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艷丹：《七經孟子考文》正副本研究
原標題：瞿艷丹：《七經孟子考文》正副本研究
編者按：本文原載《中國典籍與文化》2017年第4期，53—66頁。
《七經孟子考文》正副本研究
瞿艷丹
提 要：《七經孟子考文補遺》是在《七經孟子考文》基礎上完成的。若研究《補遺》及山井鼎的學問，則不能繞開《考文》。而《考文》並無刊本，只有寫本。本文對《考文》正副三種寫本展開調查，稽考各自的流傳過程及現狀，並從筆跡、內容等方面解明三者關係，兼考此書在藏家、學者、舊書店和圖書館之間流轉之命運。
關鍵詞：《七經孟子考文》；山井鼎；寫本；書籍史
前 言
江戶時期學者山井鼎撰、荻生觀等補遺《七經孟子考文補遺》（以下稱《補遺》）是收入《四庫全書》唯一一部日人著作，素受中日兩國學界關注。此書進入中國學者的視野，大約在乾隆中期。至楊守敬赴日訪書，以《七經孟子考文》（以下稱《考文》）所載為參考，極力搜訪山井鼎所見孤本、珍本，此外，更留心《考文》未見之日藏諸本：「日本古鈔本，以經部為最。經部之中，又以易、論語為多。大抵根原於李唐，或傳鈔於北宋。是皆我國所未聞。其見於《七經孟子考文》者，每經不過一二種，實未足概彼國古籍之全。」[①]
有關此書如何傳入中國、中國學者又有怎樣的評價，狩野直喜在《山井鼎と七經孟子考文補遺》一文中考述極詳，是鉤沉山井鼎事迹、稽考《補遺》成立及學術地位的重要研究[②]。狩野作此文的直接緣由，是1925年夏他為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購入了西條藩舊藏山井鼎手定獻進本《考文》。
山井鼎是江戶中期儒者，生於紀州南部，字君彝，號崑崙，出生之年有元祿三年（1690）、天和元年（1681）等說，前人學者已有考述[③]。寶永四年（1707）年始遊學江戶，入徂徠門。享保三年（1718），出仕伊予西條藩。享保五年（1720）與同門根本武夷同往足利學校校書，享保九年（1724）方竣。享保十一年（1726）將《考文》寫本獻上西條藩，藩主認可此書價值，命作副本二通，獻給宗藩紀州家與幕府。而獻給幕府，是在享保十三年（1728）六月，此時山井鼎已病逝六月有餘。八代將軍吉宗命荻生觀等學者再校《考文》，次年完成，即《補遺》。享保十六年（1731），《補遺》刊行，並在幕府的命令之下，由長崎送至中國[④]。《補遺》版本甚多，享保十六年刊本外，尚有寬政三年（1791）修補本、四庫全書本、阮元小琅嬛僊館嘉慶二年（1797）序刊本、松澤老泉文政三年（1820）匯刻書目外集本、叢書集成初編本等等。
由上可知，《補遺》是在《考文》的基礎上作成，因此，若研究《補遺》，則無法繞開對《考文》的分析。而《考文》無有刊本，今暫見三種寫本，概括如下：西條藩舊藏《考文》原本，今藏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以下稱京大本）；紀州藩舊藏副本，今藏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圖書館（以下稱天理本）；幕府舊藏副本，今藏宮內廳書陵部（以下稱宮內廳本）[⑤]。
《圖書寮漢籍善本書目》「經部」下有「七經孟子考文」條：
精鈔本，此為山井鼎奏進幕府原本，前有享保十有一年郡山教官物茂卿序並其印記。……其書微有不與刻本同處，舊藏楓山文庫，每冊首有「秘閣圖書之章」印記[⑥]。
「其書微有不與刻本同處」一語揭示出《考文》寫本與《補遺》的距離，值得留意。而事實上，宮內廳本《考文》與京大本、天理本亦均有不同處。本文先後對此三本進行調查，從形式到內容考其異同。在此調查基礎上，本文將對《考文》三種寫本的流傳情況及彼此關係加以考證，探索《補遺》成立之前不可忽視的部分；兼考此書在藏家、學者、舊書店和圖書館之間流轉之命運，由此探求不同時代學問風氣的變與不變。
一、京大本《考文》的流傳過程
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名門貴族變動甚巨，典籍文物流出甚多。西條藩藏書的散出，正在此時。《山井鼎と七經孟子考文補遺》作於1926年3月，開篇云：「去年夏，我學購得享保年間西條侯儒臣山井鼎所撰《七經孟子考文》。乃侯之裔孫某子爵舊藏，實為山井手定獻進本。」[⑦]此書一直藏於京大附屬圖書館，列為貴重書，有《周易》十卷三冊，《尚書》二十卷三冊（附《古文考》一卷），《毛詩》二十卷六冊，《左傳》六十卷六冊，《禮記》六十三卷十冊，《論語》十卷二冊，《孝經》與《論語》下同冊、為一卷，《孟子》十四卷二冊，凡一百九十九卷、三十二冊。京大附圖藏書印標記為「大正14.10.13」，即1925年10月13日登記入庫。京大附圖本書目卡片所載信息揭示了此書的入藏方式：「文學部購入，大正14年10月13日，酒井宇吉。寫，和，大。周易三卷，尚書三卷，毛詩六卷，左傳六卷，禮記十卷，論語二卷，孝經一卷，孟子二卷。1000,000。」此處以卷數表示冊數，這種計數方式，是此書分卷記載混亂的原因，顧永新先生已詳有論考[⑧]。「寫」即寫本，「和」即和書，「大」即美濃判開本[⑨]。
酒井宇吉即東京一誠堂初代主人，曾在舊書市場十分景氣的大正十四年（1925）出版《一誠堂古書籍目錄》[⑩]，卷首有「一誠堂展覽會之圖」，畫面右側有書冊與書箱，並海報：「物茂卿敘文，金壹千叄百圓也。山井鼎自筆本，七經孟子考文。」（見下圖）
《一誠堂古書籍目錄》圖書分類凡三十種，在第十一種「漢文、和漢詩文、詩作書類之部」，赫然見到「山井鼎稿本，七經孟子考文，全三十二冊」的整頁配圖，中置書箱，正面籤條雲「七經孟子考文」，展示荻生徂徠題識並凡例之頁，並第三十二冊封面。目錄雲「箱入 和 三十二冊 壹千叄百圓」，運費三元[?]。書目卡片上的「1000,000」，即1000日元。[?]
