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佩榮：學國學不是讓孩子穿古裝

萌娃們穿上漢服，學寫毛筆字，背誦《弟子規》……「國學熱」已經從成年人看「百家講壇」發展到把娃娃們送進國學班。

孩子學國學是好事，但學怎樣學、學什麼，才能真正領悟國學的精華？台灣著名國學學者傅佩榮就此接受了《環球時報》記者的專訪。傅佩榮研究中西哲學50年，曾擔任央視《百家講壇》等多檔國學節目的主講，被台灣媒體評選為「大學最熱門教授」。最近他的新書《傅佩榮講孔子》面世，不僅集合整理了其多年講課的課程，還加入了不少傅佩榮對這位先賢學說的新的理解。

學國學不能只在器物、制度下功夫

環球時報：近幾年國內掀起了「國學熱」，許多家長開始注重對孩子的國學知識培養，推動了國學通俗讀本的推出和國學普及教育的興起，但也難免出現良莠不齊的現象。在您看來，國學通俗化的優勢和弊端是什麼？

傅佩榮：國學熱基本上是一件好事。人類社會每隔一段時間都會有一些「熱」，這個熱到了國學，代表需要「返本」才能「開新」，亦即「推陳出新」。回到自己的傳統，既正當又合理。但是，今日要落實國學，不可以只在器物、制度方面下功夫。很多人讓孩子學國學，先讓他們穿上古裝，對老師行跪拜的古禮，這些都已經跟現代生活脫節了。這些外在的服飾與具體的禮節，真正的核心是內在的「真誠」，如果缺乏內在的真誠，外在的一切只是做做樣子，生不了根，入不了心。小孩長大之後，無法在生活上實踐。

所以，我們學國學要牢記，不要只是在器物、制度下功夫，應該了解理念，哪怕只是了解一句話。像孔子所說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八個字，他為什麼這樣說，以及應該如何實踐，了解透徹才可能知行合一，改善生命。否則，也不能怪孩子知而不行，即使他將《論語》《孟子》全部背下來也沒用，因為他們不懂意思，有什麼意義呢？

國學通俗化的優點是接上自己的傳統，這絕對是可大可久、可長可遠的做法。缺點則是過於急功近利，急著想要用，而忽略在「術」之上的根本是「道」，這個「道」就是儒家的理念、國學的理念，就是有關人性是什麼？人在世界上應該怎麼活著才有意義？人應該如何追尋這一生最高的目的？這些才是理念層次的問題。

環球時報：在您看來，孔孟之道、老莊之學和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西方先賢的主張有什麼相通之處？

傅佩榮：孔孟老莊與西方先賢的主張有相通之處，基本上有兩點：第一，他們都認為人生是要實現價值的。換句話說，人絕不能白白過這一生，只在外在力量的推動下，糊裡糊塗、不思不想就過了這一生。人生是要實現價值的。

第二，人生不但要實現價值，還要進行修養，讓自己向上提升。這個「向上提升」，孔孟之道希望你成為「聖人」，老莊之學希望你成為「真人」。柏拉圖明白地說：「你要向神明看齊」。亞里士多德說：「你要進行非常超越的『靜觀』」，就是沉思冥想，達到與萬物的和諧。這些都是相通之處。

如何打好這張國際名片

環球時報：您在新書中提到了「四大聖賢」：印度的釋迦牟尼、中國的孔子、希臘的蘇格拉底以及猶太的耶穌。孔子應該是中國傳統文化在國際上最知名的代表人物之一。我們該如何打好這張國際名片，建立文化自信？

傅佩榮：儒家思想如果要成為國際名片，除了根據經驗、合乎邏輯，還要提出可以實踐的理想，如此才可以改善人生。譬如，你把孔子的志向「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翻譯成外文，在西方啟蒙運動時期，就引起很大迴響，所有人聽到這十二個字的志向，沒有不佩服的。為什麼？因為孔子的關懷不是自己的孔家人、魯國人而已，而是所有的人。他對於老人、小孩、所謂社會弱勢的關懷，正好反應一句話：「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與他對待弱勢的程度成正比」，越文明的社會越關懷弱勢團體。相反地，越是野蠻的社會，越是欺負老人跟孩子。所以，儒家的觀點，從非常現實的社會經驗出發，知道人生有各種考驗，人性並不完美，所以要不斷修練自己，最後人與人之間才可以有平等、互相的關懷。

