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省級官員的全球化眼光

上外全球文明史研究所「中國對世界的認識：追問人類共同命運」學術研討會後趁興再作

清末省級官員的全球化眼光

——解讀張之洞的黃鶴樓名聯*

昔賢整頓乾坤，締造先從江漢起；

今日交通文軌，登臨不覺亞歐遙。

皮明庥著《一位總督·一座城市·一場革命——張之洞與武漢》（武漢出版社2001年版）首章以「締造先從江漢起」為題，終章末節專門介紹「張之洞在武漢的楹聯和書法」，說此聯為「武昌黃鶴樓聯並書刻於石」。作為專註武漢城市歷史數十年的大家，言其「書刻於石」應有根據。不過，清代最後一座黃鶴樓於1884年毀於一場大火，此前張之洞任湖北學政時為黃鶴樓題寫過不止一幅楹聯，但這幅楹聯從內容看寫作時間應該比較晚，「黃鶴樓聯」之名似有疑問。

馮天瑜著有多個版本的《張之洞評傳》，並主編過《黃鶴樓志》，在這個問題上堪稱雙料的專家。他先認同過此聯是黃鶴樓楹聯，以後又說是張之洞1907年奉調入京後為奧略樓（門生故吏為紀念其勛業而建造）所題（《武漢：白雲黃鶴的故鄉梅花綻放的江城》，《東方早報》2009年9月8日；《黃鶴樓打造高品質文化展示平台》，《長江日報》2011年10月10日），再後又說是張之洞1907年離任入京前在蛇山臨江處題寫（《「支點」說的歷史文化依據》,《湖北日報》2012年10月22日）。最後這個說法應該最合情理。

奧略樓曾經長期被誤認為黃鶴樓，有毛澤東1927年的名篇《菩薩蠻·黃鶴樓》為證。黃鶴樓故址所在，即武昌蛇山臨江處。黃鶴樓文名最盛，張之洞抒發豪情，雖眼前無樓未嘗不可以心中有樓。如果不拘泥細節，籠統地將這幅楹聯稱為黃鶴樓聯，應是無傷大雅、且有益於大雅。但是其寫作時間，本來是有助於理解內容的，可是看起來並沒有明確的記載，我們只能反過來根據內容來推斷了。

另外一個問題，現在這幅名聯至少有另外3個一字之差的版本。原張之洞與漢陽鐵廠博物館（現重建張之洞與武漢近代工業博物館）正門，以及紀念辛亥革命百年之際重張的黃鶴樓公園新大門，都將上聯中的一個字即「締造先從江漢起」中的「先」字改為「都」字，坊間還有另外2個版本改為「多」或「皆」字。孰正孰誤？這也可以通過完整解讀此聯的內容來說明。

關鍵詞：「昔賢」與「文軌」

所以，重要的問題是，張之洞的這幅楹聯到底在說什麼？皮明庥解讀說：「大有以武漢地區為切入點，謀求中華振興的勃勃雄心。」馮天瑜解讀說：「將江漢交會的武漢在全國的樞紐地位，從歷史縱深度和全球廣闊度加以界定。」不得不說，二位先生都遺漏了這幅楹聯中的關鍵詞進而偏離了張之洞的原意。

先說上聯。上聯的關鍵詞是「昔賢」，到底什麼意思？如果說是泛指，應該解釋不通，因為歷朝歷代稱得上整頓乾坤的帝王將相不知可以拉多長一個名單，但他們中的大多數恐怕都沒有到過江漢交匯處，更別說從此處開始大展宏圖了。換個思路，僅算清朝歷任湖廣總督者也有近百人，他們中間又有幾人政績具有全局性意義？非要這麼解釋，還嫌不夠，還要把「先」字改成「都」字或「皆」字，只能說蠻霸無邊。改成「多」字，似乎退讓了一步，也還是說不通。所以，「昔賢」不可能是泛指。

不是泛指，那麼就是特指了，特指誰呢？如果沒有可信的答案，也不好解釋。皮明庥說：張之洞雖託辭說「昔賢」締造江漢，真實的命意還是表白他自己在「治鄂」中的大志。也就是說「昔賢」並非實有所指（既不是泛指也沒有特指），而只是張之洞用以表白自己的託辭。

