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落是一個畏天但不怕天，畏死但不怕死的人

早在道光年間，他就咐家人，千萬不能到衝門裡說公事。如果闖入衙門，一方面有失鄉鐘的氣度，一方面面也使曾國藩蒙受著辱；一方面會使地方長官難堪，一方方面也會被地方長官所部薄。所以即使自家有，題，千萬不可與人，以數是方長首為欺人曾國藩深知歷史上許多高官敷在身邊人手上，所以當他的叔父打著他父親和他的旗號去干預地方公事後，他立即寫信予以制止。

並講了番此乃敗家誤國的道理。最初，他的叔父不以為然，甚至有些氣憤，這時還是曾國藩的父親搬出」祖訓」來，曾國藩的叔父才收斂起來到曾國藩任兩江總督時，權勢更大了，也更加謹慎。他在給曾國莖的一封信中寫道「捐務公事，我的意思是老弟絕不多說一句話為妙。大凡人官運極盤的時候，他們的子弟經手去辦公務也是格外順手，一唱百和，一和百應。然而閑言碎語也由此而起，怨恨誹謗也由此而生。所以我們兄弟應在極盛之時預先設想到衰落之時，在盛時百事平順之際預先考慮到衰時百事拂逆之際。

弟弟你以後到長沙、去衡州、回湘鄉應把不干預公務作為第一重要的原則。這是為兄我閱歷極深之言，望弟千萬銘記在心。」曾國落是一個畏天但不怕天，畏死但不怕死的人，他怕的就是他人的嫌疑、閑言和怨謗。他和曾國莖同領一個軍隊，這是一種很特殊的關官，如果僅帶一個親弟弟在身邊，那那麼好事未必是九弟之功，壞事必專指九弟之過，不可不慎。如何處理這種關係呢？曾國藩寫了一副對聯與弟弟共勉為平世之官，則兄弟同省，必必須迴避；為勤王之兵，則兄弟同行，愈覺體面。功與名，是曾國藩一生所執著地追求的。他說：「古人稱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同時，又說，「立德最難，也最空。故自周、漢以後，軍見以德傳世的。

立功如蕭、曹、房、杜、郭、李、韓、岳，立言如馬、班、韓、歐、李、杜、蘇、黃，古今曾有幾人？我輩勉力追求的只是盡吾心力之所能及，而不必馬上希望自己成為千古萬難攀路之人。」他常說：「儘力在我，成功在天。」一個「盡」字，反映他對三立」追求的熱烈、執著、堅韌和至死不渝。但是，他又說說「名利兩，寡慾清心」，「富貴功名，皆人世浮榮」，這與「儘力在我」的執著通求顯然是矛盾的曾國藩解決這一矛盾的辦法之一，叫「花未全開月未圓因為月盈則虧，日中則昃，花全開便是湖落的徵候。他自：「我蒙受祖先的蔭蔽，身居高位，與各弟弟及子女、侄子謹慎遵守的只有兩句話，是「有福不可享盡，有勢不可使盡，」可見，他求福求祿，只是「不可享盡」，在享福中注意一個「儉」字；他要權要勢，只是不可使盡」，在用權中注意一個「當」字。他稱自己「平日最好情人花未全開月未圓」7個字，以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於此。」

辦法之二，叫「常存冰淵懦懦之心」。為人處世，必須常常如履薄冰，如臨深淵，時時處處謹言慎行，三思而後行，才不致鑄成大錯，召來大禍。曾國藩總結說：「余自經成豐八年一番磨練，始知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訓被「天命」，在曾國藩看來，是至高無上，而又不可知的東西。今天來認識「畏天命」，當指不要違背已被人們認識的和尚未被人們認識的自然規律。用曾國藩本人的話說，「畏天命」，則「不敢絲毫代天主張」；「畏人言，則不敢稍拂與論；畏訓誠，則轉以小懲為進德之基」，這樣，才可以「於「畏、慎」二字之中養出一種剛氣來

辦法之三，叫「天地間唯謙謹是載福之道」。他深刻地指出：「若一面建功立業，外享大名；一面求田問舍，內圖厚實，二者皆有盈滿之象，全無謙退之意，則斷不能久。」曾國藩的這番話，是他自己經過幾十年磨練之後的經驗之談。道光年間，他在北京做官，年輕氣盛，做氣不小，「好與諸有大名大位者為仇」；成豐初年（1851年），在長沙辦團練時，也動則指摘別人、與巡有；成豐七八年在家守制時，經過一年多的自省，他才開始認識啟已辦事常不順手的原因。他自述道「近歲在外，惡人以白眼藐視京官，又因本性倔強，漸進於愎，不知不覺做出許多不想之事，說出許多不想之話，至今愧恥無已。」余性格向來倔強，不善於與地方官聯絡感情，經常意見不一。」「我生平執拗，道德上孤做；說話不多，寫東西近平訴訟。靜下心來默默省察過失，我處處獲罪於別人，原因不外乎兩個原因。」

這種深刻的反省，使他進一步悟出了一些在官場中的為人之道。曾國藩第二次墨（die）從戎後，開始吸取以往的教訓了。咸豐八年（1858年）十二月給諸弟報告說：「我往年在外，與官場諸人難以相合，幾乎到了處處碰壁的地步，這次換了辦法，才稍稍安定了些。」咸豐十年（1860年）九月，他又寫道：「吾自八年六月再出，即力戒「惰」字，以做無恆之弊；近來又力戒「做」字。」曾國藩晚年更加成熟，不止待同僚下屬相當謙讓，即對於手中的權勢，也常常辭讓。自從成豐十年（1860年）六月實授兩江總督、飲差大臣之後曾國藩位漸高，名漸重，多次上奏請求減少一些自己的職權，或請求朝廷另簡大臣來江南會辦。他對弟弟說：「吾兄弟當於極盛之時，預作衰時設想。當盛時百事平順之際，預為衰時百事拂逆地步。」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又說：「我也不甘作庸碌無為之輩。近來閱歷變了，一味朝平平無奇處用功，這不是說我菱不振，而是由於我官位太高，名聲太重，不這樣做就危險。」這話反映了他力求保持美好晚景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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