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間、時間、民間：讀梁平《家譜》

李壯

梁平的姓名里本身便藏著一部「雙城記」：一字為姓、一字為名，既有山樑的奇崛險要、又有平野的開闊舒朗，五五分成並在一起，拆不散、扯不開，誰離了誰都不再是原本的意義和形象。這名字似乎同詩人本尊的人生軌跡有所呼應。說不上什麼預言暗示冥冥註定，這不過是對漢字自身的把玩、是詩的聯想；當然轉回頭來，也的確為詩的論說者如我，提供了某種開啟話題的便利：梁平生長於重慶，後來轉去成都工作定居。一邊是魔幻山城、一邊是平原天府，一頭是青春、一頭是中年，西南大地上的雙城連線呼應著人生逆旅的斑駁行蹤，確乎有幾分詩的況味潛藏在裡面。在那首常被提及的《回家》中，梁平這樣寫道：「和別人不一樣，我在兩者之間無法取捨。/從成都到重慶說的是回去，從重慶到成都說的也是回去。/路上留下的表情，/歸去和別離都是一樣。//城市固然清晰，我現在的身份比霧模糊。//成都有一把鑰匙在手，/重慶有一把鑰匙在手，/往往一腳油門踩下以後，人在家裡，手機開始漫遊。」兩面都是「家」，說起來都是「回」，但「回家」一事的概念辨析卻出現了某種混淆。進而可以想像，「回家」動作的行為主體也會面臨某種更深刻、近乎本質性的混淆與猶疑：「家」難道不是唯一的嗎？「回」的指向性不該是不可逆的嗎？如果「家」有兩處坐落、「回」有兩種方向，那麼「家」真的存在嗎？「回」還能回得去嗎？甚至還可以進入某種更通達的境界：「家」一定要被世俗邏輯上的人生坐標所限定嗎？「回」必然就得通向百度地圖界面上那扇看似越來越大實則越來越小的地標「窄門」嗎？生命，以及與這有限生命相關聯著的一切，或許本不必如此狹窄。

因此，重慶是家、成都是家，華夏大地及其上鐫刻著的歷史文化是家，詩的語言和形式同樣是家。這是詩人的清朗與博大。以上這些，我從《家譜》一書中讀到了一集三冊，梁平把他的詩作分為「為漢字而生」、「蜀的胎記」和「巴的血型」；從題材的基本分割來看，「巴的血型」主講重慶，「蜀的胎記」集中寫四川（尤其是成都），「為漢字而生」則涉及到中國大地的不同區域、不同地理，顯然與詩人這麼多年來的種種交往遊歷相關。就此而言，《家譜》似乎可以看作是梁平的一份生命地圖冊、一本空間版的日記，但《家譜》的空間意義絕不局限在此，因為這些錯落紛雜的空間情境背後，大都有一個堅實而生動的「我」出現——詩人主體同無限空間發生著關聯、產生了互動，這空間深刻地浸透甚至塑造了寫作者的形象、靈魂、經驗和語言。由此，人之所在成其為家，「家」字堂皇地登上了書名、統領起三冊走南闖北的詩篇。

