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醒龍《黃岡秘卷》：我們這個時代的「破解」與自潔

與其置身事外、非黑即白地樹立一個道德標杆，不如投身於這些看似鐵板一塊卻潛藏了種種變動契機的現實里。因為相互制衡，有可能此消彼長，由壞事變好事，既藏污納垢，又能內在激發出自潔的力量。我以為，正是這樣的現實感真正塑造了劉醒龍創作的內核。而能否在小說內外調動起人心的自尊與向上的力，才是他創作最本質的追求。

01

評 論

劉醒龍長篇小說《黃岡秘卷》：

我們這個時代的「破解」與自潔

文 | 楊曉帆

「抱著父親。我走在回故鄉的路上。」

讀罷《黃岡秘卷》，耳畔宛若回聲的，就是劉醒龍散文《抱著父親回故鄉》開篇的這兩句話。《黃岡秘卷》是一部「歸鄉」的書，潑墨暈染開黃州一帶的原野傳說和劉家大塆走出的人物命運。而「我」對父輩的追根溯源，則引導「我們」卸下浮華虛榮和萎頓怯弱，要在截斷時間洪流的剎那間重振精神。這部長篇新作也可以被讀作劉醒龍創作實踐的一次「原鄉」，是作家對自己創作基石的回顧和檢閱，是帶著珍視與堅持，去夯實那些最根本信念後的再出發。

劉醒龍善於在謎題偵破式的情節設計和主人公對人生困厄的探尋中，將歷史記憶與時代病症關聯起來。在這部長篇新作中，從「我」有關故鄉傳說的散文被意外收錄進高考教輔《黃岡秘卷》一事，既鋪敘開以祖父、父親老十哥為中軸的家族秘史和革命傳奇，又步步拆穿老十一與地方政府間利益交換的黑幕。老十哥把自己全部身心交給組織，老十一則篤信「智慧」比「志氣」重要，在兄弟倆截然相對的價值認同與人生際遇中，寫出了時代轉型的反諷與陣痛。

從這點看，《黃岡秘卷》延續了劉醒龍創作中一貫的現實主義精神，尤其是對改革開放以來與「發展」伴生的倫理價值困境進行批判性思考。但有意思的是，小說重心又不在針砭善惡是非，甚至不惜以過於繁雜的枝蔓，去擾亂讀者，無法對其中人事做出輕易裁判。比如，小說一開篇寫高中女生北童要火燒《黃岡秘卷》，這憤怒大概特別能引起對應試教育不滿者的共鳴；但讀到後來，讀者又會發現《秘卷》的主編其實是兩次高考落榜後以花樣年紀嫁給老十一做第六任夫人的紫貂，讓看似刁蠻無解的怪題也有了理與情。再如，老十一要地方政府「欽定」《黃岡秘卷》為通行必讀，以此作為投資修建南門大橋的條件，無疑給「倚重斯文」染上了權錢交易的陰影；但王朤撬開縣主官紅旗轎車看到兩本《黃岡秘卷》後的遲疑，父親在明了真相後仍主動拆遷讓路的決定，又讓你無法僅僅以表態的方式，去談論腐敗滋生與文教傳統、經濟發展間犬牙交錯的聯繫。

這當然不是對現實矛盾的妥協。有的批評忽視了劉醒龍直面現實複雜性的深度，看輕了他在小說中捍衛人文理想的途徑。與其置身事外、非黑即白地樹立一個道德標杆，不如投身於這些看似鐵板一塊卻潛藏了種種變動契機的現實里。因為相互制衡，有可能此消彼長，由壞事變好事，既藏污納垢，又能內在激發出自潔的力量。我以為，正是這樣的現實感真正塑造了劉醒龍創作的內核。而能否在小說內外調動起人心的自尊與向上的力，才是他創作最本質的追求。

於是，《黃岡秘卷》中最打動人心的，當然是父輩們始終與時勢慾望格格不入的一身硬骨頭，但它又不止於為英雄樹一座碑。從少年壯志到英雄遲暮，從天下興亡到兒女情長，小說中父輩形象塑造最成功之處，在於撐開這樣一個綿延生長的敘述空間，在其中把抽象的信念和理想，都還原成了可追本溯源的因因果果。就好像小說中由「轎車」串起父親的人生：15歲少年時也曾立誓要為劉家大塆爭光，當大官坐轎車，把名字印在家志上，卻因福特車入獄，在國教授的啟蒙下，明白了「革命就是讓這些坐轎車的人也和大家一樣用兩條腿走路」；「小福特車髮夾」是父親不得不為忠誠割捨愛情的一份遺憾，但若沒有對福特車的喜愛，父親不僅在劫難逃，也無法找到組織，從黃州易幟開始他一輩子的革命路；把轎車當作「埋葬腐敗貪婪的黑棺材」，是父親畢生的志業，兒女們以為他只是偏執地「對代表工業化水平的轎車咬牙切齒」，其實他最清楚「路與橋」如何能真正實現「人行車走」的含義。在劉醒龍筆下，類似的事物符號不再僅僅承擔推進敘事的功能，也不是某個固定的象徵意象，反而像萬花筒一樣，在變動中照出人物形象的豐富性。

