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王羲之《上虞帖》唐摹本說明
上海博物館現藏的王羲之《上虞帖》，是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徵集到的。關於此貼的真偽和它與《淳化閣帖》的關係，專業工作者之間頗有不同意見，今試述個人的意見如下。
此貼刻於《淳化閣帖》等諸帖中。明詹景鳳《東圖玄覽》，清安儀周《墨緣匯觀》續錄都曾提到，但原本的流傳，多少年來湮沒不彰，寂然不為人所知。
《上虞帖》為唐摹本，北宋內府舊藏，至今尚保存原裝。前隔水近帖的上端，有月白絹簽，宋徽宗書「晉王羲之上虞帖」七字，在絹簽下角和隔水及帖本身跨押朱文雙龍圓印騎縫印，隔水前押「御書」葫蘆騎縫印，帖之前下角與後上下角與前後隔水相接處，均押「政和」，「宣和」騎縫印，後隔水與拖尾相接處，押「政和」騎縫印，拖尾中間押「內府圖書之印」朱文大印。
除宋徽宗的題籤和印之外，在帖的前後上角尚有墨印半印，其文字雖有破損，尚可辨認是南唐的「集賢院御書印」，上述的「政和」印，正押在此墨印之上，帖的後下角，並有南唐的「內合同印」朱文大印。此貼在明代曾藏晉王府，有「晉國奎章」，「晉府書畫之印」等五印。後歸韓逢禧，有韓逢禧二印，韓為禮部左侍郎韓世能之子，家藏甚富。至清初為粱清標所藏，帖前後有「粱清標」等騎縫印，粱的原簽亦尚裝在帖前。旋歸宛平商載，商為嘉慶時翰林，任御史等職，至太平天國時，商之孫女將此帖縫諸衣衽自金陵逃出。後又歸大興程定夷，程曾為道員，收藏頗多。《上虞帖》的流傳始末，所可考見的大致如此。
北宋徽宗時內府所藏得法書，其裝潢是統一的格式，如晉陸機《平復帖》，晉王羲之《行穰帖》等，與《上虞帖》均為同一格式。
《上虞帖》為硬黃本，縱23厘米，橫26厘米，草書七行，
「得書知問吾夜來腹痛
不堪見卿甚恨想行復來
修齡來經日今在上
虞月末當去重熙旦
便西與別不可言不知
安所在未審時意云何
甚令人耿耿」
帖中大都是回答來書所問，其中提到的三個人，修齡是晉王導的從弟王廣之子王胡之的字，與王羲之為從兄弟。重熙是郗鑒之子郗曇tan的字，是王羲之的妻弟。按《晉書·王羲之傳》：「……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甞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為之序以申其志。」當時謝安也參加了這次宴集，時在晉穆帝永和九年癸丑（353年）。又按《謝安傳》：「初辟司徒府，除佐著作郎，並以疾辭，……復除尚書郎，瑯琊王友，並不起。吏部尚書范汪舉安為吏部郎，安以書距絕之。有司奏安被召，歷年不至，禁錮終身，遂棲遲東土。甞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與孫綽汎海……。」帖中所稱「不知安所在」，當為謝安在臨安山中與汎海之際，故其時王羲之不知謝安在何處。謝安屢舉不起，當時在朝士大夫頻有煩言，今又不知其所在，故云「未審時意云何」。
又按《王廣傳》：「……以胡之為西中郎將，司州刺史，假節，以疾固辭，未行而卒，」《資治通鑒》以王胡之為司州刺史事繫於晉穆帝永和十二年丙辰（356年），時謝安三十七歲，王羲之為五十歲。永和九年（353年）謝安在會稽，是《上虞帖》當在永和九年之後，十二年之前所書。
《宣和書譜》所載王羲之法書有「《得書帖》三，」而不載《上虞帖》。《淳化閣帖》中連續刻有《得書》三帖，《上虞帖》正是《淳化閣帖》的《得書》第三帖。看來宋徽宗為避免帖名的類同，因而題為《上虞帖》的。
論書畫鑒別，一些歷代的收藏印記，僅是說明書畫的流傳有序，並不說明書畫的真偽問題。因為書畫本身自有他的體貌，個性和時代風格在。而如一些古摹本，表達的是原作的精神面貌，至勾摹者的個性，風格等，則於此並無可尋。因此，僅能從摹本的整個面貌，久歷風霜的自然老態，來證明他的時代久遠，然而，時代的所謂久遠，究竟是五百年還是六百年，這一朝還是那一代，摹本本身就很難證明了。這裡，歷代的流傳印記，就起了一定的證明作用。《上虞帖》從他的行筆來看，不是出於書寫而是出於勾摹。他的久歷風霜的盎然古貌，雖昭示了它的時代久遠，北宋徽宗的金題和朱印，卻證明了《上虞帖》的重要流傳，而南唐的朱墨印記，更說明了它的流傳上限，還要前於「宣和」一百五，六十年，憑此流傳上限，證明《上虞帖》帖的勾摹時期，具有一段更以前的歷史，構成了它在南唐時的文物地位，這是《上虞帖》為唐摹本的特有證據。