《家譜》中的一些作品，在詩人此前的《重慶書》、《三星堆之門》乃至更早的作品集里出現過，但當它們被集中分類、並排放置在一起，立刻呈現出了分明的精神輪廓和意味頗深的總體性結構圖景。倘若將《家譜》一書看作是具有內在統一性的文本、並借用熱奈特敘事學理論里的一組概念，第三冊「巴的血型」在「敘事時間」上被置於尾部（出現在書的最後一冊），但其「故事時間」卻是處在開頭（重慶最早同詩人的生命發生關聯），整本書的情感邏輯因此近乎倒溯——不妨將此也看作是一種「回家」。這一冊里的作品，在重慶的歷史掌故、城市景觀與詩人的生命形象間不斷切換穿梭，具有格外動人的本真力量。開冊一首《巴蔓子》，年代直推到東周，講巴國將軍蔓子借楚兵平亂、事畢以頭留城、「疆土不可分……一死以謝食言之罪」的故事。這是遙遠的歷史，與重慶在史書上留下的最早印記有關，它同樣塑造著今日重慶的精神姿態：「巴將軍蔓子，/在這個城市成為亘古的驕傲，/城市徽章，依然美麗掛在他失血的胸前……巴蔓子將軍活著，/成為這個城市的靈魂。」巴國在歷史裡的這次亮相，至今支撐著當下的重慶、標識了「重慶靈魂」的歸家溯源之路。接下來，便是在這片土地上生長起來的人。《豐都》涉及詩人的祖籍，梁平在這裡明白地寫到了「回家」，「老家的路，指向我的每根肋骨」。這種指向流淌在一代代的血脈里：兒子第一次偷偷喝酒，是在去豐都郊遊的客船上（多麼可愛又有深意的細節）；對於「我」，則與祖父墳頭青草搖曳的想像有關，「相信有一天我回到老家，/在人群中能準確地指認，/就像他，在墳前石碑上對我的指認。」這就是被生命最初時光鎖定的「故鄉」，遊子們「從四面八方來這裡報到」，並且「回家和外來的都取消了座次」（《豐都》）。於是，一把剪刀「從名詞剪成年代」，也剪出了「我的年輕、年邁的祖母」（《剪紙》）；五里坡那間早已消失的茅屋裡，有少年曾與高加索山上的涅克拉索夫撞個滿懷，「挖地三尺，/我和那個俄國人，/還在煤油燈下，一火如豆」（《五里坡》）。天官府、較場口、白公館、磁器口、朝天門……詩集里出現的這些，都是典型的重慶標識；而最終，與這城市有關的一切化作了詩人自身的精神姿態：「在窗前看江水變換顏色，/是我的唯一嗜好。/以不變的姿勢，/看變化萬千的江水。…………我成為江上，/一朵晶瑩的水花，/所有的眼睛，/在窗台上清亮了」（《窗檯》）。

《蜀的胎記》一冊移步成都，同樣顯示出詩人在空間的眺望、觸摸中，不斷叩問自我身份的嘗試。三星堆出土的縱目面具，乃「是我家族的印記」（《說文解字：蜀》）；龍居山的古銀杏寄託著「花蕊夫人親手植下的情愫」，蜀王旗固然降下，但「銀杏倖存下來，/倖存了西蜀遠去的風姿」（《龍居古銀杏》）。除了歷史，還有近切的：「門口的路改成八車道，/詩歌只能從背後繞道而來，/破壞了原來的分行。//原來的長句在樓梯上打折，/抒情不受影響，短短長長，/意象行走在紙上。//……門牌換了，詩歌還健在」（《紅星路二段85號》）。至於《為漢字而生》一集，筆墨更加恣肆、腳步更加瀟洒，無數個梁平在廣袤國土的各各角落裡與山河相互打量、相互灌酒：「從來帝王離我很遠，那些陵，/那些死了依然威風的陵，/與我不配……在南京，烈性的酒，/把我打回原形，原是原來的原，/從那裡來回哪裡去，/沒有水的成都不養魚，/就是一個，老東西」（《南京，南京》）；「古燕國的那個少年，/在邯鄲橋邊生硬的比畫，/滑稽了邯鄲學步。/我的一個踉蹌，/跌了眼鏡。/莊子被破碎的鏡片扎疼，/擠進人堆里，/與我撞個滿懷」（《學步橋遇莊子》）；「幾匹快馬疾馳而來，/圍著我撒歡。/……馬背上的年齡，/是我幼年，在幼兒園大班」（《馬背上的哈薩克少年》）。還有對歷史的地理學勾勒，《紅原》、《達維會師》、《懋功議事》、《猛固鐵索橋》等多首，與紅色革命的典故有關，皆以極富細節感的敘事想像結合真實空間景象寫出，可謂鮮活生動。而在目不暇接的行走觀看之後，越發清晰的，依舊是那個「我」。如其《再上廬山》里寫到的那般，沉舟側畔，當「一千個達官貴人的閑話，/一千零一個閑雲野鶴的佳句，/一萬種走路的姿勢」都已飄搖遠去，突顯並且存留的，終究是那位在（也許有些負載過重的）山河圖景及其表意背後保持沉默的詩人：「不如像我，清冷地坐落一酒家，/溫壺酒，烤幾條深澗里的魚，/然後在蒼茫里，/與山交換八兩醉意。」

