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理本」？何謂「國華」？
何謂「理本」？何謂「國華」？
安立志
（陳文龍雕像）
南宋時，我國科舉制度日臻完善，時人魏天應為幫助學子提高策論寫作水平，整理了一部文集，名曰《論學繩尺》，書中收錄了有宋一代著名試論，卷九有兩篇與陳文龍有關，一為《理本國華如何論》，一篇為《王道之端如何》。前篇署名陳文龍，後篇署名陳子龍。咸淳四年（1268）五月，「帝臨軒，對策試」，「擢公第一，狀元及第」。唱第之日，度宗改子龍為文龍，賜字君賁（《陳忠肅公年譜》）。由此推測，前文大約為陳文龍的狀元卷。
古代的省試與殿試，不同於今之高考，考生們久歷考場，大多已有相當的人生閱歷與社會經驗。因此，考場上的試論，往往可以反映學子在某一領域的觀點與抱負。陳文龍參加殿試時已37歲，他在試論中就「理本」與「國華」進行的論述，也大致反映了他對此類問題的相當思考。出於科舉的要求，任何話題的提出都要其來有自，此文也不例外，文章標題即出自中唐名相陸贄「以虛受為理本，以直言為國華」（《陸贄集》，中華書局，2006年，頁393）的著名論斷。
（中唐政治家陸贄）
陳文龍所論述的「理本」（唐代避高宗李治之諱，在國家「治理」問題上，往往諱「治」用「理」）與「國華」問題，實質上是探討如何處理君臣關係。從這篇論文可以看出，他把貞觀之治作為個人的政治追求，把聖君賢臣當作理想的政治模式，其政治思維仍然囿於皇權政治的窠臼。人們當然不會苛責陳文龍為什麼沒有提出比他早很多的西塞羅的國家說，人們也不會苛求陳文龍為什麼沒有提出比他晚一些的洛克的《政府論》，他只能在他生活的政治框架中思考問題。
最近微信圈流傳著一篇「微文」稱，古代中國歷史幾乎沒有「現代意義」，作者建議，少讀一點中國歷史，多了解一點世界文明。這個意思，魯迅先生在93年前曾經提出過（《華蓋集·青年必讀書》），作者舊話重提，自然有其道理。在這一背景之下，談論陳文龍的聖君賢臣理論，似乎不合時宜。然而，中國歷史作為曾經的存在，既有「好壞」、「善惡」的價值評價，更有「有無」、「真假」的事實判斷。何況，那篇微文談論的看法，也是作者通過閱讀中國古代歷史方才得出的結論。
在陸贄的語境里，「以虛受為理本，以直言為國華」，「虛受」即「虛心接受」，是對君的要求；「直言」即「直言進諫」，是對臣的要求。陳文龍將之表述為「心者，治之原；言者，治之精神。」（陳文龍時代，唐宋朝代相隔，已經沒有了「治」「理」有別的忌諱了）心者，即帝王之心；言者即臣下之言。皇帝能否虛心接受臣下的進諫（「虛受」），是國家治理之「原」（即「理本」），臣下能否對皇帝直言進諫（「直言」），則是國家治理之「精神」（即「國華」）。無論陸贄的「理本」與「國華」，還是陳文龍的「心原」與「精神」，圍繞的圓心只有一個字——言。陳文龍如此闡述言的重要性——「人主一心，言脈之通塞系焉！言脈之通塞，民之榮悴、國之休戚系焉！」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言脈」關乎「民之榮悴」、「國之休戚」，難道還不重要麼？然而，這「言脈」並不取決於臣下，倒是繫於「人主一心」，可見，「理本」與「國華」的份量是不一樣的。
陳文龍憧憬貞觀之治，「理本、國華如何？有知之者，太宗也。」他以典雅的句法闡述道：「千金可輕也，而不如卻鷹之一疏；明珠可賤也，而不如止獵之一奏；大寶易得也，而終不若瓊室瑤台之一箴。」李大亮、薛收、張蘊古的「直言」（國華），雖然可以喻為「千金」、「明珠」、「大寶」，但貞觀之治的締造，只能取決於李世民的「虛受」（理本）。「帝之所以華其國者何哉？言而已；帝之所以能容言者何哉？心而已。心其精神之主乎！」這就是說，「理本」主導「國華」，帝之「心」主導臣之「精神」，如同「直言」只能以「虛受」為前提，「賢臣」也只能是「聖君」的產物，沒有後者就沒有前者。剛剛踏上朝廷殿堂的陳文龍自然心中有數。正是通過這樣的事證羅列與邏輯推斷，他推導出這樣一個公式，「治道之精神在人言，治道之根本在君心。」陳文龍明白無誤地概括了皇權專制的核心。
