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創新需借鑒經濟學創新理論原創與積累：中國人文學術如何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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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創新需借鑒經濟學創新理論

李伯重 | 北京大學人文講席教授

本文系作者2017年12月28日在第四屆思勉原創獎頒獎典禮上的演說，原載《探索與爭鳴》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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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重

編者按

原創與積累： 中國人文學術如何創新

學術創新是學術發展之靈魂，是中國學術獲得自我主張之必需，更是建構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與話語體系之關鍵。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提出：「面對新形勢新要求，我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還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比如，哲學社會科學發展戰略還不十分明確，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水平總體不高，學術原創能力還不強。」當代中國學人都有責任和義務去努力解決這些重要問題，他們也正在不斷做出有益嘗試。2017年12月，第四屆思勉原創獎頒獎儀式暨學術研討會在華東師範大學舉行，陳平原的《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李伯重的《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50—1850）》、倪梁康的《自識與反思》、鄧小南的《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劉躍進的《秦漢文學地理與文人分布》等5部作品榮獲第四屆思勉原創獎。本刊編輯部在此次思勉原創獎會議研討的基礎上，組織「原創與積累：中國人文學術如何創新」筆談，以期引發學界對新時代中國人文學術的創新與發展的進一步探討。

早在文字出現之前，人們就已經通過故事和傳說來記述之前的人和事，並以口耳相傳的方式傳播這些歷史記憶了，史學也因此有「人類的最古老的學問」之稱。今天史學仍然是一門任何人都不能輕視的學問。史學能夠存在幾千年，是因為這門學問具有強大的生命力，能夠不斷戰勝危機，繼續發展。而要戰勝危機和繼續發展，就需要創新。由於不斷創新，所以能夠與時俱進，而不致被歲月淘汰。本文就以史學的創新為題，談談對學術創新的認識。

在傳統時代，有「文史不分家」之說，著名史學著作往往也是文學名著。被魯迅先生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史記》就是一個典範。書中像「霸王別姬」這樣的場景，寫得有聲有色，威武悲慟，令人讀後難以忘懷。但這一事件是否屬實，後人卻無法求證，儘管司馬遷的史德、史識和史才是值得我們信任的。這種「文史不分家」的狀況，某種程度上給後現代主義者對史學的批評提供「根據」，他們把史學家和小說家等量齊觀，甚至說：「小說家編造謊言以便陳述事實，史學家製造事實以便說謊。」

要使史學擺脫這種困境，就必須使史學「科學化」。今天我們所說的史學，源於19世紀後期歐洲興起的近代史學。這種史學屬於人文學還是社會科學，學界一直爭論不休，不過越來越多的學者將其歸入社會科學的範疇，因此歷史科學國際委員會（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Historical Sciences，簡稱ICHS）這個國際歷史學界最大和最高的學術組織也以此為正式名稱。既然成為了科學，史學研究也就與依然屬於人文學的文學分道揚鑣了。

在中國，這種科學化的史學肇始於一個世紀以前梁啟超倡導的「新史學」。梁啟超在其《新史學》中，對「中國之舊史」進行了猛烈的批判。他說「重在一朝一姓興亡之所由」者，「謂之君史」；「重在一城一鄉教養之所起」者，「謂之民史」。中國舊史「則朝史耳，而非國史；君史耳，而非民史；貴族史耳，而非社會史」，以往「汗牛充棟之史書，皆如蠟人院之偶像」。為了改變這種不合理性，梁氏提出「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間全體之運動進步，即國民全部之經歷」，「錄全社會之作業而計其和」，用「普通民史」來取代「君史」。在史學方法方面，他提出史學必須借用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方法，「史學者，合一切科學而自為一科者也，無史學，則一切科學不能成，無一切科學，則史學也不能立」，在這「一切科學」中，「法律學，教育學，心理學，倫理學，兵政學，財政學，術數學，農工商學者」，是史學必須「兼及」者，而作為史學之「首重」和「總法」者，則是「政治學、社會學」。稍後傅斯年總結說：「現代的歷史學研究，已經成了一個各種科學的方法之彙集。」

