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士的標杆——龔鵬程談馬一浮先生
馬一浮先生像
一
【大生】龔先生您好。《中國書房》第二輯，我們做馬一浮先生的人物專題。我知道您對馬一浮先生是比較了解的。之前在《馬一浮全集》里，我看到收錄了您的一篇文章。
【龔鵬程】對，《馬一浮全集》里有我的一篇文章。另外編了一本書法集，書法集的序也是我寫的。
【大生】提及馬一浮先生，首先想到的就是「長衫」、「大鬍子」、「復性書院」、「書法」、「大儒」等幾個標籤，非常傳統。但是了解一下他的生平就知道，他年輕時候留學海外，通曉好幾種外語，是非常新潮的。馬先生生活的年代，留洋的人大多數都主張破舊立新、提倡白話、反對傳統，還發起新文化運動。可馬先生為什麼這樣傳統、甚至有些保守，與同時代其他留學生格格不入呢？
【龔鵬程】馬一浮很年輕的時候就出國了，求學、留學，讀了不少書。他到海外，對海外的情況有所了解。
他回來後的表現，大家覺得比較奇怪，其實一點也不奇怪。因為從五四運動前後，留學生大抵分為兩大體系——東洋和西洋。日本是一個比較大的體系，激進派多數是留學東洋的，像魯迅等。西洋體系中，美國比較特殊，激進保守兼而有之——像胡適先生是留美的，他屬於激進里比較溫和的。學衡派主要成員梅光迪、吳宓、胡先驌，都是留美的，卻不贊同激進的角度，他們認為新派人士對西方都不了解，對新思潮、新派人物都很多批評。相對留美和留學東洋的，留歐的都比較溫和，如陳寅恪，在法國待了不少時間，聽了很多課，回來後顯示的是比較保守的。
我們的刻板印象會認為，留洋的是比較激進的。其實這並不太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在國外越看的越多，他的想法可能有更大不同。典型人物如梁啟超。戊戌變法以後，他長期在日本，推崇新思潮，後人在他的基礎上就更激進了。但自從1918年赴歐回來以後，他寫的就保守起來了。就是說很多人當時在歐洲有一個很大的遊歷，整個歐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思想界也是很動蕩的，新舊思想互相交鋒。當然也有很多激進的思潮，像法國主要是受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影響，當時也發展成為國際共產主義聯盟，所以比較激進。
但是，歐洲經歷了一戰，有很多文化上的反省，我們可以看到，二十世紀以來，西方的無論是現代思想、現代藝術、現代文學，基本上都是在反省工業革命以來的很多問題：第一是人不快樂，社會結構冰冷，人們的關係冷漠、疏離，價值信仰崩塌、信仰體系瓦解；第二是物慾橫流，資本主義的發展促進慾望、鼓勵消費，掠奪原料、擴大生產等等。這些都是西方在不斷反思的問題。他們認為自己的文明走到今天這樣，內部反而更加野蠻，可能正在走向沒落和毀滅，所以感覺憂心忡忡。而我們國內的走向不是這樣的，我們對工業文明的沒落是沒有感覺的，還在熱烈擁抱工業革命之後的新文明。就如陳獨秀所說，「未來的中國就是想把她建成現在的歐洲」。
所以，這也就可以理解辜鴻銘在歐洲為什麼有那麼大的名聲。他寫的幾本書如《中國的牛津運動》、《中國人的精神》（《春秋大義》），其實不單是為了單純弘揚國粹，主要是針對歐洲的現實情況。他認為歐洲的問題很多，於是提倡一種新的文明，來跟歐洲人來講，中國文化才是可以治療歐洲的靈丹。歐洲人不管認不認同，承認這是一種思考的趨勢，所以當時歐洲的學界認為辜鴻銘特別深刻。但這個趨勢剛好跟國內相反。所以國內嘲笑辜鴻銘是個怪物。這實際上說明了我們國內的激進思潮——所謂的「世界觀」原來是扭曲的。