今天如果要談文化自信，這才是我們要掌握的。尤其是孔子對於「善」的觀念提出之後，才可以說是「放諸四海而皆準」。也就是把「善」界定為：人與人之間適當關係的實現，譬如：五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再繼續推。另一方面，你如何判斷關係是否「適當」呢？你行善的時候，孔子、孟子的思想強調三點：第一，你的內心感受要真誠；第二，對方期許要溝通；第三，社會規範要遵守。三點合起來考慮，你就知道該怎麼做。如果三點之間有矛盾衝突，一定要以第一點「真誠」為主。所以，我談到儒家時，如果一定要用兩個字來描述，那就是「真誠」，儒家講的就是真誠。這一點說清楚，才能說明中國人的人格之獨立自主，是由內而發的，本身就有他價值尊嚴的基礎。這樣，對於世界上其他大多以宗教作為主導的文化，儒家就有它的優勢與特色了。

不能寄望西方學者的研究

環球時報：近年有儒學論壇提出「儒學與全球化」「儒學與現代化」「儒學對人類文明的責任」等議題，您對這些議題有什麼看法？

傅佩榮：這些議題大都是學術界為了拓展議題提出來的。但是，在拓展之前一定要先理解、清楚分辨儒家原本的意思。討論儒家思想，有兩個問題要重點考慮，第一，大家習慣以宋朝、明朝學者的解釋作為儒家基本的立場。這是有問題的，因為那是宋朝、明朝學者研究的心得，並不等於先秦儒家孔子、孟子的思想。第二，很多人在探討這類問題時，會「斷章取義」。譬如，我研究儒學與現代化，就設法找一些《論語》《孟子》的題材，對現代人還有啟發的觀念，放在「制度」跟「器物」的層次去了解。在器物方面，儒家強調要「節儉」，在制度方面，儒家的貢獻更多一些，因為儒家重視人與人之間往來的方式。但是，焦點放在器物、制度方面是不夠的，最後還是要探討「理念」的層次。儒家之所以值得流傳，主要還是因為它的理念有其價值。

環球時報：孔孟學說和儒學思想在國外的普及程度如何？國外儒學學者的研究方向集中在哪些方面？您怎麼看海外儒學研究對當代儒學研究的貢獻？

傅佩榮：儒學思想在國外的普及程度，就像在中國社會你問有多少人知道蘇格拉底等西方重要學者一樣。知道的人，只知道幾句重要的格言。西方人只知道儒家是中國文化的主流思想，是強調道德的學說，勸人為善，彬彬有禮，可以讓一個人成為君子的學說，其他的都談不上。

國外學者對儒家思想的研究興趣主要在兩方面：一是，對儒家思想歷史背景的深入研究。二是文獻考察，也就是考察孔孟文獻資料哪些是真的，哪些可能有問題。海外儒學研究在某些方面有特殊貢獻，但整體而言貢獻是很有限的。譬如，要研究儒家跟現代化、全球化的關係，不能避開許多議題，如：女權、墮胎、同性戀、死刑、人口販賣，你怎麼能要求2500多年前的思想對這些現代化議題提出太多明確的看法呢？儒家只能在理念上告訴你「人性向善」，「善」是我與別人之間適當關係的實現，如何找到「適當」二字的意義，然後你要將「真誠」作為一切事物的出發點，這些大原則確立後，前面所提的社會議題，才能加以了解、分析、建議。海外儒學研究用外文來教學與寫作，很多地方是語焉不詳的，光是孔孟的「仁」，就沒有辦法翻譯。翻譯的方式太多了，包括議成有愛心、仁慈、人性，最後只能用漢語拼音ren，再加上一堆解釋，但再多解釋也無法讓人理解。我們不能寄望西方學者對儒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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