但實際上，「昔賢」是有明確指向的，答案就在張之洞的湖廣督署聯中：

北起荊山，南包衡岳，中更九江合流，形勝稱雄，吳頭楚尾一都會；

內修吏治，外肄兵戎，旁兼四裔交涉，師資不遠，林前胡後兩文忠。

此上聯說的才是武漢都會的中心地位，「吳頭楚尾」，明指長江中游地區，暗示吳地和楚地的全部即整個長江中下游地區，都可以輻射。上聯說地理，下聯說歷史，表示有林則徐和胡林翼這二位謚號皆為文忠的先賢可以作為學習榜樣。林則徐於1837-1838年任湖廣總督，時中國深受鴉片之害，而林在湖廣禁煙卓有成效，繼而受命為欽差大臣前往廣東，遂有名垂青史的虎門硝煙。胡林翼因與太平軍作戰得力而任湖北巡撫（1854年署理，1856年實授，1861年死於任上），死後清政府追贈總督（這點很重要，不然不能拿胡林翼入湖廣督署聯）。胡林翼胸懷大志，曾請人繪製《皇朝一統輿圖》（內有釣魚列島的專圖可以作為釣魚列島自古屬於中國的有力證據），他以湖北為基地全力支持湘軍鎮壓太平天國，是與曾國藩齊名的「中興名臣」。林則徐和胡林翼這二位文忠公的確是從在湖北有所建樹開始，進而出頭去收拾大局的，成為張之洞心儀的榜樣（張之洞的遺願是得文忠謚號而未成）毫不奇怪。此湖廣督署聯，或雲並非出自張之洞本人，只是很得他欣賞，但無論是哪種情況，都足以表示張之洞心跡。所以上聯「昔賢整頓乾坤，締造先從江漢起」是十足的寫實。

再看下聯，「今日交通文軌，登臨不覺亞歐遙」，自然是講張之洞本人的志向與功業，但具體為何？馮天瑜描述：「面對武漢三鎮林立的工廠和南北貫穿的鐵路」，張之洞草擬了這幅楹聯，「其自得之意溢於言表」。張之洞確實與鐵路有莫大的關係，1889年建議修築（北京）盧（溝橋）漢（口）鐵路為清政府採納，因此由兩廣總督調任湖廣總督，承擔修築該路南段之責，至1906年京漢鐵路全線正式通車，是中國第一條自建的幹線鐵路，張與該路修築相始終，是第一功臣。聯語中本沒有提及工廠，但張之洞為修築鐵路，創辦了中國第一家大型鋼鐵企業漢陽鐵廠，也屬相關事實。

不過，看到「文軌」二字，如果只想到了鐵路，應該屬於很嚴重的疏漏。中國傳統中，文軌並列，表示「書同文，車同軌」，雖然「交通文軌」是新用法，與同文同軌的含義並不完全相同，但「文」與「軌」可以分為二端並不因此而有變化。張之洞曾經抵制新名詞，這裡的「交通」也確實不是指代運輸方式的新名詞，而仍然是古代漢語的用法，指交往通達。由「不覺亞歐遙」的聯想推斷，「今日交通文軌」應該是指在「文」與「軌」二個方面與廣義的西方（包括日本）進行交流，更具體的含義，「軌」的方面無疑是引進了鐵路，「文」的方面則應該是指聘請了外國教習和派出了留學生。

揆之史實，張之洞雖然本人是科舉制度的極大受益者和中國傳統學術的大家，但在清末興辦新式學堂、派遣出國留學、廢除傳統科舉制度的教育興革大潮中，堪稱是推波助瀾的第一人，而湖北也是聘請外國教習最多、派遣留學生最多的省份，形成了請進來、走出去的雙向互動。張之洞也為此自鳴得意，1902年他編寫《學堂歌》稱：「湖北省，二百堂，武漢學生五千強。派出洋，學外邦，各省官費數不廣。湖北省，采眾長，四百餘人東西洋。」也就是說，此時湖北已派出留學生400餘人。研究認為，1905年湖北留日學生約1700人，佔全國比重達21%（蘇雲峰著《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台北1981年版，第471頁）。一般印象，清末十年間留歐（德、比、法、英）學生，也以湖北籍居多。

