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著登山43年，雙腿凍傷兩次截肢，69歲夏伯渝終登頂珠峰
5月14日上午10時40分，原國家登山隊成員夏伯渝成功從珠穆朗瑪峰南坡登頂，成為中國雙腿截肢者登頂珠峰的第一人。
1975年，夏伯渝在攀登珠峰途中，遭遇暴風雪，他將睡袋借給藏族隊友，自己雙腿凍傷截肢。此後，他堅持訓練直至殘肢受損，不得不進行第二次截肢手術，他5次向珠峰進發後終於在第6次取得成功。
然而，哪怕登頂珠峰再輝煌，對一位截肢者來說，日子也要一如既往地過，仍然需要與假肢儘可能地和平共處。
夏伯渝和兒子夏登平在珠峰大本營
全文共5239字，閱讀約需10分鐘。
走下珠峰的夏伯渝，需要更換假肢了。
5月30日是他去北京通州區的假肢研發公司換假肢的日子。雙腿的腫脹尚未消退，但為了不給旁人添麻煩，他堅持戴著已不合適的假肢走路。當換上新的假肢後，他幾度站起，身體傾斜，險些摔倒。
一位截肢者，哪怕登頂珠峰再輝煌，日子也要一如既往地過，也仍然需要與假肢儘可能地和平共處。
5月14日上午10時40分，原國家登山隊成員夏伯渝成功從珠穆朗瑪峰南坡登頂，成為中國雙腿截肢者登頂珠峰的第一人。
這一刻，距離他首攀珠峰，已過去43年。1975年，夏伯渝作為國家登山隊一員攀登珠峰，在遭遇暴風雪下撤途中，他將睡袋借給藏族隊友，自己雙腿凍傷截肢。
此後，一位穿戴假肢的人，開始了和這座世界最高峰的不懈角力——他堅持訓練直至殘肢受損，不得不進行第二次截肢手術；他5次向珠峰進發，前4次均受自然條件所限被迫下撤。
媒體蜂擁而至，期待一位征服者的英雄形象。
「其實我一路感受最多的是恐懼。」夏伯渝只是微笑，說，「多虧我這次趕上了好天氣。」
「我終於登上了珠峰頂峰，實現了43年的夢想！」
一位截肢者，當真是靠自己登頂珠峰的？
自1953年5月紐西蘭探險家埃德蒙·希拉里與其嚮導——夏爾巴人丹增·諾爾蓋攜手從珠峰南坡登頂，人類登頂珠峰的歷史至今已有65周年。幾乎所有成功登頂團隊的背後，都有夏爾巴人嚮導。
夏伯渝一行4人，除了他與攝像師，另兩位即為夏爾巴人嚮導。他們屬於珠峰南坡在今年登山季迎來的第一批攀登者，距離今年搭建登山繩索的夏爾巴人先頭部隊，只相差了6個小時。
「雲裡面是一座座的小山頭，我們一路爬，一路看著太陽從身邊一側漸漸起來了。」夏伯渝對沿途「風景」的描繪實在平淡。
即將登頂，最後的10多米，一起攀爬的其他團隊登山者都在為他讓路。他記得，其他人緩慢離開登山的唯一繩索，辟出一條窄窄的通道。這短短的10多米，一路上都傳來了滯緩的掌聲。
終於登頂，卻僅有不到10分鐘。拄著登山杖的夏伯渝，被峰頂的人們包圍，眾人爭相和他合影。一瞬間，天變了顏色，白雲籠上了一層陰翳，暴風雪要來了，所有人都得迅速下撤。
夏伯渝在登山途中休憩 夏伯渝 供圖
「太遺憾了，我和珠峰的一張單人照都沒有。」夏伯渝在心底設計了好幾個和珠峰合影的姿勢，一個也沒來得及拍。甚至，沒能來得及把背包里的國旗拿出來展開，插上珠峰頂。
但有一件事，是他登頂之後最先做的，也是他記憶最深的——經珠峰大本營的電話連線，給遠在北京的妻子打電話。「我終於登上了珠峰的頂峰，實現了41年的夢想！」他在對講機里喊得響亮，事後才發覺，一激動把數字說錯了，「應該是43年，不是41年」。
海拔5360米處的珠峰大本營聽到了夏伯渝一行人登頂成功的消息，開始持續敲擊鍋碗瓢盆以示慶祝——這是夏爾巴人對每一個登上珠峰的生命的禮讚。
回憶這些時，夏伯渝正坐在北京市海淀區家中的輪椅上，凍傷後纏著紗布的兩側臉頰還在流膿，纏著繃帶的手指有好幾處凍傷發黑的地方。他把兩次截肢之後的半截小腿，輕輕往茶几上一靠，假肢就倚在牆角。
殘肢和假肢連接成一個上下移動的活塞，痛苦難以想像
