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堂小說大師課，一份高階讀者閱讀指南
納博科夫1950年代在康奈爾大學等高等學府講授歐洲文學，其後以這些講稿為基礎整理編輯成《文學講稿》（以及《俄羅斯文學講稿》）出版。
彼時正逢新批評理論在西方文評界盛行，納博科夫以注重文本分析（有時具體到了幾乎逐字逐句講述的地步）、獨特的藝術觀和批評方法，豐厚的語言和文學修養，昆蟲學研究訓練出的邏輯性和嚴謹風格，使《文學評論》成為運用新批評理論對作家和文學作品具體研究的典範之作。他以簡潔明晰的語言、深入淺出的方式，極為鮮明地表達他對作品的看法，同時從文本而非觀念出發，細緻地捕捉和藝術特點，點明作品在藝術上成功的原因。
文學講稿 導言
約翰? 厄普代克
弗拉基米爾? 納博科夫出生於一八九九年，生日與莎士比亞相同。他的家庭是聖彼得堡的一戶富裕的貴族。實際上，他家族的姓氏可能出自阿拉伯文中與此詞同根的「nabob」一詞，這個姓氏是十四世紀時由韃靼王子納博科? 穆爾扎帶入俄國的。十八世紀以來，納博科夫家族的成員一直出任軍界及政界中的高級官員。我們這位作家的祖父德米特里?尼科拉耶維奇是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和三世的司法大臣；其子弗拉基米爾? 德米特里耶維奇放棄了可能在宮廷里任職的前途，卻以政治家和新聞記者的身份參加了那場註定要失敗的俄國立憲民主的鬥爭。這位富有戰鬥精神的勇敢的自由主義者於一九八年被捕入獄，被關押了三個月。然而他一如既往，依舊將他和他的小家庭的生活維持在上等社會的奢侈水平上：他們或住在他父親在聖彼得堡上流社會的海軍部大樓地區蓋的那幢市內宅第，或住在鄉間別墅維拉，這幢別墅是他的妻子作為嫁妝的一部分，從極其富有的娘家魯卡維什尼科夫家族帶過來的。弗拉基米爾是他們的第一個活下來的孩子。他的弟弟妹妹們證明說，他從父母那裡得到的愛護和關心是最多的，無人可及的。他年少早慧，活潑而有生氣，兒時多病但後來體格強健。他家的一位友人還記得，他是一個「身材細長、比例勻稱的少年，生著一張富有表情、充滿生氣的臉，一雙追根問底的慧眼，眼中總閃著嘲弄人的火花」。
弗? 德? 納博科夫是一位有些親英的人，他的子女不僅學習法文，還學習英文。他的兒子在回憶錄《說吧，記憶》中自稱：「我在能夠閱讀俄文之前就學會閱讀英文了。」他還記得小時候那「一連串的英國保姆和家庭教師」，以及從不間斷的、有趣的盎格魯–撒克遜手工製品：「各種各樣好吃好玩的東西從涅瓦大街上的英國店鋪里源源不斷地來到家中：水果蛋糕、鼻鹽、撲克牌、拼圖遊戲、帶條紋的運動茄克、滑石粉色的網球。」在這部《文學講稿》里所提及的作家當中，狄更斯可能是他最早接觸的一位。四十年之後，納博科夫在給埃德蒙?威爾遜的信中這樣寫道：「我父親是一位狄更斯專家。有一陣子，他大段大段地對我們這些孩子朗讀狄更斯的作品，當然是英文本的。」「也許當我還是一個十二三歲的孩子時……在鄉間別墅度過的陰雨連綿的夜晚里，他對我們朗讀《遠大前程》，使我後來從精神上抵制重讀狄更斯。」是威爾遜在一九五年將他的注意力轉向《荒涼山莊》的。