場、宗族社會、家庭婚姻、財產繼承、司法訴訟、教育科舉、醫療衛生、會社組織、民間信仰、風俗習慣等諸多領域，幾乎涵蓋了當時社會歷史的各個方面。河北省社科院原副院長孫繼民教授稱：「浙江師範大學這批文書以其巨大的數量和珍貴的價值，成為近代以來我國地方檔案和民間文獻的又一重要發現，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圖2 浙江省副省長成岳沖參觀中國契約文書博物館所藏民間文書

較之以往學界搜集和出版的民間文書，中國契約文書博物館所藏民間文書具有以下三個鮮明的特點：

第一，時間跨度長。以往國內外搜集並出版的民間文書，除徽州文書之外，基本上都是明清以來遺存的文書，且以清代晚期、民國時期為主。中國契約文書博物館所藏民間文書最早始自元代延祐六年（1319），一直延續至20世紀80年代，時間跨度長達600多年，為國內外罕見。如館藏麗水遂昌縣大柘鎮全氏家族的286件文書（見圖3），包括2件元代地契、53件明代地契、102件清代民國地契，記載了自元代始全氏從周氏手上購買的山地，歷經六個多世紀流轉的過程。且該山地仍由同一家族種植至今，堪稱活的土地檔案。這批民間契約時間跨度長、數量多、保存完整，是國內獨一無二的民間文獻。其文書流傳脈絡清楚，可將田野調查、口述史與文獻分析有效結合，不但可以開展歷史學研究，還可以進行人類學、社會學、經濟學的研究。又該戶文書類型多樣，有萬曆三十六年至乾隆五十年的分家書5冊、咸豐元年至同治十年的實征冊6冊、嘉靖元年產業簿1冊、咸豐八年賬簿1冊、民國十六年會書1冊、乾隆五十八年家譜1冊、手繪地圖1張以及執照、收據、欠據等100餘件，為深度研究家族發展、賦稅制度、人口變遷、土地分配等一系列問題提供了絕佳的樣本，其學術價值和文物價值都不可估量。

圖3 元代遂昌縣大柘全氏契約文書（局部）

第二，歸戶性強。民間文書最初的搜集整理是由各領域的學者進行的，故而他們大都圍繞所研究的專題展開，而並非文獻本身。這種搜集整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民間文獻的整體性。隨著研究的深入和研究理念的轉換，學者們開始改變收集整理的方法，提出了歸戶性的原則。但民間文書歷經流轉，保持完整的歸戶並非易事。浙江師大民間文書研究團隊在搜集階段就非常注重民間文書的歸戶性，制定了按戶收集、原箱購藏、標明來源地的原則（圖4），這既保證了作為文物資料免受破壞和流散，又注重了研究資料的整體性和系統性。

圖4 按戶收集的民間契約文書

據初步歸戶統計，中國契約文書博物館所藏民間文書已超過600戶，每戶大都在幾十件以上，多則將近千件。文書記載了鄉民與土地、房產、村落、宗族、官府的關係及其歷史變遷，是了解古代賦役、財產、婚姻、家庭、身份等情況的第一手資料。較強的歸戶性使得文獻之間可以相互參證，這為從事區域經濟史、社會史、家族史以及進行專題分析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圖5 完整歸戶的契約文書

第三，保存原始形態。以往民間文書的搜集和整理多注重文獻內容，大都忽視了其原始形態的保護，常將看似不相關的文書箱及外部紙包拆除或扔掉。因此，現今各地整理與出版的民間契約文書都是將外部紙包拆除，簡單地將一整戶契約匯總在一起，按照時間先後進行排列。這一整理方式打亂了契約原有的分類系統。