「我看到他在脫下假肢檢查時那一刻的表情複雜。是上，還是下？裹脅著恐懼……」全程跟拍的攝像師盧華傑，親眼見證了夏伯渝攀登中的遲疑時刻。
他的鏡頭常常對準老夏的雙腿。離開珠峰大本營後不久，夏伯渝的假肢就歪了，和肌肉摩擦處起了血泡。而為了防止血栓複發，他一直在服用溶解血栓的葯。也就是說，血泡一旦破裂，他很可能會因失血而發生不測。
對於雙腿截肢者而言，其實下山更比登山艱險。
夏伯渝準備了兩段白膠布，隨時準備用捆綁殘肢的辦法，強迫殘肢進入假肢套內。但由於小腿殘肢當時已嚴重充血腫脹，他無法在下山路上將其固定進假肢內。「殘肢和假肢的連接方式，變成一個上下移動的活塞。」一路之痛，難以想像。
他的假肢常常深陷冰裂縫裡，只能靠嚮導把裂縫挖得大一點，好讓假肢得以緩慢拔出。
「一旦假肢徹底從腳上脫落，我就會凍死在那裡。沒有人可以幫得上忙。」從珠峰頂到海拔7790米的C2營地之間的距離，就連直升飛機也不能停靠，徒步是唯一路徑。
其他登山者走1小時的路，他動輒就需三四個小時。徒步下撤到C2的最後一段路，夏爾巴嚮導提示夏伯渝——只剩10分鐘的路程。可夏伯渝走了整整3小時……
長達1個多月的攀登，夏伯渝唯一受到優待的，就是一個設在海拔8400米的數平方米的簡易帳篷，這是獨屬於他的C5營地。
在珠峰南坡，從大本營至頂峰的3000多米海拔高度沿途，常設有4個供登山者休憩恢復體力的帳篷，由低到高分別稱為C1-C4營地。而C5營地，是夏伯渝在和探險公司討論路線規劃時，第一次主動提出的。
這源於他的預判：從C4營地到峰頂，需要至少十幾個小時，而戴著假肢登山的他在一天內很難辦到。事實證明，這個倡議成為他在最後幾小時內全力衝擊頂峰的要素之一。
長達43年的「交情」，讓他與珠峰成了一對逐漸摸清彼此脾氣的老熟人。
把睡袋讓給隊員，夏伯渝雙腿被凍傷截肢
在大本營敲擊鍋碗瓢盆的人群中，有夏伯渝的兒子夏登平。這是他第一次親歷父親攀爬珠峰。
1984年，夏伯渝的兒子出生。夏伯渝堅持要在孩子名字里用上「登」字。
夏伯渝的妻子特地為孩子撰文畫了一本十幾頁的連環畫《登山的人》，講述夏伯渝的登山故事。只不過，她用了一種克制收斂的方式。在夏登平的印象里，母親要傳遞的是——「登山是一項危險的運動」。夏登平如今在一家知名互聯網公司當軟體開發工程師，體能很好的他並未從事運動行業。
或許是基因使然。1974年，體力、耐力超群的夏伯渝被國家登山隊的「免費體檢」吸引，機緣巧合從青海省的專業足球運動員培訓班被選入登山隊。
「我們要創造世界上登上珠峰最多的國家的紀錄」，夏伯渝至今記得登山隊的這句口號。
中國國家登山隊
1960年5月，中國登山運動員王富洲、貢布、屈銀華三人首次從北坡登上珠穆朗瑪峰，創造了人類歷史上從北坡登上世界第一高峰的壯舉。夏伯渝這群年輕人一入登山隊就立下目標：將「中國人登上珠峰」的影響擴大化。
1975年，中國登山隊決定選派100多名運動員第二次向珠峰發起挑戰，夏伯渝也在其中。他記得當時作為第2突擊隊的隊員，還承擔了運輸科學考察儀器、攝像的任務。
作為先鋒部隊，夏伯渝一行9人遭遇暴風雪。一位藏族隊員因為體力不支，弄丟睡袋，體力保存尚好的夏伯渝決定在晚上睡覺時讓出睡袋。沒想到，次日的一天攀登之後，夏伯渝的雙腳被徹底凍傷，截肢成為唯一選擇。
夏伯渝記得，截肢後他在病房裡看電視時見到了隊友登頂的消息，心情複雜。
1975年的登頂之後，隊友們紛紛回到家鄉，漸漸失去聯繫，也很少聽說有人再次登頂的消息。但對於夏伯渝而言，一切才剛剛開始。
「如果當時和他們一起到達頂峰，我就不會再爬了。」夏伯渝極其直率地道出兩種假設，「如果提前知道會截肢，我不會做出這樣的決定。」
但人生從來沒有「如果」。
兩次截肢手術，無數次磨骨手術......
