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輝：稅收的最高境界

有一句頗為流行的名言：「

稅收這種技術，就是拔最多的鵝毛，聽最少的鵝叫。

」據說是英國經濟學家哥爾柏（kolebe）講的。又有說是法國財政大臣柯爾貝爾（Colbert）講的。

哥爾柏不知何許人，似名不見經傳。柯爾貝爾倒是顯赫的大人物，作為十七世紀法王路易十四的頭號重臣，他甚至被有些學者稱為「人類歷史上最傑出的大臣」。但我翻檢手頭的《世界上偉大的法學家》（[英]麥克唐納、曼森編）、《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的條目，還有威爾·杜蘭《世界文明史·路易十四》 「柯爾伯重建法國」一節，還有亞當斯《善與惡——稅收在文明進程中的影響》一書，都未見提及他說過此語。作為歷史名人，別處的話附會到柯爾貝爾頭上亦有可能。

但不論此語出自何處，我們都可相信：

關於稅收，這是精闢的經驗之談

；同時，這又非深奧的經驗之談。事實上，這點道道，我們的古人早明白了。

早在《管子》那裡，對此問題已有學說化的的討論。其《國蓄》篇有云：

夫民者信親而死利，海內皆然。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故民愛可洽於上也。租籍者，所以強求也；租稅者，所慮而請也。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強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也。

又《輕重乙》篇也有相近的話：

故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強求也。亡君廢其所宜得而斂其所強求，故下怨上而令不行。民，奪之則怒，予之則喜，民情固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所〈形〉，不見奪之理。

這裡的「租籍」一詞，《國蓄》、《輕重乙》兩篇所指正相反，前人多有論辯，一般認為《國蓄》有誤，當從《輕重》改為「征籍」或「正籍」（郭沫若《管子集校》，《郭沫若全集·歷史篇》第八卷）；如是，《管子》里的「征（正）籍」指不合理的強制徵稅，「租稅」或「租籍」指合理的正規徵稅。

至於「不見奪之理」云云，則是指徵稅要不使百姓感覺到被盤剝，胡寄窗早已將此跟西人的「鵝叫論」聯繫起來：「《管子》在賦稅征課方式上所提出的這一詐欺巧取原則，與十八世紀歐洲的財政剝削能手所謂『拔最多的鵝毛而不讓鵝叫』的辦法比較，似乎還要『巧妙』些。」（《中國經濟思想史》。按：作者在《中國經濟思想史簡編》則說：「《管子》在賦稅征課上提出的這一條詐欺巧取的原則比十七世紀歐洲的財政剝削能手所謂『拔最多的鵝毛而不讓鵝叫』的伎倆似乎還更巧妙些。」他將「十八世紀歐洲的財政剝削能手」悄悄改為「十七世紀歐洲的財政剝削能手」，且皆未點出人名，似表明他也不確定這句名言的出處。）這個批評，出於強調階級鬥爭的年代，未免浸染了反資色彩。更合理的解釋是，《管子》反對因徵稅損害任何實業或商業，也反對因徵稅激起民眾的反抗，簡單說，即反對「豪奪」，而主張「巧取」（參趙守正《管子經濟思想研究》）。

《管子》在成書年代上很有些爭議，尤其《輕重》諸篇，信者以為成於戰國時期，而疑者或以為成於西漢初期（趙守正《管子經濟思想研究·前言》），或以為成於西漢中期（羅根澤《管子探源》第八章），或以為成於王莽時期（馬非百《論管子輕重》，《管子輕重篇新詮》）。即便按最保守的見解，中國人明白「鵝叫原理」亦垂兩千年矣。

後來中唐時代的理財大師劉晏，就繼承了《管子》的「巧取」原則。他任鹽鐵使時，延續第五琦的專賣制度而改進之，由鹽官控制產鹽，加稅售予商人，任由商人運銷，如此寓稅於糶，官、商、民三方皆便。《舊唐書·劉晏傳》云：

法益精密，官無遺利。初，歲入錢六十萬貫，季年所入逾十倍，而人無厭苦。

《新唐書·劉晏傳》云：

法益密，利無遺入。初，歲收緡錢六十萬，末乃什之，計歲入千二百萬，而榷居太半，民不告勤。

所謂「人無厭苦」、「民不告勤」，即謂人民不覺艱苦，只有「最少的鵝叫」也。故《新唐書》很推重劉晏的功業，總結其財政原則為「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用足。……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貴」（《新唐書·食貨志》。按：「因民所急」非指乘人之危急，而是指藉人之必需。），稱許他「斂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僨而振，晏有勞焉，可謂知取予矣」（《新唐書·劉晏傳》），這是很難得的。