幸運的是，狩野直喜在《半農書屋日記》中詳細記錄了京大購入《考文》的始末並《山井鼎と七經孟子考文補遺》一文的撰寫經過，可以從中看到當時京都大學中國學領域的師生對此書的共同關注。
1925年（大正乙丑）7月27日，狩野因外務省對支文化事業之公務出差東京。28日：「至書肆一誠堂。求見山井鼎直筆七經孟子考文。以主人不在，不得見。」8月8日：「東京一誠堂主人攜七經孟子考文至。索價千金。命留之於家。擬與同僚議。買入於大學。請內藤教授共覽。君以為書中似有系山井自寫者。」14日：「倉石（武四郎）生至。示以原本七經考文。」16日：「午前小川博士琢治攜其二子至。觀七經孟子考文。」20日：「小川君致紀藩秘錄而至。」9月13日：「午前訪矢野博士。予數日以來考七經孟子考文入中國事，欲托搜討長崎文獻也，終日在家讀書。」14日：「午前上學。仍考七經孟子考文入中國始末。」19日：「傍晚至大學。見斯文學會研究部諸人。講說七經孟子考文補遺入中土始末。12月12日，「夜至支那學會講演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入中土始末。」[?]
以上可知，1925年自夏至冬，狩野直喜圍繞《七經孟子考文》展開了訪書、購書、搜集資料、研究和講學等一系列工作。在考訂寫本筆跡和文獻價值的過程中，內藤湖南的意見起到很大作用。小川琢治、矢野仁一等人均為狩野搜尋過相關史料。而狩野也十分及時地將最新研究成果報告給斯文學會、支那學會的同仁。弟子倉石武四郎亦在第一時間見到了此書[?]。
檢京大本《考文》可知，書高29cm、廣19cm，版框內高22.3cm、廣15cm，靛色封面，正文半頁九行，每行約廿字，版心上刊「七經孟子考文」。每冊卷首均鈐有「西條邸圖書記」，可知原為西條藩在江戶的府邸所藏。內藤湖南認為書中有山井鼎筆跡，定說稱其乃山井最初獻給西條藩的謄抄本，是可靠的推斷。京大本《考文》約有五種不同筆跡，對比京大人文研所藏山井手校嘉靖中閩刻本《十三經註疏》批註筆跡，確有一種相當接近（見附錄1-1）。
正本《考文》入藏京大後，一直不乏學者關注。如1937年大阪府立圖書館主持的「孝經善本展覽會」上，曾展出此本《古文孝經》一葉[?]。但也許因為《補遺》各種刊本的流行，人們並未對《考文》寫本有更多留心及研究，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京大人文研藏山井鼎手校嘉靖閩本《十三經註疏》批註之外，正本《考文》則最能反映山井鼎思考之原貌，故而本文以此為起點，繼續查考山井鼎身後兩種副本《考文》的成立、流傳軌跡。
二、天理本《考文》的流傳過程
現藏於天理圖書館的《考文》，是西條藩獻給紀州藩的副本，維新後入藏紀州德川家南葵文庫。有關此本流傳，歷來多有不明處。大庭脩即曾遍尋此本而不得：
西條家的現在在京大。將軍家的現在在宮內廳書陵部。那麼，還有給紀州家的。紀州家的這本怎麼樣了呢？這是極有趣的問題，紀州本在南葵文庫。南葵文庫在關東大震災後寄贈給東京大學。我到東大圖書館碰運氣，問他們新收書目里有沒有南葵文庫的《七經孟子考文》。管理員打開目錄給我看。確實有。但卻被划了刪除的紅線。管理員稱，划了紅線的一開始就沒進到本館[?]。
可知自從南葵文庫將藏書寄贈東京大學之後，紀州舊藏《考文》寫本便去向不明。南葵文庫創始人為紀州德川家第十五代藩主德川賴倫（1872-1925），曾于山井鼎學統之後裔山井璞輔的養子山井清溪所辦私塾讀書。明治二十九年（1906），賴倫遊歷歐美，尤其留心圖書館建設。回國後，即命人整理家藏圖書，構思建設圖書館[?]。明治四十一年（1908），南葵文庫開放閱覽，公開圖書計58659冊，均鈐「南葵文庫」之印。《南葵文庫藏書目錄》中，有「七經孟子考文 山井鼎 撰寫 三二」條[?]，即此副本。
大正十二年（1923），東京大學附屬圖書館在關東大地震中遭遇火厄，損失慘重，正為經營圖書館苦惱的賴倫遂趁此機會，將南葵文庫大部分藏書一舉捐贈東大附圖。這在當時相當轟動，傳為美談。南葵文庫由東大附圖接管，賴倫只帶走部分與家族淵源密切、難以割捨的善本。不久，清溪後人山井良發現山井家寄存在南葵文庫的圖書在自己不知情的情況下已捐與東大，遂要求東大返還家族藏書。但交接手續已完成，東大自然不允，此事便不了了之。然而因緣有定，後來山井良整理自家藏書，發現有些珍籍一開始就未寄存南葵文庫。而賴倫遺物中也發現不少未曾交與東大的山井家舊藏[?]。這些書籍後來流往拍賣場，當中便有天理本《考文》及京大人文研藏山井鼎手校嘉靖閩刻本《十三經註疏》。