從這樣的大背景來看，馬一浮回國後，他的表現其實一點也不怪，他才是符合國際上的大思潮的。
龔鵬程先生
二
【大生】他回國後先是西湖邊隱居讀書，秉承儒家傳統，因為和教育部理念不合辭官不做，後來隨浙大南遷，開辦復性書院，走了一個純粹的傳統大儒的路子。
【龔鵬程】實際上就是回歸學術傳統。他選擇了一個與現代社會邏輯不一樣的方向。
【大生】為什麼呢？
【龔鵬程】就學問而言，現代社會的邏輯是什麼呢？只是達成世俗功利的工具而已。包括政府提倡的「廢科舉、立學堂」，富國強兵等等，講得好聽一點，就是救國啊、啟蒙啊、教化別人等等。在國家層面來講，學問是工具：通過教育來改造我的國民，讓他可以打仗、增加工業生產，基本就是這樣；個人層面來講也是這樣：用學術思想來改善我的政治經濟處境。
但馬一浮回來後顯然不是這路數。第一，他不求聞達於諸侯。蔡元培找他去教育部當官，因為理念不同，他去了一陣又回來了。他願意做個隱士，不揖王侯，我自個兒其樂，自己做自己的一點事，自己在西湖上讀書做學問，我自書其德——這也是很了不起的。
中國的隱士傳統近代幾乎沒有，馬先生是第一個發揚者，他讀書做學問不是為工具之學，而是為自己之學。後來浙江大學一直找他，他不願意出來講；等到抗戰，他跟著浙大一起走，才開始講學，開始辦復性書院。他的講學活動也比較特別。他完全不認同現代教育體制。現代教育體制是教育國家化，教育是國家的工具，是國家政策和體制的一部分。
這跟古代的教書、私塾傳統是完全不一樣的。孔子教學，那是完全獨立的。比如我們常說的「愛國」，愛國是我們現代教育中最常見的一個語彙。我們從小孩教育開始，就培養一種國民意識，作為一個國民要愛國；但是，在古代從來沒有，你從孔子、孟子的教學中看不到愛國，朱熹那裡也看不到。馬先生雖然跟著浙大一起講學，但他不是浙大的員工，而是浙大請來的一個客人、是西席，是大師的名義作「特約講座」。他是站在師與君王關係的角度：老師不完全是君王的臣子，更不是僱傭——這是中國古代的一種特殊關係。所以他一直保持中國傳統的「傳道之師」的身份。等他自己辦復性書院的時候，也秉承了師業傳統，而非現代的學校教育。他要不停的與當時政府去說明「我不歸你管，你只管給錢，我們這邊怎麼聘人、怎麼教學，教什麼內容都不需要你管」， 政府想看看教材，馬先生都不高興。他自成體系，你別管他。這個其實是很了不起的，在近代很少，也不知道是不是唯一的。所以這種教育的獨立性、師道的尊嚴都得到保持。這就是隱士傳統，中國的獨行其是、自行其是的一個傳統。
所以，馬先生的教育，他的復性書院固然時間很短、規模很小、幾乎也沒培養出什麼人才來。他的門人在學術和事業宏闊上是不足的。我認識一個，在台灣中醫藥大學教書，不是特別知名，他的大部分學生都這樣。他和熊十力關係很好，可他門下遠不如熊十力門下人才鼎盛。但是他做出了一個姿態，堅持住了中國隱士的傳統，這是非常難得的，是用自己的人格狀態給這個社會一個反照，讓我們能有一個對照參考的標杆。
三
【大生】那這裡就有一個矛盾出來了，馬先生的這種思想和行為，是不是對他的思想傳播、文化傳播就很不利了？他稍微低一下頭，經費就有了、規模就大了。
【龔鵬程】對呀，是很不利。但是，是這樣的：學生成才與否，有很多條件，其中和老師的個性息息相關。但是跟什麼樣的老師也是看機緣的。
