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爾罕·帕慕克：「為人父與為人子的隱秘」 | 紙城REVIEW

天下 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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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號屬於經濟觀察報·書評

編輯／日京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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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慕克自詡「樂觀的西化者」，總是「相信一切都會沿著軌跡循序漸進」。然而，現實並不比想像更「樂觀」。菲爾多西曾說，「正如對待無父之子那樣，沒人會對無子之父敞開愛撫的懷抱。」他沒有說錯。至少，土耳其的歐洲父親並不願意讓這個跟在自己身後費力追趕的東方兒子輕而易舉得償所願。這就像一種悖論。歐洲充滿無窮無盡的魅力，它是夢想，是希望，代表未來。然而很多時候，歐洲又是一個幽靈，總讓人心生畏懼，「它是我們想要達到的目標，或者也是一種危險。它是將來——但從來不是記憶」。

—谷立立

奧爾罕·帕慕克

古希臘哲學家德謨克利特曾說，「真理藏在井底，深不可測，很少希望掘出來」。在那黑暗幽深的地底，有太多不為人知的秘密，等待我們去挖掘。當然，挖掘是艱難、漫長的，好比推著石頭上山的西西弗斯，很難輕易找到真理的方向。

奧爾罕·帕慕克對「井」的熱情世所罕有。曾經，他將自己的寫作與土耳其諺語「以針挖井」畫上等號。意思是說，真正的文學就是一場曠日持久的角力。離群索居的作家面對空無一物的白紙，以簡單的文字還原複雜的人性。如何把握飄忽不定的靈感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經年累月的堅持。就像挖井。看似隨意地在空地上畫個圈，獨自下到人性的幽微之處，耐著性子、忍著寂寞，一點點往縱深里鑿下去，直到眼見著清澈的泉水從井底徐徐冒出，才算大功告成。於是，從他放棄繪畫、建築，全身心投入文學創作的那一天起，帕慕克就有了雙重身份：他是作家，也是職業挖井人。

在書桌前工作的

奧爾罕·帕慕克，伊斯坦布爾

在前作《我腦袋裡的怪東西》里，帕慕克用他的全部熱情塑造了一名走街串巷的小販。40年間，不管政局如何動蕩，麥夫魯特始終如一地穿行在城市中，見證它的改變。兩年後，《紅髮女人》問世，同樣延續帕慕克對市井人生的觀察。創作源自一段往事：1988年，帕慕克36歲，距離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尚有一段時日，在創作《黑書》的間隙，他結識了一對挖井師徒，交談中，他深深迷戀於眼前這門即將消失的手藝，更不忘對現實里卑微的「同行」投去關注的一瞥。

這是兩位挖井人的初相見，註定了30年後的再相逢。《紅髮女人》正是這樣一部小說。故事始於1986年。父親阿肯失蹤後，16歲少年傑姆·切利克與母親相依為命。為了賺錢考大學，暑假期間他跟隨挖井師傅馬哈茂德，到伊斯坦布爾郊外小鎮恩格然開鑿水井，其間偶遇高個子、紅頭髮的成年女人居爾吉汗。就像納博科夫小說《愛達或愛欲》里，14歲的凡與愛達相遇的那一幕，居爾吉汗以一句「我認識你，知道你」，拉近了她與少年之間的距離。她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皆牽動著少男情竇初開的心。

於是，繼《純真博物館》之後，帕慕克再次開啟了他的「純愛」模式。倘若順著這樣的路子寫下去，勢必會衍生出一段超越年齡、消弭見地的忘年戀。偏偏，帕慕克志不在此。

《紅髮女人》插畫

世界上有兩種作家，一種像候鳥一樣在大陸與大陸之間穿梭，不能也不敢有絲毫停留；另一種立足原鄉，哪怕看盡了世間繁華，也不忘家鄉的落寞。帕慕克屬於後一種。世人皆知他有著最深切的「伊斯坦布爾情結」。這座城市賦予了他的身份，定義了他的寫作，更給了他希望和慰藉。這位「天真的和感傷的小說家」也以相同的熱情反哺他的城市，盡其所能去書寫、探索那隱藏在現實之下的種種可能。在他的小說里，永遠有一個孤獨的男人，站在空無一人的大街上，失神地張望四周的風景，喃喃地吟唱憂傷的曲調。