父親是執拗得只剩下一根筋的男人，但心底也有此情綿綿對過去人事的追尋；他是舍小家的「公家人」，但你也難截然區分他在退休工資一事上的隱忍與堅持，究竟是事關組織名譽，事關人生價值與個人尊嚴，還是出自家人間的體貼。如魯迅先生所言，「戰士的日常生活，是並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無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關聯，這才是實際上的戰士。」而《黃岡秘卷》中其他交織著稗官野史、民間傳說的人物故事，如祖父不隨政治搖擺堅持他對林家的態度，苦婆捍衛的「窮人的尊嚴」，王朤講蘇軾詩時的身世感懷和家國抱負等，更成為父親的一個個重影，既讓你感受到黃州一帶鍛造這風範的文化基因，也讓你看見這相似的情懷與理想可能生長出的多種姿勢。

或許因為我們這個時代越來越刺痛神經的分裂與衝突，一方面，作家被期待著不妥協地「正面強攻」現實，但現實感的匱乏與上世紀80年代以來純文學訴求渴望超越現實主義的心理，又使作品更多陷入荒誕敘事的各種變體，只不過隔靴搔癢一般對現實做出符號性再現。另一方面，嘗試在創作中重建理想價值，又極易遭遇「淺薄的溫情」、「道德理想主義」、「主旋律」等懷疑，實際是用一種相當簡化論的方式去回應「去崇高化」時代文學與政治、資本不可避免的糾纏。對現實或歷史複雜性的書寫，是否一定要採取對抗性的方式？對人性複雜性的領悟，是否一定要聚焦於人的異化？我想，劉醒龍創作最大的意義就在於撇開這些「影響的焦慮」，尋求來源於生活的破解。

《黃岡秘卷》中《組織史》和《劉氏家志》的雙線設置，可以視作是作家有意要從歷史反思與文化尋根中為當下汲取精神力量。他既警惕歷史虛無主義把革命簡化為慾望與暴力敘事，也反思僅僅以傳統儒家倫理或所謂鄉土民間資源療救現代化的迷夢。兩條線索間的衝突在小說結尾處的合流，可以見出作家的觀念與主張。但即使沒有這些文本中的提示，讀者也不會迷失在「黃岡秘卷」里。因為小說中那些動人的細節，是每個人都會有的生命體驗。

作家 劉醒龍

讀到父親突然有一天竟在意起《組織史》上的籍貫，我們會不禁疼惜老人們在行至生命終點時對落葉歸根的期盼；讀到父親一人站在沙堤潰口，等著逃走的人們紛紛返回，我們會感受到即使勇武如父親也有內心的恐懼；讀到父親凜然背誦林覺民「絕命書」時，我們會自覺補上被遺漏的頭半句「意映卿卿如晤」；讀到父親和「我」終於發現少川就是海棠後人時，我們也會為這跨越時代煙塵的因緣際會感慨萬分。劉醒龍在《黃岡秘卷》里特別用到「我們的父親」這一特殊表述，的確，因為有了「我們」的應答，父親的形象才越來越清晰可見。

法國文論家托多羅夫在《瀕危的文學》里有句精彩評語，「與其說巴爾扎克發現了他的那些人物，不如說是他『創造』了這些人物。但是，一旦這些人物被創造出來，就會介入當時的社會，從那時起，我們就不斷與他們碰面」。生活的內容無限充盈，只是缺乏「看見」的形式。劉醒龍曾在散文中寫到，「人人心裡都存有一個『聖』的角落」，那麼重回故里、與父輩們的精神遺產對話，就是文學所能賦予的自潔的形式。畢竟「文學遠非一種僅使有教養者愜意的消遣品，它讓每個人更好地回應其人之為人的使命」。

創作談

02

為故鄉立風範 為歲月留品格

文 | 劉醒龍

每次回到那叫張家寨村和比張家寨村更小的名叫鄭倉的小地方，將車在路邊停好，依次聽著拉上手剎的咔嚓聲和拔下車鑰匙後發動機的停歇聲，伸手去開車門時，內心總會有些猶豫。有時候猶豫得長一些，有時候猶豫得短一些。這要看停車處那家小雜貨店門前有沒有人，若有人時，是人多還是人少，是陌生還是熟悉。

這種感覺父親在世時很輕微，可以忽略不計。那時候，自己雖然非常成年了，跟在父親身後走進這片原野的感覺與模樣，百分之百是個孩子。那些沖著父親走過來的人，以及父親沖著走過去的人，將所有問候與笑容，全部交給了父親，父親同樣將自己的問候與笑容給了人家。不待別人問起身後的我，父親就主動地將我介紹給與他寒暄的人，並驕傲地大聲說，這是我的大兒子。接下來還會用同等音量說出我的名字。