同一時期的摹本有優劣，這是勾摹者的手段技巧問題，《上虞帖》以摹本的現象而論，遜於《萬歲通天帖》的王羲之書，這又與王羲之的原墨跡以及歷代的保護整修等問題分不開的，但以此帖的體勢的靈動綽約，豐肌秀骨，卻遠較於王羲之的《如何貼》為勝。
《上虞貼》與《淳化閣帖》中的《得書》第三貼，在字體方面有著明顯的相異之處，而《上虞貼》既久沒於塵埃之中，闃焉無聞於世，其突然出現，就引起了生疏的感覺，轉不似習聞於世的《淳化閣帖》為親密了。兩者既有相異之處，那麼，還有必要來考證《淳化閣帖》所據以摹刻的，與這本唐摹《上虞貼》究竟有無關係。
宋拓《淳化閣帖》號稱佳本的，一為明王鐸題為處拓上有清安儀周藏印，世稱臨川李氏本（下稱李本），一為宋拓王右軍書（清陸謹庭曾力辨此非宋拓而為南唐昇元帖，即澄清堂帖（下稱陸本）。試以李本與陸本為據。
《上虞貼》的現狀，有大小破損共十八字，而李本與陸本是一字不損的。然而即在李本與陸本之間，也並不一致（事實上，與各種《淳化閣帖》的翻刻本也都互相不一致），筆勢各異，出入頗大，孰是孰非，已經不可究詰，以之來鄭《上虞貼》，真所謂「刻舟求劍」了。然而有一個突出之點值得注意，即《上虞貼》中的「言」字，與李本，陸本的「言」字相異，而李本與陸本是相同的。李本與陸本的「言」字作四點，其第三第四點是屈曲相連的，而《上虞貼》的「言」字，第三點不作一點而直下與第四點相連。
《上虞貼》的「言」字，儘管與刻帖不同，其實並不奇怪，因為它清楚地並沒有錯，更不能構成別一個字，奇怪的是見於李本與陸本的王羲之「子嵩帖」，其中「不可言」的「言」字，李本的是清清楚楚各自獨立的三點，陸本的是清清楚楚的「之」字，三點或「之」字，究竟孰是孰非呢？活著竟是兩者都不對？「子嵩帖」的原本絕跡，證據已失，無可考核，然而同一個字兩帖竟有這樣大的出入，不免使人懷疑，刻帖的忠實性到底有多少？
明文徵明說：「世傳《淳化閣帖》為法帖之祖，然傳刻蔓衍，在宋已有三十二本，期間刻搨工拙，楮墨精粗，雖互有得失，而失真多矣。」王肯堂更進一步推論：「世以《淳化閣帖》為法書之祖，然皆王著臨書，非從真跡響搨雙勾者，何以知之？余見宋時御府所藏晉人真跡及唐摹右軍帖多矣，凡閣帖所在，僅得其彷佛，甚則並點畫形似盡失之，豈有摹脫真跡，而舛誤如是？」姑不論《淳化閣帖》初刻本之是否出於王著臨書，即以各種翻刻從帖到帖所經過的勾描鐫拓的重重難關，不要說對原本的忠實性，即對據以摹刻的拓本忠實性，也已說不上，它離原本更遠了。《上虞貼》與《淳化閣帖》之間的矛盾，不正是明證嗎？
如果抹殺了《上虞貼》的一切流傳證據，而必須服從《淳化閣帖》，因而認為是出於偽造，那麼，據以偽造的又是何物？它必然要以某一本《淳化閣帖》為依據，既然各種翻刻本中「言」字的四點分明，那麼，偽造《上虞貼》者怎麼對那個「言」字的四點獨偽造不出呢？刻帖要經過四道手續，而摹本對真跡比刻帖要親切而逼真，是顯而易見的，所以從來對摹本之佳者，稱為「下真跡一等。」
《上虞貼》王羲之的真跡，看來早已絕跡。否則，《上虞貼》的摹本，絕不會受到南唐的如此珍視，這是可以想見的。如果淳化刻帖時，王羲之的真跡尚在內府，那麼宋徽宗所珍視的應該是真跡，而決不會對這一唐摹本如此重視，加以如此的裝潢和題籤，這也是可以想見的。北宋蘇東坡曾說：「今官本十卷法帖（《淳化閣帖》）中，真偽相雜甚多，逸少部中，此最疏謬，余嘗於秘閣觀墨跡，皆唐人硬黃上臨本。」由此可見，北宋內府所藏的，就是這本《上虞貼》。由此可見，《上虞貼》正是《淳化閣帖》所據以摹刻的祖本。
明詹景鳳曾記：「右軍《上虞》，《思想》，《旦寒》，《嘉興》，《行穰》，《知西》，《氣力》七帖，皆墨跡，獨《思想》紙為蟲耗盡，而墨跡獨存，字字無恙，亦異數也，此為真跡，余皆唐摹之絕精者，獨《氣力》帖稍劣，殆宋人為之。」又說：「蓋字之妙，在波發，則刀筆所不能形象，昔人謂不見唐摹，不足與言知書，良然。」
《上虞貼》有韓逢禧藏印，詹與韓相熟，他所談到的《上虞貼》，當是韓處所見，可證詹所談的即現在的這一本，並認為是「唐摹之絕精者。」《上虞貼》從明萬曆到現在，又經歷了四百年，應該比現在要更完好是無疑的。
「嶧山之碑野火焚，栆木傳刻肥失真」，《淳化閣帖》的失真，又豈止在肥瘦之間而已，我們欣幸地見到了《淳化閣帖》所刻《得書》第三貼的祖本，將憑此來發現《淳化閣帖》的種種不忠實之處，而決不可能反以《淳化閣帖》來懷疑《上虞貼》。以《淳化閣帖》來懷疑流傳有據的《上虞貼》，是以據以翻刻的拓本來否定它的祖本，這樣的論證，是根本顛倒的。
-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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