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古代考場中作弊？
當你點開這條微信的時候，有 975 萬學生已經正在考場開始答題了。據悉，考生人數較去年增加 35 萬，是近八年來高考人數最多的一年。在此祝福所有考生都能考取自己滿意的分數，進入自己嚮往的大學。然而，儘管高考不斷改革，但由於戶籍制度或階層固化等各種複雜因素，高考依舊不是公平的競賽，也沒法真正決定一個人的未來。
今天我們來看看古代的考場。從隋唐始，我國實行了 1300 年的科舉考試，成為封建王朝遴選官員最主要的方式。在古代社會，要改變生存狀態、出人頭地，對於絕大多數下層人們來說，參加科舉幾乎是唯一的路子。很明顯地，在這種「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大眾心理期待與及第數字的對比中，競爭之激烈可想而知，舞弊隨之不可避免的伴隨科舉制的全過程。為了防範舞弊，歷代封建政府費盡心思。一起來看看古代科考有哪些舞弊方式，朝廷又有哪些反舞弊的方法？
層出不窮的舞弊
作弊從古至今，總不外乎一些基本的手段，藏掖著可能對考試有好處的資料進考場、請槍手替考等等，不過，在科舉制剛剛起步的唐代，卻有著另一番景象。
比如，唐代就允許「懷挾」，舉子可以帶著資料進入考場。除此以外，唐朝還允許「繼燭」，也就是說天黑後點著蠟燭考試，到宋朝，這是被禁止的，可以理解，蠟燭那點昏暗的燈光，要偷看別人的答案或者互相傳遞答案就非常容易了。
在這麼寬鬆的環境下，舞弊就很容易了，詩人溫庭筠就是一個作弊的高手，老是在考試中替別的考生寫文章，當「槍手」，遠近聞名。公元 858 年回事，考官們為了防止他們再一次舞弊，故意把他的座位另行擺出，直瞪瞪地注視著他，看到他寫完一千多字的文章早早交卷退場了，也就送了一口氣。但是萬萬沒有想到，就在這一次，他竟然在考官的注視下不長的時間內，為八位考生完成了試卷！我們怎麼也想不出他是怎樣完成這事的，但這種作弊在當時並沒有受到嚴懲，由於這是太具傳奇性，反而為人們津津樂道。
這種舞弊算不得什麼，由於推薦的存在，王公貴族常常接受別人的托請——這當然是要收取好處費的。比如，穆宗長慶元年（821），去職的宰相段文昌即將出鎮西川，因為接受了原刑部侍郎之子楊渾所獻家藏書畫，就找到請掌管科舉考試的禮部尚書錢徽，請他關照，另有權貴也請錢徽照顧周漢賓，沒想到，一出榜，這兩人竟然榜上無名，段馬上在皇帝面前告狀，說錢徽接受別人請託，取士不公，弄得錢徽被貶官。這樣久而久之，請託和公薦成為官員們營私舞弊的門徑。
到了宋代，公薦和托請非法，懷挾和繼燭也被禁止，但考場中舉子舞弊卻變本加厲了。早在宋太宗時候，皇帝就親自下詔誡飭，《宋會要輯稿·選舉》三之四記載太平興國七年（982）九月八日詔曰「……或假手以干名，或挾書而就試，漸成澆薄，宜用澄清」，假手」就是我們現在所稱的代筆，又包括「替名入試」——就是請「槍手」——和「就院假手」，即臨時找同考人代作。除此，還有「授義」，既口傳答案，又發展到「傳義」，那便是用紙條抄寫答案，遞小紙條也。到真宗景德年初，科場作弊相當嚴重，朝廷不得不暫停貢舉，以整頓秩序。
如果說北宋作弊相當嚴重，那到了南宋則已經是失控狀態了。嘉定年間，專門有人做些方便挾帶的小冊子，「士子高價競售，專為懷挾之具，則書不必讀矣」（《宋會要輯稿·選舉》六之五） 。
古代的小抄
