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 | 武曌為何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原標題：甲骨文 | 武曌為何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作者|維舟，書評人，專欄作家。畢業於廈大新聞傳播系，鍾愛歷史與社科相關知識。長期為《三聯生活周刊》、《經濟觀察報》等撰寫書評，出版有散文集《大地上所有的河流》。

作為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則天一直很受關注。她的一生跌宕起伏，常常成為通俗文藝中津津樂道的橋段，其中不乏添油加醋的戲劇性發揮，使得這個夾雜著後人想像的人物形象愈加錯綜複雜，黃易的小說《邊荒傳說》中甚至把她說成是出身於魔門「兩派六道」中從事服務性行業的陰癸派，以此說明她為求生存不擇手段的行事風格。不過，無論是歷史小說還是嚴肅的研究，很多人的著眼點往往落在她個人的人生軌跡：她是怎麼爬上權位的？她做了哪些事（特別是那些心狠手辣的事）？但圍繞著她的最大謎團卻很少人認真回答過：為什麼中國歷史上只有她這麼一位女皇帝？

武則天的成功是偶然嗎？

英國漢學家魏根深在《中國史研究手冊》開頭的「致中國讀者」中就說，武則天稱帝常被中國史書視為獨一無二的孤立事件，但592-750年間中國鄰近的日本、新羅、林邑等國都有女王，之後卻再沒有了，他的疑問是：「這一時期女性統治者的出現只是一種巧合嗎？或者還有其他的原因？比較歷史學醉心於這樣的問題。而國別史傾向於強調『獨一無二』（畢竟往往不那麼獨一無二）的民族故事，因而迴避了這些問題。」[1]

他拋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但沒有繼續下去。不過，如果真的去做這樣深入的比較研究，我們可能會發現：武則天的稱帝的確與周邊各國的女性統治者很不一樣。

武曌一直是中國集體想像的一部分 | 專訪漢學家羅漢

美國學者羅漢（N. Harry Rothschild）為她撰寫了一部傳記《武曌：中國唯一的女皇帝》，但他只是想通過武則天的生平來「了解古代中國的朝廷、社會、兩性關係的性質，以及禮制、象徵和美學在皇權政治中的作用」[2]；至於她一生最大的謎團「為何只有她當上女皇」，則只是像許多人那樣泛泛地歸結為唐代政治中的北方胡族傳統：「在大草原上，婦女不用只待在家庭內部。許多草原部落都是母系氏族，以母親而非父親為尊。廣闊的草原、隱蔽的氈房、放牧的羊群取代了高高的城牆、無盡的封地和中國儒家社會裡男女有別、長幼有序的嚴格的對稱性。在大草原上沒有外部男性領地與內部女性領地的劃分，草原上的女子生氣勃勃、不屈不撓，她們像男子一樣打獵、放牧，也精於騎射等關鍵技能。就社會地位和兩性關係而言，中亞的婦女比漢人婦女更加自由。」[3]至於為何沒有另一個中國女性能步武則天的後塵成功，他認為這只是因為「這些女子均缺乏武曌的剛毅、決心、智慧、聰穎、語言天賦、好運」[4]。

這個答案是不能令人滿意的。至少西漢的呂后、清代的慈禧太后，都不乏武則天的政治才能與運氣，但即便她們本人有意，當時的政治結構也會對她們稱帝構成極強的阻礙。至於說「唐代女性地位較高」或「唐代受到北方草原傳統的影響」，這雖然部分是事實，但卻也是一種流行而含糊不清的說法，正如孟憲實在《論武則天稱帝》一文中所說的，「唐代婦女的所謂『高地位』對於女皇成功而言，絕非充分條件。……這類因素，如女性地位比較高、佛教輿論造勢等，在促成女皇誕生這個問題上，最多是推波助瀾，即所謂緣飾之說。而最高統治者的換位，必須到政治實力中去尋找答案。」[5]

