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我一台相機，我就給你世界
《我死了》，Palesa Molahloe作品，1992年於南非
每個攝影師都與她的拍攝對象之間存在一種施受關係。而Wendy Ewald施與拍攝對象的東西則比絕大部分攝影師多得多。自1975年以來，這位來自美國的攝影藝術家便一直把攝影、行動主義，以及教育相互融合貫通，顛覆著大眾心目中關於創作和權威的觀念。這些年來，她曾搬到世界各地的農村社區小住，一住便是數月，甚至數年——墨西哥、摩洛哥、印度，以及荷蘭等國的農村她都去過——她奔波的目的就是教會當地的孩子使用相機。這些拍出來的黑白照片版權歸Ewald和她的學生共有，每個人的姓名也會出現在照片的標題中。
《我的傻表弟被打扮成了印度大師Sadhu Hari的模樣》，Kalu Rupsingh作品，1989-90年於印度。
這些照片通常都很有意思，同時也十分直白，但其中沒有一張是多愁善感的。Ewald鼓勵孩子們深入挖掘自己的夢境，於是，當孩子從睡夢中醒來時，眼前便浮現出了如格林童話般黑暗的幻象：殺死自己最好的朋友，或是看著兄弟被掩埋於柴堆之下。然而，真正令人感到不安的是這些奇思怪想中透露的現實。一個來自南非的白人小女孩在1992年拍下了一張照片，照片的主角是一位人行道旁的黑人男子。她給這張照片的批註是「我住的地方就這點不好」。
《我是一個脖子上纏著蛇的女孩》，Denise Dixon作品，1980年於美國肯塔基州。
《我是一個脖子上纏著蛇的女孩》是美國肯塔基州阿巴拉契亞女孩Denise Dixon於1980年拍攝的一張別具一格的自拍照片——照片中，我們可以看到，木質裝潢的房內，一個小女孩頂著一頭蓬亂的金色假髮，噘著嘴，脖子上圍著一條花紋蟒蛇——這張照片不難讓人聯想到美國著名女攝影師辛蒂·雪曼（Cindy Sherman），她的作品常以自己為主角（其實這張照片曾於1997年在惠特尼博物館的雙年展上展出）。
荷蘭女孩Miranda Plooij於1996年的攝影作品《圩田中的白天鵝》與美國女攝影師黛安娜·阿伯斯（Diane Arbus）《迪士尼樂園的城堡》里的天鵝有著如出一轍的詭譎。照片中，向來是「白毛浮綠水」的天鵝竟漂浮在黑色的草叢之中，一排輪廓成細圓齒狀的樹木分隔開天空和大地，使照片一分為二。
《圩田中的白天鵝》，Miranda Plooij作品，1996年於荷蘭。
Ewald的童年在美國密歇根州的格羅斯波因特度過，從那時起，她就已經開始攝影了。在她11歲時，她的媽媽為她買了人生中第一部照相機。1969年夏天，她高中畢業，來到加拿大的拉布拉多省，在當地因紐特族和米克邁克族孩子的一個日間夏令營做幫手，這些孩子本生在半游牧家庭，但從這一年開始卻得住在保護區里。這次經歷在Ewald心裡種下了日後讓攝影與其他元素相互融合的種子。
《Shata和洋娃娃的夢境》，Franklin Monnakqtla作品，1992年於南非。
《飛機要在我的頭上墜毀了》，Scott Huff作品，1978年於美國肯塔基州。
《這是我的新表弟，名叫Patrick》，Lucy Dias Semedo作品，1996年於荷蘭。
在大學期間，Ewald學的是攝影專業，學習如何成為一名真正的藝術家，而不僅僅成為一名紀實攝影師，她在麻省理工學院求學兩年，師從美國現代主義藝術家邁納·懷特（Minor White）。1975年，她搬到肯塔基州懷茨堡，拍攝自己的照片，Ewald在肯塔基州住了6年，她在這裡得出了以同情心為出發點的概念主義攝影理念。
《瞌睡蟲》，Luis Arturo González作品，1982-1985年於哥倫比亞
《跑在我母親後面的小雞》，Carlos Andrés Villaneuva作品，1982-85於哥倫比亞。
《這是我的表妹Miry，旁邊是為亡靈節準備的頭骨和水果》，Juan Jesús Murillo作品，1991年於墨西哥。
《魔鬼正在離開他的巢穴》，Reymundo Gómez Hernández作品，1991年於墨西哥。
《我的小妹正在祈禱》，Mounia Betioui作品，1995年於摩洛哥。
《驚喜！》，Suraya Beije作品，1996年於荷蘭。
《客廳擒賊》，Fatima el Farroudi作品，1996年於荷蘭。
《聖人Bhaataji把我的手砍掉了》，Dasrath作品，1989-90於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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