二

獨坐酒家、保持緘默、與群山交換醉意，這是山河野趣，亦是某種精神負重狀態下的詩意反應（它同時也是一種重要的詩意生髮機制）。這種負重，顯然已不僅僅與空間的拓寬有關，更與時間的延長密不可分。「時間」，這是繼「空間」之後，打開《家譜》一書的另一把鑰匙。

很典型的是《黃龍溪》一首。這首詩開篇便是「千年的溪」：「溪是千年的溪了，/千古就有絕唱。/清是一闋，澈是一闋，/比那些記事的結繩更加明了。」結繩記事，這是人類活動、尤其是人類記錄自身行動的最初象徵，甚至在此意義上，我們可以將其當做文字及其所衍生出的浩瀚書寫物的原始隱喻。溪水比人類的文字久遠太多了，它是絕唱，而且古來「就有」，與人類無甚關係，又比人類的彎彎繞繞明了得多。然而接下來，「末代蜀王最後的馬嘶，/以及劍影刀光，/遺落在水面上的寒，/痛至切膚。」依然免不了歷史的介入，黃龍溪恍惚間雜亂紛擾起來，但這歷史與自然風物的疊加，畢竟帶來了更深切更熨帖的況味，比如寒、比如痛。於是，古老的溪也好、遠去的人也罷，漫長的記憶皆已籠罩在身處「此刻」的詩人頭頂；在享受「後花園的恬淡與閑適」的同時，依然有無形的重量感縈繞不散：「茶針在透明的玻璃杯里，上下掙扎，/最後癱散成一片。/這是細節，我無力更改，/只能一飲而盡。」這種恬淡背後的負重感、以及一飲而盡間雜陳的況味和曖昧，實際上都來自時間的魔法：「黃龍似是而非，/從《水經注》游來。/那隻沉入水底的龍形鼎，/把水分成雙流。一流反古，/返回歷史的褶皺與花邊。一流向遠，/水面漂浮的未知的詞牌，/打撈上岸」。這一切或許超出了凡人的日常理解能力，但無論如何都是足可珍貴的，「輕吟淺唱都是天籟」。

山川風物、歷史典故、當代個體的回望揣摩及內心隱秘，就這樣融匯在同一首短詩之中了。想來這樣的詩句本身也是一尊「龍形鼎」，它把水流分開、又讓風景合攏，使《水經注》里的溪流和搖晃在梁平杯影里的溪流、使歷史塵埃里的巴蜀和此時此刻的巴蜀，經對視而合一為完整的形象。這是《家譜》一書對往日時光的召回，它跨著語言的快馬和詞語的閃電，迅疾地掠過漫長的記憶與數不盡的故事：「那匹快馬是一道閃電，/驛站燈火透徹，與日月同輝。/漢磚上的蹄印複製在唐的青石板路，/把一闋宋詞踩踏成元曲，散落在大明危乎的蜀道上。/……清的末，一路歸隱山野」（《龍泉驛》）。這是驛站的歷史，從中折射出更宏大而為世人所熟悉的變遷。一個個朝代閃身而過，待到馬蹄遠去之時，終於「桃花朵朵開成封面」。馬蹄消失了嗎？在線性的時間裡，的確消失了。但詩歌把它召喚了回來，把直線畫成了圓圈，並且賦予其許多恆久如琥珀般的品質：「靈泉山上的靈泉，/一捧就洗凈了雜念。當差就當差，/走卒就走卒，沒有非分之想。」這是往日、也是今時，此中暗含著某種蜀地標誌性的迷人氣質，安之若素中有風情萬種，而詩人本身亦在其中：「後來詩歌長滿了枝丫，/我這一首掉下來，零落成泥，/回到那條逝去的驛路。」與此相似的是《少城路》。清軍入城的陣仗無疑是大的，「千萬里騎步煙塵，在成都生成朝廷的威儀」；然而這些八旗兵勇身上攜帶的北方游牧生活的奶膻氣息，在版圖和歲月的磨損中「層層脫落，已經所剩無幾」，漸漸地「氈房、帳篷、蒙古包遙遠了，/滿蒙馬背上馱來的家眷，/落地生根。日久天長隨了俗」，最後便是那著名的一段：「皇城根下的主，川劇園子的客，/與蜀的漢竹椅上品蓋碗茶，/喝單碗酒，擺唇寒齒徹的龍門陣」。在另一些場合，歷史圖景與當代生活之間的重影能夠激發五味雜陳的啟迪，正如《漢代畫像磚》里的描摹：「漢代留在磚上的舞樂百戲，/具體成宴飲，/具體成琴笙歌舞」，這醉意「搖擺舊時的世間百態」，在官帽和長袖間建立起曖昧而又直抵根基的聯想，令詩人感慨「原來這景象由來已久，/原來，如此」。歷史的指涉，在此顯示出鬼魅氣十足的當下性，所謂「風化的是圖像，/風化不了的是胎記」，那些掌故和遺物本不是孤立而乾枯的純粹知識。