山井鼎手校閩刻本《十三經註疏》書影，現藏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1934年6月25日，《日本古書通信》登出「紀州家舊藏書賣立速報」一則報導，介紹6月22日於大阪書林具樂部召開鹿田松雲堂主持的大型拍賣會，附有拍賣目錄，《七經孟子考文》赫然在列，注云：「正本，紀藩山井鼎自筆獻上本，享保十一年物茂卿序，大形保存極良。」[?]這裡的「自筆獻上本」不夠準確，應該是據其親筆獻上本所作副本。
紀州德川家的這場拍賣會，在反町茂雄的回憶里屢屢登場，他將之視為戰前舊書市場黃金時期的一大高潮：
拍賣結果幾乎七成都由拍賣方鹿田氏獨佔拍得，力壓群雄，價格極可觀。後據鹿田雲，幾乎都由和歌山某有實力之書畫商（暫不記得其名）購得。（中略）當中《十三經註疏》，為紀州藩學者山井鼎編輯《七經孟子考文》之基礎，可謂日本考證學歷史上價值最高之史料。據鹿田稱，京都大學狩野直喜博士拜託『只這一件，一定要拿下』，果為其所得。狩野博士早對山井鼎的學問業績高度評價。拍賣總額高達一萬三四千日元。又及，和歌山某書畫商所購之物，約二十年後的昭和二十五、六年間，再度現身大阪市場。當中主要部分，幸為我所得[21]。
紀州藩舊藏《考文》，此番即收入「和歌山某書畫商」囊中。反町在其他文章里回憶起這位書畫商的名字，是和歌山政治家三尾邦三[22]。1940年太平洋戰爭前夕，三尾曾斥資30萬日元在自家建設美術館，即財團法人南紀美術館[23]。該館戰後廢館，曇花一現，鮮為人知。藏品陸續流出，而反町所云「昭和二十五、六年間，再度現身大阪市場。當中主要部分，幸為我所得」，應該也在這一時期。不過，可惜的是，遍檢反町所刊目錄、圖冊，未見《考文》副本。
直到1961年，此書才重現人間。天理圖書館館刊上有館員金子和正先生一則新書介紹：
本年四月，本館收入南葵文庫若干舊藏本……全三十二冊。題籤墨書「七經孟子考文」，並篇名、冊數。卷首有荻生徂徠序，文末雲「享保十有一年丙午正月望/郡山教官物茂卿題」。有「大連苗裔」（陰文）、「物茂卿印」（陽文）朱印。每頁九行，書口印「七經孟子考文」，筆跡經多人之手。有藏書印「南葵文庫」、「舊和歌山德川氏藏」。箱書「昭和九年甲戌十月 南紀後學多紀仁」[24]。
1970年10月同館所刊《開館四十周年紀念 近收善本書影》（善本寫真集三十四）中亦載有《考文》《論語》一葉[25]。然而，在後來1998年出版的《天理圖書館稀書目錄 和漢書之部》第四輯（版本之部）及2010年完成的第五輯（開館80年紀念，寫本之部）中，均未見《考文》蹤跡。
2013年秋開館83周年「漢籍與日本人」紀念展中，再次見到《考文》，給出《毛詩》首頁，介紹云：「本次所展之書，即長期不明所在的紀州德川家副本，全32冊。」[26]可知編目時有所遺漏。
天理圖書館圖書卡片載該書條目：「山井鼎 七經孟子考文〔寫〕〔享保年間〕32冊 南葵文庫舊藏本 紀州家本。」書高29.5cm，廣19cm，開本與京大本接近。版框內高22.1cm，廣14.9cm。正文半頁九行，每行約廿字，版心上刊「七經孟子考文」。封面為朽葉色龜甲龍雲紋押花灑金和紙。有南葵文庫、天理圖書館書標。每冊首頁鈐朱文方印「舊和歌山/德川氏藏」、「天理圖/書館藏」和「南葵文庫」，惟第一冊「南葵文庫」印上另覆有「ケシ」印，為散出南葵文庫之際所鈐，同今日圖書館「除籍印」。每冊末葉均鈐陽文朱印「月明庄」，乃反町茂雄私印[27]，可知的確曾為反町所得。鑒於反町與天理教二代真柱（教主）交遊之篤，判斷此書經反町而歸天理圖書館架藏，應無疑義。
又見多紀仁1934年於箱內所撰跋文：
聞崑崙先生之修七經孟子考文也，書三部，一以獻幕府，一以納紀藩，一以呈西條侯。其獻幕府者，今不知在處，呈西條侯者，曩歸京都大學。此書即所納紀藩者也。後此書之刊行也，傳而至禹域，浙江學政阮元獲之大喜，為捐資刊刻。其著十三經校勘記，頗取材於此雲。此書之價可知也。況此謄本，先生心血所濺者，豈不敬重乎。拜覽之餘，敢加一詞雲。〔豈下脫可字〕昭和九年甲戌十月 南紀後學多紀仁拜識[28]。
鈐陽文「艸山」、陰文「多紀仁印」。左下角有圖書館標籤，寫明乃1962年宇野晴義寄贈。這位宇野是福井縣天理教區管理人員。據云天理教教眾常有購買珍籍、獻給真柱（教主）的做法[29]。
有關多紀仁（1869-1946），在此略贅一筆。其人又名仁之助，號艸山，和歌山人，世代為紀州藩儒學者，致力地方文獻的保存推廣。和歌山海南市海草郡善福院內有山井鼎墓表，即多紀仁1940年12月8日主持修復山井鼎墓地之際撰書[30]。可惜他學問似乎平平，文章也寫得普通，已然湮沒無聞。
而狩野直喜「一定要拿下」、「必須買下」的山井鼎手校《十三經註疏》，則成為研究山井鼎學問的重要史料。狩野曾於書箱內撰寫識語，時期與多紀仁跋文相同：