圖6 民間契約文書原始保存的典型形態：方包式

事實上，整戶契約文書里的若干個小紙包都是獨立的子系統，每個子系統通常包著數張契約（圖6），這些契約內部往往具有某種關聯，常以業主或土地等因素系聯在一起。通過對這些子系統內部的考察，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契約文書的內在聯繫以及流轉過程。此外，紙包上通常會書有一些提示性的文字，如契約的類型、交易的時間、業主、土名等具體信息，對於解讀契約的內容具有重要的輔助作用。民間文書作為不可再生的資源，一旦破壞就很難恢復原狀。中國契約文書博物館注重對民間文書的保護，保存了大量最原始形態的契約文書，樹立了民間文書搜集整理的典範。

二、浙江師範大學藏民間文書專題介紹

（一）魚鱗圖冊

魚鱗圖冊，又稱「魚鱗冊」「魚鱗圖」「鱗冊」「魚鱗」「流水冊」等，是官府為派征賦役而攢造的土地登記冊籍。魚鱗圖冊詳細登記了每戶業主的土地類型、面積、等級、四至、坐落、變更等信息，而「業主」又包含了民戶、寺廟、會所、會社、宗祠等各類土地擁有者，故又被稱為「地籍檔案」，對認識和理解傳統中國社會的土地制度、賦役制度等具有重要意義。

數百年來，歷經多次自然災害和戰火，尤其是20世紀50年代土地改革，土地國有化，土地與民戶個人的賦稅制度剝離，魚鱗圖冊作為每戶納稅依據的功能被徹底摒棄，從而大量的魚鱗圖冊表面上看來就成了一堆廢紙，於是便逐漸散失殆盡。現各地遺存的魚鱗圖冊數量少，且大都不成系統。浙江是魚鱗圖冊的首創地和樣板地，各公私藏書機構和民間仍然遺存了大量的魚鱗圖冊實物。目前，中國契約文書博物館所搜集的魚鱗圖冊總數已近百冊，主要集中在金華、麗水、衢州、紹興、溫州等地區，包括明代蘭溪縣魚鱗流水文冊（1冊）、清代雍正時期開化縣丈量圖號聯單（40冊）、雍正時期西安縣魚鱗圖冊（2冊）、雍正九年麗水縣丈量田地清冊（2冊）、乾隆十六年東陽縣八都四保鱗冊（1冊）、清嘉慶十年瑞安縣五十一都一圖八甲周善射存家鱗冊（1冊）、道光六年雲和縣三都香菰藔曹氏弓口冊（1冊）、民國時期義烏縣西河村土地陳報編號草簿（10冊）等等。這批魚鱗圖冊的攢造時間最早始自明代萬曆年間，最晚至民國土地陳報時期，時間跨度長達350餘年。種類包括魚鱗總圖、魚鱗清丈冊、魚鱗清冊、魚鱗草冊、魚鱗底冊、魚鱗家冊、流水文冊、弓口冊等，幾乎囊括了魚鱗圖冊所有的類型。

圖7 雍正九年（1731）麗水縣落山草冊

圖8 雍正時期開化縣唐頭庄丈量圖號聯單

與實物相輔的是數量更大的電子資料庫，館內藏有清同治蘭溪縣魚鱗圖冊（746冊）、湯溪縣魚鱗圖冊（436冊）的全部高清圖版，總計近20萬頁。尤其是蘭溪魚鱗圖冊（圖9）保留了近乎全縣每戶的土地信息，並對跨庄業主都有詳細註明，這為研究地權分配提供了極佳的資料。通過對蘭溪魚鱗圖冊所載田土數據進行系統的統計，再將各個業主的土地進行準確歸戶，就能知道每戶所擁有的實際田畝數。在這樣工作做完以後，不僅可計算出整個縣域地權分配的基尼係數，也可將全縣戶口進行分層處理，整個社會結構將會浮出水面。