想到在日本和西歐有自己派出的成千上百的子弟，覺得這些地方並不那麼遙遠，這屬於心理感受。那麼實際的時空距離是不是也因為鐵路建設而有改觀呢？似乎可以往這方面設想。假定張之洞確實是在1907年書寫了這幅楹聯，這時京漢鐵路通車已有一年，山海關內外鐵路正好建成改名為京奉鐵路通車，日本搶奪控制的南滿鐵路經過改造也重新運營，再利用俄國控制的中東鐵路和西伯利亞鐵路，從漢口坐火車到莫斯科再到西歐，雖然還不現實方便，但確實已經可以想像了。不過，這不一定是張之洞的思考方向，也不符合那個時代的實際情況。一方面，俄國鐵路一直是不與標準軌接軌的寛軌，並無與歐洲其它國家接軌之意，其修建西伯利亞鐵路，只是在本國範圍內連接歐亞；另一方面，限於那個時代的技術條件，以鐵路連接亞歐並不比海路更有優勢。而張之洞的鐵路戰略也只是在中國範圍（以武漢地區為中心點）內的規劃考慮，在帝國主義大肆侵略和相互爭奪的背景下，更不會以與外國鐵路「接軌」為追求，避之尤恐不及。他所期望的「軌」方面的「交通」，應該還是引入西方的鐵路技術。

所以，「不覺亞歐遙」的真正含義也許是，張之洞認為，通過多年「交通文軌」的努力與實踐，其治下武漢地區的發展水平和現代化程度與日本和西歐的差距已經不是不可以克服和追趕了。這裡確實體現了張之洞的自得之情，雖說是登高望遠，實際視野也只不過武漢三鎮，但思緒卻可以遠到日本和西歐。

從「中體西用」到「交通文軌」

通讀全聯，感覺這裡面最值得品味的說法是「交通文軌」。

在中國傳統中，「文軌」是天下統一的象徵。這個傳統有二個來源：其一為《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統一後「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另一為《禮記·中庸》中所言：「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關於二者的先後關係眾說紛紜，這裡且不討論。實際上就所涉及的問題而言，二者是有區別的。作為秦統一後的舉措，與度量衡的統一一樣，「車同軌，書同文字」涉及的都是技術標準，而《中庸》所言的三項「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更像是泛泛而論、只具有象徵意義，因為最後一項「行同倫」可以有一定的標準但不可能是技術標準。以技術標準論，「書同文字」的涵義，乃是對漢字結構的規範，使漢字形體走向定形（俞偉超、高明：《秦始皇統一度量衡和文字的歷史功績》，《文物》1973年第12期）；「車同軌」，就是統一車軌距離，方便道路交通。如果是引申的意義，「書同文」可以指語言文字的統一，「車同軌」可以指交通運輸的開發與統一管理。不管怎樣，秦漢以後，「書同文，車同軌」的實際意義和象徵意義達到了統一，有時可以將「行同倫」擱置在一邊，而僅以「文軌」二字代表天下統一。

「文軌」之說，可謂古代中國長期統一歷史經驗的智慧結晶。這是因為，語言文字是信息、知識和思想的基本載體，廣義的交通既包括人與物的轉運也包括語言文字元號圖像的傳遞，這些恰恰是拉近廣泛分布的人類距離所必不可少的方式。所以我們可以說，這樣古老的中國智慧，對今天仍有啟迪，可以作為識別全球化路徑和進程的關鍵指標而予以借鑒。當然，我們這樣說，並非刻舟求劍，以為今天的全球化就是要做秦始皇2000多年前做的事情。實際上，當今世界主要的民族國家都有幾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形成與發展歷史，世界範圍意義上的主權國家體系，如果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算起有近百年歷史，即使從聯合國才開始算也有70多年歷史。面對這樣的現實情況，人類社會對「文軌」的追求，就不應該是相同，而是相通。這是因為，一方面，「文軌」相同雖然不是一定做不到，但要做到一定會付出極大而且是不必要的代價；另外一方面，以技術進步為支撐，「文軌」相通也完全可以達到「文軌」相同所要達到的效果。即以語言文字為例，今天若要在全球範圍內統一語言文字，所要支付的成本和代價以及必然造成的負面後果都是無法想像的，但可以預期的是，通過發展互聯網及機器翻譯技術，不需要統一語言文字，全世界人民之間也可以實現基本的溝通。

正是站在今天這樣的認識高度上，我們看到「交通文軌」這個表達，不能不為之驚艷，並且產生極大的興趣，去進一步探究百年前張之洞的思想與實踐。

張之洞所處時代的全球化形勢，就是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可避免地要使世界成為一個整體，誠如《共產黨宣言》所預斷：「資產階級，由於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於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採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裡推行所謂文明制度，即變成資產者。」