這只是舉子們的舉動，在官員之間，上至宰相，中到一般官僚、考官，下至有涉及科舉考試的辦事人員，都參與舞弊，封彌院、謄錄所這些本來是預防作弊、保證考試公正的機構成為了舞弊的高發單位。嘉泰二年（1205），宰相謝深甫令其二子同赴省試，在還沒有鎖院之前，卻暗中命令當差的試官事先將考題抄出，又命令朝中能寫的官員代筆，這樣的試卷果然得了「高分」，這個事情很多人都知道，但鑒於宰相大人官大壓人，無人敢言。
到了明朝，舞弊更加大膽多樣，連考官都親自充當槍手，赤膊上陣。這還不算，更有大膽者，考官們為了博得上司歡心或者上層官員的囑託，聯手作弊。
還有人直接穿著寫滿小抄的內衣上陣考試
明代舞弊還有一個動向，那就是冒籍越來越嚴重。明代因為鄉試解額的地區劃定與鄉試、會試錄取人數的相對固定，很多參加考試的舉子就通過關係改冒戶籍，到名額較多的地方應考。這大致和今天的買戶口到高考分數線低的省份參加高考是一個道理。名額最多的當然是京城所在順天府，在京城參加考試還有一個好處就是當官的多，找關係容易。這種做法使得暗箱操作和官員的營私舞弊更多，政府三令五申不準冒籍，但收效甚微。
此時，舞弊卻已無處不在了。集團性的舞弊也開始出現，正德年間，當權的太監劉瑾和臣僚焦芳擅自改變分卷名額比例，為增加老家陝西名額公然指令考官按其旨意行事，並新增 50 個名額專屬陝西，焦芳也增加了老家河南的解額。有人認為這不能單純的看作是這個老太監對家鄉人不錯，明顯的是他們攫取政治權力。這種種舞弊，在接下來的大清帝國更是發揚光大，集團性的舞弊也越發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了。
見招拆招的革弊舉措
在唐朝，朝廷本身也十分注重行政官員選拔的公平，開始實施舉子之間的相互結保，如果有作弊不實之處，一經查處，所有結保人三年不得赴舉；也有較為嚴密地防止內外串通作弊的措施：「禮部閱試之日，皆嚴設兵衛，薦棘圍之，搜索衣服，譏訶出入，以防假濫焉」（《通典》卷一五）。
但他們更懂得，科舉制並非只是為了追求公正，這個制度的目的在於選拔人才，為了避免一卷定終身，唐代採用「行卷」和「公薦」的做法，行卷就是應試舉子將自己創作的詩文選擇好的加以編輯，在考試前投獻給當時的名公貴卿和文壇巨子，通過獲得他們的賞識，在同僚間製造聲勢或者向主持考試的官員推薦，以增加自己及第的幾率。而公薦則試達官貴人根據自己了解的情況，向主考官推薦有很高水平和社會知名度的考生。
而隨著制度的具體運行，這兩種推薦制度成為不公的代名詞，為世人所不齒。宋人廢除推薦制度，並抑制有家勢子弟考取科第，為官員設漕試，為考官子弟、門客設別頭試，限制全力的濫用。
宋代一個重要的舉措就是「糊名謄錄」，就是舉子的試卷要密封，這還不止——密封還可以辨認筆跡的，所以就專門安排人將試卷謄寫，再供評閱。其實這個制度在武則天時代就用過，到五代後周，也曾用於禮部考試。但一直到宋太宗時，才正式移植到科舉殿試中，此後逐步成為法定的制度。
當然不只如此，兩宋朝廷為了革除舞弊，還出台了嚴密的法規。比如，在考試的組織上比唐朝要嚴密多了，各科的舉人間隔就座，監考的、巡查的分工明確，並規定「私相教授，犯者永不得赴舉」。這之外，還要核對考卷的筆跡，以此來革除槍手代筆冒名。宋代還有個舉措就是，為了防止考官接受試卷外的信息，實行「鎖院」制度，即考官一旦任命就必須住入貢院，斷絕與外界的一切來往，直到放榜的那一天。長的時候，一鎖就是 50 來天。