周易、尚書、毛詩、禮記、左傳、論語、孟子，/以上有西條儒臣山井鼎校語，疑考文所本。/周禮、儀禮、穀梁傳，/以上有山井璞助校語。璞助本姓渡邊氏。鼎沒七十/年，以侯命承鼎家者。昭和九年十月八日。狩野直喜記[31]。
京大人文研藏書以1929年設置之初所購陶湘舊藏為基礎，多叢書、匯刻、全集，旨在便於研究使用，而非搜求珍善本[32]。而山井鼎手校《十三經註疏》，因其保留了山井鼎思考、工作的原始記錄，文獻價值極高，堪稱人文研善本之精華。吉川幸次郎所撰《東方文化研究所善本提要》中，亦將之列於經部之首：「崑崙先生為近代校疏之祖，惠延後學，名播異域，蓋皇朝儒者之業，能衣被海內外者，殆莫先生若也。此冊手澤具在，足稱本所校本之冠。」[33]並輯錄部分識語，為闡明山井鼎具體工作日程、進度的關鍵材料。
三、宮內廳本《考文》的基本情況
宮內廳書陵部所藏《考文》寫本，一直深藏秘府，來歷最為明晰。《圖書寮典籍解題·漢籍篇》（昭和三十五年）「哲學·總經類」有「七經孟子考文（副本）」條雲：
三十二冊 享保十三年寫
百九十八卷。山井鼎撰。每半葉九行，每行十二字。四周雙邊，版心印有「七經孟子考文」，寫本。匡郭內縱22.2厘米，橫14.5厘米。有「秘閣圖書之章」[34]。
除解題所云兩方「秘閣圖/書之章」外，宮內廳本《考文》第一冊卷首另鈐一方「帝室/圖書/之章」，乃明治三十六年（1903）以後圖書寮所用印章[35]。此本即荻生觀等人受將軍吉宗之命作補遺時所據原本。
紅葉山文庫書物奉行工作記錄《幕府書物方日記》享保十六年九月七日條載：
新收入書本七經孟子考文 三十二冊 一筥〔但 二重筥〕。花色紋形表紙，紫絲，外題萌黃。右，淺黃羽二重袷服紗包，內箱桐白木，萌黃絲紐，並折板一枚，上箱桐白木，木棉紐。但附獻上之年月文書一通[36]。
並說明此為「享保十三申年六月，松平左京大夫（即西條藩主）獻上」，詳細記載《考文》副本收入御文庫時的情形。可知從書籍獻上幕府到正式收入御文庫，中有相當一段時間。同日一起入庫的，還有《七經孟子考文補遺》寫本：
三十二冊，一筥，淺黃土佐紙表紙，紫絲。右，溜塗簞笥，桐制，折板二枚，鑰匙一枚，並附右書由來始末一通[37]。
在《元治增補御書籍目錄》中，此二種書排列一處，歸於「國書部」之「附錄類」。同列還有補遺本兩種，一為享保十六年初刻三十二冊本，一為阮元小琅嬛僊館嘉慶二年序二十四冊本。御文庫將此四種書並列一處，恰好反映出此書由校正補遺、刊刻，至傳入中國、異本迴流的整個過程。昔日八代將軍吉宗特意送往中國的日人著作，若干年後，自中國又傳來重刻本，是此書學術價值得到中國學界認可的明證，也是中日兩國學術交流、書籍往來的佳話。
四、《考文》正副本之間的關係
1. 裝幀與筆跡
以上三章對《考文》正副本的流傳及現狀作出考證，講述了正副本各自的流傳史。透過學者、舊書店、圖書館對《考文》的共同關注，足可說明《考文》寫本的學術價值。
本章則進一步對此三本關係加以分析。首先，就裝幀而論，三本均有不同，以宮內廳本最為精美。用紙雖略有大小出入，但大體仍屬「美濃本」範疇，且版式、書寫格式完全相同。參考宮內廳藏《補遺》寫本版框尺寸（15×22cm）及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所藏另一種《補遺》寫本的版框尺寸（15×22.1cm），可以推定，不論《考文》還是《補遺》的寫本，書寫紙所用版木規格應為一致。
其次，就筆跡而論，內藤湖南判斷京大本有山井鼎手跡，對比京大人文研藏山井鼎手校嘉靖閩刻本《十三經註疏》批註筆跡（見附錄1-1），可知應為《周易》上中下三冊、《毛詩》六冊、《禮記》第二、三冊之筆跡，即a-1，凡11冊，約佔全書三分之一，筆劃端然秀俊，極為工整。此外另有筆跡五種（見附錄1-2），其中a-3、a-4分量最大，各約十冊。a-2僅出現在《尚書·古文考》中，a-5、a-6都只是《禮記》第四冊的一部分。天理本筆跡似出於五人之手，整然稍勝於前。因暫未取得完整圖像資料，故暫時無法與京大本、宮內廳本細作對比。不過從有限的圖像資料可知，附錄2-3之字跡瘦長工整，與a-2、b-2書體一致，應出於同一人之手。宮內廳本抄工最佳，約成於六人之手，其中b-1、b-2最為工整端麗，前者凡14冊，後者凡11冊，約佔全書分量之八成。b-1雖與崑崙書體接近，但較崑崙書體更為瘦窄。此外，b-3與京大本中約佔十冊分量的a-3一致，此種書體頗為拙稚，難稱美觀，在宮內廳本中僅有兩冊，在天理本中亦有出現。b-4較扁平，與京大本中約佔十冊分量的a-4很接近，僅有數葉。比對發現，正副本所用抄工頗有一致之處，整體以宮內廳本最為美觀，京大本中與崑崙手書所佔比例各自平分秋色的a-3、a-4，或因不夠秀麗之故，僅在宮內廳本中零星出現。雖然無法判斷崑崙之外的筆跡所出何人，但至少可知崑崙在製作正本之際所用抄工，在後來西條藩製作副本之際，仍有登場。
