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不該忘記這120個小孩
閑人電影
你應該是個藝術家
小時候的我們天馬行空，對一切充滿好奇，長大後卻發現原來束手束腳才是一生安樂的基礎，哪有什麼救國安邦、匡扶社會，自私才是最幸福的做法。
因為在你追求自由、夢想和奉獻的路上總會有許多人告誡你要按老路子走，否則將會被制度所排擠，你被迫去適應，在看清了現實之後，繼續重複著和別人一樣的生活。
他們總要求我們當一輩子籠中鳥，一直在圈子裡循規蹈矩，不做任何越界的事，生生地剪掉了我們曾經展翅高飛的翅膀。
這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曾經到過天空，又怎麼可能甘心寄生於大地。
《幼童》這部紀錄片講的是發生在100多年前的故事但是它所表達的意思卻與上文無異，一百多年過去了，這個國家的迂腐行為和制度依舊殘存。
在國產電影里看那些爛俗青春流眼淚還不如瞧瞧百年前將「責任」二字扛在肩上的《幼童》。
提及這120個留美幼童，不得不說三個人，一個是容閎，一個是李鴻章，另一個則是曾國藩。
容閎是唯一全程參與近代史的幸運者。容閎被稱為中國近代留學之父或新式教育的催生者，其實，他的貢獻遠不止於教育領域。
他的一生，不僅像鏡子一樣映照了近代中國的歷史走向，且有迥異他人的獨特意義。
他的出現，是中國全球化的最初體現，意味著古老的中華文明將遇到一種新的文明的挑戰、碰撞，並漸漸與之融合。
全球化背景下的古老中國，一個重要的時代課題就是「現代化」，容閎是中國現代化當之無愧的先驅人物和重要推動者。
儘管他見到了外面先進的世界並且想要把這種新潮的文化、技術讓國人也能夠學習，只是單憑他一人之力去遊說中央集權的晚清政府，等同於天方夜譚。
總被歷史誤解為「賣國賊」的李鴻章接納了他的提議，在他和曾國藩的極力撮合下方才促成了首批出國留美學習的幼童。
從1872年--1875年四年期間，每年官方派遣30名幼童，分四年共派遣120名幼童赴美留學，學製為15年，並且這批幼童必須都是在16歲以下的聰穎少年。
120人中沒有一個滿人，在那個年代沒有哪位富貴人家會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他們以為是蠻夷，茹毛飲血的大洋彼岸，印象中只要踏上船的那一刻就意味著天人兩隔，所以，這些孩童大都來自窮苦家庭。
廣東籍佔70%以上，大多來自香山、珠海，尤其是唐家灣，包括民國第一任內閣總理唐紹儀、清華首位校長唐國安，第一批幼童還有來自廣州的詹天佑，也就是後來的「中國鐵路之父」。
他們踏進美國大陸後，滿眼都是不可思議，見慣了馬車、木房的他們對高樓大廈、煤氣、自來水、升降梯、蒸汽機火車……都是好奇和迷茫。
同樣，美國人民也搞不清楚這群身穿穿藍縐夾衫，醬色縐長褂，緞靴，錦帽的孩子，第二天，《紐約時報》報道，昨天到達舊金山的30位中國學生都非常年輕，他們都是優秀的淑女和紳士…
他們乘坐火車跨美洲鐵路，經過7天，到達美國東部，經容閎的建議，幼童以2--4人分組寄住在美國中產家庭，通過實物教授英語，一兩年後，這群幼童便可以與當地的小孩打成一片。
除了驚嘆這群小孩驚人的學習能力之外，還要驚訝的於當時的美國中產階級竟擁有如此的大愛且少有的種族歧視。
彼時的美國還沒有頒布《排華法案》，他們視這群留美幼童為己出，給了他們太多的關愛與照顧，即便在10年後這群幼童被強迫召回，有些人還是與這些外國「父母」保持著親密的關係。