但舞弊顯然還是沒有被遏制，制度雖好，奈何吏治腐敗？到了元朝，統治者硬是將這延續了幾百年的選拔人才制度廢除了 40 多年，對於舞弊的痛恨可窺一斑。
到了明代，士兵們對應考士子渾身上下細細搜查，明太祖朱元璋對做法大不以為然，和大臣們說：這些都是讀過聖人詩文的人，怎麼能像對付盜賊一樣來對付他們呢？但即使是朱元璋也無法阻止這種整體機制的必然需要。明代的檢查更加嚴格，考場門口的情景是「上久冰凍，解衣露立，搜檢軍二名，上窮髮際，下至膝踵，裸腹赤趾，防懷挾也（見《霞外捃屑》卷五《應試文》）。」
明朝廷則用具體的法律對各個環節進行規定。比如，對考試各個環節的官員明定職責，並嚴厲禁止私相交接。到萬曆皇帝手上，他甚至明令科場所用的官員都必須由負責監察之責的提學御史遴選。宋代的鎖院制度繼續得到執行，明代對於考官的迴避制度亦重視起來，最為重要的是，明朝開始嚴厲處罰舞弊之人，而處罰也非常細緻，對懷挾、冒籍、割卷換代、賄賂等等都有詳細規定。
清初繼承了明代的這種種制度，但根本無法阻止舞弊，到了康熙的時候，只好規定，所有的舉子入場，只能穿拆縫衣服，單層鞋襪，除此以外，用個小籃子提著筆硯、食物，但凡能夠藏東西地方都想到了。可就是這簡單的道具，還是有人用之於舞弊，到了雍正年間，只得進一步規定，帶進去的小凳子不能是雙層的。但防者自防，夾帶卻愈演愈烈。乾隆十一年（1743）的時候，這位才思敏捷的皇帝突出奇招，命令官員對次年舉行的順天鄉試進行搜檢，同時使用大批軍役，並且每搜到一個夾帶的人，就可以得到賞銀三兩。有錢能使磨推鬼，軍役們極其認真，這次搜查之嚴，空前絕後，考試史上僅有。其結果也令人吃驚：頭場就搜出夾帶者 21 人，二場又搜出 21 人。
內層寫滿字的舞弊衣服
一時間，順天貢院前的「枷號」爆滿，加上觀看的人，簡直是人山人海。這還不包括那些識時務的人，這次考試，交白卷的有 68 人，沒有做完的有 329 人，文不對提的 276 人，而兩場考試點名時不敢入場自行散去者竟然高達 2800 人之多。而在貢院外面牆角下，拋棄的蠅頭小卷竟然堆積如山。這樣的舞弊實在是讓人觸目驚心，乾隆原本只認為舞弊比較嚴重，這個結果讓他憤怒了，一連下了七道諭旨，痛斥舞弊者喪心無恥。此事後，禮部重新開始制定各項規則，衣貌的規格、尺寸都重新規定，連帶的餑餑也要切開。
這樣的舉措可謂勞民傷財，按照這樣的數字，應試者中讀書之人已經不多，再嚴厲的制度也沒有用了，終於，隨著清政府的衰微，對舞弊也就無能為力了。
追求公正的南柯一夢
科舉制從一開始希望以一種公正的面目出現，這種種舞弊，自然為統治階級所不能容忍。李唐王朝繼承短命的隋朝留下來的科舉制度，並加以改造以擴大統治基礎。在唐代，為了追求這種公正，更好的選拔人才，在進士科之外專門設置了多達 80 多種特殊的科目，以網羅特殊的人才，說實話，政府職位有限，而天下人才濟濟，政府此舉不是為了公正又是為了什麼？
宋代的一件大事改變了科舉制的發展。朱熹以其高度的責任感為《四書》《五經》做的注釋不僅僅對後來的文化和中國哲學產生深遠的影響，更為重要的是，朝廷看到這些完備的注釋非常適合做教材，就像千年之前的大漢天子採用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一般，元朝恢復科舉後正式要求，所有的考生都以這些注釋作為標準學習、考試，考官閱卷的時候也參照這些注釋。
古代科舉的考場