2. 正副本內容分析
接下來，就內容而論，頗有異同。本文重點比勘了正副本的前三冊，即《周易》上、中、下三冊，卷首至卷十部分（見附錄2）。可以發現，天理本在忠實反映京大本原貌的基礎上，也有作出修改之處，並同時反映在宮內廳本中。比如①徂徠序中，京大本稱「紀藩羽林將公」，副本均作「西條侯」。「紀藩羽林將公」是對西條藩主松平賴渡的中國風雅稱，而「西條侯」則為相對謙遜的稱呼[38]。蓋因西條藩作獻上本之時，對徂徠原文所用雅稱稍作改動。與之相對，如⑧，京大本山井鼎銜名為「紀府分藩京兆家文學」，而在天理本及宮內廳本，均作「西條掌書記」，亦是西條藩在製作副本時，考慮到呈獻對象，而將原先臣下所用敬語改作自謙語。有關徂徠此序，至宮內廳書陵部藏《補遺》寫本，又刪去「浮屠所守，而學宮之名尚在」、「又慮所託匪人，職乖其業，藐如以眎，更十年而雨漶蠹蝕之弗顧，雖反求之，殆將失也」二句，都是徂徠原序有關山井鼎著書之心跡，頗能反映徂徠對弟子的愛重。《考文》正副本對徂徠原序的保留程度，亦足說明正副本的文獻價值。
再看④⑥⑨等條，皆為天理本在京大本的基礎上作出增補，宮內廳本據改。
何以認為天理本改動在先，宮內廳本完成在後？則可通過天理本與京大本一致、但宮內廳本獨作出改動的例子來說明。如②，天理本據京大本作「將公之幕」，顯然忽略了①中的用語變化，而宮內廳本則注意到這點，已修改為「侯之幕」。
又如③，凡例「經之者，自十三經始，挽近之稱也」下注文，京大本、天理本作「再按，文獻通考雲，直齋陳氏書錄解題始以語、孟同入經類」，宮內廳本作「按，國史經籍志雲，唐定註疏，始為十三經，未詳其所據也」。京大本、天理本均引《文獻通考》雲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將《論語》、《孟子》著錄為經書，是為強調《語》、《孟》入經類的時間。此處「再按」一詞，似乎說明尚有前文按語，惜無從追考。而宮內廳本改引焦竑《國史經籍志》之觀點，解釋「十三經」成立於何時，但本身說法模糊，值得商榷。因此，副本在製作過程中，雖相當用心，但亦有失卻山井鼎原意者。
如?，天理本與京大本內容相同，但宮內廳本卻將「暗作昧」寫作「暗作時」，殊不可解。核足利學校藏南宋刊本《周易註疏》可知，疏文云：「正義曰，冥升者，冥猶昧也。」[39]可知宮內廳本實為轉鈔過程中產生的筆誤。複檢京大人文研山井鼎手校嘉靖閩本《十三經註疏》，見朱書批註亦云「暗作昧」。不過，在享保十六年刊《補遺》中，這一筆誤已得到糾正。而宮內廳本較之前二本刪去的「故曰利於不息之貞十八葉右一行於作於」，則並無問題。這一條校記雖然同樣反映在山井鼎手校嘉靖閩本《十三經註疏》批註中，但崇禎本作「故曰利於不息之貞」，因「此編所校，以崇禎本為主，參以諸本，以崇禎本世所尚也」（《考文·凡例》），故而不必出校。
如???，宮內廳本均對經文在文本中的具體位置作出較之前二本更為準確的描述。如?，宮內廳本對前二本的表述略作調整，含義未變，皆指閩本、監本闕「牝牛」二字。又如????????等，都是宮內廳本就細微處所作訂正。也有京大本在後來作出增補、天理本無、宮內廳本同京大本的情況，如?。由以上諸例可知，宮內廳本應成於天理本之後。當然，副本製作過程可能比較複雜，不一定是機械地完成一部副本，再完成一部，不排除同時交錯作業的可能。但至少可以斷定，在《考文》的前三冊，宮內廳本成立最晚，亦可見製作者努力完善的意圖。
此外，宮內廳本的一些改動，應該發生在抄寫完成之後。如⑩?????，檢原本可知，均有細緻的塗改、挖補痕迹，對照宮內廳藏《補遺》寫本筆跡，可以推測，這些改動發生在《補遺》本製作之時。有關《考文》到《補遺》寫本及刊本的過程，將是我今後重點考察的問題。
副本抄寫過程間有衍字、錯行、增刪等，總葉數亦微有出入，如京大本《毛詩》為289葉，天理本同，宮內廳本為288葉。京大本《孟子》共96葉，天理本同，宮內廳本為97葉。翻檢正文，亦不難知抄工在製作副本的過程中，覺察衍字或錯行等情況之後，盡量設法與正本保持一致，或增減某行字數，或略微改動語助詞，不致錯行、增葉。譬如??，也可以看到改動者最大程度保留原貌、盡量不改變原文字數的努力。