這些思想，在中國都是前所未有的，它們的提出和實踐，是革命性的創新。其結果，導致了20世紀中國史學的巨大變革，由傳統史學演變為近代史學。梁啟超1903年發出了建立「新史學」的呼聲，接下去有胡適、傅斯年主導的實證主義的「新史學」和郭沫若、范文瀾等主導的馬克思主義「新史學」，後者演變為新中國的「革命化史學」。到了20世紀和21世紀之交，海峽兩岸都出現了新一波的「新史學」。《新史學》雜誌於1990年在台北問世，而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辦的《新史學》集刊也於2007年創刊。晚近興起的華南學派、新清史學派等，也是「新史學」運動的最新產物。

梁啟超

中國的「新史學」運動，是在西方的史學科學化浪潮的激蕩之下出現的。西方史學的科學化過程發軔於19世紀後期，經歷了整個20世紀。余英時對此做過一個總結說：「自十九世紀末以來，西方（英、美、法）史學主流便是要把它變成一種『科學』（即所謂『科學的史學』，Scientific History）。20世紀西方史學的流派多不勝數，但其中最有勢力的幾乎都企圖從不同的角度與層面把史學化為『科學』。……20世紀初葉美國『新史學』繼『科學史學』之後，其目的仍然是為了擴大史學的『科學化』，不過不是直接與自然科學接軌，而是與社會科學合流，而社會科學當然奉自然科學為最高的知識典範。這一潮流在美國發揚光大，至50、60年代而登峰造極。」從20世紀中後期到今天，這個「科學化」的進程更是在加速進行。

史學科學化的過程，表現為一波又一波「新史學」的出現。先前的「新史學」，不久即變成被批判的「舊史學」，而新出現的「新史學」隨後又變成了「舊史學」，可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後浪推前浪，形成了近代史學發展過程中連綿不斷的「新史學」運動。從19世紀後期蘭克（Leopold von Ranke）提出的「科學化歷史」（Scientific History），到20世紀初期羅賓遜（James Harvey Robinson）提出的「新史學」（New History），再到20世紀70年代勒高夫提出的「新史學」（Nouvelle Histoire），一波接一波地出現。每一波「新史學」，都認為現有史學存在重大缺陷，必須改進，必須進行「史學革命」。到了21世紀，更新的「新史學」仍然不斷出現，比如全球史、加州學派等。「新史學」之所以不斷出現，是因為大家深有同感：現在的史學不能為我們提供對過去的最好解釋，所以必須改進。而改進意味著新陳代謝，吐故納新。這個「新」是先前沒有的，需要創造，這就是創新。

創新是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201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費爾普斯（Edmund Phelps）在其《大繁榮——大眾創新如何帶來國家繁榮》一書中說：「一個民族的繁榮取決於創新活動的深度和廣度。」該書第一章《現代經濟體的活力之源》第一節即以《創新、活力與增長》為標題。創新不僅是經濟的活力之源，也是學術的活力之源。費爾普斯引用了德國19世紀著名數學家克萊因（Felix Klein）的名著《19世紀數學發展講義》（Vor-lesungenüber die Entwicklung der Mathematik im 19）中的一段話作為該書第一章的引言：「出色的生產率的秘密在於不斷發現新問題並掌握新規律，從而取得新結果、建立新關聯。如果沒有新觀念的湧現、新目標的設定，數學研究的內容就會枯竭，並很快在機械的邏輯證明中精疲力竭、陷入停滯。」因此科學必須要依靠創新。

熊彼特

那麼，什麼是創新呢？在西方，被稱為「創新之父」的著名經濟學家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提出的創新理論基本觀點如下：

第一，創新是生產過程中內生的。熊彼特說：「我們所指的『發展』只是經濟生活中並非從外部強加於它的，而是從內部自行發生的變化。」投入的資本和勞動力數量的變化能夠導致經濟生活的變化，但這並不是唯一的經濟變化。還有另一種經濟變化，這種變化不能用從外部加於數據的影響來說明，因為它是從體系內部發生的。這就是「創新」。

