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帝王的風雨人生：歷史總是耐人尋味，也總是出人意料

來源 | 讀有引力（ID：duyouyinli）

文 / 范軍

摘自《坐龍椅：明清帝王的風雨人生》

龍椅上的人生，明清帝王的碎影流年，這註定是本惆悵之書，也是糾結之書。

首先，它講述帝王的雄心，以及雄心背後的惆悵與局限。

以朱元璋為例。洪武七年（1374 年）十二月十三日，皇帝朱元璋完成了一項本應該由學者完成的工作：註解《道德經》。沒有人知道，朱元璋在此時打開的是他的夢想之門。

他心中有一個夢想，朱元璋的烏托邦在他看來就是一個人人以《道德經》為行動指南的理想國。沒有叛逆和殺戮，有的只是順從和安居樂業。在朱元璋心目中，《道德經》是「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所以註解《道德經》的工作非他莫屬。這是治國之經，立國之本，是進入朱元璋烏托邦的通行證或者說敲門磚。

在朱元璋的烏托邦中，對貪官污吏的憤恨、懲罰和對農民的親近是相輔相成的。

農民可以用綢、紗、絹、布四種衣料，商人只能穿絹、布兩種料子的衣服，並且商人在考學、從政等諸多方面都會受到限制。

另外為了進一步抬升農民的地位，朱元璋身體力行，親自在皇宮大院里種植蔬菜，他甚至將「御花園」改名為「御菜園」，可以說朱元璋的烏托邦就是個靜態的大莊園，一切自給自足，唾棄商品經濟，而在言行舉止上，強調用一種思想、一種信仰來規範全體民眾的意志和行動，從而讓帝國呈現出知足常樂、和諧有序的氣質來。

洪武末年，朱元璋的帝國基本上能做到夜不閉戶、路不拾遺（見祝允明《野前言記》），似乎回到了周朝禮儀尊嚴、民風淳樸的時期，相對於元朝後期禮崩樂壞的狀況，朱元璋打造的烏托邦令人刮目相看。

此外，朱元璋還熱衷於做一件事：修城牆。都城的城牆要修，長城的城牆更要修。

朱元璋的雄心由此可見一斑。但惆悵相伴雄心而來，因為龍椅中人朱元璋這樣的所作所為類似於農民修院牆，表面上看著氣派，實際上擋住的卻是一個帝國的視野、雄心和開拓意識。與此相對應，朱元璋禁通外番。

他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 年）十月二十七日詔令戶部嚴申交通外番之禁，帝國向外的大門就此緊閉，外貿的屏蔽最終導致了視野的屏蔽，烏托邦中的人在四書五經中近親繁殖著祖先的思維，帝國的思想被統一到幾本枯燥的經書裡頭，不可能再有什麼創新了。

說到底，由於朱元璋觀念的局限性，更準確地說是因為龍椅中人普遍存在的閉合思維，導致了東方封閉的內陸文明、農業文明和西方開放的海洋文明、商業文明的路徑之別。

朱元璋不知道，從他的新朝元年出發，他以及由他的子孫承繼的帝國與這個世界的距離愈行愈遠。1381 年，朱元璋下令修建山海關，進一步封閉帝國疆界，當這個烏托邦的長城東起鴨綠江，西到嘉峪關，已長達6000 多公里時，英國頒布了最早的航海條例，東西方視野之別開始以一種微妙的形式表達出來。

朱元璋之後，他的子孫們詔修《四書》《五經》《性理大全》，並於1417 年頒行，定為生員必讀書時，歐洲進入了文藝復興時期，那個叫達·芬奇的義大利藝術家畫出了《最後的晚餐》《蒙娜麗莎》等作品。而當隆慶、萬曆年間帝國意淫小說《金瓶梅》問世之時，莎士比亞的人性作品《哈姆雷特》《李爾王》《羅密歐與朱麗葉》也問世了。