要言之，京大本標記改行、空格、增刪等處，天理本、宮內廳本據改。宮內廳本謄寫之際，較之天理本更有完善，亦多見塗改刪削痕迹，於補遺本具有反映，可知各本關係。不難窺見補遺之時，改動較小處，直接標於宮內廳本。待至刊刻《補遺》，又有改動，譬如將刊本較難表現的「朱圍」（標識崇禎本強補妄作之處）改作「重圍」。探明《考文》正副本的關係，對接近山井鼎著作之原貌、以及理解《補遺》如何形成意義重大。而如果要更準確地掌握山井鼎思考及工作的過程，那就必須對京大人文研藏山井鼎手校嘉靖閩本《十三經註疏》作進一步分析。試舉一例說明，橋本秀美曾指出，足利學校藏南宋越刊八行本《禮記正義》檀弓上注「禮祖而讀賵」，《考文》所引「祖」作「袒」，阮元《十三經校勘記》推測考文乃誤，而足利本確作「祖」，因此「是《考文》在編輯過程中產生訛誤」[40]。核《考文》正副本可知，兩副本的確均誤作「袒」，而京大本作「袓」。複檢京大人文研藏山井鼎手校《十三經註疏》，見嘉靖本「袒」字徑被墨書改作「袓」，明確獲知這種訛誤產生的源頭。諸如此類，不可勝計，進一步調查，是我今後的工作。
又及，《考文》諸正副本、宮內廳《補遺》寫本於凡例末均錄有崑崙識語，計兩百餘字，而享保十六年刊本不收，茲錄於下，以彰崑崙苦心：
臣鼎伏惟古者右文之代，六十州皆有學。足利學迺亦下野州學，巋然獨存其所，講習皆漢唐古書，蓋曆數百年弗替也。中值喪亂，為浮屠窟宅守者，盲聾相承，古籍異書，往往散逸。及乎近世，洛閩之學盛行，而人不貴古學，遂令其僅存者束之高閣，多為風雨蟲鼠所蝕壞。誠所謂美玉蘊於碔砆，精鍊藏於礦朴。庸人視以忽焉者，豈不悲乎。所幸天之未喪斯文，今搜之於將亡之間，而海外絕域乃獲中華所無者，錄以傳於將來，不亦喜乎。此其所以不辭勞苦，矻矻從事於斯也。
享保十一年丙午 月 日臣 鼎 謹識
結 語
江戶時代，由幕府下令、費心傳入中國、期求流傳彼邦的日人著作，惟有《七經孟子考文補遺》而已[41]。山井鼎與此凝聚一生精魂心血，雖書成病歿，而學問不朽。其時中日兩國雖無官方往來，幕府卻希望通過本國著作，向彼邦學林誇示本國文明教化。若干年後，此書的確為中國學林所識，雖然「其原書在海外，經師徵引，疑信參半」[42]，但學者多對山井鼎所用諸本懷有濃厚興趣。至楊守敬、張元濟等人赴日搜書訪書，無不欲睹崑崙昔日所見孤本、欲證《考文》所言，至今餘音不絕。
江戶後期至明治以降，日本學者對此書關注一直未減。江戶後期儒者松崎慊堂刊刻經籍[43]、昭和初年足利學校複製所藏《古文孝經》、1973年足利學校遺迹圖書館後援會影印出版南宋初年刊本《周易註疏》、次年同會影印出版南宋刊十行本《毛詩註疏》，凡此種種，均可在崑崙事業的延長線上加以理解。
至此，《考文》正副本流傳過程及彼此關係已然明晰。由人文研藏山井鼎手校閩刻《十三經註疏》，至《考文》正副本，再到《補遺》寫本，並《補遺》諸刻本，可以看到此書成立的清晰歷史。有關從山井鼎批註到《考文》、從《考文》到《補遺》的成立等問題，則俟諸今後之考察。
【附記】本文寫作過程中得到永田知之、梶浦晉、史睿、王天然、蔡丹君諸位先生的悉心指導，亦有幸得到顧永新先生的指點與鼓舞，於此謹致謝忱。在顧老師的努力下，鳳凰出版社即將影印刊行本文所云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七經孟子考文》正本及宮內廳書陵部藏《七經孟子考文補遺》寫本，可與國家圖書館近年影印享保十六年東都書林《補遺》刊本對照同觀，是接近山井鼎思考原貌、考察《補遺》刊本成立過程的重要文獻，洵足期待。
【作者信息】瞿艷丹（日本京都大學文學研究科東洋史學博士後期課程）
附錄1：《七經孟子考文》諸本筆跡問題
1-1
左：京大人文研藏山井鼎手校嘉靖閩刻本《十三經註疏》
右：京大本《七經孟子考文》
1-2
京大本 |
宮內廳本 |
a-1 山井鼎筆跡 《周易》上中下三冊，《毛詩》六、《禮記》二、三，共十一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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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周易》上中下，《尚書》上中下，《毛詩》一至四、六，《禮記》八至十（除卷五十九葉一ab），約十四冊
|
a-2 《尚書》古文考
|
b-2 《毛詩》五，《左傳》一至六，《禮記》卷一葉一ab，《禮記》二、三、四、七，約十一冊
|
a-3 《尚書》上中下（除《古文考》），《左傳》三至六，《禮記》一、五、七冊，八冊之卷四十二、四十三，約十冊
|
b-3 《禮記》五、六，共二冊
|
a-4 《左傳》一至二，《禮記》六，第八冊之卷四十四至四十九，九、十，《論語》上下，《孝經》，《孟子》上下，約十冊
|