納博科夫曾對《花花公子》的一位採訪記者談起他在少年時代所閱讀的書籍：「在聖彼得堡度過的十歲到十五歲之間的五年時間裡，我所讀過的英文、俄文和法文的小說及詩歌肯定比我一生中任何一個其他五年當中都讀得多。我特別欣賞威爾斯、坡、布朗寧、濟慈、福樓拜、魏爾倫、蘭波、契訶夫、托爾斯泰，以及亞歷山大?勃洛克。對於另一個層次的作品，我的英雄人物是斯卡利特? 平珀乃爾、菲利斯? 福格和夏洛克? 福爾摩斯。」這後一類作品可以有助於說明為什麼納博科夫在他所講授的歐洲經典作品的課程中，包括了斯蒂文森的《化身博士》，他選擇了這個維多利亞晚期的霧氣繚繞的哥特式作品儘管很讓人驚訝，但講稿卻是十分引人入勝的。
那位身體強壯、一直受到懷念的家庭教師「法國小姐」，在小弗拉基米爾六歲的時候就來到納博科夫家居住。她用流暢的語調向她的學生朗讀法國小說（「她那纖細的聲音極快地讀著，從不減弱，從不停頓，也從不出錯」），雖然《包法利夫人》不在她開列的書單上。「我們讀了所有的作品：《蘇菲的煩惱》、《八十天環遊地球》、《小
東西》、《悲慘世界》、《基督山伯爵》，以及其他許多。」毫無疑問，《包法利夫人》是家中藏書之一。一九二二年在柏林一家劇院里，弗?德? 納博科夫被毫無意義地殺害了，這之後，「一位和他一起騎自行車去黑森林旅行的同學把《包法利夫人》寄給我的寡居的母親。我父親當時一直把這本書帶在身邊。書的襯頁上寫著『法國文學中一顆卓絕無比的珍珠』—這個評價至今仍然適用」。此外，在《說吧，記憶》中的另一處，納博科夫提到他閱讀描寫美國西部人的愛爾蘭作家梅恩?里德的作品時的歡喜心情，並提到梅恩筆下一位被圍的女主人公手裡拿著長柄眼鏡：「後來我發現，那個長柄眼鏡在包法利夫人手裡，然後安娜? 卡列尼娜又拿了它，再之後它成為契訶夫筆下那位有叭兒狗的女士的財產，並且被她丟在雅爾塔的碼頭上。」他大約是在什麼年紀首次閱讀福樓拜研究通姦的經典作品的，對此我們只能加以猜測，可能年紀並不大。他第一次閱讀《戰爭與和平》時才十一歲，那是「在柏林，我們那套昏暗的洛可可風格的公寓里，門窗對著黑暗潮濕的後花園，花園裡長著落葉松，我坐在土耳其式沙發上，落葉和書中的格言一起，永遠保留在書頁中間，就像一張舊明信片」。
就在十一歲這一年，一直只在家中由家庭教師教育的弗拉基米爾，被送進聖彼得堡一所相對而言還算進步的鐵尼塞夫學校。在那裡，老師指責他「不適應環境，『好表現自己』（主要是在俄文作業里處處點綴上英文和法文字眼，這些字眼是我自然而然想到的），以及拒絕使用洗手間里又臟又濕的手巾和打架時用指節擊人，而不像俄國職業拳擊手用拳頭的下側像打耳光那樣揮拳」。鐵尼塞夫學校的另一位名叫奧西普?曼德爾斯塔姆的男學生，稱那裡的學生是「小苦行者，專為孩子們辦的修道院里的小修道士」。俄國文學的學習重點是中世紀俄文： 拜占庭的影響，古代的編年史，接下來是對普希金的深入學習，及至果戈理、萊蒙托夫、費特、屠格涅夫。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在教學大綱之列。至少有一位教師給這位年輕的學生留下了強烈的印象：弗拉基米爾? 希皮厄斯，「一位儘管有點深奧但卻是第一流的詩人，我極為欽佩他」。