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軍首領不是農民？簡單聊李自成、張獻忠的出身
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來到小七的主頁，聽小七講歷史故事。小七今天要簡單談一談明朝末年幾位農民起義軍首領的出身、起義原因以及明朝朝廷對起義的應對。
公元1628年，大明皇帝朱由檢即位的第二年，陝北突遭大旱。在此後的十年里，陝西，山西，河南，河北，江蘇，山東，年年大旱。緊接著蝗災與瘟疫接踵而至，赤地千里，十河九干，民間饑荒四起，許多地區出現了人吃人的慘劇。
而值此天災之時，又起人禍，明朝官員橫徵暴斂，貪污賑濟款，在這種連年災害下，仍然苛捐雜稅不斷。這個時候農民怎麼辦？只有兩條路：要麼餓死，要麼造反！
在眾多的農民起義軍當中，最有名的兩位首領，當屬張獻忠和李自成。
張獻忠
張獻忠本人是延安人，年輕時可能在延安府當過衙役，也可能在洪承疇手下當過駐守邊防的士兵，關於他履歷的記載不全，眾說紛紜。但肯可以定的是，此人絕非一般因飢餓而反抗的順民，應該是在衙門或軍門裡混過的，有不少入世經驗的老油子。他造反之後，由於在與官軍的作戰中奮勇殺敵，很快就有了很多追隨者，有了一支自己的武裝。他們號稱「西營八大王」，相比李自成，張獻忠絕對算是前輩。
李自成雖然多年來一直說他是農民起義軍領袖，但他本人其實並不是農民。他原本是一個驛站里的小卒，是個有鐵飯碗、吃官家飯的城裡人。
李自成生於米脂，小名黃娃子，長大之後在驛站里當驛卒。明代十里一鋪，六十里一驛，本來驛站制度原本是為官府提供，車船馬匹以及傳遞郵件方便的很有必要的官方基礎設施。但是隨著明朝社會的全面腐化，驛站制度日益成為不少官員牟利的工具。他們往來經過驛站時，常常敲詐勒索，損公肥私。
李自成
明朝的，驛夫和馬戶為了應付官家的差使，有時甚至傾家蕩產。舉例來講，大的驛站一年應該供應白銀五萬兩，但實際發下來只有一兩千兩。每逢發下餉銀，縣官自己扣下大部分，剩下的交給驛站。而這些銀子根本不夠日常開支。即使如此，明朝政府還有人在打驛站的主意，崇禎二年給事中劉懋上書提議整頓驛站。他的出發點是好的，通過整頓精簡，可以節省國家經費開支，抵消薪餉，搞了一年多，裁撤了數萬的驛卒，總共省下了六十八萬兩左右的白銀，然而事後證明，這區區的六十八萬兩白銀，卻成了明朝滅亡的導火索，由於裁減驛卒，李自成下崗失業，無奈之下，憤而參加農民軍。
李自成登高一呼，集民齊集，一天就得千把人。他轉掠四方，由於在政府部門做過事，很會組織安排，十來天內就發展到數千人，於是自號闖王。
饑民四處造反，府縣官員們卻都是一樣：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總是上報說饑民餓急了惹事，認為到來年春天有活干，糧食有指望的時候，事情自然就會平息。怎料天公不作美，陝西等地連年乾旱，饑荒越鬧越大，造反的人越來越多，等到明朝中央政府真正正視這件事的時候，小打小鬧搶糧食的饑民暴動，已經發展成為有規模、有計劃、有組織的造反了。
崇禎皇帝為了解決問題，派御史楊鶴去陝西任三邊總督。由於剛剛經歷了皇太極破邊入口、殺到京城腳下這種危機。各地抽調了不少精銳部隊守衛京師重地。地方上的兵力虧空。楊鶴眼見陝西各處農民軍規模龐大，手中兵太少，怕剿不過來，就主張以招撫為主，提出要實實在在解決饑民吃飯的問題，然後饑民自然會散去。再由政府發給耕牛，農具，好好安撫，讓農民規規矩矩的種田，當順民。
這種安撫策略雖然花錢多，但是效果顯著，農民各安其業，就不會再造反作亂。農民耕田有收成，生產恢復，政府可從賦稅中回收銀兩，良性循環，應該可以解決問題。崇禎皇帝覺得這個方法說的很有道理，就下詔照準。由於當時不少農民軍已經轉入山西境內，陝西只有「神一魁」農民軍的勢力最大，他們聽說官家招安，自己能當官兒，於是就率著六十七萬人到寧州正式投降。神一魁被楊鶴授予守備一職。居民紛紛領取「印票」，領銀子後各自回家。
當時進入陝西境內所有的農民軍首領包括「點燈子」、「滿天星」這樣的老手都無一不受撫，得到相應的官職。但是，得官後的農民軍頭頭有的也留了後手：他們各自私留武器，佔據要地，不時派人四處打劫富戶，號稱「打糧」。另一方面，由於明政府只撥十萬兩白銀賑濟，杯水車薪。仍舊有大多數的農民受苦挨餓。這些人自然也不願意就這樣回鄉等著餓死，所以就仍然團結在頭頭身邊。
崇禎皇帝
在這種情況下，朝內主張剿滅的一派群體攻擊楊鶴，斥責他浪費了大筆的國庫銀，卻造成「縷撫縷叛」的局面。而崇禎皇帝又是個急性子，見花的銀子也不見成效，大怒之下，罷免了楊賀的官職，重新確定了絞殺的方針。小編覺得這個崇禎不是個當皇帝的材料。
絞殺令一下，稍稍平息的民亂趁勢又起，之前，束縛，招安的那些起義軍頭領，紛紛再次造反。最終，大明王朝在內憂外患雙重壓迫下終於倒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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