b-4 《周易》卷五葉四ab、《禮記》卷十二葉四ab、《禮記》卷五十九葉一ab、《論語》卷四三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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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禮記》四之卷十六至卷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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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 《禮記》一（除卷一葉一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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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 《禮記》四之卷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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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 《論語》上下，《孝經》，《孟子》上下，共四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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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天理本《考文》筆跡之一
附錄2：《七經孟子考文》正副本校勘記（《周易》上中下三冊）
[①]楊守敬《日本訪書志緣起》，《日本訪書志》第一冊，光緒二十三年（1897）鄰蘇園刻本，第二頁a、b。
[②]狩野直喜《山井鼎と七經孟子考文補遺》，《支那學文藪》，弘文堂書房，1927年，第178-209頁。其他有關山井鼎及其著作的研究，還有野田文之助《山井崑崙と七經孟子考文の稿本について》，《東京支那學報》第一號，1955年6月，第206-208頁；吉川幸次郎《日本人の知恵――山井鼎と國文學》，《吉川幸次郎全集》十八，築摩書房，1970年；森銑三《山井鼎とその七經孟子考文》，《森銑三著作集》八，中央公論社，1971年；藤井明《山井崑崙》，藤井明、久富木成大《山井崑崙 山縣周南》，叢書日本の思想家18，明德出版社，1988年。末木恭彥《徂徠と崑崙》，春風社，2016年。
[③]狩野直喜《山井鼎と七經孟子考文補遺》，第180頁。藤井明《山井崑崙》，第12頁。
[④]藤井明《山井崑崙》，第111-112頁。
[⑤]《考文》寫本原似不止此三種，大庭脩認為，此外至少還應有崑崙自留本與崑崙乞徂徠序文時所進之本，見大庭脩《中國でなくなった書籍の逆輸出——佚存漢籍還流の研究》，《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紀要》第35輯，2002年3月，第21頁。
[⑥]《圖書寮漢籍善本書目》上，宮內省圖書寮，1930年12月，19b-20a。
[⑦]狩野直喜《山井鼎と七經孟子考文補遺》，第178頁，此為拙譯。
[⑧]顧永新《〈七經孟子考文補遺〉考述》，《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9卷第1期，2002年1月，第86-87頁。
[⑨]和刻本開本尺寸，基本有大、中、小三種，之上為特大，之下為特小。大本通常指美濃判紙對摺後的尺寸，別稱「美濃本」，標準尺寸為高30cm，闊21cm，但並非絕對。參考《日本古典籍書志學辭典》，岩波書店，1999年，第80頁。
[⑩]《一誠堂古書籍目錄》卷首序文，一誠堂書店，1925年10月。
[?]該條目上以鉛筆畫圈，墨書「現存京大圖」，應為本校某位老師的標記。《一誠堂古書籍目錄》，第255頁。
[?]在日本，1927年，150日元可以買到阮元編《皇清經解》，80日元可以買到汲古閣本《十三經註疏》。這些數據可以幫助對《考文》當時的書價有所認識。參考《一誠堂古書籍目錄》，第281-282頁。