甚至在他們被遣返回國後，有位美國太太給留學生中國的母親寫了一封信：「您的兒子在美國期間，和我們全家生活在一起，他非常優秀，無論是成績還是人品，您肯定會以他為榮…如果此生無緣再見，我和我的家人，將一直為他祝福。」
別忘了，這個時候的美國正值排華最嚴重的時期。
以歷史為鏡果然會發現自己有多麼不足，只可惜，塵封歷史和選擇忘記一直都是我們迴避的話題。
長久以來都被壓抑著成長的他們，在遠離國家的另一片土地上，品嘗到了自由、開明、公平的社會制度，而且當時正值第三次工業革命，有些人自然不會固守祖國的繁文縟節、禮儀教條。
第一批幼童中的史錦鏞開始剪辮改裝被召回國，此外，留學事務局每三個月會組織要求幼童回局學習「五經」，教導他們懂得「君子朝綱」。
清政府只想「師夷長技以制夷」而非指望他們學到知識後回國改變體制，狹隘短見的目光最終致使封建王朝走向滅亡。
幼童們在異國他鄉不必理會國內的疾苦與動亂，但不代表他們忘記了水深火熱的國民和搖搖欲墜的祖國，他們仍然心存使命感。
他們在學習西方文化的同時也沒有丟掉中國古典文化，有一手漂亮的書法和國畫，他們在公開場合發表中華圖強的演說。
他們都有著拳拳報國之心，盡自己最大的努力譴責列強對中國侮辱，甚至在後來的生命將這視為一生的事業。
可笑的是，清朝政府召回幼童的理由竟然是「腹少儒書，德行未堅」，一方面是當局政府由於閉關鎖國的信息閉塞，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清政府的恐懼與羸弱。
（左為詹天佑，右為潘銘鍾）
心懷家國社稷的他們，幾乎每個人都異常勤奮刻苦，潘銘鍾15歲進入瑞薩萊爾理工學院，被稱為「天才少年」，但因過度刻苦，進入大學後一年便過世。
據不完全統計，到1880年，有超過50名中國幼童進入美國大學，22名進入耶魯大學，8名進入麻省理工學院，1人進入哈佛大學，3名進入哥倫比亞大學…
也是在這一年，因為華工形象被醜化，美國爆發了反華運動，還未完成學業的幼童除卻遣返、滯留、剋死他鄉的，剩餘的只有詹天佑和歐陽庚兩人完成了學業，其他94名幼童皆被送回國。
回國後，他們在礦業、鐵路業、醫學、體育、法律、製造業等方面都起到了改變當時國家的作用，當然，也有部分人加入了擁有開明思想的民國運動，還有一部分人在中法馬尾海戰和中日甲午海戰中犧牲。
關於這群留學幼童，中美雙方呈現兩極分化，《申報》認為留美幼童是社會禍害，《紐約時報》認為對幼童的教育是成功的並批評了清政府的腐朽統治。
而正是因為這種觀念上的差異致使這群留美幼童的命運變得顛沛流離。
曾經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他們，在歸國後迎接他們的不是鮮花和掌聲，反而是不斷地猜忌與質疑。
半個世紀過後，十幾位留美幼童重聚上海，他們已是年過花甲的老人。
這一年恰好是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作為第一批走出去的中國人，他們被新青年遺忘，還被認為是酸腐的前清遺老。
他們依舊保持著西方的生活習慣，能夠拽出一口地道的英語，但是在一個經歷革命的國家中，他們還有一個不怎麼光彩的稱謂——洋奴。
1965年，最後一位留美幼童鄺榮光辭世，終年103歲，至此，他們如驚鴻一瞥般退出了歷史舞台。
泱泱大國，讓120名小小幼童，扛起了整個民族的希望，他們的故事，美麗而憂傷。
回過頭來看，中國歷史差點因為這120個小孩兒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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