面對西方資本主義席捲全球的攻勢，擁有悠久文明傳統的中國也不能例外。甲午戰爭中國慘敗於日本之後，帝國主義列強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中國人因而深切地感受到「亡國滅種」的危機，發出「保國」、「保教」、「保種」的呼喊。在張之洞看來，此三事實為一體，而盛衰興亡的關鍵「其表在政，其理在學」，「今欲強中國，存中學，則不得不講西學」，但「講西學必先通中學，乃不忘其祖也」，於是在戊戌年針對當時所謂「圖救時者言新學，慮害道者守舊學，莫衷於一」、「舊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的形勢，撰寫了「內篇務本，以正人心；外篇務通，以開風氣」的著作《勸學篇》。百日維新期間，《勸學篇》得到光緒皇帝推重、下令廣為刊布，於是風行一時。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說：「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者，張之洞最樂道之，舉國以為至言。」大約針對這段史實。實際上《勸學篇》中只提及「舊學為體，新學為用」（「新舊兼學，四書五經、中國史事、地圖為舊學，西政、西藝、西史為新學，舊學為體，新學為用，不使偏廢。」）之後不久，張之洞決定將兩湖書院按照新式學堂改革，其奏報稱：「兩湖書院學習之大旨，皆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既免迂陋無用之譏，亦杜離經叛道之弊。」這才明確提及「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自此以後，張之洞就被貼上了一個「中體西用」的標籤。以張之洞及《勸學篇》的地位和影響，視他為「中體西用」論的代表人物，自然毫無疑義。反過來，以「中體西用」論為框架來分析張之洞的思想與實踐，也不無道理。一直以來，史家評論張之洞都沒有超出這個模式。但是僅以「中體西用」就可以為張之洞蓋棺定論嗎？鑒於張之洞本人在晚年以「交通文軌」來概括他自己的志向與功業，這確實是一個值得認真思考的問題。

「中體西用」與「交通文軌」同樣包含了學習與引進西方資本主義近代文明、學以致用的意願，這是二者的相通之處。但在當時的語境中，「中體西用」只是把西方近代文明當作中國固有文明的輔助與補充。孫家鼐所言：「中國創辦京師大學堂，自應以中學為主，西學為輔；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學有未備者，以西學補之，中學其失傳者，以西學還之。以中學包羅西學，不能以西學駕凌中學，此是立學宗旨。」西學的地位在中學之下，說得十分明確。拔高西學地位的表達，最多也就是認為西學對於中學是一種必不可少的補充、與中學可以等量齊觀，如梁啟超代總理衙門起草的《籌議京師大學堂章程》中說：「夫中學體也，西學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而「文軌」是涉及天下統一的根本大計，「交通文軌」就其實際來說，是中國學習西方而不是西方學習中國，上升到「文軌」這樣的高度，就是中國全面與西方文明接軌，這樣的內涵顯然就不再是「中體西用」這樣的框架可以容納。

義和團與八國聯軍侵華的庚子事變之後，中國面臨的形勢更為嚴峻，張之洞也不可能沒有變化。雖然其聯名的《江楚會奏變法三折》（實際主導清末新政）與《勸學篇》形神皆似，但這只是施政的權宜，並不代表張之洞的真實思想仍然停留在戊戌年的「中體西用」上。事實是，在此前與各省督撫及朝中大臣的商議中，張之洞已經明確指出：「環球各國大勢，孤則亡，同則存。故欲救中國殘局，惟有變西法一策。蓋必變西法，然後令中國無仇視西人之心；必變西法，然後可令各國無仇視華人之心；必變西法，然後可令各國無仇視朝廷之心。」又說：「蓋變法二字，為環球各國所願助、天下志士所願聞者，皆指變中國舊法從西法也。」而變西法，「精華談何容易，正當先從皮毛學起。」這些言論，足以證明他的真實想法是「以仿西法為主」。

有意思的是，新式學堂興辦不過幾年時間，「各學堂之經學徒為具文，經學實有淪亡之疑慮」，不得不設法保護了。而張之洞想到的辦法是開辦專門學堂來保存中國經史舊學，1904年，他將武昌經心書院改為存古學堂，是為首創，3年後，更建議向各省推廣。存古學堂「重在保存國粹」，但「與舊日書院積習絕不相同」，其理念實際上來自西方：「今日環球萬國學堂，皆最重國文一門。國文者，本國之文字語言、歷古相傳之書籍也，即間有時事變遷不盡適用者，亦必存而傳之，斷不肯聽其澌滅。至本國最為擅長之學術技能、禮教風尚，則尤為寶愛護持，名曰國粹，專以保存為主。凡此皆以養其愛國之心思、樂群之情性。東西洋強國之本源，實在於此。」（《創立存古學堂折》）