十六歲時，納博科夫收集出版了一本他自己創作的詩歌集，希皮厄斯「把一本詩集帶到課堂里來，對我所寫的那些最為浪漫的詩行進行激烈的嘲笑挖苦（他是一個生著紅頭髮、精力旺盛的人），引起大多數同學狂歡般的起鬨」。正當納博科夫的世界土崩瓦解的時候，他的中級教育結束了。一九一九年，他的家庭成員都成為流亡者。「我和弟弟被安排去劍橋上大學，我們得到的獎學金不是對才智的承認，更多的是對政治磨難的補償。」與在鐵尼塞夫學校的學習很相似，他學俄國文學和法國文學，還踢英式足球，寫詩，和數位年輕小姐談情說愛，而且一次也未曾光顧大學圖書館。在對大學生活的散亂回憶里，他記得有一個同學「彼?姆猛地衝進我的房間，帶來一本剛剛從巴黎走私來的《尤利西斯》」。在《巴黎評論》的一次訪問記中，納博科夫說出了這位同學的姓名，他叫彼得? 姆洛索夫斯基；並承認說，直到十五年之後，他才把那本書讀完，那時他已「極其喜愛它」。三十年代中期，他和喬伊斯在巴黎見過幾次面。喬伊斯還曾參加過一次納博科夫的朗讀會。這位俄國人是臨時頂替一位生了病的匈牙利小說家的，聽眾是一群稀稀拉拉、成分雜亂的人：「令人難忘的安慰來自這樣一幅奇觀：喬伊斯坐在匈牙利足球隊員當中，交叉雙臂，眼鏡片閃著微光。」另一次不吉利的會面是在一九三八年，他們兩人與其共同的朋友保羅和露西? 雷昂夫婦一起吃飯。納博科夫沒有記住他們談話的內容，他的妻子薇拉回憶說：「喬伊斯詢問俄國『蜂蜜酒』（myod）的確切成分，每個人的回答都不一樣。」納博科夫懷疑作家間的這類社交聯繫，並在他早期給薇拉的一封信里，詳細描述了傳說中喬伊斯和普魯斯特間唯一一次毫無成果的會面，是怎樣被描寫得走了樣。納博科夫是在何時首次閱讀普魯斯特的？英國小說家亨利?格林在回憶錄《打起行李》中寫到二十年代初期的牛津：「所有的人都裝作關心優秀文學，懂法文的人都知道普魯斯特。」劍橋好像也一樣，儘管大學生納博科夫對他的俄羅斯人身份已經著迷到了無法擺脫的程度：「我害怕由於異國的影響而失去或玷污我從俄國帶出來的唯一財產—她的語言，這種恐懼變得極為可怕……」在一九三二年，當他首次同意由里加報紙的一名記者刊登訪問記的時候，他否定了在柏林居住的數年給他的作品以任何德國影響的暗示，他說：「談談法國的影響更為恰當：我喜愛福樓拜和普魯斯特。」
儘管納博科夫在柏林居住了十五年之久，按照他本人對語言的高標準，他從來沒有學習德文。「我說德文和閱讀德文的能力都很差」，他對里加的來訪者這樣說。三十年後，在為巴伐利亞廣播公司拍攝電影訪問記時，他詳細地談到了這個問題：「初到柏林時，我被一種莫名的恐慌所困擾，唯恐學會了流暢地講德文，就會以某種方式給我的珍貴的俄文根基帶來缺陷。事實上，我生活在一個封閉的俄國流亡者的圈子裡，接觸的是俄國友人，閱讀的全部是俄文報紙、雜誌和書籍。我對當地語言的唯一侵擾是那些客套話，即和我的房東或女房主，以及買東西時必須說的那套常規語言：我想要一點火腿肉，等等。當時我沒有學好德語，現在頗感遺憾，這種遺憾出自文化角度。」然而，他在少年時代已經接觸了德文的昆蟲學著作，他的第一項文學成就是為一位俄國的音樂會歌唱家將海涅的幾首詩譯成克里米亞語。在他的後半生里，在懂德文的妻子的幫助下，他核對他本人作品的德文版本，並在他關於《變形記》的講稿中大膽地改進薇拉和埃德溫?米爾的英文譯本。