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T經濟學家：從輟學的後進生到頂尖的自然實驗者

目前，經濟學的經驗研究正在經歷一場研究範式的轉變，從統計推斷向因果推斷轉變。麻省理工經濟學家安格里斯特則是這場「可信性革命」中最引人注目的少壯派經濟學家，也是世界前100位引用率最高的經濟學家之一。

其代著作，《基本無害的計量經濟學》及《功夫計量》所總結的革命性的實驗方法， 在那些主要關注抽樣性質的傳統計量經濟學教科書中很難看到，這也成為經濟學圈膜拜這兩本書的理由。讀者從中可以知道什麼是有用的實證分析，什麼是奇技淫巧。

他的簡歷不乏學術明星的光鮮——取得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學位，首份工作便入職哈佛，此後成為麻省理工經濟學系福特教授，但他的個人經歷卻截然不同，他曾經是一位輟學的後進生。「我很慶幸，當年自己也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如果去上大學，就能變得更好。」

今日，我們推送MIT Techonology Rewiew對他的人物專訪，看這位從輟學的後進生如何成為頂尖的自然實驗者。

文/Peter Dizikes

譯/ 金穎琦

麻省理工經濟學家喬什·安格里斯特（JoshAngrist）的嚴謹研究方法對學者們有著長達20多年的影響，如今他專註於研究學校何以脫穎而出。

安格里斯特被譽為實驗主義者，但他並不泡在實驗室里。這位經濟學家在麻省理工E52大樓內有間樸素的辦公室，倚在牆邊的自行車通常就是辦公室中最顯眼的物品。安格里斯特時年52歲，體格強健、膚色黝黑、頭髮斑白，他在大多數清晨都騎車上班。這幾年，他周末常在山地自行車道上，與二十幾歲的車手一決高下。

在這些非正式的場合，安格里斯特已建立起虛擬的經濟學實驗室，對不同的社會問題作出精準的解答。他宣揚了微觀經濟學研究能夠並且應當模擬實驗室實驗條件的觀點。許多其它的微觀經濟學家通常以模型為基礎展開研究，這些模型對人類行為做出寬泛的假設，但安格里斯特只選用能反映社會因果關係的實證數據。

他常在思考一個問題：高中教育的效率。評價高中時，你可能會比較考試成績、畢業率及升學率。然而，高中教育的效率效率僅僅是因為名校所在學區吸引了大部分有優質生源的家庭。

學者無法通過隨機分配學生到各學校再研究評估結果，來回答這類問題。為了解決這樣棘手的問題，安格里斯特依靠自然實驗方法，即兩組相似人群由某種特定的條件區分的案例。比如，重新劃分某個學區的範圍，並立即將一部分學生轉派到一所新學校，這就是經濟學家所謂的隔離學校自身影響因果關係的「清晰鑒定」。

去過20年，安格里斯特的自然實驗已經讓他成為圈內知名經濟學家。據存有3,3000名作者的數據的聖路易斯聯邦儲備銀行統計，安格里斯特是世界前100位引用率最高的經濟學家之一。他最廣為人知的論文涉及以下研究議題：教育年限與收入之間關係；服軍役對收入的影響；課堂規模與學生成就之間的關聯。

安格里斯特並非自創了准實驗研究方法。其實這種方法在1980年代以後由一群著名的經濟學家發揚開來，包括安格里斯特多篇論文的合作者阿蘭?克魯格（Alan Krueger ，現任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 哈佛大學勞倫斯?卡茨（Lawrence Katz）；研究生導師、加州伯克利大學戴維?卡爾德（DavidCard）；重要導師、普林斯頓大學的奧利?阿申費爾特（Orley Ashenfelter）。但是這些經濟學家不是安格里斯特那般堅定的實驗經濟學擁躉者。

「他的研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惠特尼?紐維（Whitney Newey）說道。他現任麻省理工經濟學系主任說，曾是安格里斯特研究生導師之一。

安格里斯特論文在經濟學界的引用率或許低估了其真實的影響力。從事醫藥和生物研究領域因果關係研究的生物統計學家也經常引用他的方法，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已經將自然實驗作為基本的研究工具之一。

麻省理工著名的反貧困學者、安格里斯特此前帶的研究生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回憶說，導師對選擇偏見這一問題有著持續不減的專註，比如排名靠前的學校里有更多好學生的概率，正是這份專註使得她超越導師的研究方法深入挖掘，並展開實際的田野實驗。「一旦你問對了問題，你就可以問什麼樣的理想實驗能解答問題，」她解釋道。「喬什是自然實驗的擁躉者，他的研究工作讓我們許多人意識到，真正的隨機實驗將會是非常有前景的方向。」