在公眾面前，夏伯渝很少提起自己接受第二次截肢手術的往事。
1975年第一次截肢手術時，他沒有選擇最安全徹底的截肢部位。「我是運動員，肯定希望能保留的肢體部分越多越好。」當時的截肢部位，被確定在腳面和部分腳趾處。
然而，由於他之後仍長時間堅持高強度賽事訓練，雙腳受損日益嚴重，直至1994年，不得不再次接受截肢手術，截肢位置大約在小腿的1/2處。而兩次手術中間，又經歷了無數次磨骨手術……
上世紀90年代由於意外而單腿截肢的宋晨濤，是夏伯渝在國家殘疾人田徑運動隊時的隊友。二人相識時，夏伯渝已45歲，是殘疾人運動員里的老大哥。
夏伯渝在首次截肢後進了國家體育總局登山運動管理中心，從事文職。幾乎同期，他進入國家殘疾人體育訓練隊，籃球、乒乓球、鐵人三項、攀岩……幾乎把所有體育項目摸了個遍。
宋晨濤記得，當時一群截肢的田徑運動員回到宿舍紛紛卸下假肢、鬆弛雙腿，開始談夢想。夏伯渝直言：「我的夢想很簡單——從哪兒跌倒，就從哪兒爬起。」
面對仍心心念念要登頂珠峰的老大哥，面對當時可憐的假肢製作條件，眾人只能以沉默應對。
那時候，幾乎所有人都在和自己不舒適的假肢作鬥爭，棉簽、碘酒、紗布、創口貼是訓練結束後的必備物。」每一天卸下假肢後，看到的都是血和汗的混合物。」宋晨濤回憶。
「我的第二次手術是為了更好繼續運動做的……」夏伯渝說到這裡，停住了。
2006年，紐西蘭登山家馬克·英格利斯成為世界上首位登頂珠峰的雙腿截肢人士。夏伯渝得知後趕緊發去郵件，迫切發問：假肢無法為身體提供感官知覺，該用什麼辦法體會攀登時的各種危險？如果登到山頂，假肢忽然失靈了怎麼辦？
這位紐西蘭的登山者給夏伯渝回了郵件，答案卻是無解。
五次攀登均以失敗告終，但他仍不願放棄
「一切都結束了」，盧華傑聽到夏伯渝疲倦地說了這句話。
對於夏伯渝而言，2012年以來的第5次攀登或許是他有生以來的最後一次。4月初到達珠峰大本營時，夏伯渝曾對一同前來的朋友柯慶峰說：「爬了那麼多次珠峰，我第一次感覺到了身體冷。」
柯慶峰是正在拍攝中的以夏伯渝為主人公的紀錄片製片人。身為企業經營者的柯慶峰從未接觸過紀錄片領域，認識夏伯渝七八年後覺得這「或許是一輩子唯一想拍的人」。
2008年，奧運火炬傳遞到珠峰大本營，需要尋找志願者。夏伯渝報名了。面對闊別已久的那一座山，他說自己「回來了」。他甚至在那一刻產生錯覺——頂峰，從大本營望去，彷彿近在咫尺。
2011年首屆世界殘疾人攀岩錦標賽，年逾六旬的夏伯渝參賽，成為年齡最大的選手並獲得速度和難度的兩塊金牌。
2012年，他有一種強烈的預感——無論是目前自己穿戴假肢的技術，還是攀登珠峰的時機，均已成熟。
2014年，再度攀登，因為雪崩不得不中途下撤。
2015年的攀登季，出發到珠峰大本營後卻遭遇尼泊爾的大地震。「我差一點在大地震里遇難，當時就在帳篷里，一大塊冰山塌陷，幾乎所有帳篷都倒了，唯獨我的帳篷沒有倒……」
2016年是他距離頂峰最近的一次，僅94米，但他決定下撤。「暴風雪太大，如果是我一個人，或許就上去了。但還有5位給我帶路的夏爾巴小夥子，我還是放棄了。」那是他一生中最艱難的一次下撤。回到北京後，夏伯渝的雙腿，由於極寒天氣下的極限運動而患嚴重血栓，被醫生下了禁令：永遠不準再進行極限運動。
他在最初那幾個月反覆告訴兒子：「我再也不想爬了，太累了……」
那一年，出於登山愛好而原本願意全額資助夏伯渝登頂的企業家，也縮小了資助額度。夏伯渝只得拿出20多萬元的積蓄。
精力、財力，正在一點點被這座山耗盡。
但出院後的夏伯渝，最終改變了主意。「上次不能登頂是天氣的原因，不是我自己的問題。」他反覆告訴自己。