在他的那本頗具卡夫卡風格的小說《斬首之邀》的譯本前言中，他宣稱在一九三五年創作這部作品之前，他沒有讀過卡夫卡的作品，對此是沒有理由表示懷疑的。一九六九年，他對英國廣播公司的採訪者說：「我不懂德文，因此，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之前，當卡夫卡的《變形記》在《新法蘭西評論》上登出之前，我無法閱讀他的作品。」兩年後，他對巴伐利亞廣播電台說：「我像讀荷馬和賀拉斯的作品一樣讀歌德和卡夫卡。」
在這部講稿中，納博科夫講到的第一位作家是他最後選中的題目。通過《納博科夫—威爾遜通信集》（哈波及羅出版公司，一九七八年）可以較準確地了解這件事的前前後後。一九五年四月十七日，納博科夫在康奈爾給艾德蒙?威爾遜寫信，當時他剛剛在康奈爾大學開始學術生涯：「明年我要開一門『歐洲小說』課（十九及二十世紀）。你會建議教哪些英國（長篇或短篇）小說家？我起碼得講兩位作家。」威爾遜馬上回信說：「關於英國小說家：依我之見，兩位無可比擬的最偉大的（喬伊斯是愛爾蘭人，故不在此例）小說家是狄更斯和簡? 奧斯丁。如果你沒有重讀過他們的作品，設法重讀一次。讀狄更斯的晚期作品《荒涼山莊》和《小杜麗》。簡?奧斯丁的作品值得全部重讀一遍—即使她的小作品也是出色的。」五月五日，納博科夫回信道：「謝謝你對我的小說課提出的建議。我不喜歡簡，事實上，我對所有的女作家都抱有偏見。她們屬於另一類作家。怎麼也看不出《傲慢與偏見》有什麼意義……我準備用斯蒂文森代替簡?奧。」威爾遜反對道：「你對簡? 奧斯丁的看法是錯誤的。我看你應該讀《曼斯菲爾德莊園》……我認為她是六位最偉大的英國作家之一（其他五位是莎士比亞、彌爾頓、斯威夫特、濟慈和狄更斯）。斯蒂文森是二流作家。我不懂你為什麼這麼喜歡他—儘管他確實寫過一些相當優秀的短篇小說。」而納博科夫則一反其個性，繳械投降了。他在五月十五日寫信道：「我已經讀了一半《荒涼山莊》—速度很慢，因為我必須為課堂討論作許多筆記。了不起的作品……我已經搞到一本《曼斯菲爾德莊園》，我想我也會在我的課上用它。感謝這些極其有益的建議。」六個月後，他帶著幾分欣喜給威爾遜寫信：
「我想就你曾建議我和學生討論的兩本書作一個期中彙報。關於《曼斯菲爾德莊園》，我要學生閱讀書中人物提到的作品：《最末一個行吟詩人之歌》的前兩個詩章，庫珀的《任務》亨利六世》的幾個段落，克雷布的故事《分離時刻》，約翰生的《好閑者》數篇，布朗關於《一斗煙》（對蒲柏的模仿）的通信的幾個片段，斯特恩的《感傷旅行》（整個「大門—無鎖」的段落出自這裡，以及燕八哥等），當然還有英奇博爾德夫人的那個無與倫比的譯本《情人的誓約》（一聲尖叫）……我想我所得到的樂趣比我的全班學生所得的還多。「
在初到柏林的幾年裡，納博科夫靠教授五門互不相干的課程維持生活：英文，法文，拳擊，網球和詩體學。在流亡生活的後幾年裡，他在柏林和布拉格、巴黎、布魯塞爾等流亡者集居的中心舉行公開朗讀會，所賺的錢比他的作品在俄國銷售所賺的還多。因此，正是由於他缺乏高級學歷，當他一九四年來美國時，他對以講師職位作為收入的主要來源並非毫無準備，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洛麗塔》出版。一九四一年，他在韋爾斯利學院首次發表了內容多樣的系列文學講座，其中包括《關於讀者的幾個確鑿事實》、《流放的世紀》、《俄國文學的奇異命運》，以及此書附錄收入的《文學藝術與常識》。