東西方的思想之別也開始以一種微妙的形式表達出來。1581 年，張居正改革賦役制度，推行「一條鞭法」。

此前一年，義大利威尼斯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銀行，在財稅改革的路徑上較大明帝國遙遙領先。

02

由於朱元璋等龍椅中人因循守舊、墨守成規，大明王朝註定不可能天長地久。

1644 年，李自成攻佔北京，崇禎帝自縊身死，明亡。此前四年，英國資產階級革命開始。此前兩年，法國B. 帕斯卡發明利用齒輪轉動進行加減法的計算機。

此前一年，義大利科學家E. 托里拆利和V. 維維亞尼發明了水銀氣壓計。與此同時，那個大名鼎鼎的物理學家牛頓出生，萬有引力定律的發現進入了倒計時——東西方文明或者說競爭力之別至此已如天塹鴻溝，不再是任何人力可以阻擋或扭轉的。

而從這樣的時刻回溯，帝國的開創者朱元璋已經死去二百多年，他在世時對帝國氣質、視野、思維的框定終於在此時得到報應，所有的因果輪迴屢試不爽，逃無可逃。

總之，在一切皇帝負責制的時代，皇帝由於個人能力、識見的緣故，往往掌控不了全局。可作為歷史中樞神經的核心部位，皇帝又不能無所作為，這就形成一個悖論——一個不夠稱職的董事長帶領公司全體員工試圖走進新時代，結果往往差強人意。

另外，作為漢人的最後一個王朝，明朝的「問題皇帝」和「試圖解決問題的皇帝」都很多，也很有代表性。比如無為而治的萬曆皇帝和勵精圖治的崇禎皇帝。

在歷史大困局面前，他們的表現就像一個硬幣的兩面，只能看到面前的問題卻看不到背後的實質，只知怨天尤人不懂悲天憫人，這樣的皇帝往往會淪為歷史的奴隸，被綁架著往前走，何談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至於清朝的皇帝更是不易，在「滿漢文化」從衝突走向融合最終再走向決裂的歷史輪迴中，清朝的統治活生生就是一個起承轉合的歷史，清朝的皇帝更是有著起承轉合的人生，包括權力，也包括個人情感。特別是道光以降，在內憂外患的背景下多悲情皇帝。他們的人生是支離破碎的，屁股下面的龍椅也是搖搖欲墜的。

問題層出不窮，情感無所寄託，而囚徒天子光緒，被囚住的不僅是身體，更有自由、思想以及他的愛情。在這些基點上看皇帝，他們玩的不僅僅是權力博弈，也是人生和命運。是抓手，也是被抓手。他們實在是歷史的那些衝突點、轉折點、鋪展點和萎縮點。

不妨以康熙九子奪嫡為例，看看龍椅中人不得不面臨的權力與人性的變異。

一個皇位，相伴多少犧牲品。不爭是爭，爭也白爭。不管爭與不爭，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誰叫你生在帝王家呢？

如果從「局殺」的角度看清代龍椅中人繼承的選擇手段、養成制度、更換程序以及危機處理方式等，真可謂龍椅中人都是試驗品，沒有誰的命運是可以自主的。所以才有順治出家的傳說，康熙選擇太子的心力交瘁以及雍正難與人言的無情殺伐。

是龍椅中人錯了嗎？也許是制度之錯。總之這是個「局」。設局者或許早已離開，局中人卻廝殺正酣。設局、入局、局殺。就是個遊戲而已，願賭服輸。

03

在康熙帝國，儲權之所以可以挑戰君權，是因為裡頭有一些制度性的安排或者說設計。康熙為了培養胤礽的太子意識，特令禮部為其制定相應的皇太子禮節。

但胤礽得隴望蜀，對太子權益做出過度追求。比如他當著康熙的面辱罵毆打平郡王納爾蘇、貝勒海善、公普奇等王公大臣，康熙出於維護儲權的需要，對此毫不吭聲。

太子胤礽之所以在挑戰君權的路上越走越遠，應當跟康熙這樣的制度設計有關。太子的儲權如此之大，自然會對皇帝的權威造成挑戰。康熙規定，自己外出期間，在京大臣除去按例將各部院重要政務向他奏報之外，還必須同時稟報值守皇太子。