安格里斯特的簡歷不乏學術明星的光鮮——取得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學位，首份工作便入職哈佛，此後成為麻省理工經濟學系福特教授及委員，但他的個人經歷卻截然不同。安格里斯特在11年級完成最低課程標準，便從高中畢業。他修整了一段時間後，才決定讀大學，研究生階段輟學，讀經濟學博士前曾在以色列軍隊服役。

「我人生中有許多幸運的意外，」 他說。

安格里斯特不認為，其關於教育影響的研究焦點源自於他過去的經歷。在經濟學領域，他說，「從自身經歷學習是一大誤區」, 應基於數據和興趣去研究重要的議題。然而，他自身的經歷仍有利於我們了解安格里斯特，從而更好的理解他的工作。部分原因在於，他喜歡探究偶然的社會環境如何驅使同類人群選擇不同的道路。畢竟，他很可能選擇不同的人生方向——某些事情「豐富並影響了我對世界的認知，」他承認。

曲折的經濟學之路

安格里斯特在匹茨堡長大，父母任教於卡耐基梅隆大學（Carnegie Mellon）。「我出身書香門第」。他父親曾是工程師，後成為《福布斯》和《華爾街日報》的撰稿人；他母親曾是社會學家，此後在私企工作。為了好玩，安格里斯特常會跳上橫穿卡內基梅隆大學校園的貨運列車（「或許不是最安全的消遣，」他回憶道），而他在青少年時期更沉迷於車而不是課堂。他達到英語、體能和體育的州立標準後，便取得高中學位。在同學還在校讀書時，他為了買車在州立精神醫院找了份工作。安格里斯特回憶，父母「認為情況本可能更糟糕」。

一年後，安格里斯特遞交了大學申請，並說服歐柏林（Oberlin）錄取他：「我去了他那，據理力爭，他們發現我真的很想讀。」最終，他成了塊讀書的料; 畢業時，他寫了一篇榮譽論文，建模分析失業如何影響收入分配。為了評估這篇論文，歐柏林邀請了普林斯頓大學著名的實驗經濟學家阿申費爾特。他對安格里斯特非常欣賞，並收入麾下做自己的博士生。

「他顯然是非常好的學生，年紀輕輕就開始做研究了，」 阿申費爾特回憶道。

機會來敲門了，但安格里斯特卻去了以色列。他在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讀了經濟學碩士，但「我學的不好，後來退學了。」不過，他在那裡遇到了妻子米拉（Mira）。

Angrist receives his sergeant"s stripes in the Israeli army, spring 1985.

安格里斯特沒有入讀普林斯頓大學，而是入籍以色列並應徵入伍。作為傘兵，其所屬部隊是1985年以色列與黎巴嫩戰爭結束時，撤離黎巴嫩的最後一批部隊。他說，軍事訓練時而「有趣」，而實戰更令人畏懼：他的一位好友在貝魯特被射殺。安格斯特本人很幸運：「發生在我身上的最糟糕的事情僅是恐懼。」最後，他在遣返前寫信給阿申費爾特，詢問他的此前的offer是否仍然有效。很快，他便入讀普林斯頓經濟學項目。

安格里斯特回憶道，某天在普林斯頓，阿申費爾特對研究生提到，舊金山加利福尼亞大學的研究人員展開了一項自然實驗，評估越南服役經歷對應徵入伍的退役士兵死亡率的影響。由於隨機抽樣，研究人員可以假定這些男性此前沒有比普通人更容易自殺或遭遇致命事故，並以普通人作為該研究的對照組。

「奧利說，"這是個好主意 - 有人應該為[退伍士兵]的收入狀況做這件事，"」安格斯特回憶說。 「那天下午，我便開始動工了。」

儘管該研究只是經歷了從政府舊電腦提取信息的漫長過程，但最終成為安格里斯特的博士論文。阿申費爾特說：「包括我自己在內，世上很少有人能做成這件事。這就像是在邊界之下挖掘隧道或者其他什麼東西– 實在是一項無窮無盡、乏味重複的工作。」最終，安格斯特發現，20世紀70年代早期應徵入伍並服役的白人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的收入比未應徵並服役的同類人群低15％

只求事實，夥計

安格里斯特的論文讓他在哈佛大學謀得一職。不久之後，他和克魯格（Krueger）在1991年發表了一篇關於教育與收入之間關係的論文，成了自然實驗的教科書式的範例 - 事實上，它出現在多本教科書中。他們觀察到，許多州強制兒童六歲那年入學，並允許他們在十六歲時結束學業。這意味著並非所有的輟學者都會在學校度過相同的時間：12月出生的兒童在9月入學時約5歲零9個月，而1月份出孩子只能在下年9月入讀，讀書時約為6歲零8個月。