這是《家譜》的一大魅力所在。我們能夠從中讀到五花八門的歷史，感受到時間自身的韌性以及韌性里拉伸著的滋味：古蜀國的歷史，華夏大地星星般四下隕落的趣聞掌故，唐宋元明清的浪濤回聲，乃至近代以來歷史顛簸的種種動作細節。這時間的褶皺里藏滿未知的禮物，有抒情的、有剛猛的、有酷烈的、有恬然的，但最終，都被這詩歌的腸胃消化了——或者說，被生活本身消化了。它們終究化入了蜀文化風姿卓絕的肌體，並引導著當代人對自身生命語境的重新認知。梁平在此顯示出目光敏銳、頗顯刁鑽、極富生命力的歷史視野和時間意識，進而，又亮出他深厚而強悍的經驗性美學底色。此中有戲劇性，歷史的面相或如川劇變臉般兀然反轉：「清朝文物最後一頂紗帽摘除，/復活了這條街的帝王將相。/戲園子倒了嗓的角兒當上店鋪老闆，/……那些舞台與堂會裡的虛擬，/滿腹經綸遊戲的人生，/被收街的鑼鼓敲定」（《紗帽街》）。但在戲劇性（以及偶爾摻雜的戲謔荒誕）之外，《家譜》的詩句背後更沉澱有某些本質性的元素，就如同梁平在有關李冰的抒情里寫道過的那樣：「烏紗、朝服閑置在衙門了，/秦磚漢瓦搭建的紀念，/只有水潤的消息。//牌坊、石像、頌德壇，/影印在李公湖清澈的波光中，/都不及他在岷江上的攔腰一截」（《李冰陵》）。

值得一提的是，《家譜》中呈現的時間，並非只有宏大意義上以百年千年計的歷史時間。微觀的個人歷史（它們往往屬於史書記載之外的平凡人），也在梁平的筆下打磨出動人的時間質感，其力量絲毫不遜於秦磚漢瓦。這種「微歷史」可以涉及一個人的一生（如《好人張成明》），可以集中展示生命中某一段大起大落決定走向的歲月（如《刑警姜紅》），也可以從某幾個片段、某一串戲劇性場景中，暗示出具備無限延展性乃至普遍象徵性的命運圖景和歷史圖景（如《鄰居娟娟》、《知青王強》）。甚至還有許多對未來的想像：「也許若干年以後，/我穿過玻璃又回到桌前，/回到過去。/以回放的方式一一重演，/而我不再是我，/那鳥，已經飛走，不再來」（《那鳥和我》）。這些回憶或遙想是平易甚至卑微的，但它們建基於最真切的生活、最真實的內心；相較於王權更迭江山易主，那些發生在人心中、定型於一瞬間的變故縱然細小，但同樣是史詩；諸如一個人的誕生、一個人的死去、一個人在天啟般的片刻對自我及同類命運的神秘醒悟，亦無不輝耀著時間醍醐灌頂的魔法：「從這一天開始，/我在這個城市見到了天空。/我眼裡的天空很具體，/給了我最初、最久遠的記憶，/血紅雪白。//……從此，我的世界裡無法認同，/那些形形色色的表演。/我知道，任何形式的表演，/都遠離本色，/自慚形穢。/血紅雪白：1955年12月12日」（《1955年12月12日》）。《家譜》里不止一次出現過「時間的暗室」這一意象，生命的底片，在光與暗的衝撞里漸漸被沖洗清晰。這種「時間暗室」中透析出來的詩句，讓我想起漢娜·阿倫特的表述：「以其具體存在的全部現實性活在過去與未來的時間裂隙中」，而這種裂隙「完全是一個精神場域……從中，思想序列、記憶和想像的序列把它們所碰觸的東西從歷史實踐和生物時間的損毀中拯救出來。」