圖9 同治蘭溪縣城區魚鱗冊

值得一提的還有，清末武義縣四都二四庄陶村地方圖（圖10），長約15米，其編號自生字四千三百六十六號起，至四千五百八十三號止。總繪整個村的山地面貌，準確標示了山川、河流、橋樑、寺廟等位置，寫明土名、業主、畝數、荒熟等情況，對於考察古代魚鱗總圖的編造原理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圖10 清末武義縣四都二四庄陶村地方圖（局部）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張海鵬教授認為浙江魚鱗圖冊是「迄今為止國內發現的最完整、最系統、最連貫的魚鱗圖冊」。著名魚鱗圖冊研究專家欒成顯教授稱：「浙江魚鱗圖冊特點突出，所載信息豐富，為數據統計分析，為中國古代土地制度及基層社會多方面研究提供了難得的原始資料，研究價值獨特，堪稱重大發現。」這些真實的地籍記錄，反映了當時的農村經濟實態，對探究地權分配、基層組織、賦役制度、人地關係等問題都有重要的意義。

依託這批珍貴的魚鱗圖冊資料，以胡鐵球、張湧泉領銜的學術團隊申報的「浙江魚鱗冊的搜集、整理、研究與資料庫建設」項目，成功入選2017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浙江魚鱗冊的整理和研究由此全面展開。

（二）訴訟文書

訴訟文書，即記錄訴訟事件的文書。其作為民間文書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研究古代人們的社會關係、法律觀念、鄉村組織、經濟活動等細節極具史料價值，故而備受學界青睞。一宗完整的訴訟案卷，往往成為研究地方訴訟運行實態不可多得的史料。遺憾的是，歷經戰亂及時代變遷，最初的訴訟卷宗或已遺失，或被打亂。即使是保存較好的州縣檔案，也少有完整的訴訟文書卷宗。因為州縣保存的訴訟檔案多是官方對案件的處理結果，並不包括全部與訴訟相關的文書。比如訴訟過程中官府發出的傳訊當事人的信牌（票），就很少粘連在訴訟案卷中。另外，現國內各大機構收藏的古代訴訟文書以晚清、民國時期居多，時間稍早的訴訟文書多以刻本或抄本的形式得以傳世，原始文書中的官印、代書印、硃批等重要信息往往遺失。

中國契約文書博物館收藏的多批大宗訴訟文書均來自民間，資料十分完整，種類非常豐富。如《驚天雷——清乾隆年間松陽縣主佃互爭墾地案》（圖11），總計139件。其中包括乾隆十七年（1752）八月十一日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四月十六日訴訟過程中形成的各式呈狀65件、墾狀4件、票（稿）9件、信票1件、憲牌3件、稟文16件、申文3件、供狀2件、限狀3件、結狀15件、批語（文）3件、領狀2件、唱名單及供詞堂諭各1件，佃單5件及其他相關文書若干。此卷宗基本為官方原件，保存了檔案最初的面貌，對於了解古代訴訟文書的材料、形狀、字形、畫押、印章等物質形態，準確還原清代訴訟流程提供了原始的資料。

圖11 驚天雷——清乾隆年間（1752-1757）松陽縣主佃互爭墾地案卷宗

又如《清嘉慶年間青田縣陳氏、金氏等互控山林案》（圖12），共63件。該卷宗為抄件，以數件黏連的形態保存，總長約9米。其內包括嘉慶十九年（1814）七月二十一日至嘉慶二十五年（1820）二月訴訟過程中形成的呈狀40件、副狀1件、稟文3件、供狀1件、具結狀2件，另有作為干證文書的契約、地形勘繪、宗譜簡圖等16件。此案時間跨度長、涉案人數多，涉及偷運松柴、強佔山林、篡改宗譜、盜掘墳墓等多項糾紛，案件紛繁複雜。

圖12 清嘉慶年間（1814-1820）青田縣陳氏、金氏等互控山林案

以上兩宗文書形成於清乾嘉時期，文獻形成時間較早，彌補了以往史料的缺失。且案件均持續五年以上，在案人員呈現多方介入的形式，互控過程時常隨原、被兩造利益的轉變而改變訴爭的主題，將基層民眾「打官司」的實態展現得淋漓盡致。在訴訟時間和多方爭奪上的獨特價值體現，賦予了兩本卷宗重要的研究價值。