一九四八年以前，他和他的家人住在坎布里奇（在克雷吉廣場八號，這是蒙特勒城的豪華旅館在一九六一年允許他永久居住之前使用最久的地址），他的時間則分別用在兩項學術職務上：韋爾斯利學院的永久講師，以及哈佛大學比較動物學博物館的昆蟲學研究員。在這些年當中，他工作極為努力，曾經兩次住院治療。除了把俄文語法的成分一點一滴地灌輸到年輕姑娘的頭腦里和思考蝴蝶的生殖器的細微構造之外，他也在將他自己塑造成一名美國作家。他出版了兩部小說（有一部是在巴黎用英文創作的），一本關於果戈理的古怪而機智的書，以及在《大西洋月刊》和《紐約客》上刊登的短篇小說、回憶錄和詩歌，這些作品充滿獨創性和熱忱，引人注目。對他的英文作品表示讚賞的人數不斷增加，莫里斯?畢曉普是其中之一。這位輕鬆詩歌的鑒賞家是康奈爾大學拉丁語系語言系的系主任。他發動了一場將納博科夫從韋爾斯利學院招聘過來的成功運動。納博科夫在韋爾斯利的講師職位既不安穩，報酬也不高。根據畢曉普的回憶《納博科夫在康奈爾》（《三合一季刊》，一九七年冬季號，第十七期；納博科夫七十壽辰專輯），納博科夫被授予斯拉夫語副教授職務，先講授「俄國文學的中級閱讀課以及高級專題課，通常是普希金，或者是俄國文學的現代主義運動……由於他的俄文班人數必然很少，甚至少到不起眼的程度，他便又被指定講授一門英文課：歐洲的小說大師」。按照納博科夫的話，第三一一 —三一二號文學課素來以諢號「臟文」著稱，這「是一個遺留下來的笑話： 這個諢號被用來描述我的前任的講課。這個憂傷、耐心、貪杯的傢伙對作者的性生活比對他們的作品更感興趣」。
羅斯? 韋茨斯蒂昂是一個曾經聽過這門課的學生，他為《三合一季刊》的專輯寫了一篇回憶老師納博科夫的深情文章：「納博科夫總是將『r』發成捲舌音，他說：『擁抱全部細節吧，那些不平凡的細節！』」他的嗓音就像貓舌頭的那種帶倒刺的舔吻。這位老師堅持說每個譯本都有改動，總要在黑板上畫一個古怪的圖，然後裝出一副懇求的樣子，要學生們「精確地臨摹我畫的這個圖」。他的口音使全班半數的學生把他說的「簡練的」記成「劇前的」。韋茨斯蒂昂得出這樣的結論：「納博科夫是一位了不起的老師，這不僅因為他把這門課教得很好，而且還因為他善於舉例說明問題，並能激發起學生對這門課的極大興趣和喜愛。」另一位聽過第三一一—三一二號文學課的學生回憶了納博科夫在開學時總要說的話：「座位都已經排了號。我希望各位選好座位，不再更換。這是因為我想把你們的名字和你們的相貌聯繫起來。大家對各自的座位都滿意了嗎？很好。不說話，不吸煙，不編織，不讀報，也不要睡覺，看在上帝的分上，請記筆記。」考試之前，他會說：「一副清醒的頭腦，一份試卷，加上墨水和思考，簡寫熟悉的姓名，例如包法利夫人。不要用修辭掩飾無知。除非有醫生的證明，否則任何人也不得上廁所。」他是一個熱情洋溢、熱心教學、富有感染力的老師。我本人的妻子曾經是納博科夫最後教的、即一九五八年春秋兩個學期的那班學生中的一個；這之後，《洛麗塔》使他突然富裕起來，他就此告假，一去不復返。她被他深深地吸引了，有一次她發著高燒去聽課，課後馬上就被送進了學校醫院。「我覺得他能教會我如何讀書。我相信他能給我足以讓我終身受益的東西，而事實確是如此。」直至今日，她仍然不能認真閱讀托馬斯?曼的作品，而且絲毫也沒有放棄她從第三一一 —三一二號文學課上學到的主要教義：「風格和結構是一部書的精華，偉大的思想不過是空洞的廢話。」