孟憲實此文是我所過目的有關這一問題最具洞察的一篇文章。他強調，皇帝制度雖然是為男性設計的，但當一個強勢女性掌權時，這些制度性的制約條件忽然煙消雲散，因而決定性的核心因素還是政治，「準確的程序應該是，武則天首先控制了政治，然後利用制度，保證自己的政治發展達到預定目標」。因此，在這一場權力博弈中，「武則天稱帝的關鍵顯然不在制度如何規定，而在武則天如何成功運作。而這，主要是政治問題，其次才是制度問題」[6]。他詳細論證，武則天通過一次次試探和驗證，最終確保她的最高權力是唯一和排他的，任何異議或反抗的力量都被逐一撲滅。他的結論是：「武則天稱帝成功，是眾多偶然因素促成的。這些偶然因素再沒有機會集合於另外一個女性政治家身上，於是女皇故事終成絕唱。」[7]

在此，他很好地解釋了「武則天是怎樣成功的」，強調這是一系列權力政治博弈的結果，具有不可複製性，但如果說這樣就能順便說明「為什麼別的女性無法成功」，其實卻不盡然。仍以慈禧太后為例：她同樣通過一系列政治博弈掌控了無可置疑的權力，別說沒有大臣能夠挑戰，甚至當光緒皇帝推行戊戌變法時也被她以軟禁的方式近乎廢除，但她卻仍然沒有邁出稱帝這一步。

這都意味著，武則天的稱帝不僅是她個人的成功，更值得注意的是：從「為何再沒人能像她這樣成功」中，正可看出中國傳統政治的某些結構性特點。在武則天所處的時代，一個女性還能通過權謀突破這些制度安排稱帝，但在那之後，制度已嚴密到無法突破的地步，此時就再沒有人能重複她的成功了。

誰能成為女皇？

在古代的男權社會政治中，女性要登上最高權位，通常只有三種辦法：作為統治者的女兒/姐妹、妻子或母親。

歐洲歷史上最常見的是第一種「從公主到女王」的路徑，如英國歷史上的六位女王都是因為老國王缺乏男性繼承人，不得已讓女兒來繼承王位。但法國例外，原因之一是法國王室嚴格遵守《薩利克繼承法》，規定女性不能繼承王位；但這也不僅是因為14世紀之前法國每代國王都碰巧有男性繼承人，還因為法國貴族將薩利克法作為政治鬥爭的武器，特別是法國瓦盧瓦王朝便是1317年腓力五世僭越了主支的讓娜（路易十世的獨女，腓力五世的侄女）之後創立的，因而他們當政時便把薩利克法抬出來作為繼承權的合法性依據。1328年法國三級會議正式援引薩利克法來拒絕了根據母系血統提出法國王位訴求的英王愛德華三世，因而這對法國來說成為不能觸碰的嚴重問題。

第二種則是「從王后到女王」的道路，最著名的便是俄國的葉卡捷琳娜一世（彼得一世的皇后）和葉卡捷琳娜二世（彼得三世的皇后），後者還是在推翻其丈夫的統治之後登基的。當然，這是極其罕見的，一般從王后變為女王，都是在其身為統治者的丈夫死後、繼承人又年幼或因故不能進行有效統治之時。在中國歷史上，一般此時都是以太后攝政的情況出現，典型如元代的乃馬真後、海迷失後，她們執政時期雖被承認為統治者，然而她們卻從未稱帝，當然也沒有帝號，嚴格來說並非女皇。

第三種「從太后到女王」往往與第二種密切相關。羅馬帝國女皇、雅典的艾琳（Irene of Athens）原是利奧四世的皇后，在780-790年間成為兒子康斯坦丁六世的攝政，並於797年推翻兒子的統治自任女皇（但在五年後的政變中被流放）。她的生平與武則天頗為相似，而且，武則天與高宗並稱「二聖」的情況在中國史上絕無僅有，但羅馬帝國歷史上卻曾有不少王后、公主與男性一起成為共同執政（co-rulers/co-regnant），這與羅馬慣於進行雙頭統治的慣例有關。東羅馬帝國皇帝邁克七世（Michael VII Doukas）繼位時年幼，處於其母Eudokia Makrembolitissa攝政之下，當其母1068年改嫁給羅馬諾斯四世（Romanos IV Diogenes）之後，他被降級為「小皇帝」（junior emperor）。像這種太后改嫁後的丈夫成為新皇帝的情形，在中國歷史上是不可能有的。