[?]狩野直喜《半農書屋日記》，《春秋研究》，みすず書房，1994年，第272-280頁。
[?]1922年始，倉石武四郎自東京往京都，求學於狩野門下，深服其學問。而他對山井鼎及足利學校藏書實早有關注。他在東京讀書時，與松雲堂主人野田文之助相識，曾讀過野田抄掇之廣瀨旭庄《日間瑣事》中有關足利學校相關見聞，語涉山井鼎學統後裔山井璞助之事，頗見前人未發之細節。1923年，他借大阪府立圖書館藏《日間瑣事》抄本及懷德堂松山教授藏抄本，加之參訂，後刊行出版，名曰《足利學校見聞記》。雖只是二十餘頁的小冊，卻足證倉石在老師家獲覩原本《考文》之際，早已對山井鼎的學問及周邊細節相當熟悉、關心。
[?]大阪府立圖書館編《孝經善本展覽會目錄》，1937年6月，第60頁。
[?]大庭脩《中國でなくなった書籍の逆輸出——佚存漢籍還流の研究》，第20頁，引文為拙譯。
[?]宅藤勇見彥編《南葵文庫概要》，南葵文庫發行，1913年，第11頁。
[?]《南葵文庫藏書目錄·支那哲學》，南葵文庫發行，1908年10月，第275頁。
[?]松雲堂主野田文之助《山井崑崙と七經孟子考文の稿本について》，第208頁。
[?]《日本古書通信》第十一號，昭和九年（1934）六月廿五日，第5頁。
[21]反町茂雄《搜書家·業界·業界人》，八木書店，1984年，第171-172頁，引文為拙譯。
[22]反町茂雄《搜書家·業界·業界人》，第348頁。
[23]金子淳《博物館の政治學》，青弓社，2001年，第50頁。
[24]金子和正《新收書介紹 七經孟子考文》，《天理圖書館報BIBLIA》第十九期，1961年6月號，第11頁，引文為拙譯。
[25]《開館四十周年紀念 近收善本書影》，第12頁。
[26]《開館83周年紀念展 漢籍と日本人——中國古典籍の傳來と受容》，天理圖書館，2013年10月，第28頁。
[27]鈴木德三《增訂版 弘文庄待賈古書目總索引》，卷末附錄「弘文庄印譜」，八木書店，1998年。
[28]承蒙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圖書館貴重書室工作人員慨允，獲覩書箱原物，謹此致謝。
[29]此條信息承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梶浦晉先生指點獲知。
[30]大島晃《先學の風景――人と墓》，《漢文學解釋與研究》，漢文學研究會，2004年12月，第188-189頁。
[31]承蒙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梶浦晉先生慨允，得觀此書箱內文，於此謹致謝忱。
[32]高田時雄《陶湘藏書購入始末》，《東方學資料叢刊》第十七冊《陶湘叢書購入關聯資料》，京都人文科學研究所，2010年，第3﹣12頁。
[33]吉川幸次郎《東方文化研究所善本提要》，初出於《東方學報 京都》第九冊，1938年10月，原題《本所善本提要》，後收入《吉川幸次郎全集》17，築摩書房，1969年，第565頁。
[34]《圖書寮典籍解題?漢籍篇》，宮內廳書陵部編，1960年，第45頁，引文為拙譯。
[35]《圖書寮叢刊 書陵部藏書印譜》下，第618頁。
[36]《幕府書物方日記》九，收入《大日本近世史料》，東京大學出版會刊行，1973年3月，第74頁。
[37]《幕府書物方日記》九，第75頁。
[38]有關稱謂問題，末木恭彥亦指出，「羽林將軍」是「近衛中少將」的中國風稱呼，西條藩主松平賴渡當時官至左少將，與「近衛中少將」相符。《徂徠と崑崙》，第98頁。
[39]《影南宋初年刊本周易註疏》，足利學校遺迹圖書館後援會刊行，汲古書院，1973年，卷七第二十五葉後。
[40]橋本秀美《影印南宋越刊八行本禮記正義編後記》，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1717﹣1718頁。
[41]山本岩《七經孟子考文補遺西渡考》，《宇都宮大學教育學部紀要》第一部40（1），1990年2月，第37頁。
[42]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卷一，第七頁a。
[43]劉玉才《松崎慊堂與〈縮刻唐石經〉芻議》，《嶺南學報》復刊號（第一、二輯合刊），2015年，第2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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