三

短暫地離開文本，回到我自己身上。前陣來成都開會，會後下午半天清閑，一時興起，獨自打車溜到人民公園，叫一碗茶、從桌椅間那一眾叮叮噹噹邊走邊響的師傅中請來一位采耳，眯縫著眼仰在竹椅靠背上，忽一瞬竟有不知今夕何夕的感覺。那一刻我的腦中忽然浮起了前文分析過的《少城路》里的句子：「皇城根下的主，川劇園子的客，/與蜀的漢竹椅上品蓋碗茶，/喝單碗酒，擺唇寒齒徹的龍門陣」。龍門陣我是擺不來的，單碗酒怕是也喝不了幾碗，但身下的確是蜀地的竹椅，面前的蓋碗茶也在散發著真實的熱和香。現實中的我與詩里的八旗子弟落在相同的場景里，都是從京城來到天府之國，從政治權力和主流文化的中心地帶進入了一片相對異質性且極富個性感染力的「文化異域」。於是，八旗子弟「日久天長隨了俗」，就我而言，獨坐人民公園喝茶的這半個下午也同樣有抽離世俗時間之外的感覺，並且對此時此地的語境產生了自然而然的認同（雖然在一片熱鬧的侃天說地間我這孤身飲茶的身影多少有些怪異）。這似乎便很有些意思了：就文化語境而言，歷來都只有「中心」同化「邊緣」的份兒，哪見過有反過來的？但巴蜀文化愣是做到了。權杖龍袍、博冠峨帶，在這裡被茶香酒香七嘴八舌悄然化解，那些冠冕堂皇的詞語組合及硬邦邦足可活人亦可殺人的語氣，到這裡似乎都變輕變軟了：「成都盆地里的平原，一口大鍋，/煮刀光劍影、煮抒情緩慢，/一樣的麻辣燙」（《少城路》）。或許可以這樣說，所謂的「中心」與「邊緣」，只不過是權力地理學的產物；就生活方式以及民間文化氛圍而言，巴蜀本身便是另一種「中心」——它具有極富生命力、極具辨識度的主體性，地域文化和民間生活的光芒在此格外耀眼。

《家譜》一書在這一點上可謂下足了功夫。我們從中可以看到色彩斑斕、極盡鮮活的民間生活圖景。皮影燈戲「三五件道具，/一個人轉換角色，/十指翻動春夏秋冬」，於是「一壺老酒醉了黃昏，/皮燈前攢動男女老少，/從長衫沿襲到時尚的T恤，/都好這口，很過癮」（《皮影燈戲》）。看完戲坐下來喝壺茶，手中杯盞里是茶，天地大杯里也是茶：「茶針遺落在小溪里，葉片舒展，/綠了所有流過這裡的水，/順手一捧，喝得滿嘴生津」（《西蜀香茗》）。獨樹一幟的是采耳，「我坐在小木凳上，閉上眼，/任憑挖耳師傅的擺弄，/滿世界的嘈雜就這樣被掏出來了，/耳根清凈」（《寬窄巷子》）。采耳的這份清凈，既是肉體的、也是心境的；至於另一些事情，既讓我們看到了死、更讓我們見證了生：「雜耍、跟斗、吹拉彈唱，/弔唁的人聞聲而來，/認識和不認識的，/只一句『節哀順變』，/就自娛自樂。//……披麻的戴孝的圍了過來，/誇上幾句好手氣。/一大早出殯的隊伍走成九條，/末尾的幺雞，/還後悔最後一把，點了炮」（《白喜事》）。