這就有個很大的好處，之前的科舉考試有點麻煩的地方在於，考生再厲害也得符合閱卷先生的口味。這不是空穴來風，韓愈當年應試，考題為《不遷怒、不貳過》，文章寫出來自我感覺不錯，卻「見黜於陸寅公」，等到下次考試的時候，還是寅公為主考官，這個人也有趣得很，仍然出這個題目，韓愈一看，一字不改地將上次考試的文章照抄一遍，這次寅公卻大家讚賞，錄用為為第一名。這考官的主觀性也太大了，簡直全憑自己喜好辦事，後人認為「以昌黎之文，寅公之鑒，猶無定若此，況今日乎」（《五雜俎》，卷一四），朱子的注釋正好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舉措無論是對於元朝還是對於後來的兩個朝代，亦或者對於科舉制的覆亡，都有著重要的意義。當科舉制逐步走向客觀化之後，考試相對來說，要公正得多了，但這個舉措也使得形式主義就越來越重要了，以至於到明朝的時候，正式推行八股制度——這是個飽受今人譴責的東西，但在當時卻是順理成章，八股文的推行，正是追求公正和公平的結果。
但也正是這樣，舞弊就更加容易了，要「懷挾」就可以有的放矢了。統治者力求的「公正」碰到應試者和操作者各懷鬼胎、營私舞弊，那再好的制度也沒招了。
不是啟示的啟示？
在今人看來，凡是哪個領域出現問題，大都歸責為「法制不夠健全」，並熱情的呼籲推動立法，以求有法可依。當然，立法是一個重要的方面，但我們發現，我們的前人並非如此沒有見識，或者說，他們絲毫不差於後人，看看他們出台的各種法律，推行的種種制度，認識不可謂不深刻，建議不可謂不可行，制度不可謂不嚴密，但舞弊卻愈演愈烈，這背後的因素值得我們反思。
我們發現，吏治的腐敗在科舉舞弊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一系官員，自己來自於科舉，深知科舉的力量，無論是結黨營私抑或是安排自己的人馬方便施政，都或多或少的與科舉發生關聯，更何況，參雜著人情世故、官場潛規則、金錢利益，只要一入此途，方方面面都脫不了干係。這個制度最大的問題在於，操作者始終深陷制度的囹圄之中，一旦有了利益的干預，縱然主導者抱著美妙的理想，實施起來難免南橘北枳。
余秋雨先生認為：「中國古代科舉制度所遇到的最大悖論，產生在包圍著它的社會心態中。本來是為了顯示公平，給全社會儘可能多的人遞送鼓勵性誘惑，結果九州大地全都成了科舉賽場，一切有可能識字讀書的青年男子把人生的成敗榮辱全都抵押在裡邊。」
今天的考試，雖然已經通過將基礎教育考試、技能型考試以及官員選拔考試等分開，分散考試之中的利益與資源調動能力，操作者也基本上能做到置身於利益之外，舞弊已經只是一種競爭狀態下的必然形態。
但我們今天依舊陷於余秋雨先生所說的困境之中。舞弊與反舞弊圍繞中國的種種考試進行，它的背後則是工作、生存壓力與公正、公平競爭之間的較量。時至今日，儘管社會已朝向多元化發展，每個人面臨著更多的生存選擇，但是，考試作為資源調配的最重要、有時候甚至是唯一的手段並沒有改變，比如高考、比如研究生考試、比如很多大城市規定取得戶籍必須擁有國家英語四級證書考試等等，這些是唯一的條件。
我們要如何對待舞弊？或許，回過頭來，重新面對 100 多年前已然廢除的科舉制度，我們得到的將不僅僅是經驗。
本文原載於《中國社會導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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