另外康熙在親征時，經常隨帶包括太子胤礽在內的6 位年長皇子加以歷練，令其知兵事。他在太子養成計劃中的如是培養，既給了太子問政的能力，又滋長其野心，誠屬不當。

通觀歷史，大明王朝的太子養成教育制度堪稱完備，可從「促織（蟋蟀）皇帝」宣宗到「木匠皇帝」熹宗，嫡長子繼承製下產生出來的「問題接班人」層出不窮，令大明帝國日益走向崩盤的境況。

胤礽的情況也相類似，在成年後他暴露了人格缺陷，開始表現出對權力欲的特殊嗜好，以至於鋌而走險挑戰皇帝的權威，大清帝國的穩定性為此大受影響。

總之對此類龍椅接班人模式的錯位理解，導致了康熙帝國長達三十多年的無所作為，帝國付出慘重代價。

康熙四十七（1708年）九月，大清皇帝康熙宣布胤礽乃不孝不仁之人，列祖列宗「與朕治平之天下，斷不可以付此人」。胤礽的皇太子稱號被廢除，康熙將其幽禁在咸安宮。

皇帝康熙無力左右局面，既未能將皇帝權威良性傳導，又不能使能力出眾的龍椅接班人選們得到信任，雙方陷入互疑狀態，而那些接班人的潛在人選們以內訌、內鬥為能事，帝國再付代價。

皇長子胤禔因爭儲位，謀害太子，被康熙革王爵，監禁，雍正十二年卒；皇二子胤礽二立二廢，受禁錮，雍正二年卒；皇三子胤祉因參與太子結黨，降為貝勒；皇八子原封廉親王胤禩因爭儲位被奪貝勒，並受拘禁；皇十子胤因參與太子結黨，父子反目；皇十四子胤禵因參與太子結黨，父子反目……

權力與人性的變異悲歌在龍椅內外一再奏響，令人不忍卒聽。

事實上，明清兩朝，龍椅中人的問題始終沒有得到解決。

永琰上位為嘉慶皇帝後，性格過於仁慈和謹小慎微，治國不力，以至於帝國上下貪污腐敗層出不窮，他也不能大膽推出改革措施，在帝國亟待轉型的時刻坐失良機，誠為憾事。

道光和咸豐這兩位龍椅中人的成績也乏善可陳。

道光重用「多磕頭，少說話」的大學士曹振鏞治國，雖以節儉名世，財政狀況卻每況愈下。

道光二十八年，帝國的戶部僅存庫銀十二萬三千九百餘兩，而道光三十年，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前夕，大清戶部庫銀「入款有減無增，出款有增無減」。最主要的是作為一個大國的皇帝，道光的素質和視野很成問題。當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時，道光卻很好奇「該女主（英國女王）年甫二十二歲，何以被推為一國之主？有無匹配？

其夫何名何人，在該國現居何職？」很顯然這個皇帝在開拓意識和知識儲備上是不稱職和極其欠缺的。咸豐的情況更是糟糕。首先一點他器量狹小，不肯重用頗有能力的奕和曾國藩，使得帝國危機四伏，在太平軍的打擊下惶惶不可終日。

另外和前任道光一樣，他作為一個大國的皇帝，素質和視野也很成問題。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時，他下文要各參戰部隊「參酌施行」詹事府詹事殷兆鏞提供的棉被禦敵法以及其他匪夷所思的破夷之策，比如魚網御炮法，成為中外軍事史上的笑柄。

如此低能的治理能力導致大清帝國危機四伏，咸豐最後未能收拾殘局，只得匆匆逃到避暑山莊去避難……

歷史不堪回首，明與清，近三十個皇帝，他們的光榮與惆悵，他們那些難與人言或者不為人所知的人生況味，直至今日仍令人掩卷長嘆，唏噓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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