比圖景或具體內容更深一層的，是民間生活自身內蘊的氣質。書里有一首《成都話》，每次讀來忍俊不禁：「聽成都人說話要有耐心，/軟軟的成都話讓你急不起來。/……男播音員的成都話的確過分，/比女孩的粉還要粉。/我經常在車裡和他遭遇，/總要使勁拍打音箱，/抖一些粉落下來」；然而拍打歸拍打，開車的總歸還要開、粉言粉語的到老了還是粉，倒是「時間長了，成都話，/也聽出些日子的另情。」什麼另情？或許是「慢」，「裝得下天南地北的方言，/留得住行色匆匆的腳步，慢下來。/……擦肩而過就能合上節拍」（《寬窄巷子》）；或許是「艷」，「岸上的書聲翻牆出來，/燈紅酒綠里穿行，/跌落成不朽的閑言碎語。/……一襲裙裾撩起的強烈暴動，/九隻眼都閉上了」（《九眼橋》）；或許是與世俗邏輯相互調戲的、頗有幾分「齊物」之心的恬淡從容，「爵板與腳板，/四川話里沒有區別。/所以在清朝，/那些文武官員印製過的名片，/姓名、籍貫、學歷與官階，/都是真實的腳印。/……現在在老百姓那裡，/叫腳板街了。腳下的印，/比花哨的名片更接近真相」（《爵板與腳板》）。

這是由表及裡的「民間」，如同此前有評論者所說過的那樣，「還不僅僅是指對於城市的一般性的詩意描繪，而是詩中對於城市『血型』的詩意描繪，表明詩人對於城市和城市精神有一種深刻的理解和感悟。」而進一步講，作者乃是「以『心靈總態度』的融入和統攝，在日常生活與情趣的『及物』選擇中建構自己的形象美學，這種詩意的感知和生成機制本身，就隱含著與讀者心靈溝通的可能。」從這些詩句中，我們感受到了那種足可以消解宏大話語、滌盪權力及資本邏輯侵蝕的強大民間生活力量。甚至這種民間的情趣、民間的力量，已充分地浸透了梁平詩歌的語言方式本身。例如，《家譜》里常能看到那種或詼諧生動或暗藏鋒芒的諧音、雙關、及偷換詞性式處理：「馬在百家姓里，/也算是望族。/真武鎮上的馬，一蹄子撒野，/去了南洋，長褂短了，/辮子打盤藏進了瓜皮帽，/與馬尾不再混淆。/馬尾長在馬尾巴上，/姓馬的人，/站立行走江湖」（《馬家洋樓》）；「一個老人的獨秀，/遺落在中國革命的詞典里。/……紅院牆的紅，/比其他的紅更頑固不化」（《獨秀》）；「漳河一杯酒，/衛河一杯酒，/都是鄲酒買的單，/醉有應得」（《邯鄲的酒》）。又如，梁平的語言時常顯示出某種舉重若輕拂袖天下式的瀟洒，大詞小詞、長句短句，翻雲覆雨間切換自如：「告別了武當，/鄂西的山還在骨節里威武，/漢水蒸發的溫潤，/源自真武大帝修鍊的內丹，/針尖那麼一點，/得了道」（《丹江道茶》）。更重要的應是梁平詩句間隨處可見的「醉的語氣」：「邯鄲的酒，/杯舉一座城。/挾五千年燕趙雄風，/一仰脖，一口浩蕩，/文是一個醉，/武是一個醉」 （《邯鄲的酒》）；「宋河糧液開了封，/一條大河洶湧，/杯盞里注釋的汴京，/都是53度的現代漢語」（《邂逅一隻高跟鞋》）。巴赫金在討論中世紀民間文化時說，進食和飲酒能夠驅散恐懼，「並使話語獲得了自由……酒是從恐懼和虔敬的桎梏中解放了出來。『酒中的真理』是自由的、無畏的真理。」對梁平來說，那些寫酒的文字、那些充滿酒的氣質的語氣編排，同樣意味著具體而微的形式化民間。它們與狂歡有關、與自由有關、與飛翔有關、與在地有關，無畏而強蠻，又與醉眼朦朧中忽然清晰起來的自我心靈審視深刻地關聯在一起：「杯中之物，/物外的我，/都可能被一飲而盡」（《一條蛇與我等身》）。

（作者單位：中國作家協會創作研究部）

1.漢娜.阿倫特：《過去與未來之間》，王寅麗、張立立譯，譯林出版社2011年出版，第10頁

2 .周曉風 ：《區域文化與詩性寫作——梁平的一種解讀》，《當代文壇》2005年第6期

3 .羅振亞：《睿智而質感的思想言說——梁平詩集印象》，《文藝報》2018年3月28日

4.（蘇）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六卷：拉伯雷的創作與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的民間文化》，錢中文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25、3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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