多年後，父親離開了我們，與當年的發小一道，長眠在那座小山上。輪到我領著兒子去到這名叫小秦嶺的小山上給父親等長輩磕頭祭拜時，偶爾有人路過，默默地朝我們看上幾眼，既沒有人問我是誰，也沒有人問兒子是誰。那三兩個熟識的稱我為哥哥的人，有時候能見著，有時候見不著，但在這土地上走上半小時到兩小時，內心總有一種無比的滿足，與剛來時的那種空蕩蕩完全不一樣。離開的時候，只是鞋底沾上一層泥土，長褲的膝部橫陳幾根雜草，還有不管有沒有用，合適不合適，自己總要在那小賣部或者必須路過的馬槽廟鎮上買一兩樣東西，放進後備廂里，這才真正踏踏實實地將汽車駛向武漢的高速公路。在那樣的原野上，偶爾遇上一堆牛糞，也會情不自禁地肅然起敬。還有那先哲一樣的大樹、智者一樣的岩石、獨醒者一樣的犬吠、恍然大悟一樣的牛，只要稍微把握一下心境，這些便立即如同群賢畢集，就能體會這樣的原野正如十室容賢。

直到現在，都一把年紀了，只要回到那片原野，害羞的滋味便油然而生。害羞的意義是一種身不由己的愛，就像一個男人在一個女人面前莫名其妙地表現出害羞。如果是愛情，擁有一個在自己面前常常害羞的男人，是女人一生的幸運。回到原野上的害羞不是愛情，也不是慾望，而是太深的愛。愛到只能默默相對，哪怕多出一點動靜也是對這種愛的打擾。

賢良方正四個字，或者說賢良方正這個詞，是爺爺說出來的。爺爺不是有意與我說，我也不是有意去聽，而是爺爺在與別人挖古說閑話時，不經意冒出來的，我也是不經意聽了進去的。起初只是覺得這種說法很不一般，直到自己長大了，有一次爺爺顯然是有意對我說，黃岡人當不了奸臣，自古至今黃岡一帶從沒有出過奸臣。如果挑剔，爺爺這話是有問題的，其中有當奸臣也要有資格的意思。我當然不會如此去想，因為爺爺早就告訴過我，他那個時代的黃岡人，日子過得再艱難，也要讓孩子跟著教學先生上一陣子私塾。以爺爺的身份與模樣，我寧肯相信，在文化上，黃岡大地不曾有過對任何一個孩子的刻薄。

還要說說這一年來自己所面對的疼痛。首先是腱鞘炎，開始寫《黃岡秘卷》，只是右手大拇指疼痛，隨後左手大拇指也鬧將起來，有一陣子，每天晚上都會被疼痛驚醒。差不多一年時間裡，我嘗試著換了四種護具，從誇張的微小鋼板，到時尚如裝飾品的拇指套全有。自我按摩用的扶他林軟膏一次10支或者20支地買，前後用了近100支。《黃岡秘卷》脫稿後三個月，雙手腱鞘炎才明顯好轉起來。

另外還有一種疼痛。我一向堅持使用的一個字，在別的作品中恐怕不被注意，自己不曾嚴肅認真地做過解釋。面對《黃岡秘卷》卻不能不說。從開頭到結尾，文中用了許多次的地名「劉家大塆」和「林家大塆」。這「塆」字，在1960年代以前，本來普遍用的是「垸」字。鬧紅衛兵時，將很多美妙的漢字，用簡化的名義胡亂寫。後來撥亂反正，將亂寫的漢字又重新改回來，「垸」字本不在撥亂之列，卻也被反正為「灣」字，完全丟掉了山溝里的風韻。再後來，一些有心的讀書人，找出「塆」字，用來替代風馬牛不相及的「灣」字。也怪這「垸」字有其先天不足，查遍任何字典，都說是與「院」字同音。事實上卻不是，在做地名時，它應當與「灣」「塆」同音。這也就註定了「垸」在地名中的地位日益勢微。在我的寫作生涯中，但凡寫到如此地名時，一直用「垸」，從未用過「灣」或者「塆」。這一次，我咬牙切齒地讓自己在最後一刻，將出版社都在二校了還在用的「垸」改為「塆」。不能不承認，從「垸」到「塆」，這是一種趨勢，這是從萬有引力到量子糾纏的不同認知所教導的。那些縱橫在原野上的各式各樣的路標上，再難見到「垸」字的蹤跡，取而代之的不是「灣」，就是「塆」。聽孩子們不得不讀到「垸」字時，用字正腔圓的普通話發出「院」字音，真不如儘快改為「塆」，起碼「塆」是單指山溝里的村落，而「灣」與人們休養生息的村落相去甚遠，更多指江水河水湖水海水彎流處。這樣的細枝末節，也體現出以黃州為中心的原野上的一種品格，可以低頭，可以彎腰，決不下跪求饒。

本文發表於《文藝報》2018年6月4日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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