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岡仁波齊》：朝聖中的自我尋覓
文丨吳焱文
作者單位：上海大學上海電影學院
《岡仁波齊》是以紀錄方式即興創作的無劇本作品，雖不屬於紀錄片，但其客觀紀實的表現手法，從人的本能行為出發，表現自我信仰的虔誠和人與自然的崇高關係。大篇幅的景深鏡頭，將自然風貌與朝聖者的動作推向觀眾的視覺中心。鏡頭多半時間作為敘述機制，是客觀、冷靜的，如同大影像師般的存在。同時，敘事上的零視覺聚焦在影片中佔據著較大比例，拋棄對電影內在人物關係的借用，片中人物之間極少互動，甚至很少有以對方目光審視他人的過肩鏡頭。朝聖是他們唯一共同的信仰與紐帶，同時又是與旁人無關、尋找自我的獨立選擇。《岡仁波齊》去陌生化的質感，讓朝聖者在剋制自我與塑造自我的平衡中傳達「日常」之美。
在電影中，當人們試圖思考視覺藝術中的視點表現時，由於攝影機存在的特殊性，制定「視覺聚焦」準繩，以表示攝影機所呈現的與視點所依附人物目之所及之間的關係，顯得至關重要。其中零視覺聚焦是指「畫面並非被任何內虛構世界的機制，被任何人物所看見，屬於一種純粹的無主鏡頭展現」，給人保持一定距離的客觀冷靜的效果。
敘事學中關於時間有多維度的解讀方式：時序，將虛構世界裡的事件序列與它們在敘事中出現的順序相對比；敘事頻率，故事發生次數與講述該故事的次數之間的關係；敘述時間，被講述事件的時間性與講述行為本身的時間性之間的關係。在電影中，通過敘事話語對時間維度的合理掌控，能達到預設的講述效果，也是營造電影生活性與貼近性比較重要的手段。
《岡仁波齊》以11人的朝聖隊伍為表現對象，以一路上的經歷為過程，最終到達岡仁波齊山下為時空線，講述虔誠朝聖以贖原罪這一母題，整個呈現的是一種典型的線性敘事結構。「電影給予我們的印象卻是一個活生生的存在」，我們被逼近於真實的電影性所帶入，產生強烈的情感認同。片中最常用的時距就是場景，朝聖路上的真實時間與故事講述的流動時間高度重合。從芒康縣普拉村一路到拉薩，再到岡仁波齊，包括磕頭、歇息、搭帳篷、飲食、生火、讀經、睡覺等途中的生存狀態，按照時間先後順序十分自然地呈現。這種場景時距的大規模存在很容易將觀眾和影像內的時空距離縮小，達到一種現實「鮮活存在」的效果。
另一方面，重複敘事作為敘事頻率的表現手法之一，體現在對整個朝聖過程中幾項重要的行為動作每天強調性地展示,首先是磕長頭,其次是念經。每天晚上睡覺之前大家會儀式性地聚集在一起，隨著楊培手上的轉經筒轉動而誦經。最後是疊瑪尼堆,瑪尼石在他們眼中是有生命、有靈性的象徵,朝聖隊伍每到休息停頓的時刻都會疊瑪尼堆，通過這種獨特的寄託方式來表達自己的虔誠。這些動作在不斷重複中推進，看似未經安排的自然流動事件為我們帶來「活生生存在」的感受。同時，真正隱藏在這些具有紀實性敘事的虛構故事中的，還有強大的價值傳遞和對於文明歷時性與共時性差異的深刻思考。
索緒爾的現代語言觀認為，語言只是一種符號，它無法再現事物真實的物質性的存在，這對傳統語言觀構成了衝擊。而「敘事學的研究又進一步向我們揭示了敘事者在對某一事件的講述中，無不包含著言說者自己的價值取向、觀點立場以及由此產生的對事件本身的重塑」。電影敘事者立足於故事層之外來建構整個敘事文本，必然會帶有一定的自我判斷和文化立場。在電影《岡仁波齊》中，攝影機與敘事者的邏輯立場是相通的：不管是局限於導演、製作團隊還是擴充到整個影片的促成力量，他們意識到作為外來者，面臨著文化主客體二分的敘事危機，他們自覺地站在文化間性的立場上，強調主體間的對話溝通、雙向融合，通過從表現母題「朝聖」到傳遞「尋找自我」這一共通價值觀念的轉化來塑造一個價值傳遞者的身份。
影片中涉及的文化儀式、語言、動作、意外遭遇，全都納入到日常生活的表現範疇之中，且為每個朝聖者「尋找自我」而服務。從對芒康村早上的燒飯、砍柴、餵羊等作壁上觀式的單純記錄開始，影片交代年事已高的楊培老人、臨盆在即的孕婦、蓋房子遭遇工傷的家庭、渴望贖罪的屠夫各自朝聖的目的。之後，在朝聖途中與藏文化有關的文化符號，轉化為他們自我信仰與歌頌虔誠的指涉物，指向對尋找自我的堅持。正如導演自己所說：「我自己雖然不是佛教徒，但對佛教有一種親近感，見證他們朝聖的過程，對我自身而言也是一種修行，這種修行不一定歸屬到佛教，但一定跟自我有關係，這一年就是不斷發現自我的一個過程。」
一切作品都是具有對話性的，而延伸到電影作品中，畫面、語言這兩大視聽元素成為話語敘事的重要支柱，在電影文本內部生成了對話空間，觀眾可以根據這種敘事話語的對話性與雙值性來進行互文性解讀。雖然《岡仁波齊》的敘事者隱去了文化他者的獵奇視角，但觀眾同時存在於電影文本內外兩個時空，內部的日常生活是朝聖過程的自然流動，外部的日常生活卻已完全被湮沒在景觀炫示之中，消費社會、城市化進程與現代科學技術，早就打破傳統藏民線性單調、蒙昧的生活方式。觀眾在觀影過程中因畫框內外世界的高度反差而帶來的心靈震撼，這恰恰是文本內外空間造成的，也就是敘事文本與觀眾相遇時進行對話產生的複雜感受。
《岡仁波齊》敘事文本中的聚焦方式、敘事時間、敘事者等話語機制,很好地規避了對「他文化消費」的嫌疑。同時，電影在互文性理論中讓觀眾又有了新的對話空間，即現代社會發展帶來的共時性存在中的歷時性差異,使得現代科技的發展對古老傳統習俗的生存境遇產生巨大衝擊，對「現代性」作出了反思。總而言之，超越影片《岡仁波齊》故事和話語本身的敘事學研究，能夠更深入地理解文化、歷史、價值觀念、意識形態對敘事文本的隱形塑造。
本文節選自《南方電視學刊》2018年第1期
媒意見編輯：李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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