即使是納博科夫為數極少的得意門生，也會成為他的惡作劇的犧牲品。當我們的拉格爾斯小姐還是二十歲的溫柔姑娘時，一次下課後，她走回教室，在一堆散扔在那裡的標著「預考」的試卷中尋找她的答卷。她沒有找到，最後不得不走到老師面前。納博科夫高高地站在講台上，過分專註地收拾著講課稿，似乎沒有注意到她。她說了句「對不起、打擾您」了，然後說她的答卷好像不見了。他彎下腰，揚起眉毛：「你叫什麼名字？」她告訴了他，然後他就像變戲法一樣，突然從背後拿出她的答卷。答卷上批著九十七分。他告訴她：「我想看看天才長什麼樣。」隨後他冷靜地上下打量她一番，她滿臉通紅。這就是他們談話的內容。順便說一句，她並不記得這門課被叫作「臟文」。在校園裡，這門課被簡單地稱為「納博科夫」。
在他退休七年之後，納博科夫帶著複雜的感情回憶他的教學生涯：
「我的教學方法妨礙我與學生之間的真正接觸。他們最多不過是在考試時還給我一些我的思想……我曾試圖通過在大學廣播中播放我的講課錄音來重現我在講台前的形象，但這只是徒勞。另一方面，我深為欣賞在我講課的某一時刻，從課堂的此處或彼處熱心的人群中，傳來表示讚賞的輕輕笑聲。我所得到的最好報償，是那些在十年或十五年之後給我寫信來的學生，他們在信中說，他們現在明白了，當時我給他們上課時，要他們設想一下翻譯錯了的愛瑪?包法利的髮型和薩姆沙家中房間的布局等是什麼用意……「
從蒙特勒豪華旅館遺留下來的五厘米長、三厘米寬的卡片上可以見出，他不止一次地在接受採訪時允諾，出版一本以在康奈爾大學講課的講稿為基礎的書，但是（由於他正在寫作其他著作，如帶插圖的論文《藝術蝴蝶》、小說《勞拉的原型》），直到一九七七年夏天，當這位偉人逝世的時候，這項計劃仍然懸而未竟。
現在，這些講稿已經精彩地收集在此了。它們依然帶著課堂的氣息，這種氣息一經作者本人修改便可能被刪去。無論以前聽說過或是讀到過多少關於這些講稿的情況，誰也無法預言它們所顯示的那種引人注目、統帥一切的教學熱情。那些年輕人，那些女性聽眾，集合在一起，聆聽教員那急切而熱烈的講話。「和這班同學一起研習，我的聲音源泉與你們的耳朵花園之間互動特別愉快。這些耳朵有的傾聽著，有的緊關著，大多數具有很強的接受能力，少數幾個則僅僅是擺設，但是所有的都頗通人情，神聖不凡。」我們常常會聽到大段的朗讀，就像小弗拉基米爾?弗拉基米諾維奇聽他的父親、母親和法國小姐給他朗讀一樣。在閱讀這些引文的時候，我們必須想像朗讀者的音調，那富有感染力的低沉的話語所帶來的愉快，以及這位後來雖已謝頂、身材魁梧，但過去卻曾是一位運動員的教師的戲劇才能，他繼承了俄國人華麗的口語表達的傳統。在書中的其他地方，文字的抑揚、閃光的機智、嘲弄，以及令人興奮的細緻分析俯拾皆是，這是一種清澈流暢的口語散文，毫不費力便已經才氣四溢，並常常充滿了隱喻和雙關語：在遙遠而線條分明的五十年代，對於康奈爾那些幸運的大學生們來說，這種對不可抗拒的藝術感受力的表現是多麼的令人眼花繚亂。