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產的毛蔣會晤：1942—1943年國共關係再考察（二）

原標題：流產的毛蔣會晤：1942—1943年國共關係再考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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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942 年 7 月初，蔣介石在布置本月工作時即「預定：一、對俄政策之研究；二、對共方針之檢討，應始寬而後嚴乎？」中共「七七宣言」發表後，自然引起蔣介石的重視。對於中共表示出的善意，蔣介石明確今後「解決共黨問題，用政治方法；此為內政惟一焦點，亦惟一之時機，但不宜過急」。同時確定「對共黨交涉方針」：「以軍令政令統一為前提」的「交涉方針」。兩天後他約見周恩來，指定張治中和劉斐同中共重開談判。8 月 13 日，蔣介石再次召見周恩來，表示：想好好解決國內問題，並主動提出他一星期後要去西安，希望轉告毛澤東，想同毛在西安會晤。

蔣介石此時赴西安最主要的任務是解決新疆問題。蘇德戰爭爆發的最初一年，蘇聯損失慘重。盛世才剛好利用這一時機逐漸由親蘇轉向重慶。這為蔣介石徹底解決新疆問題提供了有利時機，同時也引起了蘇聯人的警惕。7 月 9日，蘇聯駐華大使在會見蔣介石時，還企圖挑撥盛世才與蔣的關係。蔣在當天日記中寫道：

四時俄大使來見，特送其外交部長致盛世才之函件內容，交余辯明，對盛弟之暗殺，非俄國駐新官吏所為，並指摘盛在新逮捕行政幹部為不當，宣布盛歷次要求俄國在新實行共產及其陰謀叛國之證據，而其函中則特提中俄之邦交，此為其對新疆有關文件第一次之表示也。余對此函決置之不理，暫觀其以後之變化何如。

兩天後，蔣介石收到第八戰區司令朱紹良轉來的盛世才復函，「以及彼與俄一切秘密交涉與經過詳盡無遺，於是俄國在新疆全部陰謀根本暴露」。13 日，蔣介石確定對新疆方針：「第一保全盛之地位；第二使俄不惱羞成怒，留有迴旋餘地。」同時確定「注意」事項兩點：「一，新疆問題應先防制俄共鼓動新疆各地之暴動，乘機驅盛……二，俄倭戰爭如終於不起，則我對新疆問題與計劃亦照預定程序實施也。」

由於蘇德戰爭的爆發，蘇聯一時無力東顧，被迫向中國有所讓步。7 月 18 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新疆問題處置方案，窮數日心力，始定方針，對俄態度以不引起其嫉惡為主。」蔣介石的努力終於有了圓滿的回報，他在年底的「全年總反省」中曾愉快地記道：

新疆省主席兼督辦於七月間公開反正，歸順中央，效忠黨國，而河西走廊馬步青軍隊亦完全撤退於青海，於是蘭州以西，直達伊犁直徑三千公里之領土，全部收復，此為國民政府成立以來最大之成功。其面積實倍於東北三省也。此不僅領土收回而已，而新疆歸城中央以後，我抗戰之後方完全鞏固，倭寇更無意消滅我政府，而俄國與中共之態度亦大轉變，不敢為我抗戰之害，此非上帝賜予中華民族之恩澤，決不能致此也。總之，本年外交、內政與軍事、經濟皆在極端變動之中，而於外交與內政收穫為最大。

為了確保新疆問題的徹底解決，8 月間蔣介石又親赴西安布置。但他此時仍擔心蘇聯因素而不敢直接到新疆當面招撫盛世才，「以迪化機場已有俄國之驅逐機駐地也，最後決由妻代我赴新傳達意旨，以壯盛膽」。事後蔣介石還盛讚「吾妻獨飛迪化，以安盛氏內向之心，尤為難能也」。同時，蔣介石還想利用此次西北之行，借緩和與中共的關係來消除蘇聯的猜忌。為此，他主動向周恩來提出要求在西安會見毛澤東。

周恩來同蔣介石會談後立刻致電毛澤東，分析了蔣介石約見毛澤東的意圖，「在態度上還看不出有何惡意，但在其初步解決新疆及回回問題之後，他又自己北上布置，其目的未可測」。周提出兩個辦法供中共中央選擇：一是毛澤東稱病，以林彪為代表到西安見蔣介石；二是要求蔣帶周恩來到西安，然後由周飛延偕一人（林彪或其他負責人）回西安見蔣。周恩來估計前一個辦法可行，後一個辦法不易得到蔣介石的同意，除非借同而來的是朱德。

中共中央採納了周恩來的第一個辦法。8月17日，毛澤東為中央書記處起草復周恩來電：「毛現患感冒，不能啟程，擬派林彪同志赴西安見蔣，請征蔣同意。如能徵得蔣同意帶你至西安，你回延面談一次，隨即偕林或朱赴西安見蔣則更好。」

但這並不是毛澤東的最終意見。18日，毛澤東出席政治局會議討論國際國內形勢，會議認為「丘吉爾和斯大林在 8 月 12 日至 15 日進行了會談，討論關於建立第二條戰線問題。在這種國際形勢下，中國局勢有好轉可能，即親蘇、和共、政治改良」。為此，毛 19 日致電周恩來表示：「依目前局勢，我似應見蔣。」並明確表示：「關於我見蔣，中央亦尚未做最後決定。」但周仍認為：目前蔣介石雖然有用政治辦法解決國共關係的意向，但具體問題尚未涉及，對共產黨的壓迫毫無減輕，會晤地點又在西安，因此覺得蔣毛會面時機並不成熟。當天，他致電毛澤東建議：「最好林或朱先打開談判之門，如蔣約林或朱隨其來渝，亦可答應，以便打開局面，轉換空氣；一俟具體談判有眉目，你再來渝，便可見。」22 日，政治局召開專門會議，「討論毛澤東同蔣介石會談問題，決定先派林彪去，看情況再定」。

本文來自《新華文摘》2016年第1期。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摘自《抗日戰爭研究》2015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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