第二，創新是一種「革命性」變化。熊彼特作了形象的比喻：不管你把多少驛路馬車或郵車連續相加，也決不能得到一條鐵路。「恰恰就是這種『革命性』變化的發生，才是我們要涉及的問題，也就是在一種非常狹窄和正式的意義上的經濟發展的問題。」

第三，創新同時意味著毀滅。一般說來，「新組合併不一定要由控制創新過程所代替的生產或商業過程的同一批人去執行」。換言之，不是驛路馬車的所有者去建築鐵路，恰恰相反，鐵路的建築意味著對驛路馬車的否定。在競爭性的經濟生活中，新組合意味著對舊組織通過競爭而加以消滅，儘管消滅的方式不同。例如在完全競爭狀態下的創新和毀滅往往發生在兩個不同的經濟實體之間；而隨著經濟的發展，經濟實體的擴大，創新更多地轉化為一種經濟實體內部的自我更新。

第四，創新必須能夠創造出新的價值。熊彼特認為，先有發明，後有創新；發明是新工具或新方法的發現，而創新是新工具或新方法的應用。「只要發明還沒有得到實際上的應用，那麼在經濟上就是不起作用的。」把發明與創新割裂開來存在理論缺陷；但強調創新是新工具或新方法的應用，必須產生新的經濟價值，這對於創新理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第五，創新是經濟發展的本質規定的。熊彼特認為可以把經濟區分為「增長」（growth）與「發展」（development）兩種情況。經濟增長如果只是由人口和資本的增長所導致的，那麼就「沒有產生在質上是新的現象，而只有同一種適應過程，像在自然數據中的變化一樣」；經濟發展則不同：「我們所意指的發展是一種特殊的現象，同我們在循環流轉中或走向均衡的趨勢中可能觀察到的完全不同。它是流轉渠道中的自發的和間斷的變化，是對均衡的干擾，它永遠在改變和代替以前存在的均衡狀態」，所以「我們所說的發展，可以定義為執行新的組合」。

第六，創新的主體是「企業家」。熊彼特把以實現這種「新組合」為職業的人稱為「企業家」。企業家的核心職能不是經營管理，而是看其是否能夠執行這種「新組合」，只有實現了某種「新組合」時才是名副其實的企業家。因此「充當一個企業家並不是一種職業，一般說也不是一種持久的狀況」。熊彼特對企業家的這種界定，突出了創新的特殊性和創新活動的特殊價值。

熊彼特進一步明確指出「創新」包括以下五種情況：（一）創造新產品，或者具有原有產品所無的新特性的產品。（二）採用新生產方法。這種新方法是在有關的製造部門中尚未通過經驗檢定的方法，不需要建立在科學上新的發現的基礎之上。這種新方法也可以存在於商業上處理產品的新方式之中。（三）開闢新市場，這個新市場是某製造部門以前不曾進入的市場，不管這個市場以前是否存在。（四）控制原材料或半製成品的新供應來源，不管這種來源是已經存在的還是新創造出來的。（五）實現一種工業的新組織，比如造成一種壟斷地位或打破一種壟斷地位。

後人將他的意思歸納為五個創新，依次為產品創新、技術創新、市場創新、資源配置創新和組織創新。

熊彼特的創新理論，在一定程度上也適用於史學創新。首先，史學創新是史學研究內生的，不能寄希望於史學研究之外的力量來人為製造史學創新。其次，史學創新是一種「革命性」的變化，不能依靠原有的研究機制來進行創新。第三，史學創新意味著新陳代謝。「新史學」的不斷出現和發展，就是對「舊史學」中一些弊端的克服。第四，史學創新要重視新方法的發明，但更要重視新方法的應用，目標是創造出的產品具有新的價值。第五，史學創新要著眼於「發展」（即質變），而不是「增長」（即量變）。第六，史學家是進行史學創新的人，但是只有當他們把史學研究的各種新要素組合起來進行創新時，才能被稱為真正的史學家。