作為文學批評家，納博科夫在英語世界中的聲望是建立在他對普希金的作品頗費功力的不朽譯介，以及傲慢地對弗洛伊德、福克納和曼的不予考慮之上，這一聲望如前所述，也受益於這些豐富而耐心的正確評價所提供的證據。這些評價涉及廣泛，從他對簡?奧斯丁「帶笑靨的」風格的描寫、他對狄更斯的嗜好的衷心的認同，到他對福樓拜的對照法所進行的虔誠的細緻解釋，以及他以可愛而又可敬的態度把喬伊斯那繁忙但分秒不差的時間上的同步展示出來—就像一個男孩子第一次拆開手錶時所表現的那樣。納博科夫很早以前就不斷地從精密科學中獲取快樂，他在燈光照耀下消磨在顯微鏡檢查上的極樂時刻延續到他對《包法利夫人》中關於馬的主題以及對布盧姆和代達勒斯兩人相連的夢境的精妙描繪。昆蟲的鱗翅目使他超於常識世界之上，在這個領域裡，蝴蝶後翼上的「一個大的眼狀斑點模仿著一滴液體，這一模仿盡善盡美，達到不可思議的程度，以至於一條橫穿翅膀的線條在其通過的精確部位也微微有些移位」，在這個領域裡，「當一隻蝴蝶不得不扮成一片葉子時，不僅一片葉子的所有細目都得到了美妙的表現，就連被蠐螬咬破了邊兒的洞的斑紋也被模仿得淋漓盡致」。然後，他向他所從事的藝術以及其他人所從事的藝術提出一個額外的要求：要具有善於模仿的魔力或矇騙人的雙重性，在超自然、超現實這兩個價值下降的詞的根本意義上來說，這一要求是超自然、超現實的。當缺乏這種無償的以及非凡的、非功利的閃光品質時，他就變得既苛刻又急躁，並用暗示缺乏特徵以及缺乏生氣所獨有的單調言語來說：「對於我來說，許多得到公認的作家根本就不存在。他們的姓名被雕刻在空洞的墓碑上，他們的作品都是虛設之物……」然而，只要他確實發現了這種閃光的東西，心靈受到了震顫，他的熱情就會遠遠超出學術範圍，使他成為一位富有靈感、鼓舞人心的老師。
這些講稿情趣橫溢地展現在讀者面前，絲毫不隱諱它們的成見和觀點，因此不需要進一步的介紹。五十年代強調個人的位置，藐視公眾事物，只感受脫離一切的單純的藝術效果，信仰新批評理論，即全部基本信息都包含在作品本身之中，因此，較之以後的六七十年代，五十年代對於納博科夫的思想來說，是一個更為情趣相投的活動場所。但是，無論何時，就其將現實與想像的藝術相割裂的程度而言，納博科夫的方法似乎都是激進的。「實際情況是，偉大的小說都是了不起的神話故事—這個系列講座中的小說則是最了不起的神話故事……在一個孩子邊跑邊喊狼來了、狼來了，而他後面根本沒有狼的那一天，就誕生了文學。」但是，叫喊狼來了的孩子惹惱了他的部落，人們聽憑他死去。另一位鼓吹想像的祭司是華萊士?斯蒂文斯，他卻能夠這樣宣稱：「如果我們想準確、系統地闡述詩歌理論，我們就會發現有必要考察一下現實的構造，因為現實是詩歌的主要出處。」然而，對於納博科夫來說，現實只是騙術的一種形式和外衣：「所有偉大的作家都是大騙子，而頭號騙子大自然也是一樣。大自然總是欺騙。」認識生活所帶來的平凡樂趣，實實在在的事物所具有的率直的長處，在他的美學中幾乎都不被注意。對於納博科夫，世界這個藝術的原材料本身就是一件藝術產物，他似乎在暗示，一部傑作僅僅以藝術家那帝王般威嚴的意志行為，便可以幻想般、魔術般地在薄薄的空氣中編織出來。