《管子》其書，劉晏其人，在專業的研究領域都是很觸目的。以下另舉出幾個似不見於經濟史或財政史稱引的例子。

一般認為出自莊子後學的《莊子·外篇·山木》有此一則：

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斂以為鍾，為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懸）。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雕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接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強梁，隨其同傅，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

這段文本語多晦澀，而古今又無切實的解釋。其大意應是：北宮奢受命藉徵稅來鑄造銅鐘，這在當時是大工程，而他只費時三月就大功告完成。旁人問他用了什麼特別的法子，他表示一無法門，只是順其自然，放任主義，結果就成事了。

我們知道，《莊子》系寓言之書，北宮奢徵稅的事未必為實，北宮奢對徵稅一事的解說尤不可信；但我們卻可相信，北宮奢徵稅的事當反映了某種現實，類似於北宮奢徵稅的事，在當時完全可能存在。

我想，北宮奢徵稅順利的關鍵，在於其「為壇乎郭門之外」，也就是大張其鼓地在人來人往的公共場所設立了祭壇，將鑄造工程付諸神靈的名義，遂將收稅行為搞成一次募捐活動。所謂「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不正同於「拔最多的鵝毛，聽最少的鵝叫」嗎？

宋人庄綽的《雞肋編》卷中記錄了一位僧人文用的事迹，其人有「心術」，極善經營：

……先是酒務有漏瓶棄之，文用乞得數千枚，散於邑中編戶，每淘炊時，丐一掬其中，旬日一掠，謂之旬頭米。工匠百數，賴此足食。慧日禪寺為屯兵殘毀，縣宰欲請長老主持，患無以供給，文用首助錢五百千，由此上下樂之，施利日廣。自建炎戊申至紹興癸丑，六歲之間，化錢餘十五萬緡。……但其所為，皆用權術，悅之以取，而人不悟也。

這位文用並非代表官方收稅，只是代表寺廟化緣，但在寺廟勢力盛大的地方，僧徒化緣對於一般百姓多少能形成一種壓力；而文用假借廢棄的酒瓶，讓城中民眾在日常洗米時順手捐出一把米，形成「旬頭米」的慣例，已帶有準稅收的性質了。文用之法，實等於高明的徵稅，「悅之以取，而人不悟也」，絲毫不聞鵝叫，乃稅收的至高境界，堪稱「稅收的藝術」了。

還有一個非漢族的例。十九世紀後期印度人達斯以喇嘛身份兩度入藏，為英國搜集情報，也記錄了大量社會經濟見聞。其中有位西藏人說過這樣的話：

雞蛋要安靜緩慢地從抱窩的母雞的身下取出來，不要打翻了雞窩；收稅人收稅也不應欺壓米色（按：農奴），令他們討厭。

（《拉薩及西藏中部旅行記》，[美]羅克希爾編）

這裡說的「雞蛋要安靜緩慢地從抱窩的母雞的身下取出來，不要打翻了雞窩」，正類似於「聽最少的鵝叫」之喻。可見，就算仍處於封建制度下的西藏人，也一樣能理解「稅收的藝術」。

說到底，統治者總是相似的，統治者要徵收更多賦稅的意圖總是相似的，因此，「拔最多的鵝毛，聽最少的鵝叫」——

用現代術語來說，即盡量降低「稅負痛苦指數」（Tax Misery Index）

——的稅收技巧，無論何時何地，都是統治階級的夢想。

可是，稅收技巧終有其限度，稅收之成為技巧，最終取決於稅收的適度，正如稅收史專家亞當斯在《善與惡：稅收在文明進程中的影響》里總結的教訓：「所有優良稅收制度的公分母都是適度。」而亞當斯更總結出了另一條教訓：「所有的稅收制度都傾向於變壞。除非受到人們某種有效方式的約束，政府不可能生活在一個運行良好、適度的稅收制度中。所有政府都傾向於無限擴大開支。」這就意味著，當一個政府不斷趨向更大的貪慾，則良稅即成惡稅，「巧取」即成「豪奪」，「稅收的藝術」也要淪為單純的詐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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