具體而言，史學創新的內容包括：史學必須為社會提供新的產品，以滿足社會對歷史知識的新需求；史學研究必須採用新方法；史學研究必須開闢新領域；史學研究應當開闢新的資料來源；史學研究應當採取新的組織方式，改變以前那種基本上是單兵作戰的傳統方式。雖然以上類比不一定完全符合史學創新的情況，但我覺得對於史學家們來說，這仍然是很有參考價值的。

1970年代中期，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邀請，時任英國歷史學會主席的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為教科文組織出版的《社會與人文科學研究的主要趨勢》（Main Trends of Research in the Social and Human Sciences，1978）一書撰寫了二戰後國際史學狀況的專門報告，該報告後來以「Main Trends in History」為題出版了單行本，該單行本的中譯本《當代史學的主要趨勢》也於1987年在中國出版。在該書中，他說：「近15至20年來歷史科學的進步是驚人的事實」，但是「根據記載，近來出版的90%的歷史著作，無論從研究方法和研究對象，還是從概念體系來說，完全在沿襲著傳統。像老牌發達國家的某些工業部門一樣，歷史學只滿足於依靠繼承下來的資本，繼續使用陳舊的機器」。由於這種情況，「歷史學已經到達決定性的轉折時期」。但是，「歷史學已經到了轉折時期這個事實並不意味著它必定會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也不一定意味著它有能力抵制住誘惑，避免陷入歧途」。造成這種狀況的最重要的原因，在於歷史學家「根深蒂固的心理障礙」，因為「當前在歷史學家當中的一個基本趨勢是保守主義」，即「歷史學家不會心甘情願地放棄他們的積習並且對他們工作的基本原理進行重新思考」。

因此，要使史學獲得生存發展，使這個學科受到社會的敬重，就一定要創新。在我的研究專業經濟史中，凱恩斯和哈耶克都說得很清楚：新創意是經濟史的推動力。沒有這個推動力，史學研究自然會落入巴勒克拉夫所說的狀況。

討論什麼是創新之後，接著的問題是史學研究怎樣創新。

凱恩斯有一句名言：「主宰這個世界的是思想而非其他。」創新首先就是思想的創新，所以費爾普斯說：「任何創新都既涉及新事物的原創（概念構思和開發），又涉及其試點應用。」但是，提出新思想從來都是少數偉大思想家和學術天才之所為，絕非一般人能夠問津。那麼，對於大多數史學工作者來說，怎麼才能在史學研究中進行創新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還必須回到熊彼特的創新理論。

如前所言，熊彼特認為先有發明，後有創新；發明是新工具或新方法的發現，而創新是新工具或新方法的應用。由此來看，發明並非大多數人可以做到的，但是把他人發明出來的新方法、新工具運用於自己的工作中，卻是大多數人可以做到的。

按照熊彼特的理論，史學創新，必須採用新方法，開闢新領域，發現新的資料來源，採用新的組織方式，目的是為社會提供新的產品，以滿足社會對歷史知識的新需求，在此基礎上，「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即「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

史學研究的三大基本要素是史料、方法和問題意識。在今天，這三大要素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新事物爆炸性地出現，令人目不暇接。

首先，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史料發生了巨大變化。一個例子是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保存的清代歷史檔案，總數約1200餘萬件（冊），其中完好或比較完好、能夠提供社會利用的約1000餘萬件（冊），殘破或嚴重殘破、暫無法提供利用的約200餘萬件（冊）。在能夠提供利用的1000餘萬件檔案中，漢文檔案有800餘萬件（冊），滿文檔案約200餘萬件（冊），還有蒙文、藏文、維吾爾文、托忒文等少數民族文字及英、日、俄、德、法等外國文字的檔案。這些檔案是研究清史的第一手資料，史料價值不言自明。從1925年起，經過近80年的整理，對所存完好和比較完好的檔案進行了分類、整理、組卷，大部分編製了案卷級目錄，少量編製了文件級目錄。