當然，嚴格來說，還有第四種成為女皇的途徑，那就是女性自己白手起家開創一個王朝。唐代浙東農民起義軍首領陳碩真在永徽四年（653）起兵後就自稱「文佳皇帝」，不過她旋即失敗，很難被認為開創了一個正式的王朝。

以上這幾種方式中，第一種在世界史上最為普遍，中國周圍各國在中古時代也都出現過皇女登基的情況：如越南唯一的女王李昭皇（1224-1225）；朝鮮新羅王朝的善德女王在統治十六年（632-647年在位）之後甚至還傳位給堂妹真德王金勝曼（647-654年在位）；日本的桃園天皇去世時明明有男性繼承人，但因為獨子才5歲，結果卻由桃園天皇的姐姐繼位為後櫻町天皇。這些在中國史上都是不可能發生的事，因為中國在極早的年代就確立了男性繼承權，並且最高統治者也不像歐洲王室那樣奉行一夫一妻制，因而很少出現沒有男性繼承人的例外情形[8]——即便出現，也都無一例外寧可選擇旁支也不選女性繼承人。如南北朝時陳朝開國皇帝陳霸先有六子二女，但五子早逝，另一子在北朝為人質，其結果是侄子陳蒨而非女兒繼承了皇位。

在中國的家庭政治中，女兒和妻子的法定權利往往很低，但母親卻可以作為家長得到尊重。《蒙塔尤》一書中在談到中世紀法國南部的村莊生活時曾說：「隨著年齡的增長，當女人逐漸不再成為性關係的對象時，她們便開始獲得尊重和體面：更年期是權力的倍增器。」[9]這句話用在中國社會其實尤為貼切。晚清時來到中國的傳教士經常驚訝地發現，中國家庭中女性地位不高，但很多高官對自己母親卻畢恭畢敬。正如在《紅樓夢》中，「老祖宗」賈母擁有不可挑戰的權力一樣，此時一個女性的主要身份不再是「女人」而是「家長」了。俗話說「多年的媳婦熬成婆」，便是指中國家庭政治之中，當上家長之後可以獲得遠比身為媳婦時大得多的權力。

武則天的情況也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她最終是由兒子李顯禪位給她的方式完成奪權的。由於要當上獨攬大權的女性家長，要在丈夫去世之後，這本身往往意味著女性已經不年輕了，所以對中國的女性統治者來說，長壽非常重要。武則天是中國史上登基時歲數最大的皇帝（67歲），這並非偶然；她也是第三高壽的中國皇帝，活了81歲，僅次於乾隆（88歲）和梁武帝蕭衍（85歲）。由於無法通過繼承權獲得皇位，中國女性通往最高權力的道路特別漫長，因而僅僅「長壽」這一項，就足可將許多人擋在門外。

中國政治的特殊之處在於：它往往是以家族權力的面目出現。在漢代也曾出現掌握巨大權力的太后，如漢高祖劉邦的呂后、漢文帝皇后竇太后、漢元帝之後王政君（她壽命極長，身居後位長達61年），但她們雖然掌權，卻只是滿足於掌握實權，而提拔屬於自己家族的外戚勢力。漢高祖劉邦為了預防有人奪取皇位，早就與功臣立下白馬盟誓，後來周亞夫便以此反對竇太后給自己娘家人封王：「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連封爵為王侯都有阻力，異姓要奪取皇位自然更難了，異姓的女性則難上加難。最終奪權成功的不是這些太后自己，而是她們野心勃勃的男性親屬，首開先河的便是西漢的王莽。