一般來說，老師的個性近於狂狷的，學問特點明顯，也容易調教出好學生；而篤實中庸君子，強調躬行，門下弟子就不太容易顯著。如梁漱溟先生門下就沒什麼弟子，金岳霖先生門下也沒什麼弟子。近現代門生傑出的多、表現多的，一個是章太炎先生，一個是熊十力先生，這兩位都是高明氣象。馬先生是篤實之士，學問非常精鍊，但亮點不太明顯。老師的人格和教學路數，是會影響學生狀態的。
而你所說的那些，對於馬先生是沒有意義的啊。復性書院那麼小，跟北大能比嗎？跟西南聯大也不能比啊！如果沒有獨特性，他辦這個學校有什麼意思呢？他要維持這個獨立辦學的形態、傳統書院的形態，不在於規模大小，這個形態本身就有意義。在教育改革之後，還能辦一個傳統的書院來恢復書院文化，這就是一個典範和標杆。要說規模和文化傳播，當然有更好的大學來完成了啊，北大、西南聯大、浙大都是這樣。那今天為什麼要談他呢？就在於他的形態有價值。
【大生】這也是我們今天越來越多提及馬一浮先生的原因。
【龔鵬程】是的。他給我們樹立了一個標杆，是當下時代反省的鏡子。
【大生】但是這樣也是很辛苦的，馬先生堅持學術傳統，代價就是世俗方面的困頓。復性書院後來沒有辦多久，經費緊張，只好變講學為刻書印書，馬先生甚至還得自己賣字來貼補刻書的費用。
【龔鵬程】其實，變講學為刻書，經費固然是原因之一，但這恰恰更符合書院的形態。在古代，資訊不夠發達，書是非常珍貴的，今天人是無法理解這一點。書代表了知識的累積和傳承，所以，中國書院的核心是書。有書才會有人來讀書，讀不懂的時候才需要有老師來解釋、講學。書院的最大的建築，就是藏書樓。所以書院就是環繞書來的。
古代書院都有刻書、編書的傳統。現在大家都在談書院，可是書院都沒有藏書，甚至以商業會所形式的，找幾個人印兩本線裝書，印的也是一塌糊塗，擺起來當門面，當擺設看，這不是真正的讀書藏書。所以馬先生後期講學可以不講，因為一個人講只能幾個人聽，而刻書可能影響更廣闊。這個其實是對的。
後來抗戰後，復性書院搬到杭州，那時候已經沒有了講學活動，他的唯一工作其實就是刻書，後來又辦了一個智林圖書館，也是同樣意思。聖賢都在書里，比我講還好，你們就讀書就好了，所以刻書、編書的傳統，近代就這幾家。中國的大學辦不好，其中有一點就是我們都不重視出版系統，國外的牛津大學他們的出版系統多厲害，而我們的大學出版社都一般般，沒有太大影響力，不太重視這個。所以從馬先生的復性書院開始，他建立了一個現代的典型，這也是挺重要的。
四
【大生】用今天人們喜歡用的詞語來說，馬一浮先生絕對是國學大家。同馬先生前後同時代的，還有章太炎先生。他二位都是開創時代風氣的國學大師。您能談談他們的學問異同么？
【龔鵬程】他的學問跟新派人當然是不一樣的，跟同樣講國學的人比如章太炎先生，也是很不一樣的。章先生講的國學是按四庫分類經史子集講，而馬先生講國學是按六藝講。馬先生對六藝有重新的闡釋，不局限於儒家經典，六藝就是六種門類、是六類學問。這樣來說，不僅國學，西洋學問也基本上可以這樣分為六大類。只是馬先生最後還是總攝到經學。
馬先生講經學的路數很特別，不同漢學家、清人考據的路子，是宋明理學家路數進來的經學。但章先生並沒有這麼強的經學意識。章先生的老師是逾越，是清人學術正宗。正因為這樣，所以章先生在早期談了很多的經學問題，但主要是有關於字句跟事件上的考訂，主要強調知識性，很少串通大意。而馬先生基本上談的都是大意，如講《尚書》《孝經》，是從義理上來講。其實章、馬兩家的書可以互看。