近20年來，又開始對重要卷宗檔案逐件著錄、拍照掃描，現在共編製各種檢索目錄1400餘冊，並公布出版各類檔案150多種，1270多冊，3.8億多字。但是由於各方面的原因，對於清史學者來說，這些資料中的絕大部分依然無法使用。到了2005年底，該館正式啟動《清代檔案文獻資料庫》重點檔案文獻數字化項目，採用最新信息技術和古籍數字化技術，有計劃、分步驟地將這批文獻整理出來，最終將建成最具規模的清代檔案文獻專業資料庫。首批成果《大清歷朝實錄》和《大清五朝會典》已推出。這樣，即使遠在異國他鄉也可以通過網路查閱和使用這些資料，從而使得清史研究可以使用的史料數量驟然「暴增」了許多倍。

民間數據公司開發的歷史資料庫也在飛速發展。其中北京愛如生公司研發製作的「中國基本古籍庫」，分4個子庫、20個大類、100個細目，精選先秦至民國歷代重要典籍，總計收書1萬種，單庫全文超過17億字。目前愛如生公司已陸續推出包括中國近代報刊庫、中國方誌庫、中國譜牒庫、中國類書庫等在內的大型資料庫14個；包括四庫系列、別集叢編系列、歷代碑誌系列、地方文獻系列等在內的9個系列共82個專題資料庫；包括明清實錄、永樂大典、四部叢刊等在內的數字叢書庫50個，還有「原文影像版數字原典」產品8個「、全文檢索版拇指資料庫」9類1000個產品。北京時代瀚堂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瀚堂典藏》分為古籍資料庫、近代報刊、民國文獻大全三大主體部分。全庫共包含有15000多種古籍，25000種民國報紙期刊，近4000萬條記錄，漢字總量超過40億。湖南青蘋果數據中心有限公司提出創建「華文報刊文獻資料庫」計劃，將從清朝嘉慶年間至今200年的4000種報刊中挑選1/10進行數字化，形成擁有4000億漢字和4億篇文章的海量歷史文獻庫。

除了這些過去我們不知道或者無法利用的「新」史料外，即使是那些已經知道或使用過的「舊」史料，由於有了新的研究方法和問題意識，今天也可以成為「新」史料，即如「古史辨」運動領袖顧頡剛所說：「有了一種新的眼光再去看書時就滿目是新材料了。」因此，今天我們能夠看到的史料，在數量上是以往學者能夠看到的多倍。它們持續大量出現，對於史學研究來說是史無前例的。借用熊彼特的話來說，這是一個新的「生產要素」。這個「新生產要素」的出現，被年鑒學派第三代領袖勒高夫稱為「資料革命」。他說：「歷史學今天正經歷著一場『資料革命』，這一革命與新史學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其次，在方法方面，20世紀史學也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梁啟超倡導史學革命，原因之一是中國傳統史學「徒知有史學，而不知史學與其他學之關係」。因此「新史學」研究應當「取諸學之公理公例而參伍鉤距之，雖未盡適用，而所得又必多矣」。從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中借用方法，成為近代史學「科學化」的基本特徵。

在今天，史學研究的新方法層出不窮。就經濟史研究而言，吳承明說：「按照諾斯的說法，目前用於研究經濟史的經濟理論不外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等等。」他進一步指出：「具體而言，在中國經濟史研究中可以利用的經濟學方法，特別值得重視的有經濟計量學方法、發展經濟學方法、制度經濟學方法（也可稱社會學方法）、區域經濟史方法，等等。」他後面說到的都是20世紀後半期興起的新方法。這些新方法出現後，都引起了範圍、程度不等的「革命」，即巴勒克拉夫對計量方法的評價所言：「就方法論而言，當代史學的突出特徵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是所謂的『計量革命』。」這裡要強調，正如吳承明的經驗之談，「就方法論而言，有新、老學派之分，但很難說有高下、優劣之別」；「新方法有新的功能，以至開闢新的研究領域；但就歷史研究而言，我不認為有什麼方法是太老了，必須放棄」；「我以為，在方法論上不應抱有傾向性，而是根據所論問題的需要和資料等條件的可能，作出選擇」。這樣，各種方法都擺在我們面前，可以選用的方法就更加豐富了。