今年的這次出發，得到了柯慶峰從財力到人力上的全力支持。臨行前幾個月，夏伯渝每天清晨4點起床鍛煉，每天保證至少5小時的運動量。
3月31日出發當日，他向家裡人交代一番：自己買了什麼保險，什麼時候該交水電費，一些不常用的物品擺放在哪兒……
「我心裡就那麼一座山。」他的話，與英國登山家喬治·馬洛里留下的一句名言頗為相似——「因為，山在那裡。」
裸露的假肢曾在上海街頭引發注目，間接造成兩輛汽車追尾
在紀錄片拍攝計劃里，攀登珠峰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是這位殘疾人運動員的日常生活。
5月30日，夏伯渝更換假肢的主要目的是製作合適的接受腔，這是假肢連接人體殘肢的受力部位，也是假肢舒適度的關鍵。中國的假肢行業起步較晚，舒適度概念是近十幾年才興起的。
因為測量需要，夏伯渝的殘肢毫無遮擋地展露，他卻毫無顧慮地繼續談笑風生。這一看似平凡的舉動，誰也不知他在心裡究竟走過多漫長的歷程。
夏伯渝登頂歸來後在北京郊區一家假肢研發機構訂製新的假肢。 王柳新 攝
夏伯渝難忘，1975年他重拾攀登珠峰的信心，很大程度是源於一位外國假肢專家在他病床前的預測：你戴上假肢後，不僅可以正常生活，還可以像以前那樣從事運動。
實際上，這些話對於當年的中國康復工程技術，是超前的。「以前連多走幾步路都疼痛難忍，需要拄拐杖。」宋晨濤說。
一次夏伯渝與只有三四歲的夏登平出門，沒能帶著兒子擠上車。「都是我的腿拖累了咱們。」車門合上那一刻，年幼的夏登平記住了父親臉上從未有過的失落。那天，夏伯渝回家後第一件事就是把假肢卸掉，在小腿上套一雙拖鞋，跪著走。
自2005年這家假肢研發企業創業後，夏伯渝就成為常客。宋晨濤在這家公司擔任副總經理。他剛來到假肢研發公司時，第一位想到的人就是夏伯渝。他常打電話請夏伯渝來嘗試公司研發的新材料，夏伯渝就會騎3個多小時自行車到通州區。一場測試會下來，宋晨濤總會堅持「送被測試者一對假肢來代替薪酬」。
鈦合金、硅膠套、碳纖維材料……兩位老友平和地把這些假肢製作材料當成「每天吃什麼」一樣的日常話題來聊。
宋晨濤猶記，上世紀90年代到上海比賽，曾在大街上穿短褲。那條裸露的假肢，引發注目，間接造成兩輛汽車追尾。
「我可以把假肢當成自己的腿，其他人卻不能。」從那以後，即使再熱的天，宋晨濤也堅持在公共場合穿長褲。
改變，並非一蹴而就。
「隨著假肢功能性和舒適性的增強，截肢患者能承擔的社會角色越來越多。夏老師是一個特殊又普通的例子。」假肢研發公司營銷總監吳先生告訴記者。
夏伯渝越來越習慣於把假肢當成身體的一部分，而不再是妨礙生活的一個對立面。當身體殘缺之後，普通人究竟該如何自處，如何才算是真正擁有了自我接納的能力？或許這才是「中國雙腿截肢者登頂珠峰第一人」的熱點背後，真正值得探討的。
經過近半小時的人體測量、模型製作，夏伯渝的新假肢數據測量結束了。幾天後，他就能拿到「新腳」 ，恢復腳底生風的日子。
「再過幾個月，我應該要開始自己的公路旅行了……」夏伯渝平靜講述著在登頂心中那一座山後的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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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楊書源
微信編輯：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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