因此，出身月份較晚、學齡較小的輟學者在16歲之前，不得不在課堂上花更多時間——實際上，他們的平均上學時間的確更長。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他和克魯格核查了數十年新生兒的綜合數據，發現額外一年受教育時間，會讓年收入增加7.5％，甚至更多。作為一項自然實驗，這項研究是有效的, 因為16歲輟學者按月份被隨機「分配」，接受不同年限的學校教育。

安格里斯特一直擅長尋找不同的「工具」——這是經濟學家通常這樣稱呼他們用來構建自然實驗的變數。考慮另一個問題：班級規模如何影響學生的表現？

安格里斯特和經濟學家維克托?里維（Victor Lavy）用政策異常來闡明這個問題，並在1999年的一篇論文中公布了結果。在以色列，課堂學生人數上限為40名。如果一所學校有38名四年級學生，那麼這些孩子將全部由一名教師上課，而在另一所如有42名四年級學生的同類學校中，這些孩子將分為兩個班，每班21名學生。通過研究1991年以色列4000多名四、五年級學生的考試成績，他們發現，較小的班級規模使得五年級學生的數學和閱讀成績方面獲得「顯著和實質性」提高，而對四年級的學生在閱讀成績上的提高相對較小。

From left, Parag Pathak, David Autor, and Joshua Angrist in the Morris and Sophie Chang Building, home to the MIT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Photo: M. Scott Brauer

安格里斯特還為自然實驗產生有意義的結果，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論，其中包括1994年與哈佛基多因本斯（Guido Imbens）就「地方平均處理效應」所做的論文。本文正式闡述了一種觀點，即衡量新政府政策平均效果，最佳方式是評估政策對其鼓勵的對象情形內的人們的影響。例如，越南服役對收入的平均影響只能由被應徵的人決定;志願者被排除在安格里斯特對退伍軍人收入的自然實驗之外。

反過來，這種估計回讓決策者更好地預測擴大教育或醫療保健計劃的潛在效應。

「這可能是計量經濟學近10年來最優秀的論文之一，」紐維（Newey）說，他本人也是一位領先的計量經濟學家。2009年，安格里斯特又與倫敦經濟學院的約恩?斯特芬?皮施克（Jorn-Steffen Pischke）出版了一本廣受歡迎的書《基本無害的計量經濟學》，總結了他們關於經濟學實證方法的大部分研究。

所有這些研究都有助於自然實驗的理念從籍籍無名成為學界主流。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家戴維·奧特爾（David Autor）指出，安格里斯特堅持尋找經驗證據，而非依賴於建立在假設之上的模型，「喬什當時走在了時代的前沿，希望世界變得公開透明，但很多人並沒有看到其中的價值。」奧特爾補充說，通過這項工作，安格里斯特已經「從經驗角度」找出了如何回答其他人不認為能回答的問題。

對於安格里斯特而言，他並不反對以模型為基礎的研究工作，比如說預測政策變化的影響。但他堅持「實驗主義者的思維」，並認為任何這樣的模型都應基於大量的經驗數據。

的確，正如卡特所說，許多經濟學家仍然認為他們的學科是基於合理性和可預見的激勵反應的「數學哲學」。這些學者認為純粹的經驗主義「與現實嚴重脫軌」。一些以安格里斯特，卡特和克魯德模式展開研究工作的年輕經濟學家遭到了批評;他們有時候被描繪成機會主義者，尋找任何能夠產生明確結論的議題，甚至是健身房會員資格這類看似無關緊要的事情。《新共和國》雜誌2007年的一篇文章也譴責新興學者利用自然實驗玩「室內學術遊戲」。

Previous CELE PhD Courses

「過去十年，我們遭遇了一些阻力，像我、我的學生、我的學派這些人――批評者指出我們只關注研究工具，而不是研究課題本身 ，」 安格里斯特說。「但我認為這是不公的指控。」他補充道：「抽籤徵兵法成為好的議題，並不僅僅因為抽籤酷，而因為它關係到事情的本質：那些男人被抽中了，他們的事業也就中斷了。」他說，就所說的一切而論，「這樣絕妙的工具綜合運用於核心問題，才產生了好的研究」。

另一個恰當的例子：安格里斯特指導過一位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喬納森·格魯伯，在20世紀90年代使用自然實驗來研究人們如何受到不同醫療保險政策和計劃的影響，然後運用這些結果預測，假如所有人都有能力買保險會發生什麼樣的情況。安格里斯特的工作在促成2010年奧巴馬政府的「平價醫療法案」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在讀研究生時，喬什對我影響很大，」格魯伯說。「他是整個[自然實驗]領域的關鍵人物之一。」

任何情況下，安格里斯特都極少讓一丁點外界阻力挫敗自己。卡爾說：「他成功的秘訣之一就是他的韌性。他樂意努力工作，能夠轉移批評......在經濟學這樣艱難領域，如果你具備一點他的這類特質，便能走得更遠。」