2017年，我們申報了全國高校古委會項目「浙南訴訟文書校注」，主要以這兩宗珍貴的浙南訴訟文書為整理對象，利用文獻學、文字學、歷史學的知識，對其編目、定名、校錄、注釋，現已全部校錄完畢，預計2020年出版。

（三）土地契約

土地契約，簡稱地契，即買賣土地雙方所立的契約。地契蘊含著豐富的歷史文化信息，記錄了不同歷史時期土地交易、產權轉移和繳納稅費的真實情況，甚至反映了某一歷史時期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狀況。中國契約文書博物館所藏地契總數超過5萬件，時間跨度近七個世紀。其中包括珍貴的元代地契4件、明代契約200餘件，以及大量的清代、民國地契，幾乎涵蓋了元末以來的各個時期。地域上基本覆蓋了浙江大部分地區，尤以浙南地區數量最豐。每一張地契都是當時社會生活的活化石，對於研究我國的土地產權制度、稅賦制度以及生產生活等狀況都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

圖13 明嘉靖十一年（1532）遂昌縣一都李豪賣山契

圖14 明萬曆十六年（1588）遂昌縣一都王舜文等賣房屋契

（四）醫學文書

以專題形式收集醫學文書是當下各地博物館的主流，但這種收集方式破壞了民間文書本身的系統性、完整性、關聯性和延續性。而中國契約文書博物館在收集與醫學相關的文書資料時，避免了碎片化的問題，更注重資料的整體性和系統性。比較有代表性的是，2014年浙師大古文書學術研究團隊在麗水青田縣西源村李氏家中整體性收購的其祖上遺留的862件文書，其中包括種痘官諭、痘科局禁示、種痘手稿、痘科賬本、牛痘章程、引痘法、痘科醫書，以及大量白契、紅契、票單、信票（圖15）、書信等資料。這批種痘文書數量大、種類豐富、彼此相互關聯，成為清末江南種痘研究的重要史料。

圖15 清同治十三年（1874）青田縣傳醫士李繼韶迅赴嬰堂種痘信票

圖16 申明新傳引痘法

（五）教育史料

中國契約文書博物館收藏了浙江等地大量的教育史料，包括明清雜字、科舉文選、選拔貢卷、民國課本、學田捐據等等，尤以雜字最具特色（圖17）。所謂雜字，即主要流行於民間的非正規識字教材，宋代以下簡稱「雜字」。其多為當地鄉村塾師或市井中人編寫，因此有較多方言口語，亦多俗字，內容帶有明顯的地域化特徵。今館藏雜字以清代、民國為主，種類頗多，是民間教育以及語言文字研究的第一手資料。

圖17 清代寫本《粗俗五字經》

（六）縣衙告示

在傳統社會,告示往往成為官府向民眾公布政令、法令和上情下達的重要載體。其內容涉及吏治、錢糧、學務、軍務、鹽務、荒政、獄政、詞訟及社會風俗等各個方面。近年來，隨著學者研究視野的向下轉移，告示漸有受到歷史學、法學、傳播學等多學科研究者重視的趨勢。中國契約文書博物館收藏了一些明清以來浙江等地的告示原件，其中乾隆十七年松陽縣（1752）為四庄輪管芳溪堰事頒布的告示，其篇幅之巨（長180厘米，寬95厘米），國內罕見，而且其中提到的古代「圳長」制，是研究古代基層水利管理的重要史料，具有很高的文物價值和學術價值。

此外，中國契約文書博物館還收藏了實征冊、歸戶冊、分家書、賬本、護照、功牌、命書、書信等各類文書，基本上是以歸戶的方式搜集而來。大量具有系統性與連續性的土地、財產、稅賦、宗族、民俗、商業的民間文書，是零距離接觸民間社會的歷史檔案，成為研究基層組織、賦役制度、產權關係、鄉村社會的最好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