第三，從問題出發，是社會科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特徵。波普爾（Karl Popper）提出「社會學的技術方法」，即從問題開始，提出理論和假設，通過批判檢驗和消除錯誤，最終達到社會改革和改良的目的。從問題開始，就是所謂「問題意識」。

問題意識是史學研究三大要素之一。年鑒學派學者費布里（Lucien Febvre）說：「提出一個問題，確切地說來是所有史學研究的開端和終結。沒有問題，便沒有史學。」只有有了問題意識，才能去尋找史料和方法，開展研究，因此另外一位年鑒學派學者菲雷（Fran?ois Furet）說得很清楚：「不是史料決定研究方法，而是研究方法決定史料。」宋史學家劉子健（James Liu）則指出：「余英時說『史無定法』，研究歷史的題材不同，自然沒有一成不變的方法，所以更妥貼地說應當是『史采佳法』，因題制宜。再更大膽地說是『因問求法』，如同科學家做實驗一樣不斷嘗試終可能走出一條路來。或許有人懷疑應當先有方法再尋問題。這不對，應先有問題意識，再去嘗試並強調『學問』的『問』。」

一個人的問題意識，是其所處的時代和環境所決定的。全球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說：「我們每一代人都需要重寫歷史，因為每個時代都會產生新問題，探求新答案。」這些新問題是各個時代特有的，是人們所處的客觀環境作用於主觀的產物。正如一個人不可能用雙手拉著自己的頭髮使身體脫離地面一樣，沒有人能夠超越客觀條件而先知先覺，提出與所處時代完全無關的問題。史學家也是這樣，因此每一代史學家都會面對他們的前輩所不曾面對的問題，從而產生他們自己的問題意識。

史學家希爾（Christopher Hill）說：「每一代人都要重寫歷史，因為過去發生的事件本身沒有改變，但是現在改變了，每一代人都會提出關於過去新的問題，發現對過去都有一種新的同情，這是和他們的先輩所不同的。」而哲學家和史學家克羅齊則說：「當生活的發展逐漸需要時，死歷史就會復活，過去史就變成現在的。羅馬人和希臘人躺在墓穴中，直到文藝復興歐洲精神重新成熟時，才把他們喚醒……因此，現在被我們視為編年史的大部分歷史，現在對我們沉默不語的文獻，將依次被新生活的光輝照耀，將重新開口說話。」

在今天，中國和世界都處在一個大變化的時代，這個時代給我們提出了無數的新問題。為了解決這些新問題，尋求新答案，我們需要從歷史中汲取智慧。因此，今天史學研究中的新問題超越以往任何時代。注意這些問題，帶著對這些問題的關注去看歷史，就有了新的問題意識。80多年前，中國史學家顧頡剛說道：「現在用了新的眼光去看，真不知道可經開闢出多少新天地來，真不知道我們有多少新的工作可做。」在今天，情況更是如此。

有了新史料、新方法和新問題意識，史學創新的基本要素都具備了。在史學研究中，一位真正的史學家（相當於熊彼特說的真正的企業家）所要做的，就是把這些要素組合起來，形成一種過去沒有的新組合。這樣，就可以生產出能夠滿足社會新需求的新產品，從而造成史學研究的創新。

對於每一個史學工作者來說，如果明白了如何創新，那麼進行創新就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工作了。一個廚師，有了新的食材、新的烹調方法和新的菜式，不管使用其中哪一種，都可以做出新的美味，如果把這三者或者其中任何兩種組合起來，他製作出的美味就更是無人能及。新的美味就是創新。史學研究的創新，從根本道理上即是如此。因此，這是每個「有心人」都可以做到的，儘管各人成就不同，但都是創新。如果史學研究能夠出現「萬眾創新」的局面，那麼我們的史學園地就會生機勃勃。40多年前，「年鑒學派」第三代領袖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在談到史學危機問題時說：「我們希望繼續存在的發展，靜止等於死亡。」靜止就等於死亡，沒有創新就意味著史學的死亡，而今天史學創新的條件比過去任何時代都好，我們史學工作者所要做的，就是以創新為己任，抓住這個有利時機，積極創新，大膽創新，使得我們的史學研究取得更大的成就。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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