表面上，《紅髮女人》講的是「為人父與為人子的隱秘」。但細細讀來，不難發現他寫的還是那個在古老與現代之間尋找自我的伊斯坦布爾。最初，俄狄浦斯情結左右著故事。父親離開了兒子，命運又把他過去的戀人居爾吉汗推給了兒子。緊接著，滿口念叨著《古蘭經》、《一千零一夜》的挖井師傅馬哈茂德粉墨登場，填補了失蹤父親留下的真空。

馬哈茂德的專制獨斷，似乎把所有人帶回了那既熟悉而又陌生的奧斯曼時代。其後，一場意外來臨的事故終結了他的指令，他獨自一人被困於漆黑的井底，生死不明。彷彿要讓故事停留在俄狄浦斯的宿命（弒父娶母）中，帕慕克讓我們見識了西方式的殘酷：馬哈茂德的受傷是土耳其化的「弒父」；傑姆對居爾吉汗的迷戀，則是活生生的「娶母」。然而，《紅髮女人》又是東方的。帕慕克用看似無意的一筆輕輕扭轉了本該蓋棺定論的結局。多年以後，長大成人的傑姆才知道父親並未失蹤、師傅也沒有喪命。

於是有了《列王紀》。與弒父的俄狄浦斯相反，菲爾多西的史詩載有一個父親殺死兒子的故事。戰場上，英雄魯斯塔姆拔劍殺死了從未謀面的親生兒子蘇赫拉布。為了走出子殺父-父殺子的惡性循環，傑姆與妻子選擇了不生育。不過，就像約翰·奧哈拉在小說《相約薩馬拉》里寫的一樣：死神在巴格達等著你，就算逃到了薩馬拉，也是沒用的。畢竟，沒有人能逃避命運的掌控。

30年後，一封遲來的信件掀起波瀾，傑姆與居爾吉汗所生的兒子恩維爾浮出水面。父子重逢之時，亦是悲劇上演之日。索福克勒斯的預言終於在反轉又反轉之後，以最具東方氣質的方式展現而出。最終，傑姆死於恩維爾之手，他的葬身之地正是當年他和師傅一手一腳掘出的那口井。

伊斯坦布爾

就這樣，3代人的命運與同一口井牢牢地捆綁在一起。初見馬哈茂德，傑姆認定他就是「儒勒·凡爾納小說里穿越地心的人物」。馬哈茂德也把自己從事20來年的挖井活計當作神秘的事。這是一條幽暗的秘密通路，連接「地下世界、亡者之界和地之深處與天堂、地獄不曾遺忘的角落」，通向熠熠發光的地下宮殿。那裡有迷人的美女、美味的食物。可是，井底並不真的那麼美好。只要靜下心來，細細傾聽，就能聽到「宮殿」深處隱隱約約迴響著女人悲泣的聲音。這是「紅髮女人」。她的美源自但丁·加百利·羅塞蒂的畫筆，她的美卻不屬於土耳其。她眼睜睜地看著生命里最親近的3個男人相繼被命運打敗，只能在兒子身邊哀哀哭泣。她的哭聲就像馬哈茂德說的一樣，「跟電視上女播音員一般無二」。

小說寫到這裡，似乎是傳統戰勝了現代。回到現實，卻沒有真正的贏家。橫跨亞歐大陸的土耳其註定要活在夾縫中，「既不屬於東方，也不屬於西方」。在漫長的演變中，伊斯坦布爾被一切兩半：一個是「充滿帝國斜陽的憂傷」的廢都，在瀰漫著「呼愁」的空氣中漸漸被遺忘；另一個則尾隨浩浩蕩蕩的西進大軍，等待著被西方世界承認、接納。當下時代盛產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土耳其卻是地地道道的實用主義者。彷彿遭遇海難的船隻，這個國家急著甩掉所有無用、累贅的包袱。從此，遠離了奧斯曼傳統，忘記了菲爾多西，更不知道「我是誰，我來自哪裡，又將去往何方」。不幸的是，沒有人能夠告訴他們標準答案。因為這個國家和傑姆、恩維爾一樣，都是沒有父親、沒有前生、沒有後路的孤兒。