繪製新藍圖

最近安格里斯特加強了對教育的關注。 2011年，他、奧特爾和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家帕拉格?帕薩科（Parag Pathak）一起，發起了學校效能與不平等倡議（SEII），分析特許學校的有效性以及財政援助對院校績效的影響等議題。這個想法目的在於將實驗室層面的研究引入市政討論中。「學校質量和人力資本是美國政策議題的主要議題」。

安格里斯特的這項研究能進行到何種程度，取決於有多少學區會給他提供有用的數據。他說，波士頓和馬薩諸塞州的情況很不尋常，因為「我們有很好的數據基礎設施，並與市政府、學校和其所屬州都保有了良好合作關係。」

這種開放讓他、帕塔克和其他合作者能夠在近期寫出他認為最好的幾篇論文。波士頓已採取抽籤制度，以此決定哪些對特許學校感興趣的學生能夠如願以償；當一所學校的申請人數超標時，研究人員可以將最終被特許學校錄取的學生與同樣積極但卻沒被錄取的學生間作比較。在2009年的一份報告中，他們發現某些波士頓特許學校的學生在州立數學考試中平均增加了約15個百分點的考試成績。

然而兩年後，安格里斯特和他的同事們發現，在波士頓以外的馬薩諸塞州地區，特許學校學生的平均水平並不比其他公立學校的學生好。安格斯特認為特許學校可能彼此截然不同，不能依此得出它們能否提供更好的教育這一籠統的結論，儘管其中最好的學校似乎堅持延長教學時間，專註於核心的數學和閱讀技巧，並強調良好行為習慣的培養。

「特許學校的想法是"讓一千株鮮花綻放"，」安格斯特說，「好吧，這其中許多花都是蒲公英……特許學校本身（的水平）也都參差不齊。 」

SEII研究人員強調，他們在特許學校的問題上保持中立。特許學校源於政治決策，因為他們利用了公共基金，而僱傭的老師卻大多數不屬於公會。帕薩科在第一篇論文發表後說，「我們不是特許倡導者。我們的態度是，讓數據說話。」

這些數據可能會在新奧爾良地區更具解釋力。在這個地區，抽籤系統將學生分配到不同機制運營的特許學校。這可能有助於SEII學者得出關於哪些類型的特許學校可能最有效的結論。安格里斯特和帕薩科也在德克薩斯州的瑞歐格蘭山谷內，發起了一項有關特許學校的研究。另一方面，由他和奧特爾領導的SEII團隊正在分析由蘇珊·湯普森·巴菲特基金會資助的內布拉斯加大學生獎學金項目的影響。

目前廣為承認的是，2009年關於城市特許學校的研究對當地產生了重大影響。在研究發布後不久，馬薩諸塞州州長德瓦爾·帕特里克（Deval Patrick）和波士頓市長托馬斯·梅諾諾（ThomasMenino），對特許學校的態度大為緩和；馬薩諸塞州此前限制就讀特許學校的學生數量，但2010年州法律在考試成績低的地區增加了此前限定的學生人數的數量。目前全州有70多所特許學校。

緊接著，研究生著手研究這種擴張的影響，並擴大SEII在該領域的研究範圍。安格里斯特的博士候選人之一克里斯托弗?沃爾特斯（ChristopherWalters）已經完成了一篇文章，預估了波士頓迅速增加特許學校數量造成的影響。他總結說，這將使該市的種族成就差距縮小5％至10％。沃爾特斯指出，儘管原先成績較差的學生從特許學校中獲得的收益最高，但他們申請的可能性最小。

為了佐證其觀點，沃爾特斯從以前的研究中獲取了經驗數據，建立了一個預測未來結果的模型。「喬什一直對[將實驗數據融入模型]的理念持開放態度，」他說。「那些視作他自然實驗之王的同事會為此感到驚訝。」

安格里斯特樂於談到他近期工作得出的一個廣泛的結論：學生在其讀書生涯後期，往往能學到更多。「學生在中學時會取得顯著的進步，而入學時基礎很差的孩子則在稍後階段也取得了這樣的進步，」他在闡述對城市特許學校的研究時這樣說道。孩子無法彌補自己在年幼時面臨的不足，這是「一種令人信服的說法」，他說，「但事實並非如此」。

在這點上，安格里斯特極力倡導將經濟學視為實證性學科。他的親身經驗直接表明，單就使成績較差的學生大器晚成而論，要冒著多大的風險。安格里斯特認為，中學教育能夠改變學生的人生。他的孩子也繼承了這一觀點：他的女兒Adie（阿迪）在波士頓特許學校教書，他的兒子諾姆（Noam）是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專業大四學生，與他人為低收入的波士頓高中學生開設了一項運動和學術導師項目。

安格里斯特騎車回家前，他稍做思忖，總結了下自己意想不到的經濟學之路：「我很慶幸，當年自己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如果去上大學，就能變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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