陳文龍不無溢美地讚賞李世民，「真見其孜孜治道，真見其憂勤恐懼，真見其從善如流，……」正是從他推導的公式中，正是從他推崇的楷模里，人們清楚地知道，在皇權政治中，君主凌駕臣下，「理本」高於「國華」，臣下的「直言」以君主的「虛受」為轉移，才是皇權運行的真相。貞觀名臣魏徵最終向李世民說出了實話：「陛下導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龍鱗、觸忌諱也。」（《貞觀政要·論任賢》）由此可見，君主的「虛受」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臣下的「直言」，則是以君主的「虛受」為前提的。這樣的政治體制，顯然是君主專制；這樣的政治機制，顯然是「一言堂」。臣下的「直言」，唯有在君主「虛受」的情況下，才有「出口」的價值，而君主的言論，則體現為口含天憲，言出法隨。陳文龍沒有見過比他更早的古羅馬的廣場演講，也未經歷比他更晚的米利堅的討論制憲，在他有限的視野里，聖君容忍賢臣這已經就是千載難逢的盛世了。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陳文龍指出：「觀其言可以知其國，觀其國可以知其治，觀其治又可以知太宗之心。」這似乎是一個層次分明，邏輯清晰的分析思路。從言論空間觀察國家治理，從國家治理觀察帝王之心。在他的語境里，如果把「言」視為國家的言論空間，可謂大錯特錯，這裡的「言」只是君臣之間言論的容忍度，根本不及於民意的言論空間；他所說的「治」，只是皇權之下的統治秩序，千萬不要異想天開地當成民富國強、民豐物阜；即使是如此這般的「言」與「治」，也只能取決於帝王之心。而這個帝王是太宗還是德宗，是堯舜還是桀紂，是盛年的康熙還是孩童的同治，差距還是相當大的。在這個意義上，那篇不要學習中國古代歷史的微文並非毫無道理。
陳文龍在篇末有句：「德宗何如主也？」這顯然是對德宗的質疑性否定。其實，在文中，「強明自任，猜忌自信」，也帶有鮮明的批評性。而這一切，都是德宗根本不能「虛受」臣下「直言」的心理因素。帝王無視「理本」，臣下如何「國華」？陳文龍此篇以陸贄名言作引，在文章中，作者有意確立了兩個形象，一個是他推崇的形象——唐太宗，一個是他批評的形象——唐德宗。德宗一朝，政局動蕩，乘輿播遷，雖然前期體現了某種程度的勵精圖治，但其最終沒有擺脫信任奸佞，拒諫飾非的老路，大唐王朝終於由盛而衰，一蹶不振，窮途末路。
陳文中批評德宗朝政弊端的幾句話很精彩，「以頌美為奉職，以竊議為邀名，以深謀遠慮為駭眾。」這幾句話，不僅從根本上背離了陸贄「以虛受為理本，以直言為國華」的施政建議，其文句也是從陸贄的奏議中脫胎而來的。陸贄指出：「貪權竊柄者則曰：『德如堯舜矣，焉用勞神？』承意趣媚者則曰：『時已太平矣，胡不為樂？』有深謀遠慮者，謂之迂誕驚眾；有讜言切諫者，謂之誹謗邀名。」（《陸贄集》，頁380）當德宗自以為是，剛愎自用之際，朝廷之上瀰漫著一片阿諛奉迎之風，「德如堯舜矣，焉用勞神？」是佞上，奉承的是皇上本人；「時已太平矣，胡不為樂？」是媚時，吹捧是德宗時代。在這樣的氛圍中，「深謀遠慮」的，被視為「迂誕驚眾」，危言聳聽；「讜言切諫」的，被當作「誹謗邀名」，妄議朝廷。下面這幾句話，不僅是陳文龍上述論斷的母本，作為普遍的朝政與社會現象，只要有基本的古文基礎，只需仔細品味，都不難理解其中含義——「至尊收視於穆清，上宰養威於廊廟，議曹以頌美為奉職，法吏以識旨為當官，司府以厚斂為公忠，權門以多賂為問望。」（《陸贄集》，頁381）
陳文龍生不逢時，如果他生在貞觀年間，那麼，他將會廁身魏徵之列；如果他生在德宗一朝，他或許是陸贄第二。無論如何，他的思路無法跳脫聖君賢臣的政治思維，他依然會追求「理本」「國華」的皇權境界。然而，他從政之時的南宋政權，在蒙古鐵蹄之下，山河破碎，風雨飄搖，時勢使他成了一位與文天祥「隆名並峙」的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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