伊斯坦布爾

那麼，記憶的深井到底裝著什麼？當然是「呼愁」。每一個西方旅客初到貴地，都對籠罩在這座城市上方的憂鬱氣質印象深刻。在回憶錄《伊斯坦布爾》里，帕慕克滿含深意地提到福樓拜。1850年10月，這位現代主義的開山之祖經由開羅、耶路撒冷、黎巴嫩，抵達伊斯坦布爾。像所有沉迷於細節的作家一樣，神秘的東方情調讓他昏昏欲睡，空洞的鸛鳥巢、黑海刮來的西伯利亞寒風、城裡熙熙攘攘的人群倒讓他精神大振。尤其是遍布全城的墓碑，更叫他難以割捨。然而，時間總在改變著伊斯坦布爾。所有舊日的遺迹：奧斯曼帝國的榮耀、古老的王書、黑色的碑石，連同土耳其傳統文化，最終都成了遙遠時代的記憶，無可奈何地走入衰落，「就像死者本身在記憶中慢慢消失，亦隨著歲月慢慢陷入土中，不久便消失得無影無蹤」。

奧爾罕·帕慕克，伊斯坦布爾 (拍攝者應該是Ara Guler)

一夜之間，那些曾經塑造了土耳其記憶和自身靈魂的城垣、堡壘、清真寺、宣禮塔，那些舊時的花園、房屋、街巷，甚至沿襲千年的傳統技藝，都統統消失不見。好比傳說中的怪獸「利維坦」，急劇擴張的伊斯坦布爾無情地吞噬著周邊小鎮，將它們納入自己懷中，化作它的一部分。《紅髮女人》里有這樣一幕。在離開馬哈茂德20年後，已是建築師的傑姆在去往德黑蘭的飛機上無不憂傷地望向小鎮恩格然，意外地發現這裡已經不再是他年少時的精神樂土，「它們已經成為浩瀚的街道、房屋、屋頂、清真寺和工廠海洋的一部分。在恩格然生活的新一代將會說自己生活在伊斯坦布爾。」

這是深井裡的土耳其，一切均讓位於幽暗與憂愁。所有的失敗、損失、傷感、貧困，所有的生命、快樂、幸福，皆化成不能掘出的真相，被裝到了井底。曾經「穿越地心」的勇士，如今只能被憂傷吞噬。可是，如果以為帕慕克只是坐在井底、百無聊賴地望向天空，那就錯了。《紅髮女人》里，他借傑姆之口說出了他的雄心：「假使我是作家，也會想寫這樣應有盡有的百科似的東西。這部全書里，所見所聞無所不包，每個細節都被精心描繪，有時其中所蘊含的人性的東西讓我激動、感慨，有時又充滿驚奇和迷茫」。

坐在陽台上畫畫的帕慕克

這不是誇大其辭，現實里的帕慕克真的就寫出了這樣一部「伊斯坦布爾百科全書」。然而，碎片的時代從不產生宏大的史詩，世俗的年代更不會有偉大的英雄。於是，他的世俗英雄只能披上世俗的外衣，以世俗的姿態，輾轉在伊斯坦布爾的大街小巷中，講述著世俗的傳說，傳遞著世俗的憂愁。從停靠在金角灣的船舶，到名為「純真」的博物館；從街頭小販的聲聲叫賣，到挖井師傅的陣陣敲擊，伊斯坦布爾化為千萬個碎片，鏡像一般反照出現實的虛無。這種虛無，來自這座城市，又歸於這座城市。

本文原載於經濟觀察報·書評，原文名《深井裡的土耳其，「呼愁」在瀰漫》

《紅髮女人》

（土耳其）奧爾罕·帕慕克 / 著

尹婷婷 / 譯

世紀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