【大生】是的。馬先生與章先生不一樣，同康有為先生也不一樣。康有為是今文家。您說的非常準確，馬一浮先生既不是今文家、也不是古文家、也不是理學家，而是從宋明理學入手的經學家。
【龔鵬程】對。馬先生是通過宋明理學的語言、概念思路講經學的大義，所以他在學問上第一大貢獻在這裡。第二個成就，就是他把佛教引入到儒家，來闡釋儒家思想。宋明理學基本上是闢佛的，像王陽明，別人都說他像禪宗，他要努力說不是。但到了馬先生這兒，他很明確地融入了佛家。前面理學家闢佛，其實也大多數不懂佛，沒有真的「深入敵營」；而馬先生對佛學有很深的了解，所以他談佛，比宋明理學家談佛就更為準確，就更能把儒佛融合在一起。從理學思想上講，這樣的路數是很有意思的，也是很值得發展的，但是現在沒發展過。近代人覺得儒家講得含糊、籠統、不精準，習慣用西洋哲學去講。但馬先生不喜歡，馬先生是把佛家引過來，是通過解釋佛教名相、藉助佛教判教、講經的方法，來闡釋儒學思想，是把佛教當方法去運用。
【大生】是不是民國時期有這樣援佛入儒的思潮呢？熊十力先生也這樣做。馬先生在四川辦學，像四川的袁煥仙他們，好像也都是個路數？
【龔鵬程】不是的，袁煥仙他們那都是顛倒過來的，那都是講佛家的，是不懂儒家的。所以，馬先生的那套路數是很困難的。佛儒之間不能簡單的硬套。馬先生畢竟是個儒家，不是佛家。至於民間動輒三教合一什麼的，和馬先生不能比，那基本和學術思想無關。
五
【大生】據說馬先生在重慶的時候見過蔣介石，對蔣介石的評價是「偏霸之才」。他對蔣介石的判斷如此準確。但可惜還是沒有躲過shi nian hao jie。
【龔鵬程】他的那些政治上的、史料上的東西，我不是很相信。我認為一個人在歷史上，主要看他活著的意義。如果按照這個來說，一株好蘭花，曾經香氣芬馥，但是現在土壤改變了，所以它不能再長了，那麼我們去討論他後面怎麼就枯萎了、後面為什麼沒香氣，其實過於苛求。我們看的是，這個人在歷史上他創造過什麼。有了這個就行了，別的不必太苛求。所以說，蘭花芬芳過了，感動了什麼樣的人，這就是他的價值，足夠了。
【大生】您長期有港台生活的經歷，尤其是在tai wan，還創辦兩所大學。不知道tai wan學界是怎麼看待馬一浮先生的？
【龔鵬程】tai wan學界是這樣的：以前很早的時候，台灣就將馬先生的書印出來，推介馬先生的復性書院。在我197`3年進大學的時候，馬先生的書都已經很熟了，讀大一的時候都已經讀完了，也不是我一個人，大家都讀。所以在tai wan，對馬先生並不陌生。
只是研究馬先生的偏晚.因為馬先生不好研究，馬先生講話比較文言，他的文獻功夫比熊先生要深得多，熊先生只是熟悉某幾部文獻；但是整體上對文獻的掌握，馬先生都要比他們豐富得多，馬先生提到的許多書，很多學者當年都沒看過。
所以關於馬先生，很多人都只能研究其表面，就是把馬先生講話的重點摘出來，組織一個系統介紹一下，馬先生是這麼說的、對某些事情是怎麼看的……但是馬先生說的對嗎？我們怎麼判斷？馬先生說的泥都不知道，那些書你都沒看過，你怎麼下判斷？所以對馬先生的研究不能深入就是這個道理。目前來說，大多數也只是讀書筆記一樣的初級階段，很難深入研究。
【大生】非常感謝龔老師。
【龔鵬程】不客氣。
（原文刊發於《中國書房》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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