也正因外戚對皇位的排他性構成的威脅，自漢代以來就有人反對外戚過分涉入皇權，西漢時翼奉就以「陰氣盛」反對異姓外戚封爵[10]。值得注意的是，有時這種反對的聲音來自太后本人。《後漢書》卷十《皇后紀上·明德馬皇后》記載，東漢章帝欲給舅舅們封爵，群臣也上奏請求，但太后不聽，下詔斥責「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認為西漢外戚大多招禍，「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她自稱「吾為天下母」，也就是更認同夫家的身份而不偏向本家。到曹丕建立魏朝，在立皇后之前五天，就發布詔書：「詔曰，『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群臣不得要事太后，後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以此詔傳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三國志》卷二）從而嚴禁太后、外戚對國家政治的制度性參與[11]。當時大臣陳群也以「非先王之令典」否定了漢代外戚封爵的正當性[12]。根據《魏書·后妃傳》卷末評論，這措施被證明是有效的：「魏后妃之家，雖雲富貴，未有若衰漢乘非其據，宰割朝政者也。」

雖然東晉的外戚也權勢逼人，但他們無法獨霸朝政，並在其後的南朝宋齊梁陳四朝隨著制度化措施的建立，逐漸被擋在國家政治之外；反過來，當時的北方被異族入侵，原有的制度舉措被打斷，北魏出現了靈太后等強勢的太后，北周外戚楊堅還奪權成功，這都意味著當時北方還未完成這樣的制度化建設。唐代皇權正是在北周、隋朝的延長線上，從這一點來說，武則天登上權位既不是因為「唐代女性地位高」，恐怕也不是因為「唐代受草原文化的影響」，而完全可以在中國傳統政治的邏輯中得到解釋。她的奪權之路，其實和王莽、司馬炎等男性篡權者沒什麼區別：逐步積累權力，然後製造祥瑞，最後通過禪讓機制實現高層內部的權力移交。並且，她在掌權後也大量提拔自己武氏家族的成員，可說是中國史上外戚勢力的最後輝煌。

從漢代到宋代的一千年里，中國的皇權逐漸強化了集中趨向。歷史證明，對皇權構成威脅的主要是這幾類人：后妃（武則天）；外戚（王莽、楊堅）；權臣（曹操、司馬炎）；武將（劉裕、陳霸先）。皇權的集中化便是要在制度上防範這幾類人奪權的可能，這既要依靠完善制度建設（沒有功勛的外戚再難封爵，同時完善科舉制度選拔人才），也要靠強化道德規範的灌輸來讓每個人不能逾越自己的身份。

在中唐以後，在這些方面都得到極大提升，科舉制的完善和門閥世族的衰落，使得外戚再也不能構成一個威脅皇權的力量；中央官僚制度的完善，也使得權臣不可能取皇帝而代之，南宋時秦檜雖然專權，但在宋高宗趙構手下卻謹慎小心，不敢逾越[13]；對武將的防範更強，岳飛之死就是一例。在宋代以後，僅有一環缺失，那就是近支的宗室，明永樂帝朱棣就因此奪權成功，但這不構成易姓革命。在這一過程中，皇帝也日益孤立，他們所能依靠的只有科舉官僚和宦官——這兩類人儘管彼此不和，但至少都不可能取皇權而代之。值得注意的是，從西漢王莽開始，統治集團內部改朝換代的一個機制是不流血的禪讓制，一次又一次改朝換代都是這樣完成的，武則天本人也是兒子李顯「禪讓」給她的，但在宋代以後的禪讓就只有太上皇禪位給太子（如宋高宗禪位於宋孝宗、乾隆禪位於嘉慶），禪位的太上皇還比新皇帝權力更大，這就杜絕了高層內部奪權的可能。因此，理論上說，在宋代以後，從統治集團內部幾乎已經無法推翻皇權，改朝換代的力量只能來自底層（農民起義、革命行動）或外部（蒙古、滿清等外族力量）。

只有從這樣長時段的歷史視野中，我們才能理解為何武則天是中國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既然沒有中國女性能依據繼承權登上帝位，那麼只有太后才有這樣的機會；而漢代以前掌控大權的太后並不會自己取代兒孫登基，對皇權構成威脅的倒是外戚，只有在唐代前期這樣一個特殊的時期，武則天才有機會稱帝。在宋代以後，隨著制度的完善和禪讓制的消亡，從統治集團內部顛覆皇權的途徑已幾乎被完全堵塞，朱棣這樣起兵「靖難」的暴力奪權是唯一的例外，但這是由於他身為皇子能帶兵的特殊身份。