存古學堂無疑是鮮明的例證，但今日學者認為這是張之洞長期以來「中體西用」觀念的延伸，甚或認為這是張之洞自新返舊的退步標誌。這樣的觀察，首先有隻見樹木不見森林之嫌，實際上，按張之洞的想法，存古學堂每省只辦一二所而已，不僅不是主流，更不成比例（「若以新學為足救亡，則全鄂救亡之學堂已二三百所，而保粹學堂止此存古一所，於救亡大局何礙？」——這還是1904年即廢科舉前一年的數據）更重要的，存古學堂的「存古」與《勸學篇》所講的「存中學」在目標和方法上皆為不同。《勸學篇》所要保存的中學被視為「聖教」，所謂「今欲強中國，存中學，則不得不講西學」，「強中國」與「存中學」之間邏輯關聯（「國不威則教不循」），「今欲強中國」與「不得不講西學」之間邏輯關聯，但「講西學」與「存中學」之間並無直接關聯，所以還不算是直接以「講西學」的方式來「存中學」。但戊戌年尚有強國夢，庚子以後能想的只是挽救殘局，因此存古學堂所要保存的已經只是「古」，屬於傳統文化範疇了，而且是仿照西方理念以新式學堂來「存古」，真正是以「講西學」來「存中學」了。照此來看，存古學堂非但不能是「中體西用」的體現，反而更像是其反動。

簡而言之，庚子以後，張之洞的思想與實踐較之於戊戌年的「中體西用」均有突破，所以他以「交通文軌」作為表達，並不突兀。

「交通文軌」與「全盤西化」

張之洞從湖廣總督離任4年、去世2年後，武昌首義引爆辛亥革命，即有清朝權貴議論張之洞實為「禍首」；半年之後，孫中山考察武漢、遊覽奧略樓時則評論說：「以南皮造成楚才，顛覆滿祚，可謂為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就政治立場而言，張之洞從始至終維護清朝統治，所謂不言革命是也；但他的長期執政在積極的意義上為武昌起義的爆發與成功創造了條件（正反兩面皆有認可），所謂大革命家是也。對此反差，則有史家評論為：「事機湊泊，種豆得瓜。」（張春霆：《張文襄公治鄂記》）但按唯物史觀，資本主義因素的成長壯大為資產階級革命奠定物質基礎，本是正常的歷史規律，張之洞不言革命而有大革命家之實效，並非只是機緣巧合。

一個有趣的問題是：張之洞對自身的革命性有無認識？鑒於他以「交通文軌」作為表達，我們可以說他對此應該是有所認識的。因為「交通文軌」，雖然「交通」的方式可以是緩和、漸進的，不一定那麼急切，但結果一定是趨同的，而要達到與西方「文軌」趨同，中國必定要經歷巨大的變革。以此而論，「交通文軌」顯然具有相當的革命性質，原非「中體西用」可比。

張之洞的《勸學篇》面世不過一年，即受到何啟、胡禮垣著文批評，梁啟超也在《自由書》中斷言「中體西用」論沒有價值，「不三十年將化為灰燼、為塵埃，其灰其塵，偶因風揚起，聞者猶將掩鼻而過之。」恰巧30年後的1929年，胡適以英文討論「文化衝突」，有「全盤西化(Wholesale Westernization)」之說。數年後爆發的中西文化論戰，十教授發表《中國文化的本位建設宣言》反彈「全盤西化」論，而胡適則批評所謂中國文化本位建設實則清末洋務派、維新派「中體西用」論的翻版，可見「中體西用」論確實名聲不佳。但胡適也承認「全盤西化」的口號並不適宜，改之以「充分的世界化」。

一百多年來關於中西文化和現代化的討論，「中體西用」和「全盤西化」可以說是最吸引眼球的口號，而「交通文軌」則幾乎無人注意，1933年的華西協和大學新校歌首句「歐亞交通，文軌新同」可能是唯一的唱和。不過，「中體西用」與「全盤西化」可以說都不是合適的表達，也可以說這二者在本質上都是錯誤的。而相形之下，「交通文軌」，可以說既是合適表達，又是本質正確；而其優勝之處，或者說其最本質的特徵，在於它不是理論空談，不是口號文宣，而是長期實踐得出的認識，是對古代中國國家統一經驗的借鑒，是對近代中國學習與引進西方文明經驗的總結。對於當代中國的全球化主張，「交通文軌」，應該也有參考價值。

2018年春末寫於日內瓦小朗溪家中

*本文作者曾任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現為駐日內瓦自由學者。本文為原創首發，未經作者允許請勿轉載或作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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