然而，《包法利夫人》和《尤利西斯》一類的作品洋溢著反抗的熱情，這種熱情和操縱一切的意志與大量的、平庸的實際問題同時並存著。我們對自身肉體和命運的了解、憎惡以及賦予它的無用的愛，與都柏林和魯昂那些變了形的場景連接在一起；然而，在其他作品中，例如《薩朗寶》和《芬尼根的守靈夜》，喬伊斯和福樓拜屈從了好夢想的、花花公子的本性，完全沉浸在他們的業餘癖好中。在熱情地閱讀《變形記》時，納博科夫反對格里高爾?薩姆沙的庸俗的資產階級家庭，把這個家庭稱為「包圍天才的平庸之輩」，他不承認，正是在卡夫卡的辛辣的中心，格里高爾是多麼需要、多麼喜愛這些也許愚鈍、但也生動鮮明的世間凡人。在卡夫卡內容豐富的悲喜劇中無所不在的矛盾心理，在納博科夫的信條中卻毫無地位，儘管在藝術實踐中，《洛麗塔》這類的作品充滿了這種矛盾心理，而且都是通過觀察而得到的細節，並多得令人咋舌—用他本人的習慣用語來說，是「經過選擇、分類，並且滲透全書的感知資料」。
在康奈爾度過的歲月是納博科夫的多產時期。到達康奈爾之後，他完成了《說吧，記憶》。就在伊薩卡的後院里，他的妻子阻止他燒毀《洛麗塔》中那些艱難的開頭部分，此書在一九五三年才完成。《普寧》中那些愉快的故事全部是在康奈爾寫成的，為翻譯《葉甫蓋尼?奧涅金》，他進行了大量的研究，研究工作主要是在康奈爾大學的圖書館中進行的，而康奈爾大學本身則在《微暗的火》中的大學環境裡面得到了充滿感情的表現。人們也許會想像，他從東部海岸向內地遷移兩百英里之後，夏天常常去遙遠的西部遊覽，這使他對收養他的「可愛的、信任他的、夢幻般的巨大國度」（引用亨伯特之語）更加依戀。納博科夫初到伊薩卡時已經快五十歲了，他有充分的理由在藝術創作方面才力枯竭。他曾經兩次被流放，一次是被布爾什維克主義從俄國趕出來，一次是被希特勒從歐洲趕出來。然而他卻用相當於正在死亡的語言，為正在無情地消失的流亡讀者們創作了一批才華橫溢的作品。在定居美國後的第二個十年里，他竟然給美國文學帶來了一種全新的冒險精神和炫耀精神，幫助恢復了它天生的幻想氣質，也給他自己帶來了財富和國際聲譽。猜想一下五十年代初期，他為了準備講課而必須重讀一遍這些作品的情景，每年講課時所重複的勸告和重溫的陶醉，以及它們給納博科夫的創造力所帶來的飛光流彩般的優美，將是令人愉快的。還有，去到他在這些年裡創作的作品中查一查奧斯丁的優美，狄更斯的生動活潑，以及斯蒂文森的「令人沉醉的可愛味道」，都是如何使納博科夫本人的那種無與倫比的風格更增添了一番風韻的，也將給人帶來愉快。他有一次承認說，他特別喜愛的美國作家是梅爾維爾和霍桑，很遺憾他從來沒有在課上講過他們。但是，我們應該感到喜悅，因為那些已經印刷成書、有了永久形式的講稿就收集在此，而且另一卷也即將問世了。這些眺望七部名作的彩色窗口，就像「彩窗上五顏六色的圖案」一樣具有美化作用：正是通過這種窗口，孩提時代的納博科夫在夏季住宅的走廊上，一面聆聽著朗朗的讀書聲，一面凝視窗外的花園。
上海譯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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