弔詭的是，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武則天本人的所作所為，使得中國後來更難出現女皇。在歷史上，武則天當政時期被公認為是一個關鍵轉折點，世家大族的衰落和科舉官僚的興起同步，這都使後世的太后難以壯大本家外戚的力量。在中晚唐以後，復興的儒家倫理強調女性應退居內闈而不應進入屬於男性的公共領域參與政事，在此耐人尋味的一點在於，武則天的事迹本身經常被當作反面榜樣去約束女性不要效仿。唐穆宗駕崩後，太子還僅有15歲，有大臣建議太皇太后郭氏（郭子儀之女）代為處理朝政，結果郭太后大怒：「吾效武氏邪？今太子雖幼，尚可選重德為輔，吾何與外事哉？」[14]也就是說，武則天不僅不能作為一個先例定下女性繼承皇位的制度，反倒促使人們更進一步去防範有人步其後塵。

宋代以後，趙氏家法更嚴，外朝士大夫掌權，即便有高太后這樣垂簾聽政的實權女性，但宋明兩代的太后最多僅限於輔助治國理政。慈禧太后雖然大權在握，但她也不可能製造祥瑞、讓光緒帝禪位給她，因為這種禪讓制消亡已久，早已不再是權力移交的合法形式，因而她無法找到一種能被人所接受的稱帝做法。這說到底是因為社會和政治制度發生了巨大變化，即便是武則天再世，也不可能再成功當上女皇了。

[1]魏根深《中國史研究手冊》中譯本「致中國讀者」p.1

[2]羅漢（N. Harry Rothschild）《武曌：中國唯一的女皇帝》中譯本前言p.1

[3]羅漢（N. Harry Rothschild）《武曌：中國唯一的女皇帝》中譯本前言p.12

[4]羅漢（N. Harry Rothschild）《武曌：中國唯一的女皇帝》中譯本前言p.224

[5]孟憲實《論武則天稱帝》，載《唐宋歷史評論》（第二輯）p.87

[6]孟憲實《論武則天稱帝》，載《唐宋歷史評論》（第二輯）p.100

[7]孟憲實《論武則天稱帝》，載《唐宋歷史評論》（第二輯）p.108

[8]附帶說下，中國歷代皇帝三宮六院，其實並不是因為好色，而是為了確保有足夠的男性繼承人「儲備」。後宮生活主要是為了廣繼嗣，相當於例行公事。漢成帝好色，即位初皇太后詔采良家女時，杜欽便曾向王鳳進言，後來又在對成帝的對策中，兩度表達說：「禮堂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色，所以助德理內也；……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並強調不應偏寵某位后妃，理由是「臣聞玩色無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則受寵偏於一人；受寵偏於一人，則繼嗣之路不廣，而嫉妒之心興矣。如此，則匹婦之說，不可勝也。唯陛下純德普施，無欲是從，此則眾庶咸說，繼嗣日廣，則海內長安」。見《漢書》卷六〇《杜欽傳》。

[9]《蒙塔尤：1294-1324年奧克西坦尼的一個小山村》p.287

[10]初元二年（前47）七月地震，翼奉分析不同時節地震的原因，認為此時乃「陰氣盛矣」所致，隨後說：「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乃為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獨以舅後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後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勢尤奢僭過度，呂、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見《漢書》卷七五。

[11]徐沖《中古時代的歷史書寫與皇帝權力起源》舉出此詔認為，「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前述漢代紀傳體王朝史中『編皇后而曰外戚傳』之政治理念的影子，即一位『皇后』最為重要的身份可能並不在於為本朝皇帝之皇后，而在於次任皇帝即位之後，以『太后』之身份為新君提供可以倚重的『外戚』。」該書p.143

[12]《三國志》卷五《魏書·后妃傳·武宣卞皇后》

[13]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認為「和議體制確立後，秦檜不再只以皇帝為其權力基礎，而是超越皇帝，獨自朝向所規制的方向」（見該書p.352），但正如劉子健《兩宋史研究彙編》中指出的，秦檜其實一直在高宗的控制之下，為高宗所利用。

[14]《新唐書》卷七七，列傳第二，后妃下。

本文轉載自網易歷史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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